我在防空洞第一次聽到耶和華這名字

帕沃爾·科瓦日自述

在密集轟炸期間，我們幾乎無法逃進臨時防空洞；由於轟炸越來越頻密，防空洞也在震動，一個跟我同囚的人大聲禱告：「耶和華啊，請救救我們！為了你的聖名，求你拯救我們！」

這件事發生在1945年1月8日，當時我是個戰俘，在奧地利的林茨市。我們大約有250人躲在那個防空洞裡，後來全部都倖免於難。當空襲過後，我們離開防空洞，眼前所見，盡是滿目瘡痍。那個真誠的禱告，雖然不知道是誰說的，卻一直深印在我腦海裡。在講述我後來怎樣認識耶和華之前，讓我先簡略說說我的背景。

1921年9月28日，我在斯洛伐克西部克拉內村附近的一幢房子出生，當時那個地方隸屬捷克斯洛伐克。爸媽是基督新教徒，對宗教很認真。爸爸每逢星期日早上，都拿出家裡的聖經來朗讀，而媽媽和我們四個小孩則留心聆聽。可是，我記不起爸爸有沒有提過耶和華這個名字。我們居住的地區，民風純樸。雖然我們擁有的不多，卻感到滿足。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爆發，當時人心惶惶，許多人對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苦難，還記憶猶新。1942年，我被徵召入伍，在斯洛伐克軍中服役。斯洛伐克雖然名義上跟德國站在同一陣線，但1944年8月，有人嘗試恢復民主統治，變革最終失敗了。之後，數以千計的斯洛伐克士兵被捕，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被押解到受德國控制的地區，最後轉送到林茨附近的居森，被關進那裡的一個營房，這個營房隔鄰就是惡名遠播的毛特豪森集中營。

 成為戰俘

我們被安排到位於居森、離聖格奧爾根村不遠的飛機廠工作。我在那裡的鋸木間幹活。我們的糧食並不足夠，到了1945年1月，由於納粹德軍在所有戰線上節節敗退，我們所得的糧食配給便進一步削減。惟一的熱食就只有一點點的湯。每天早上，都有工人從毛特豪森的主營來到，那些太虛弱而不能工作的戰俘，往往會給守衛活活打死。之後，同囚的人會把屍體拋到貨車上，送去焚化。

雖然生活艱苦，我們卻相信戰爭會很快結束。1945年5月5日，就是文章開頭所說的密集轟炸之後的四個月，我醒來發覺四周一片混亂，於是跑出院子看看。所有守衛都溜掉了，槍枝堆在一處；閘門完全打開，還可以看見草坪另一邊的集中營，獲得自由的囚犯都從集中營裡蜂擁而出。隨著解放而來的，是殘酷的報復。那些殺戮的情景到今天依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囚犯們向卡朴斯報復，把他們活活打死，卡朴斯就是那些跟集中營的守衛狼狽為奸的犯人。許多時，卡朴斯的所作所為比納粹警衛更殘酷。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囚犯把一個卡朴斯打死，當時他大聲喊叫：「卡朴斯殺了我的父親，父親和我本可在這裡活下去，但兩天前卻給他殺了！」到了那天黃昏，草坪堆滿了幾百具卡朴斯和其他囚犯的屍體。後來，我們在離開集中營前，再巡視了營地一遍，仔細看看那些行刑工具，特別是一個個的毒氣室及焚化爐。

認識真神

1945年5月底，我回到家裡。我在防空洞聽到的名字耶和華，我的父母不但知道，而且還已經成為耶和華見證人。回家後不久，我認識了奧莉加，這個女孩很關心屬靈的事。一年後我們便結了婚。她對聖經真理的熱誠，推使我要加深對耶和華的認識。新上台的共產政權在1949年禁制我們的傳道工作。在禁制令實施前，我和奧莉加及另外五十多個弟兄姊妹在一個大會裡受浸，浸禮是在皮耶什佳尼鎮的瓦赫河舉行。那時，我和奧莉加已有兩個女兒，一個也叫奧莉加，另一個叫弗拉絲托。

揚·塞賓弟兄經常來我家作客，並經常跟我一起傳道，他來這裡是為了幫助我們重新組織二次大戰後的傳道工作。共產黨對我們的迫害雖然越來越猛烈，我們卻依然繼續傳道。我們審慎低調地向人講論聖經真理，這樣我們很快就建立了許多聖經研究。塞賓弟兄離開我們的地區後，我和妻子繼續幫助這些人學習聖經。後來在大會裡，我們經常跟這些我們很疼愛的學生重聚，還有跟他們的兒子、孫子相見。我們為此感到多麼喜樂！

特別委派

到了1953年，許多在傳道工作上帶頭的見證人都被關進監獄。因此，上帝的組織派我 照料離我家150公里外的地區的傳道工作。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做完了世俗工作後，我便乘火車由瓦赫河畔新城往斯洛伐克中北部的馬丁。我在那裡教導人學習聖經，一直工作到晚上。到翌日，是星期天，我用整天時間繼續教導人。晚上，我乘火車返回瓦赫河畔新城；通常我到達時已是午夜，幸好那裡有一對年長的夫婦，招待我在他們家裡留宿。第二天早上，我便直接上班。當天，我下了班才返回位於克拉內條村的家，到達家門時已是星期一的晚上了。週末我不在家的兩天，奧莉加會悉心照顧兩個女兒。

