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战后荒废的情况，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的工业巨人。日本人的性格特质，例如坚毅勤奋和专心致志，使他们有这个惊人的成就。今天，这个拥有1亿2500万人口的国家不但以樱花、杜鹃花和3776米高的富士山为人所知，日本制造的各种商品，包括摄影机、汽车和电器用品，也同样广为人知。
可是，日本战后的神治扩展甚至更令人惊讶。1951年，东京举行了一个大会，与会者包括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的40位海外传道员和大约200位日本传道员。当时的守望台社社长诺尔说，他希望有一天见到日本有盈千累万的本地传道员，以致难于找出他们当中的海外传道员来。没有多久，这个日子果然来到！海外传道员努力作上帝的同工，以耶稣基督为根基，花了十年 时间才产生出一千个日本籍的传道员。可是到1992年，日本平均每个月 就增加了一千个新传道员。（参阅哥林多前书3:9-11。）在日本各岛，宣扬上帝王国的传道员达到22万零663人的新高峰。事实上，在过去18多年，传道员的数目每月都创下新高峰。日本发生的这些事，的确应验了以赛亚书60:8,9的预言；这个令人振奋的预言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寄望于］我。”
《1973年鉴》曾报道日本的早期神治历史，直至1972年为止，当时大约有1万4000个传道员，其中3000多人是先驱。我们会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并且添上过去25年的记录。
早期撒下的王国真理种子
日本人传统信奉佛教和神道教，真理的种子撒下之后，怎会产生这么丰盛的收获呢？1911年，守望台社社长罗素前往日本作考察旅行。他报道说，基督教国属下的传教士感到十分灰心，一般人对宗教兴趣甚微。可是他觉得，日本人民所需要的正是“王国的福音”。他后来委任霍利斯特，一个美国弟兄，作社方派驻东方的代表。当时社方把若干单张和书本，包括《上帝的历代计划》，译成日语分发出去，数量达百万份之巨，但主要是由受雇的当地工人分发出去的。1926年，社方派了一个名叫明石顺三的日裔美国人前往日本作社方的代表。1927年年初，社方在神户设立了分社办事处；该年的稍后时间，办事处迁往东京。到1938年，国内专职分发杂志和书刊的派书者已增至110人。在那段日子，狂热的国家主义精神正席卷全国，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6月21日，当局把灯台社（意即“灯塔协会”，当时日本耶和华见证人社团的名称）的130名成员全部逮捕，投入狱中。由于这缘故，在大战期间，日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传道活动进行。
很不幸地，当时的分社监督抵受不住压力，结果变节不忠。只有很少人，例如石井和三浦这两家人，继续保持忠贞。灯台社 的大部分成员都跟从明石，而不再为耶和华服务。这班人之所以跌倒，主要是由于他们盲目跟从明石顺三这个人的缘故。明石虽然已有妻子，却跟从日本的传统习俗纳妾。他的元配在纽约忠贞地从事先驱工作有40多年之久；现今在纽约的西曼哈顿会众，有些人仍然记得这位小河内姊妹。基列海外传道员在战后抵达日本，他们在大阪遇到一大群自称隶属灯台社的人。但这些人要收费才肯为人施浸，更糟的是，他们重蹈明石的覆辙，过着十分不道德的生活。他们不肯悔改，也不放弃这种生活方式。为了保存会众的洁净，于是社方把大约30个自称属于这个团体的人开除。
紧守忠贞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见到一些截然不同的好榜样。石井治三和石井松江是日本最早期的派书者之一。1929-1939年间，他们走遍全国向人传道。1939年6月，他们在仙台被捕下狱。松江还记得，她第一年被单独囚禁在一间细小肮脏、跳蚤横行的监房里。监狱当局不许她洗澡；除此之外，她更饱受木蚤叮咬之苦。松江受尽折磨，身体瘦弱，最后体重只有30公斤而几乎死去。后来她被调到另一座监狱去，健康才稍有好转。最后，她在1944年年尾获释。她的丈夫也受到同样的虐待；后来，他拒绝接受输血而再次表现他的忠诚。（使徒行传21:25）治三在71岁的高龄去世。松江仍旧保持忠贞，直至今日。她评论说：“大战之前，有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但大部分这样的人却在重大压力之下抵受不住，结果离开了上帝的组织。……那些仍然保持忠贞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看来微不足道。无疑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全心信赖耶和华才行。”——箴言3:5。
另一对忠心的夫妇是三浦胜夫和三浦萩野，他们在1931年成为派书者。1939年，他们在广岛被捕。他们拒绝崇拜日本天皇，也不肯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胜夫受到毒打，身陷囹圄，直至原子弹在1945年8月把监狱炸毁，他才恢复自由。虽然当时他年仅38岁，健康却大不如前。他获释的时候，外表看来像个老人。他回到北部的石森，妻子萩野则较早获释，出狱后独力抚养他们的年轻儿子勉。
胜夫怎样跟耶和华的组织恢复联络呢？日本一家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报道五个年轻女子来到大阪。她们是守望台社派出的海外传道员，住在一间日式房屋里，过着日本式的生活。记者访问了她们之后，写了一篇附有图片的精彩报道，把五位姊妹比作天使，像樱花一样自天飘下。文章也附上海外传道员之家的地址。当时，胜夫正在大阪之北数百公里的地方，碰巧读到这篇报道，于是立即与组织取得联络，并且再次投入先驱工作。他忠心耿耿地为上帝服务，直至1957年去世为止。
