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亚瑟·格斯特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年轻时原本想当一名循道会的牧师。然而，在读了圣经研究者的书刊后，一切都改变了，父亲开始与这些人来往。他在1914年，也就是17岁那年受浸。第一次世界大战于同年爆发，父亲接到军队的征召，但他不愿从军，因此被判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敦监狱服刑十个月。父亲一获释，就成为派书者（先驱），全时为上帝服务。

我的父母在1926年结婚，我的母亲是海素尔·威尔金森。我的外婆在1908年学习真理。我于1931年4月24日出生，在家中排行第二。我们全家以崇拜耶和华为生活重心，父亲对圣经的尊重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一生喜爱上帝的话语。除此之外，我们整家人经常挨家挨户向人传道。（使徒行传20:2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隔年加拿大政府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当时，学生要向国旗敬礼和唱国歌，举行这些爱国仪式时，我和姐姐多萝西就会离开教室。没想到，有一次老师羞辱我，说我是胆小鬼。放学后，几个同学骂我，还把我打倒在地。然而，这些 迫害加强了我的决心，“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使徒行传5:29）

1942年7月，我在农场的水池受浸，当时我11岁。我很喜欢在学校放假时做假期先驱（现称辅助先驱）。有一年，我和三位弟兄前往安大略省北部，向那里的伐木工人传道。

1949年5月1日，我开始做正规先驱。当时加拿大分部正在进行建筑工程，我受邀协助这项工作，并于12月1日成为伯特利成员，受委派在印刷厂服务，学习操作平台印刷机。有好几个星期我需要值夜班印刷传单，内容跟耶和华见证人在加拿大受到的迫害有关。

后来，我到传道部工作，曾与几位来分部参观的先驱面谈，他们正要去魁北克服务，当时弟兄在那里受到严重的迫害。玛丽·札图拉是当时来参观的其中一位先驱，她来自艾伯塔省（亚伯达省）的埃德蒙顿。她和哥哥乔·札图拉不愿停止学习圣经，结果被信奉东正教的父母赶出家门。札图拉兄妹于1951年6月受浸，六个月后开始做正规先驱。我跟玛丽面谈时，她的属灵特质令我印象深刻，我告诉自己：“她就是我想要娶的女孩。”九个月后，也就是1954年1月30日，我们结婚了。婚后一周，我们开始学习如何从事分区探访的工作。接着的两年，我们在安大略省北部的一个分区服务。

当时，传道工作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上帝的组织也开始呼吁人加入特派传道员的工作。我和玛丽心想，既然我们能忍受加拿大冰冷的冬天及夏天恼人的蚊子，任何恶劣的环境应该都难不倒我们。1956年7月，我和玛丽毕业于第27届基列学校。四个月后，我们到达委派的地区——巴西。

抵达巴西分部后，我们开始学习葡萄牙语。我们一学会一些基本的日常用语，把一个一分钟的杂志介绍词背起来，就去传道了。如果住户有兴趣，我们会读出与乐园有关的经文。我们第一次去传道那天，碰到一位对圣经感兴趣的女士，于是我读出启示录21:3,4给 她听，没想到我读完经文就昏倒了！原来我还没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这也是我日后的一大挑战！

我们受委派在坎普斯服务，现在那里已有15群会众了，但当时整座城市只有一个小组，而唯一的特派传道员之家则住着四个姊妹——埃丝特·特雷西、拉莫娜·鲍尔、路易莎·施瓦茨、洛琳·布鲁克斯（现在是洛琳·沃伦）。我负责的家务是洗衣服和带回煮饭用的木柴。某个星期一晚上，我们讨论完《守望台》后，玛丽躺在沙发上休息，和大家一起聊白天发生的事。当她起身时，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居然是一条蛇！屋里顿时一片混乱，直到我把蛇杀了，才平静下来。

学习葡萄牙语一年后，我受委任做分区监督。我们搬到乡下，过着简朴的日子，那里没有供电，也没有床，只能睡在席子上，出门也只能骑马或坐马车。在没有会众照料的地区从事见证运动期间，我们搭乘火车到山上的小镇，并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分部办事处寄给我们800本杂志供传道之用，因此我们需要来回邮局好几趟，才能把一箱箱的杂志带回住的地方。

1962年，弟兄及特派传道员姊妹参加在巴西各地举行的王国职务训练班。有六个月的时间，我独自到马瑙斯、贝伦、福塔莱萨、累西腓（雷西费）和萨尔瓦多的训练班做导师。在马瑙斯，我也在当地一个著名的歌剧院筹办区域大会。然而，滂沱大雨使饮用水变混浊，我们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用餐。（当时的大会有供餐的安排。）我与当地的军队联系，结果一位友善的军官不但乐意提供大会所需的饮用水，还派士兵搭建两个大帐篷当作厨房及用餐区。

