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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我该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我该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露丝·达纳自述

妈妈常常幽默地说,1933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希特勒上台,教皇宣告那年为圣年,我在那年出生了。

我父母住在法国洛林的尤斯,洛林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21年,妈妈嫁给了我爸爸,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爸爸则是基督新教徒。姐姐海伦在1922年出生,她还是婴孩时,爸妈抱她到天主教堂,让神父为她施洗。

1925年的一天,爸爸得到一本德语的《上帝的竖琴》。读过这本书后,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他写信给出版者,于是Bibelforscher(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在德国的名称)跟他联系。爸爸很快向人传讲学到的知识。妈妈很不高兴,操着动听的德国口音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跟圣经研究者混在一起!”但是,爸爸毫不动摇,1927年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之后,外祖母就开始向妈妈施压,要她跟爸爸离婚。一天,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神父警告信众:“达纳是假先知,不要跟他来往。”从教堂回到家里,外祖母把花盆从二楼掷向爸爸。这个重物砸在爸爸的肩膀,差点儿就砸到他的头上。这件事让妈妈看出:“一个宗教要是鼓动人去杀人害命,这个宗教就不可能是好的。”她开始阅读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很快看出见证人拥有真理。妈妈在1929年受浸。

我爸妈尽心竭力教导我和姐姐,要将耶和华看得真实。他们向我们诵读圣经故事,然后问我们圣经里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时候,爸爸拒绝上夜班,尽管这样做会令家庭收入大大减少。他想用晚上的时间参加基督徒聚会,传道和教导孩子学习圣经。

山雨欲来

爸妈很慷慨好客,经常接待那些探访会众的监督,以及来自瑞士和法国分部的伯特利成员,这些弟兄告诉我们,在离我们家仅几公里的德国,弟兄姊妹饱受迫害。纳粹政府将耶和华见证人关进集中营,又强行带走见证人的孩子,令他们骨肉被迫分离。

爸妈已帮助我和姐姐做好准备,面对前头的考验。他们鼓励我们要谨记经文,需要时这些经文可以指引我们。例如,他们说:“如果你面对一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就要想想箴言3:5,6;如果在学校里遇到考验,感到害怕,就要紧记哥林多前书10:13的原则;如果你跟我们分开了,就要提醒自己箴言18:10的话。”我也熟记诗篇23篇和91篇,因此深信耶和华一定会保护我。

1940年,纳粹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新的政权要求所有成年人都要加入纳粹党。爸爸坚决拒绝,盖世太保就恐吓要逮捕他。妈妈不肯缝制军服,盖世太保也威吓她。

上学对我来说有如一场噩梦。每天上课前,全班学生要为希特勒祈祷,然后举起右臂高呼“救星希特勒万岁”,并且唱国歌。爸妈没有吩咐我不要向希特勒敬礼,却运用圣经熏陶我的良心。所以,我自己决定不向纳粹敬礼。老师扇我耳光,恐吓要把我开除。我七岁时,有一次要站在学校全体12个老师面前,他们试图强迫我向希特勒敬礼。尽管这样,我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得以保持坚定。

既然硬来不能使我就范,于是一个老师就来软的。她说非常喜欢我,我是个好学生,如果被学校开除,她会很难过。她也说:“你不用高举手臂,只要举起一点点。你也不用说:‘救星希特勒万岁’,只要动动嘴唇,装个样子就行了。”

我告诉妈妈老师说了什么,妈妈叫我想想圣经里那三个希伯来青年,他们站在巴比伦王设立的金像面前。她问:“国王吩咐他们要怎样做?”我回答:“要向金像下拜。”“如果所有人下拜的时候,他们弯下身子系鞋带,那样做对吗?你自己判断吧,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我决定要像沙得拉、米煞、亚伯尼哥那样,只会效忠于耶和华。(但以理书3:1,13-18

老师有好几次把我逐出学校,还扬言要把我从父母身边带走。我很担忧,但爸爸妈妈不断鼓励我。我离家上学的时候,妈妈会和我一起祷告,求耶和华保护我。我知道耶和华会赐我力量,使我能够坚守真理。(哥林多后书4:7)爸爸告诉我如果压力太大,就应该回家。他说:“我们爱你,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你忠于耶和华,是你跟耶和华之间的事。”他这番话强化了我的信心,让我坚决要对耶和华保持忠贞。(约伯记27:5

盖世太保经常来我们家搜查,要找见证人的刊物,并且盘问我爸妈。他们会带走妈妈几个小时,又到爸爸和姐姐工作的地方把他们带走。放学回家,我从不知道妈妈是否会在家。有时邻居告诉我:“他们把你妈妈带走了。”那时我就会躲在屋子里,心里想:“他们会不会折磨妈妈?我会再次见到她吗?”