1956年，我獲邀成為分區監督，負責探訪分區裡的會眾，在屬靈上鼓勵弟兄姊妹，強化他們。由於不少勝任的弟兄都給關進監裡，我覺得自己責無旁貸。我和妻子深信耶和華必會給我們一家所需的扶持。

根據共產黨的法律，所有公民都必須上班工作，那些無業的人，政府會視他們為寄生蟲，把他們送進監獄。因此，我需要繼續從事世俗工作。每月有兩個週末，我會跟家人一起共渡快樂時光，包括分享屬靈的事；而另外的兩個週末，就會在分區內探訪六群會眾的其中一群。

雖受到禁制，仍印製書刊

分區監督有責任安排聖經書刊供應給區內的各群會眾。起初，雜誌主要是人手抄寫或用打字機複製的。後來，我們獲得《守望台》的底片（負片），並把底片分發到各會眾。然後，弟兄們就用相紙把《守望台》複製本曬印出來。不過，由於購買大量相紙容易引起懷疑，負責購買相紙的弟兄真的要有膽識，懂得隨機應變。

斯特凡·胡奇科很熱中於這項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舉個例：有一次，斯特凡返回某個城的一家照相店購買相紙，這家照相店距離他的家鄉很遠；但由於店子缺貨，他只好準備離去。不過，就在這個時候，他見到那個友善的店員，就是先前答應為他訂貨的那個店員。當斯特凡準備上前找她時，他瞥見一個警察走進店子。就在這刻，那個店員看見斯特凡，並且認出他，便高興地呼喊：「先生，你真走運！你訂的相紙已來了貨。」

斯特凡靈機一動，回應說：「這位女士，對不起，你一定認錯了我是某個跟你訂貨的人，我其實想要一卷膠卷（菲林）而已。」

斯特凡回到他的車子。心想，他來的目的就是購買那批寶貴的相紙，因此絕不能空手而回。故此，他過了一會兒，便脫下外套和帽子，並設法改變先前的外貌，然後再走進那家照相店，直走到那個店員跟前，說，「一個星期前在這裡，你曾答應為我訂一批相紙，現在貨來了沒有？」

「啊，貨已到了。」她回答說：「可是你知道嗎？先生，就在幾分鐘前，一個樣子很像你的男子就在這裡，你跟他就像是孿生子一樣，兩人相似得真是難以置信！」斯特凡很快得到了那一大批相紙，然後便離去，並感謝耶和華供給他們這些物資。

20世紀80年代，我們開始使用油印機和小型平版印刷機，在地下室或其他隱蔽的地方印製聖經書刊。在那段時期，每期雜誌的印刷 數量，甚至書籍和冊子的數量，也足夠每個見證人一本有餘。

不速之客

20世紀60年代期間，有一天，我受到指示要向軍部供出我為哪一群人工作。三個穿便服的人向我問話，說：「你跟耶和華見證人接觸已有多久？你跟他們哪些人見面？」我沒有向他們交代什麼，因此他們說遲些會再來找我。這是我第一次遇上國安部的人，也就是秘密警察。

之後不久，我在工作的地方被帶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內，他們把一張白紙放在我面前，要我寫下其他見證人的名字。大約一小時後，那個警察回來；那張白紙依然一片空白，我對他說我不會供出任何人的名字。接著的一週，同樣的事再發生，但這次他們卻毆打我；在我離去時，我一面下到走廊，一面被他們用腳踢。

之後的一年，他們再沒有找我。後來，警方派了一個人來找我，他也曾是納粹集中營的囚犯。他對我說：「我們已改變了處理你們的方法。我們每把一個見證人收監，就會釋放五個見證人。」政府的目的，是想找到一個方法，至少也能監控我們的傳道工作。不過，我卻決心不泄露任何資料而讓他們得逞。

有許多年的時間，我和一些弟兄不時會被秘密警察帶去問話。有時他們會待我們好像朋友一樣，但有時卻把我們當中一人關進監裡。幸而，我從未被關起來，不過，但接受秘密警察盤問的不愉快經歷，卻一直維持到1989年，就是共產主義在捷克斯洛伐克倒台的那年。

共產政府倒台之後的幾個星期，布拉迪斯拉發的國安部一個高層成員來找我。他向我致歉，說：「假如一切是我可以作主的話，我們就永不會找你們麻煩。」之後，他從他的車子裡抽出兩袋罐頭水果送給我。

耶和華是堅固的高台

在成為耶和華見證人之後，雖然起初的40年是在政府禁制下工作的，卻是一段既愉快又有意義的時光。在那些年頭所經歷的事，使我們忠信的基督徒同工之間的關係更親密。我們學會珍惜彼此間的友誼，也學會互相依靠和互相信賴。

2003年3月，我痛失愛妻奧莉加。從我們結為夫婦開始，她一直是我的忠貞伴侶。我們從沒間斷地一起忙於傳講基督的好消息。現在，我在會眾裡以基督徒長老的身份繼續為弟兄姊妹服務，並繼續尋找配得王國好消息的人，跟他們分享聖經真理。耶和華這名字，就是二次大戰我在防空洞首次聽到的名字，一直是保護著我的堅固高台。 *（箴言18:10）

［腳注］

［第12頁的圖片］

1942年，我在斯洛伐克軍中服役

［第12頁的圖片］

後來，我被關進居森的一個營房裡（背後的建築物）

［鳴謝］

© ČTK

［第12頁的圖片］

每個星期日早上，父親都朗讀聖經給我們聽

［第13頁的圖片］

1946年，新婚照

［第15頁的圖片］

奧莉加去世前不久跟我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