另一位见证人姊妹出井美代现年已届92岁，今天仍在日本的神户忠贞地服务。她认识真理已有65年；在这段日子，她忍受过许多艰辛。她一生的事迹十分感人，故事登载在1991年10月1日刊的《守望台》里。
“49同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传道情况变得有利得多。但在1947年，明石顺三通知纽约布洛克林守望台社总部，他不再同意圣经的教训了。诺尔弟兄立即向夏威夷发出呼吁，邀请日裔的夏威夷弟兄到基列学校接受第11届的海外传道训练。夏威夷的分社监督在20年代早期曾是卢述福弟兄的秘书，他恳求说：“诺尔弟兄，哈斯利特夫妇又怎样？”于是社方也邀请了唐·哈斯利特和他的妻子梅宝尔前往基列受训，虽然他们当时已差不多50岁了。在基列学校，桃原真一和埃尔西·谷川负责教导20多个学生学习日语。
1949年，一些“夏威夷人”，包括哈斯利特夫妇，杰里和吉·当间，桃原真一和桃原正子及他们的三个儿女，以及埃尔西·谷川，抵达被炸得满目疮痍的东京，在当地展开工作。同年，一群澳洲籍的基列毕业生，包括阿德里安·汤普森、柏西和伊玛·伊斯洛、劳埃德和梅尔巴·巴雷，被派到饱受战火蹂躏的神户市。这批最早派驻日本的海外传道员后来被人称为“49同仁”。他们当中有六个人已在日本去世，仿佛“战死沙场”一般，其他八位则仍然在日本和纽约布洛克林从事全时服务。1949年，当地有八个传道员也正式加入王国工作。
东京的工作扩展
在东京，夏威夷海外传道员的工作成就卓越。吉·当间忆述战后的情形，他们在地区里“逐个防空洞”向人传道。她说：“一般人都很穷，含辛茹苦地想从战争的打击复原。粮食要配给，唐·哈斯利特时常要跟邻人一起排队，购买一点卷心菜。”但一般住户都很仁慈体贴；海外传道员用日语结结巴巴地向他们传道，他们都很耐心倾听。海外传道员也要学会，在进别人家里之前，得先脱下鞋子才踏进屋内。房屋的天花板很低，结果身材高大的唐·哈斯利特时常头碰着天花板而撞损头皮。仅在一两年内，“夏威夷人”已在东京奠下稳固的基础；现在东京总共有139群会众。
在“49同仁”当中，唐和梅宝尔·哈斯利特是受膏分子。甚至在年纪老迈的日子，他们仍然在外勤服务方面立下极优良的榜样。唐在1966年去世，丧礼在王国聚会所举行，扶柩的六个弟兄都是蒙他帮助而认识真理的年轻男子，他们都在日本东京的伯特利之家服务。当时分社总共有19名成员。
唐去世之后，梅宝尔还活了八年。她在70多岁的时候患上了结肠癌。东京一家最大的医院（位于虎门）同意替她施行不用血的手术，但条件是她必须在动手术之前两个星期入院。她入院的第一天，一个年轻医生前来探视她，想知道梅宝尔为什么不接受输血。他们开始讨论圣经，而且每天都这样做，直至动手术那天。由于梅宝尔病情严重，有四位医生在场参与手术。梅宝尔恢复知觉时感叹说：“亚当把我苦害了！”她的确说得很对！梅宝尔只留在加护病房一天；当天有其他四个病人也接受同样的手术，但输了血后，却要在加护病房逗留好几天。上述的年轻医生又怎样？他后来告诉梅宝尔：“你当时不知道，其实手术室里有五位医生在场。我在场是要确保他们不给你输血。”梅宝尔出院之后，富永医生在横滨继续研读圣经。今天，富永和他那行医的父亲，以及他的母亲、妻子，都是会众活跃的成员。梅宝尔在留院期间，产生了多么美好的结果！
梅宝尔出院之后，继续在东京的三田海外传道员之家服务。但她在78岁的高龄时，癌症又再复发，以致不得不卧病在床。一天晚上，海外传道员回家，叙述他们在分发《王国消息》方面所享的美好经验；梅宝尔听了，坚要他们给她穿衣，带她出去分发《王国消息》。由于她体力有限，只能探访附近三户人家；这三家人就是她当初抵达日本时，最先向之作见证的三家人。几周之后，梅宝尔走完了地上的路程，到天上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参阅路加福音22:28,29。
神户的发展
在神户，工作的增长也很显著。1949年12月30日至1950年1月1日，日本第一个正式的神治大会在神户的海外传道员之家举行。这个海外传道员之家的地方十分宽敞。星期日的公众聚会则在神户的垂水学校礼堂举行，出席人数增至101人。有三个人在垂水的公共大浴池受浸。
在神户的海外传道员当中，阿德里安·汤普森学日语特别快。他在1951年被委任为日本第一位环务监督，后来更成为日本第一位区务监督。他作了很大努力，为当地的工作奠下稳固基础，好迎接未来的迅速增长。他母亲多年来在新西兰忠心从事先驱工作，而阿德里安自己曾一度在榄球比赛方面颇有名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毅然舍弃运动明星的光采，受浸成为见证人，然后到澳洲从事全时服务。他在1977年去世，但他那过人的精力，以及对耶和华“专一的爱”，却长留在弟兄的记忆中。——民数记25:11，《新世》。
海外传道员需要相当时日，才能适应日本人的家居习惯、文化和语言，但他们最关心的是向人传讲圣经真理。绰号“老虎”的柏西·伊斯洛是个性情豪爽的澳洲人，他回忆说：“我们主持很多圣经研究，我有36个圣经学生，伊玛和其他海外传道员也不相伯仲。很多时，圣经学生到海外传道员之家研读，有些人每天都来。屋里每个房间都有人在研读圣经，每晚有三四个。我们把英语版和日语版的课本打开在面前。为了帮助学生，我们数算答案在页中的哪几行。这样做当然要花不少时间，但学生凭着阅读圣经，把经文跟社方的资料比较，就明白课文的意思了。这的确令我们惊讶不已。今天，他们都仍在真理里！”
在早期的日子，海外传道员在传道工作上可以使用的王国书刊很少。在神户，有一箱日语版的《光》第2册是战前遗留下来的。传道员向人介绍这本书时，对方时常会说，“我宁愿先读第1册。”可是，在神户最先认识真理的日本人当中，有一位却是由于阅读《光》的第2册而发生兴趣的，他后来更成为环务监督。不久，传道员开始使用《“以上帝为真实”》一书的资料。有几个圣经学生自行把书里的各章译成日语，油印之后借给海外传道员，供他们主持其他圣经研究之用。但这些翻译有时颇成问题。有一次，伊玛·伊斯洛发觉，译者在一份译文中加插了评注，写上“伊玛·伊斯洛夫人提供的解释”等字样，令她大吃一惊。