关进集中营

1943年1月28日,盖世太保在凌晨3点半叫醒我们。他们说如果我们全家都加入纳粹党,就不会被关进集中营。不然的话,我们只有三个小时收拾东西。妈妈知道我们迟早都会被逮捕,所以已经为每个人打包好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部圣经。那三个小时,我们恒切祷告,彼此鼓励。爸爸提醒我们任何事“都不能隔断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8:35-39

盖世太保真的回来了,把我们押去集中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一个年长姊妹安格拉德含着泪向我们挥手道别。盖世太保把我们送到梅斯火车站。火车走了三天,我们到达科克洛维采,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辖的一个集中营。两个月后,我们被转送到格利维采,这是一间由女修道院改成的劳动营。纳粹军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签署一份放弃信仰的声明,就会释放我们,还会把财物还给我们,但爸爸和妈妈都拒绝了。士兵说:“你们永远都别想回家。”

同年6月,我们被转送到圣赫洛维采,在那里我开始有头痛,直到今天仍然受着头痛所苦。我的手指也受到感染,医生没有用止痛药就拔掉我的几个指甲。从好的一面说,我的工作是为守卫跑跑腿,经常要到面包房去。那里的一个女子会给我一些东西吃。

直到那时,我们一家人都被关在一起,不跟其他囚犯同住。可是1943年10月,我们被送到宗布科维采劳动营后,就要跟大约60个人,有男有女,还有小孩,一起住在一个阁楼里,睡在双层床上。党卫军只会给我们那些发了馊又难以入口的食物。

尽管受尽苦楚,我们却从没有放弃希望。我们在《守望台》里读到,战后会有很多传道工作要做。我们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而且知道很快就会苦尽甘来。

我们听到报告说盟军节节胜利,就知道纳粹大势已去。1945年初,我们的集中营的党卫军决定撤退。2月19日,我们被迫踏上一段240公里的路程。四个星期后,我们到达德国的斯泰因费尔斯。士兵把囚犯赶进一个矿井里,许多人以为我们会被杀死。但是就在那一天,盟军到达,于是党卫军慌忙逃命,我们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实现人生目标

1945年5月5日,离开家乡将近两年半以后,我们回到尤斯,大家都很肮脏,满身跳蚤,自2月以来就没有换过衣服,于是决定烧掉那些旧衣服。我记得妈妈说:“愿这一天是你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们一无所有,连身上的衣服也是别人的。但是,我们四人毕竟都回到自己的家,而且一直对上帝坚守忠义,绝没有妥协。”

我在瑞士休养了三个月,之后就返回学校上课,再也不用担心学籍会被取消。现在我们可以跟属灵的弟兄姊妹公开见面和传道。几年前我已向耶和华许下献身的誓愿,所以在1947年8月28日,我接受水浸礼,公开表明自己献身事奉上帝,那时我13岁,爸爸在摩泽尔河为我施浸。我想立即开始做先驱,但是爸爸坚持要我学会一门手艺,于是我学做裁缝。1951年,我17岁时获委任做先驱,在蒂永维尔附近服务。

同年我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一个大会,报名做海外传道员。虽然我年龄不足,但是内森·诺尔弟兄说会保留我的申请表,“日后再作考虑”。1952年6月我获邀到美国纽约州的南兰星,参加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21届训练班。

基列学校及毕业后的生活

基列学校的经验多么难忘!我就算用母语跟别人谈话也不容易,更何况现在得用英语呢。但是导师都很有爱心,帮助我、鼓励我。一个弟兄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王国微笑”,因为我一害羞就笑了。

1953年7月19日,我们的毕业典礼在纽约的杨基运动场举行。我和伊达·坎杜索(结婚后姓塞尼奥博斯)被派到巴黎服务。我很害怕向有钱的巴黎人传道,但我在地区中找到不少谦卑的人,教导他们学习圣经。伊达于1956年结婚,去了非洲服务,我则继续留在巴黎。

1960年,我跟分部一个弟兄结婚,婚后我们在肖蒙和维希做特别先驱。五年后,我患了结核病而不得不停止先驱工作。我难过得很,因为我从小就立下目标要终生全时为上帝服务。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离开我,跟另一个女人走了。靠着属灵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扶持,我得以熬过那段黑暗的日子。耶和华一如既往为我背负重担。(诗篇68:19

我现在住在卢维耶,离诺曼底的法国分部办事处不远。尽管健康不佳,但令我欣慰的是,在人生路上,耶和华一直指引我、扶持我。从小受到的教导使我受用一生,直到今天我也能保持正确的态度。父母教导我耶和华是真实的,我能够爱他,向他倾心吐意,他也会回应我的祷告。真的,“耶和华赐给我的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报答他呢?”(诗篇116:12

[第6页的精选语句]

“令我欣慰的是,在人生路上,耶和华一直指引我、扶持我”

[第5页的图片]

摄于六岁时,手拿防毒面具

[第5页的图片]

16岁时跟海外传道员和先驱在卢森堡参加特别传道运动

[第5页的图片]

1953年,跟爸爸妈妈参加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