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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帝于首位而得福

置上帝于首位而得福

置上帝于首位而得福

皮埃尔·沃鲁自述

“邦茹!”(法语是Bonjour!意思是早安或哈啰!)我习惯用这句法语跟人打招呼。但在1975年11月,我却因此而被逮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又怎样,就让我从头说起吧。

1944年1月,我在贝宁 *中部萨韦市郊的马莱泰出生。父母为我取名阿维奥拉,一个传统的约鲁巴人名字。到了青少年阶段,我就自己取了另一个既时髦又常见的名字:皮埃尔。

镇上的人会为所有年轻人取外号,我的外号是牧师,因为我样子长得跟当地的牧师很像,但我对足球的兴趣,却大于天主教的灵修课程。

1959年,我迁到达荷美共和国南部的萨凯泰继续学业。我在堂哥西蒙的家中居住,他是个老师,当时已开始跟两个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起初我不大感兴趣,所以不愿意加入。后来,我问另一个堂哥米歇尔,他愿意让我跟他一起学习圣经,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

一个星期天,我、西蒙和米歇尔决定不上教堂,改去参加见证人的聚会。但出席聚会的就只有我们表兄弟三人和那两个耶和华见证人,用五根手指就可以数完,我感到很失望。不过,由于知道所学到的是圣经真理,我们还是继续学习。在我们当中,最先献身给上帝和受浸的是米歇尔。他现在是个先驱,即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道员。

后来,西蒙搬到北部的科科罗,我也随他北上。为参加见证人在康苏贡举行的大会,西蒙搭计程车去,而我就骑脚踏车,骑了220公里才到达。我们两人都在那次大会受浸,受浸那天是1961年9月15日。

全时工作考验多

我靠出售自己所画的画来维持生计,此外我也会种田来帮补生计。有一次,分区监督菲利普·赞努来探访我们的会众,问我想不想成为先驱传道员。我跟好友埃马纽埃尔·法图毕谈论此事,然后回复他,我们可以在1966年2月开始服务。后来,我获任命为分区监督,开始探访各群说丰语、贡语、约鲁巴语和法语的会众。

后来,我遇到朱利安妮,她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基督徒姊妹,她跟我一样,也喜欢过简朴的生活。1971年8月12日,我们结婚了,之后她就随着我去探访不同的会众。我们的儿子保拉在1972年8月18日出生。出发探访会众的时候,我会骑脚踏车,朱利安妮就背着保拉坐在我后面。至于行李,当地通常有一位见证人用脚踏车替我们运送。有四年时间,我们就这样探访会众。

有一天,朱利安妮病倒了,整晚痛苦呻吟。第二天清晨,我走到街上希望可以找到帮助。忽然有一辆计程车出现,这是非常少见的,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那辆车竟没有载人!我把危急的情况告诉司机,希望他可以载我们到25公里以外的首都普罗托诺武。司机答应,到达目的地之后,司机居然笑着说:“算我的,不用半毛钱!”

有两个星期,朱利安妮在一个见证人家中卧病在床。医生很仁慈,天天来为她诊治,还带来所需的药物。他最后一次来看诊的时候,我忐忑不安地问他要多少钱,他却说“不用钱!”这使我非常惊讶。

大改变来临

1975年,执掌达荷美政权的是一个马克思形式的政府,连国名也被改成贝宁人民共和国,生活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人们见面时要说:“你准备革命了吗?”你就必须回答:“准备好了!”受过圣经薰陶过的良心,不容许我们重复叫这样的政治口号,于是我们被打成反对派。

1975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我被逮捕,那时我正在圣米歇尔附近挨家逐户传道。我在本文开始时交代我被逮捕,只因为别人用“你准备革命了吗?”跟我打招呼时,我用法语说“邦茹!”就被带到警察局,毒打了一顿。直到当地三个见证人在较晚时候来办手续,我才获得释放。

我是第一个被逮捕的耶和华见证人,不久全国不少见证人也有同样的遭遇。政府查封王国聚会所,海外传道员都被迫离境。连分部办事处也要关闭,许多见证人不得不逃到境外去。有的向西逃往多哥,有的向东逃往尼日利亚。

在尼日利亚生儿育女

1976年4月25日,我们的二儿子克拉诞生。两天后,政府引用第111条政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我们逃往尼日利亚,来到一个挤满了逃难传道员的王国聚会所。第二天,我们被安排到邻近一个聚会所参加聚会。在聚会所内,一群逃难的弟兄姊妹刚被安排离开,另一群逃难的就来到。有人用货车把新来的人运送到较偏远的会众去。