十年之后，柏西在福冈市有一个极为感人的经历。当地监狱有个名叫中田公弘的死囚，他因受雇杀死两个人而被判死刑。这个囚犯要求有个圣经研究，柏西就跟他研读。结果，公弘完全脱去他的“旧品格”，后来更在监里受了浸。（以弗所书4:22-24）柏西说，他是“我所知最热心的王国传道员之一”。公弘学会盲人点字法，将《“以上帝为真实”》、《“这王国的好消息”》，以及《守望台》和《儆醒！》的文章转为点字本。社方将这些刊物分发到日本各地，包括给盲人学校。1959年6月10日清早，一辆警车驶到海外传道员之家门前。原来公弘会在该天早上行刑，他要求见柏西最后一面。柏西答允了，并在刑场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最后他们一同唱了一首王国诗歌。公弘对柏西说：“柏西，你为什么浑身发抖？其实，紧张的应该是我才对。”他被吊之前，最后说的话是：“今天我深深信赖耶和华，也深深相信赎价的牺牲和复活的希望。我会睡一会儿，如果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会跟你们所有人在乐园里再见。”公弘也向普世的弟兄致亲切的问候。他杀人要偿命，但死的时候不是个毫无希望、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是耶和华手下一个献了身、受了浸的忠仆。——参阅使徒行传25:11。
伊玛·伊斯洛后来患了癌症，跟恶疾搏斗了十年之后，终于在1988年1月29日死于日本海老名的伯特利之家。妻子死后，柏西曾以宾雪法尼亚州守望台圣经书社社员的身分，数次出席社方的年会，不久之前更在年会上发表关于日本的报告。后来他自己也在1996年去世。
1949年年尾，梅尔巴·巴雷开始在神户参与外勤服务；当时她所识的日语非常有限，但却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结果产生了两个新传道员，其中一位是高木美代，她从事先驱服务已达几十年之久。她后来告诉梅尔巴，她当初见到她们两位海外传道员姊妹踏着一片泥泞上门探访她，令她深受感动。四十八年后的今天，美代需要坐轮椅，但仍逐户向人传道。梅尔巴在神户不及三年，就被调到东京去了，但她却在神户帮助了七个人认识真理。这些弟兄姊妹多年来一直保持忠心；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神户发生大地震时，他们都安然无恙。
更多海外传道员投入工作
1950年年初，五位在基列第11届毕业的姊妹由于未能获得签证前往新喀里多尼亚，社方把她们转派到日本神户工作。这些姊妹包括洛伊丝·戴尔（至今从事先驱工作已有67年之久）和莫莉·赫伦。在过去49年，她们一直是传道伙伴，目前在东京的三田海外传道员之家服务。《守望台》1980年12月15日刊载有洛伊丝的事迹。
莫莉·赫伦回忆说：“神户的海外传道员之家相当宽敞。第一批海外传道员抵达后六个月，我们在当地举行耶稣受难纪念。当时大约有180人出席，饭厅和通道都挤满了人；有些人‘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在窗外聆听日语传译的演讲。”听众听到关于传道安排的宣布，次日（星期日）早上，约有35个人来到要参加传道。巴雷弟兄说：“每位海外传道员不得不带着三四个感兴趣新人到别人门口传道。由于海外传道员说日语还不很流利，住户就转而跟我们的日本同伴交谈。至于这些感兴趣新人告诉住户什么事，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1950年6月尾，韩战突然爆发。当然，日本的海外传道员很想知道八个在韩国服务的同学的情形怎样。他们不用等很久就知道了。韩战爆发之后第二天，神户有些海外传道员搭火车回家。一列来自相反方向的火车也同时抵站。两辆火车离去时，神户的传道员看见八个来自韩国的海外传道员竟然站在对面的月台上。这次重逢令他们多么惊喜交集！韩国的海外传道员得以搭上最后一班接送平民的飞机离开韩国。神户海外传道员之家的成员突然从十个人增至十八个人。当时神户市仍有颇大部分是废墟，结果见证人在当地作了一个十分 彻底的见证。
不久之后，斯科特和艾丽斯·康茨被调到东京去；在10月，从韩国调来的八位海外传道员都迁到在名古屋设立的新海外传道员之家去。在这些海外传道员当中，只有唐·斯蒂尔和他的妻子厄尔莲后来在情形容许时返回韩国服务。
庄稼已熟，可以收割
格蕾斯和格拉迪丝·格雷戈里是名古屋海外传道员之家最早的成员之一。她们发觉地区的庄稼已熟，可以收割了。1951年4月，格蕾斯遇到年18岁的杉浦勇，当时他在一间琴行任职。格拉迪丝回忆说：“勇自幼时，母亲便教导他信奉神道教。别人告诉他日本就是神州，神风会保护日本，使日本在战争中得胜。可是，日本后来却战败投降。勇经历到战后经济萧条和严重粮食短缺的情况，使他对日本诸神的信心尽失。战后第一年，他的父亲由于营养不良而去世。年轻的勇很乐意听见地上乐园的希望，他在1951年10月的环务大会受浸。
大约有50个海外传道员和250个日本人出席这个大会。令勇印象很深的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六年，海外传道员却毫无偏见，与日本人相处甚欢。时至今天，杉浦弟兄全心尽力为上帝服务已有45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曾到基列学校受训，也从事过环务和区务工作；现今是分社委员会的成员，在海老名的伯特利之家服务。
格拉迪丝·格雷戈里记得探访过一个妇人，这妇人一度是佛教徒，后来却转而加入基督教国的教会。可是，她却大感失望而脱离了教会。令她很失望的是，牧师竟然无法清楚解释上帝是谁，也不能解释教会为什么不使用上帝的私有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在妇人拥有的古文圣经里出现了差不多7000次。她提出了许多问题，可是牧师却不肯回答，反而告诉她“只要信”就够了。妇人后来读到格拉迪丝分发给她邻居的一本《守望台》（自1951年5月起，每月有日语版印行），所读的资料令她印象很深，于是设法寻找格拉迪丝。格拉迪丝后来谈及这个经历说：“妇人见到圣经能够回答她许多问题，大受感动。她立即开始参加会众书籍研究班。她在班上听见宣布次日有传道安排，就表示也想出去传道。我们劝她先研读多一点时间，她说：‘好的，我会继续研读，但我也想出去传道！’她果然这样做，第一个月就用了50多小时传道！不及一年她就受了浸，并且投入先驱服务，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别先驱。现今她已80岁，但仍然做着先驱工作。”