我不在玛丽身边的那段时间，她去商业地区传道，那里的葡萄牙人以赚钱为首要目标，不愿意谈论圣经。因此，玛丽跟一些伯特利成员说：“世界上我最不想住的地方就是葡萄牙！”没想到不久后我们就收到一封信，邀请我们去葡萄牙服务，玛丽听到时很惊讶。虽然当时传道活动在葡萄牙被禁止，我们还是接受了这项委派。

1964年8月，我们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那里的弟兄姊妹受到葡萄牙秘密警察（国防调查警察部）的迫害。考虑到这点，我们觉得最好不要有人前来迎接，我们也不跟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联系。在等候居留证期间，我与玛丽住在旅馆。取得签证后，我们租了一间公寓。1965年1月，我们终于可以联系分部办事处。我们到葡萄牙五个月后，总算能参加聚会了，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由于王国聚会所被迫关闭，所以聚会改在私人家中举行。然而警察每天都会搜查弟兄姊妹的家，所以许多耶和华见证人被带到警局盘问。警方极力虐待弟兄，想迫使他们透露主持聚会的弟兄的全名。因此，弟兄学会以名字而不是姓氏称呼彼此，例如：若泽、保罗。所以我们也这样做。

尽管如此，我们最关心的仍是提供弟兄姊妹所需的灵粮。玛丽的工作是把《守望台》研读文章和其他书刊的文字打在蜡纸印刷机上，这样就能把这些资料印出来。

1966年6月，里斯本的法官正在审理一宗案件。费若会众的49位成员以参与私人家中非法集会的罪名受审。在此之前，我和弟兄姊妹进行模拟演练，我扮演检察官审讯及盘问他们。我们虽然知道打不赢这场官司，但也明白这是个作见证的大好机会。我们的律师在辩护结束前勇敢地引用1世纪律法导师迦玛列的话。（使徒行传5:33-39）这宗案件被大肆报道，而49位弟兄姊妹则被判处45天至5个半月不等的刑期。我们很高兴这位勇敢的律师在过世前已经开始学习圣经，并参加聚会。

1966年12月，我被委任做分部监督，花不少时间处理法律事务。我们非常努力争取崇拜的自由，结果在1974年12月18日，在葡萄牙的耶和华见证人终于获得法律认可。（腓立比书1:7）总部的弟兄内森·诺尔和弗德烈克·法兰兹为此前来葡萄牙，出席在波尔图（奥波托）和里斯本举行的历史性盛会，与我们分享这份喜悦，共计有4万6870人参加。

 耶和华开启了传道的大门，好消息得以传遍许多说葡萄牙语的地区，包括亚速尔（亚述）群岛、佛得角（维得角）、马德拉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由于传道员人数不断增加，分部设施需要扩建。1988年4月23日，米尔顿·韩素尔弟兄主持了分部新设施的呈献礼，共有4万5522人出席。有20位曾在葡萄牙服务的特派传道员，也回来参与这场盛事，让我们非常感动。

多年来，与忠心的弟兄来往使我们的生活更多彩多姿。在协助西奥多·杰拉斯弟兄从事海外特访的期间，我学到宝贵的一课。当时我们探访的分部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分部委员会成员能做的都做了。杰拉斯弟兄想让他们放松点，就说：“剩下的就交给耶和华，让圣灵发挥作用吧！”另外，我和玛丽在好几十年前曾到布鲁克林，有机会与法兰兹弟兄和其他人聊聊。结束当晚的谈话前，大家请法兰兹弟兄说说他多年来为耶和华服务的感想，法兰兹弟兄说：“我认为不论情况是否顺利，都要紧紧跟随耶和华的地上组织。因为只有这个组织正在执行耶稣吩咐门徒要做的工作，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

跟随上帝的组织使我和玛丽深感喜乐。我们很珍惜探访各分部的美好回忆。在探访期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不论老幼，都忠贞地为上帝服务。我们有机会在探访时表达对他们的赏识，并鼓励他们继续事奉耶和华。

时光飞逝，我与玛丽已80多岁了。玛丽要与各种健康难题搏斗。（哥林多后书12:9）虽然遭遇各种考验，我们的信心却因此受到锻炼，使我们决心保持忠义。回顾过往，我们确实在许多方面体验到上帝的分外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