尼日利亚分部请我去探访所有来自贝宁的见证人,接着我获派做分区监督,探访几群约鲁巴语会众,后来说贡语的会众也由我去探访。我们骑摩托车来探访会众的时候,保拉坐在我前面,克拉就夹在我和朱利安妮之间。

1979年,我们的女儿洁麦玛快要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了,这个转变使我们不得不停止探访会众的工作。这时候,朱利安妮的妹妹佩佩从贝宁来跟我们一起住。我们的家人继续增加,1983和1987年,嘉勒和赛拉斯先后出生,多添两个儿子,家庭人数增加到八人。我和朱利安妮都得负起做父母的责任,但如果可能,我们仍希望可以兼顾全时服务,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租了一块田,种植一些树薯、玉米和可可芋头,然后在伊落格博-埃雷米村盖一个简单的房子居住。

早上孩子上学之后,朱利安妮和我就出去传道。我们常常准时回家,与孩子一起用餐。午睡之后,开始到田间工作,朱利安妮和佩佩还把土产拿到市场卖。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幸好那几年我们很少生病。

不鼓励儿女追求高等教育

我们从不鼓励孩子追求世俗的高等教育。我们明白,把王国事务放在生活中的首位,培养基督徒品格,辛勤工作,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我们努力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孩子。我和他们一起研读,见到他们表明自己爱耶和华,献身事奉他,以水浸礼象征这个决定,使我深感安慰。

论年纪,佩佩比我们的孩子大,而她也是第一个跟我们告别的家人。她来我们家的时候,我教她阅读,虽然她受教育不多,但对于学习圣经和其他属灵事物,她是很认真的。有一段时间,她参加先驱工作,之后和一位分区监督蒙迪·阿金拉结了婚,就跟随丈夫探访会众。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做帝莫西,夫妇两人继续全时服务,现在蒙迪在大会中负有很多责任。

保拉在一家大机构里的厨房做学徒。没多久,公司一位董事见他工作态度良好,为人可靠,表现出基督徒的品质,就把他升为主管。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爱妻子珍,是个称职的丈夫,也是三个孩子的好爸爸,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耶和华见证人会众中尽责的长老。

克拉参加先驱工作的同时,也跟一个裁缝学做衣服。由于他曾在尼日利亚学过英语,1995年,耶和华见证人贝宁分部邀请他加入翻译部,至今已经13年。

回到贝宁老家

1990年1月23日,贝宁政府颁发政令,宣布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的旧政令无效,这使我们大感振奋。很多难民回国,有新的海外传道员抵达,分部也重开。1994年,我和家人搬回贝宁,但佩佩、保拉和他们的家人就留在尼日利亚。

我找到一份工作,是部分时间的,加上尼日利亚房子的微薄租金收入,还有保拉的慷慨支持,我们就可以盖一个房子供一家五口居住,地点离分部办事处不远。洁麦玛靠着做裁缝的收入,她做了六年多的先驱工作,后来她嫁给科库·阿惠莫努,目前他们在离家不远的分部服务。嘉勒和赛拉斯已经毕业离校。朱利安妮和我则继续全时传道工作,上帝帮助我们,家人也支持我们,我们得以留在全时的岗位上40多年了。

上帝一直大力支持贝宁的传道工作。我在1961年受浸时,国内只有871个耶和华见证人传讲王国信息;到我被逮捕的那年,传道员已增至2381人。1994年我重返贝宁,经过14年的禁止后,传讲王国信息的人数已多达3858人了。今天,传道员人数增至9000多人,又增加了一倍以上。2008年出席耶稣受难纪念的人数,是3万5752人。

有时我会回到30多年前被逮捕的地方,沉思发生过的事,也感谢上帝,特别是他看顾了我的家庭,使我们一无所缺。现在我跟人打招呼时,还是会用法语说“邦茹!”

[脚注]

^ 4段 那时候,贝宁叫做达荷美共和国,是法属西非的一部分。

[第13页的精选语句]

他笑着说:“算我的,不用半毛钱!”

[第14页的精选语句]

我们从不鼓励孩子追求世俗的高等教育

[第15页的图片]

1970年,以分区监督的身份服务

[第15页的图片]

1976年,我和儿子保拉、克拉合照

[第15页的图片]

我一家人,包括我太太、五个孩子、媳妇、三个孙儿和佩佩一家人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