耶和华使它成长
1951年，有五位海外传道员姊妹被派到大阪工作。她们很高兴有许多人愿意来到海外传道员之家跟她们研读。但这些海外传道员发觉很难辨认日本人的面孔。来自瑞士的莉娜·温特勒说：“学生抵达时，我们五个人都出来，让他们拣选哪一个是负责跟他们研读的圣经老师。”为了效法日本人的风俗，海外传道员准备了一些拖鞋给访者使用，但海外传道员却不知道，供客人用的拖鞋和在洗手间使用的拖鞋是不同的。一天，一个圣经学生忍不住私下告诉莉娜：“我们是不会把洗手间的拖鞋给客人用的。”海外传道员逐渐学会这些差别。
神户的海外传道员弟兄不时到大阪，协助当地的五位独身姊妹。当时大阪只有很少传道员。有一次，劳埃德·巴雷跟大阪的海外传道员到甲子园大型棒球场出席一个露天音乐会。他感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举行大会，场内坐满听众，那就太好了！”在当时看来，这样的前景实在很难实现。
可是，在1994年年尾，巴雷弟兄（现今是布洛克林治理机构的成员）应邀为新落成的兵库大会堂作呈献礼演讲，这个大会堂是供神户地区的52群会众使用的。呈献礼是个喜乐的场合，有好些大阪最早的日本传道员出席。社方计划在次日举行一个规模大得多的聚会。聚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就是在甲子园棒球场。那天有四万多人聚集起来，秩序十分井然！此外，还有许多人在日本其他四十多个地方集合起来，通过电话线连系聆听演讲。结果，聆听演讲的人超过25万4000人——甚至比1958年出席庞大的纽约大会的人数更多。在日本，耶和华以多么奇妙的方式“使它成长”！——哥林多前书3:6,7。
1951年年初，有一个海外传道员之家在横滨设立起来。这个城市也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成果。最初担任海外传道员之家仆人的弟兄是戈登·迪恩；他现今是个鳏夫，在海老名分社从事全时服务。今天，横滨有114群会众，传道员的数目还持续增加。起初由海外传道员发起的工作，现今已由当地弟兄接手了。
1952年，有一个海外传道员之家在京都市建立。社方把大阪和神户一些海外传道员调到京都去，加入当地热心的新海外传道员的行列。1954年4月，洛伊丝·戴尔和莫莉·赫伦也从神户调到京都去。
京都市约有一千间庙宇，差不多每个街口都有一间。大战期间，这个城市没有受到空袭，当地的庙宇才得以保存下来。洛伊丝回忆说：“我们在那里遇到美马胜三；他是个杂货店商人，但当时由于患病，正在家里休养。他虽然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却告诉我他希望认识真神。我很快就跟他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后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加入讨论，最后整家人都接受了真理。和蔼好客的胜三成为了京都会众的属灵支柱。”
来自瑞士的玛格丽特·温特勒抵达了京都，跟姐姐莉娜一起工作。在这个新地区，她发觉必须习惯看出别人的言外之意。例如，男子想妻子决定是否接受书刊，就会竖起他的小指头，表示妻子不在家。妻子则可能竖起拇指（拇指代表丈夫），说丈夫不在家。玛格丽特最后意识到，她向京都的人介绍杂志时，如果对方小心翼翼地逐页翻阅杂志，他们其实是用身体语言表示不想接受杂志，但却希望传道员看出他们的意思而不用他们明言。当然，不是所有的答复，不论用口头或身体语言表达，都是负面的。今天，京都有39群欣欣向荣的会众。
应付寒冬和新语言
1953年，有更多海外传道员从夏威夷抵达日本，其中两位是阿德琳·名幸和她的同伴莉莲·萨姆森；她们被派到北部寒冷的仙台市工作。那里晚上的气温有时可低至摄氏零下5度。1952年10月，唐和梅宝尔·哈斯利特在当地建立了新的海外传道员之家，后来桃原真一和桃原正子也加入了。这些夏威夷人在热带长大，仙台的寒冬的确使他们颇难抵受。弟兄把他们戏称为“急冻的夏威夷人”。
莉莲回忆说：“我们在一生中首次学会砍柴生火。家里只有厨房是暖和的；晚上，我们把金属日式暖炉放进被窝里，使床暖一点。日间我们会买几个烤番薯，放在口袋里好暖和自己的手，然后吃了它们作为午餐。”
可是，难题并不仅限于寒冷的天气。海外传道员学会读日文之前，他们不时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事。莉莲很难忘记有一次的经历。由于她看不懂日文，竟按了一个紧急火警钟，以为这只是个红色的门铃。楼宇的住户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看有什么事发生。那天她被人痛骂了一顿。
可是，在这些海外传道员的记忆中，往事并不仅限于他们在日本的早期个人经历。在他们看来，数以千计的日本弟兄姊妹，和跟他们一起经历的许多事件，都在他们的“家庭相簿”里占一个重要部分。我们邀请你查阅一下这个“相簿”，一同回顾一下对日本神治社会的增长有所贡献的其他许多往事。
特别先驱开拓新地区
王国信息得以传到日本国内僻远地区，特别先驱实在功不可没。有些特别先驱曾亲自受到海外传道员训练，在事奉耶和华方面也表现同样的热心。日本特别先驱的工作与海外传道员的工作互相配合，前者被派到较小的市镇工作。在早期的特别先驱当中，虽然有很多在接受委派时受浸还不久，他们却全心全意为耶和华服务，一直保持坚忍。
涌井尚子受浸仅一年零四个月，就受委任作特别先驱。自1957年以来，她和她的同伴佐藤孝子就一直结伴作特别先驱。她们奉派在九个不同的地区工作，一共帮助了80多人受浸成为见证人。
尚子最初主持的圣经研究中，有一个由于耶和华的祝福而获得很好的结果。她说：“这个女子很热心上教堂，但是她说，‘只要是研究圣经，我就愿意天天这样做。’她学到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上帝是耶稣的父亲之后，就脱离了教会，不久还参加外勤传道。”后来她搬到一个严寒的地区居住，那儿没有会众，但她的热心并没有冷却。今天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女都在真理里，三个儿子是长老，女儿则是特别先驱。
尚子和孝子在山梨县都留市工作的时候，发觉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只有四五个人参加聚会。环务监督认为，社方也许应当把她们调到反应较好的地区去；但两位姊妹却不愿离开都留。她们觉得，既然耶和华派她们到都留来，当地一定有他的羊。环务监督说：“如果这个周末有18个人来参加公众聚会，我就把你们的意愿通知社方，请社方让你们留在这个地区工作。”先驱用尽圣经所容许的方法邀请人参加星期日的聚会。令人惊奇的是，当天竟有19个人出席！在接着的一周，聚会人数又降回四五个人，但先驱却得以继续在那个地区工作。今天，都留有一群热心的会众，也有一间美观的王国聚会所。
另一个特别先驱是小林计子；过去四十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开发新地区。京都的一个海外传道员保利娜·格林遇到计子的时候，她正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保利娜把传道书12:13读给她听，计子感到很满意。她认为海外传道员的生活方式跟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方式最相似，于是立下目标一生要过这样的生活。她受浸不过三年，社方就委任她做特别先驱。她不久就体验到耶和华仁爱的保护，在特别先驱工作上也获得很好的成绩。计子很明白一般农村居民的感觉；他们顾虑别人的看法，作决定时常常受到畏惧人的心理所左右。她怎样应付这种情势呢？她说：“我设法跟他们建立友谊。我很关心人；无论我到哪里传道，我都紧记，当地的人都是耶和华所爱的。这样，跟他们做朋友就很容易了。”
1971年3月，分社办事处派出更多特别先驱到孤立地区传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姊妹，出井明美（出井美代的养女，现在是小原明美）和吉冈和子（现在是德盛和子）。这两个年轻姊妹奉派到日本中部的加贺市传道。在此之前，她们都是在父母和会众的“荫庇”下工作的。和子回忆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在我们的地区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宣扬好消息。”当地居民对外人有戒心；为了消除居民的疑虑，她们学会用当地的方言去介绍自己，也模仿当地人的口音。结果有些人接受真理，其中三个年轻男子是田径队的队员。和子说，这三个年轻小伙子开始参加外勤服务的时候，她很难跟上他们的步子。他们是长跑运动员，所以，飞也似地从一家农舍跑到另一家。
热心的特别先驱继续在一些未经委派的地区作见证，结果会众纷纷成立，孤立小组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在1976年1月，会众和小组的总数冲破了一千大关。
冲绳岛的发展
冲绳岛的传道工作也进展得不错。这些岛屿共有120万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美国的管治区。冲绳岛的居民性格沉静、有耐心、待人亲切友善。冲绳岛的弟兄姊妹也表现这些美好的特质；他们保持坚忍，热心为真理作见证。
社方把冲绳岛交由日本分社照顾。当时日本的分社监督是劳埃德·巴雷弟兄，他在1953年首次探访冲绳岛。他抵达时有四个弟兄在场迎接他；这些弟兄都是来自菲律宾的建筑工人。他们立即把巴雷弟兄带到美军的惩教中心去，那里有三个士兵被拘禁。这些年轻男子采取立场拥护真理，可惜缺乏机巧，做事有点极端。例如，他们时常高声唱王国诗歌，直至深夜，以致营里的人无法安睡。巴雷弟兄帮助他们看出，处事应当平衡合理一点。可顺带一提的是，惩教中心的牧师声称，在他看来，基督的王国至少还有一千年才会来。这些青年男子当中有一个后来成了布洛克林伯特利家庭的成员，三个男子都在基督徒会众里负有职责。巴雷弟兄探访期间，当地举行了一个聚会，有一百多个岛民聚集在一座匡西特活动房屋里听他演讲。
参加聚会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比嘉芳子。在冲绳岛，人们习惯把死者的尸骸放在大山洞里，洞口形似子宫，目的是要表明死者已返回他们所来自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冲绳岛战况惨烈，芳子躲藏在一个放置尸骸的洞穴里。她见到洞里的遗骸，深信死者已实际死去了。她后来研读圣经，一读到死者的情况、奇妙的复活希望等圣经主张，就毫不犹豫接受了。
芳子成了冲绳岛的第一个传道员，也是当地第一个正规先驱。冲绳岛的广播电台一直很想播放圣经节目，但基督教国的教士却懒得提供资料。他们发觉芳子非常乐意填补空缺。有几个月时间，她在电台诵读《守望台》杂志的文章。
不久之后，社方在岛上举行环务大会，有12个本土的新传道员出席。节目以日语讲出，由阿德里安·汤普森和劳埃德·巴雷轮流担任。岛上的工作扩展得很快，传道员和先驱的数目都不断激增。
比嘉芳子在1954年5月开始先驱服务。四十三年来，她一直忠心地持守先驱的岗位，帮助了五十多人认识真理。她最初的“推荐信”，有不少是来自首里市一间基督新教教会的。（哥林多后书3:1-3）现在她继续在宜野湾市从事先驱工作。
另一个非常热心的见证人是寡居的友寄美津子。1957年，在冲绳岛的古都首里，她和女儿正子一起开始先驱工作。每逢美津子谈及过去四十年她在先驱服务上所享的祝福，以及她怎样帮助许多人接受带来永生的真理，她的眼睛就不禁闪出喜悦的光芒。
1965年，守望台社在冲绳岛设立分社办事处，并委任来自夏威夷的海外传道员桃原真一做分社监督。（他本身是个冲绳岛人。）冲绳岛在1972年归还日本管治，但当地的分社仍然继续运作。社方在1976年2月设立分社委员会的安排时，桃原真一、詹姆斯·林顿（一位澳洲籍的海外传道员）和宇根忠吉（一位在基列毕业的冲绳岛人）都受委任作委员会的成员。
坚忍不拔
1976服务年度，为了扩大宣扬好消息的范围，社方派出特别先驱到冲绳岛分社辖下更多岛屿工作。有些岛屿的居民对真理有良好反应，在另一些岛屿，传道员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帮助人克服种种障碍，例如风俗、迷信、巩固的家庭连系等。奉派到这些岛屿服务的特别先驱必须坚忍不拔才行。由于岛民对外人存有戒心，虽然岛上有许多房子空置，特别先驱却常常找不到地方居住。有时，惟一可以租到的房子就是曾有人在其中自杀的。碍于当地人的迷信，这样的房子却又不能用作聚会地点。
可是，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先驱逐渐取得成果。在德之岛上，一个家庭出席环务监督探访期间的公众演讲。父亲对当地流行的斗牛甚感兴趣。（比赛举行时，两只公牛彼此顶撞，看哪一只气力较大。）他蓄了一头得过奖的公牛。他的女儿在日本跟耶和华见证人讨论圣经，结果引起了他对圣经的兴趣，于是整家人都跟见证人学习圣经。这个男子、他的妻子、女儿和三个儿子都先后献身成为见证人。邻近两个家庭也接受了真理。这群人成了当地传道活动的中心。这个小岛现有一群会众，成员共有49人，其中有16个是先驱。
在南方僻远的石垣岛上，出乎传道员的意料，一个又年轻又有名的拳师竟然主动去找传道员，要求学习圣经。他以前在横滨跟见证人读过圣经，却不愿负起圣经真理所带来的责任。为了逃避真理，他迁到人口稀少的西表岛去；他以为当地一定不会有耶和华见证人。但过了不久，他偶然见到守望台的出版物。他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也曾到过当地传道，不禁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实在无法躲避耶和华。（参阅约拿书1:3。）他在一本刊物上找到一个传道员的地址，于是到邻近的石垣岛去，找着这位见证人。他很快就献身成为见证人，后来更成为一个热心的先驱。
1980年9月，韩素尔弟兄到冲绳岛作带务探访；在此之后，冲绳岛再次归于日本分社辖下。桃原弟兄和他的妻子，以及宇根弟兄和他的妻子，继续留在冲绳岛从事全时服务，林顿弟兄和姊妹则返回日本从事区务工作。
周游弟兄发挥重要影响
周游监督和他们的妻子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弟兄服务，大大促进日本各群会众的增长，也帮助当地的传道员迈向成熟的地步。他们的服务对会众深具强化作用。弟兄们能够看出，这些监督和他们的妻子为了好消息，的确撇下了“家宅……母亲、父亲”。——马可福音10:29。
早期环务监督探访会众的时候，在住宿的地方，他们可说没有私生活可言。他们却甘愿接受种种不便，结果赢得弟兄们的敬爱。吉田启一带着几分诙谐忆述，1983年他和妻子住在一个独身弟兄家里的情形。这个弟兄的家人是不信的，住在本州北部一间颇大的农舍里。吉田弟兄说：“这家人很热情招待我们，把我们带到留宿的房间去，房里有个很大的佛教神坛。我们正打算就寝，突然这家人的祖父身穿睡衣，打开房间的滑门，一言不发地走到神坛前敲响坛钟，点香念经，然后从房间另一边的门离去。其他家人也照样做。我们在这户人家住了一星期，整周都提防戒备，不知道各人会在什么时候、从哪一扇门进来神坛参拜。尽管这样，我们却跟这个仁慈好客的家庭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日本目前总共有209位周游监督，每人平均从事全时服务约有20年。他们成为周游监督以前，大多是特别先驱，所以能够在逐户见证工作上给传道员很好的训练。他们热心从事外勤服务，日本的先驱精神这么旺盛，他们实在居功不少。
得到环务监督的鼓励之后，有些传道员和个别家庭自愿迁到对王国见证人需要更殷的地方。有些环务监督则特别留意帮助弟兄姊妹的不信配偶，结果有些不信的配偶后来也受浸成为见证人。周游弟兄以身作则，格外关注年轻人的需要，结果帮助了不少年轻人追求属灵目标。
海外传道员继续努力
70年代，社方开始把海外传道员派到较小的城市去。在这些地方，一般人比较保守，惯于因循传统。因此，使人作基督门徒的工作进展得较慢。当地要是有会众的话，海外传道员就会帮助本地的弟兄获得所需的经验，然后让他们在传道工作上带头。有海外传道员服务的城市包括秋田、歧阜、甲府、川口、高知、长野、歌山和山形。
海外传道员耐心地帮助当地的见证人看出，接受全部圣经真理是明智之举。（希伯来书6:1）甲府一群会众的主持监督藤卷正夫回忆以往会众研读《使你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的情况。一位年长弟兄觉得很难接受书中的建议，要丈夫开口对妻子表达爱意；他说：“对我们在战前受教育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会众里一位海外传道员理查德·贝利仁慈地私下给他一点帮助，说：“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应当超越国家的背景才对。真理对所有人都适用，也总是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理会真理的某一部分，内心就可能变得更刚硬，以致连一些更重要的部分也不肯接受了。”（路加福音16:10）弟兄明白他的意思后，就乐于跟妻子坐在一起了。对夫妇两人来说，这是个新经验。
在其他方面，当地的见证人也从他们与海外传道员的交往得益不浅。一个姊妹说：“他们总是开开心心的，怀着喜乐事奉上帝。我从他们身上学到，重要的是紧守基于爱心的原则，而不是定下许多规条。”——申命记10:12；使徒行传13:52。
海外传道员还帮助许多人深深领会到，他们同属一个国际的弟兄团体。佐藤和子最初在东京跟梅尔巴·巴雷研读圣经。她记得自己在农村地区作先驱的时候，当地居民对宗教极度反感。和子觉得很寂寞，于是写信给以前会众的海外传道员，说：“我一个人传道孤伶伶的。”她收到一封富于鼓励的回信，是几位海外传道员共同写给她的，有些海外传道员还花了很多心机用日语音标拼写。他们说：“和子，你绝不是孤伶伶的！请留心听听，你会听见苹果园外有许多脚步声；这些都是环球各地忠贞弟兄的脚步声。”——参阅启示录7:9,10。
日本目前仍有41位海外传道员在当地服务，他们分别住在五个海外传道员之家里：一个在山形，一个在岩木，一个在富山，两个在东京。除此之外，有九位海外传道员从事周游工作，有九位在海老名的伯特利服务。这些海外传道员立下优良的榜样，忠于耶和华和他的组织。他们言传身教，“开阔”了日本耶和华见证人的眼界，同时加深了他们对真理的了解。——哥林多后书6:13；以弗所书3:18。
利用夏天到未经委派的地区传道
其他人也合力将好消息传播到较僻远的城市和村镇。1971年，社方邀请正规先驱在夏季的月份前往未经委派的地区工作。后来在1974年，社方开始委任暂时的特别先驱，在夏季的三个月派他们到未经委派的地区服务。每年有五十个暂时特别先驱奉派到25个不同的地区，他们分发了巨量的书刊。
到1980年，日本国内未委派给任何会众的地区只有780万人口左右。因此，社方不再派出暂时特别先驱了，而是邀请各群会众、正规先驱和家庭，在夏天的月份到未经委派的地区工作。日本的见证人一般喜欢一起做事，因此他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安排。
事情的结果令人十分振奋。1986年，一个传道员在未经委派的地区工作，他在茨城县美和村山上一座房子遇到一个家庭主妇。这妇人手里拿着《使你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和《我的圣经故事书》，出来迎接传道员。这些书是她以前获得的，已经读过许多次了。她很想在书店买本圣经，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她听闻有个基督徒家庭正打算迁到村内，不禁雀跃不已。她很快就接受了一个圣经研究，现在全家人都在真理了。
社方逐渐把余下的城镇和乡村委派给邻近的会众去照顾。
向长老提供专门训练
随着好消息继续宣扬出去，会众的数目和传道员人数都相应地增加。在会众里，时常只有一两位具备资格的弟兄带头。对于照顾会众的事务，这些弟兄没有受过很多训练。后来，社方在1972年10月1日设立了长老安排，并邀请新委任的长老到沼津的分社办事处，接受为期两周的专门训练。
这个训练班的确是个里程碑。导师帮助弟兄看出，他们必须表现真挚的爱心，保持平衡，对待见证人同工要通情达理。（哥林多后书1:24）此外，他们也强调长老必须留意照顾自己家人的灵性健康。（提摩太前书3:4；5:8）东方家庭通常很少注重这些事的。
弟兄们很渴望把训练班学到的知识带回会众去；可是，许多人都倾向于用背诵的方式学习，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就是这样学习的。导师阿部孝司回忆说：“学生每晚花很多时间把日间讨论的资料写下来。我们劝弟兄不要作太详细的笔记，也不要尝试定下许多规条。我们鼓励弟兄运用思想能力，把圣经原则应用出来。”——罗马书12:1；希伯来书5:14。
为了参加训练班，许多弟兄作了很大的牺牲。有些从1300公里以外、北方多雪的北海道远道而来，另一些则从南方1800公里以外，位于亚热带的冲绳岛而来。有些弟兄回家之后，不得不另找新的世俗工作。1977年，社方在国内各处举行为期两天的训练班；这样，弟兄们参加训练班就容易多了。
应付家人反对
在日本，人想成为基督徒，时常要克服许多艰难障碍才行。做了37年先驱的江藤弘子说：“特别在农村地区，新人受到亲属很大反对。亲属觉得有个家人跟社区居民的信仰不同，是一件难堪的事。除此之外，害怕人的心理也很强。”
弘子的母亲江渡百合子在接触耶和华见证人之前已经十分喜爱圣经了。1954年，见证人告诉她上帝的旨意不仅是让一小群忠心基督徒升到天上，地球也会成为一个乐园，其上布满耶和华手下快乐的仆人。百合子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十分渴望告诉别人。她和儿女耐心地帮助许多人克服惧怕人的心理，以求赢得耶和华的嘉许。
弘子曾努力帮助一个诚恳的妇人，她叙述以下的经验。有个家庭主妇开始研读圣经，但家里的婆婆却大加反对。妇人不想破坏家庭的和睦气氛，于是停止了研读。弘子说：“我在街上等候她，并劝她要对婆婆特别仁慈，用行为显明研读圣经的好处。她根据所学到的资料机巧地向丈夫提出问题，逐渐引起了丈夫的兴趣。起初丈夫告诉她：‘在乡村地区，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可是，由于深爱耶和华，他们得以克服很多反对。”现在，他们和长子都受了浸。丈夫是个服事仆人，在家里主持会众书籍研究班。他首次作公众演讲时，母亲竟前来聆听，使大家大感意外。
反对时常来自配偶。有些丈夫由于嫉妒，或因为自幼受大男人主义所影响，就反对妻子研读圣经。70年代早期，市丸惠子在婚后不久开始研读圣经，她的丈夫博之十分反对，并且叫她不可参加聚会。博之后来解释说：“妻子的宗教竟然变成比我更重要，实在令我无法忍受。”惠子很爱丈夫，她机巧地请丈夫查考一下她所学的知识是否真的有益。她的丈夫决定自己研究圣经，却无法明白。他于是问妻子是否可以参加她的研读，结果两人都受浸成为见证人。最后博之成为正规先驱，如今是个长老。
1971年，宣扬王国的工作在筑丰展开，坂本真幸是最先接受圣经信息的人之一。她的丈夫登代太见到妻子和年轻儿子到邻近城市参加聚会，就大加反对。登代太决心不让妻子参加聚会，于是变本加厉，猛烈反对。真幸在1973年受浸之后继续受丈夫反对，前后共达14年之久。有一次，登代太用枪指着她，高声嚷道：“你不放弃这个宗教，我就杀死你！”妻子的镇静反应使登代太感到大惑不解；他觉得很奇怪，究竟什么使妻子这么坚定。
真幸虽然受到这么多反对，却仍旧尽力对丈夫表现爱心。她继续尝试帮助丈夫认识真理，从没有灰心放弃。（彼得前书3:1,2）有一天，登代太觉得妻子和儿子做先驱，而他却要做世俗工作，实在太不值了，于是决定向雇主辞职。对他来说，这是个重大的决定，因为日本男子通常把职业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登代太以为妻子和儿子会表示惋惜，但是他回家告诉他们自己辞了职时，他们竟然拍手欢呼。这样的反应促使登代太认真想想这个问题。不久他也开始研读圣经。后来他跟家人一起从事先驱工作，现今是个基督徒长老。
70年代早期，初次参加聚会的男子时常提及聚会里看来只有妇孺。但自那时以来，有数以万计的男子在灵性上有长足的进步。现今组织里有许多灵性成熟的男子，努力照料组织的各项需要。他们当中有些人在70年代曾是反对真理的。
先驱受训
在70年代，每群会众都有相当多的先驱（百分之25到30），许多弟兄姊妹都有机会参加先驱服务训练班。在日本，这个安排从1978年1月开始，先驱所受的训练能够大大帮助会众迈向成熟的地步。
最初应邀接受训练的是特别先驱、海外传道员、周游监督和他们的妻子。吉冈繁是早期的导师之一，他回忆说：“有这些经验丰富的先驱参加早期的训练班，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从这些成熟传道员的评论和经验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跟后来的各班分享。”
从1980年2月开始，先驱服务训练班在每个环里举行。环务监督和其他一些参加过训练班的成熟弟兄充当导师。在训练班设立之后的八年间，正规先驱的数目平均增加了百分之22，而会众传道员只是增加了百分之12。现今大部分环每年都举行两个或更多先驱训练班，每班有25至30个学生。
参加训练班的先驱，认识真理的时日大都并不很长。但是，他们参加训练班后，信心大增，传道技巧也大为改善，还学到不少有关基督徒生活的宝贵知识。一个先驱表达自己的心声说：“以前，在我脑中的‘抽屉’里，传道工作、教养孩子、基督徒品格和圣经知识，仿佛是杂乱地堆在一起的。可是，经过为期十天的训练班课程之后，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分别放在适当地方了。”直至1997年9月，日本总共有3650个训练班举行，有8万7158名先驱参加。
各种人士响应真理
在日本，神治组织由许多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组成，可说是多姿多采。例如，丹羽利明是横滨一群会众里一个温文尔雅的长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他曾受训驾驶神风敢死队战机，并打算以自杀式袭击美国的军舰。一般日本人民把这样的牺牲视为忠于天皇的表现。可是，利明还没有机会为祖国牺牲，大战就结束了。后来他的妻子跟耶和华见证人研读圣经。利明获知见证人在战争期间严守中立，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1977年，他与妻子一同向人传讲圣经的和平信息。
娱乐界也有人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求成为耶和华的赞美者。长崎义弘曾与大学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爵士乐队。他们请曾教他们爵士乐的人作乐队领队。这个人名叫笠井义正，是日本最佳的爵士乐手之一。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来自夏威夷的喇叭手杨格。现今是分社委员会成员的义弘回忆说：“从那天开始，我们所学到的不再是音乐而是真理。起初我们全无兴趣，但由于义正这么热心，而我们又想他继续作乐队领队，只好听他讲道。”他们甚至同意研读圣经。对义弘来说，转捩点是他在1966年4月参加的一个环务大会。在大会里，义弘以往认识的一个中学同学邀请他一同参加外勤传道。同学用圣经向人作见证，义弘则把单张分发给住户。他回忆说：“我首次看出真理的价值。”他参加完大会之后，就每天都出去传道，而且进步得很快。这个乐队的六名成员中，现今有四个是活跃的见证人。
佐藤新寺是岛根县著名的出云大社的祠官，而这个神社是日本最主要的神道教神社之一。他也是出云大社的宗教导师。虽然他做了神道教祠官已差不多有20年，但见到一般祠官都缺乏爱心，行事不公，就不禁大失所望。他看出神道教的诸神并不能使人得救，于是开始寻求真神。他开始阅读圣经，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无法明白。
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以往相识的人，他知道这人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于是他提出一些问题，是他认为可以帮助他辨明纯真宗教的：“你的宗教不参与政治吗？你们的组织是个非牟利机构吗？你们的主张来自上帝而非来自人吗？你们总部的成员言行一致吗？”然后他问道：“如果你的组织符合这些条件，你愿意教导我明白圣经吗？”他最后得以摆脱大巴比伦，从而经历到莫大的舒解！（启示录18:4）他说：“现在我既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教导别人认识真神的道路，我的感觉就像箴言所说的一样：‘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22。
好几位著名的美术家和音乐家、一个连环图画家、一个相扑手和一些自行车赛车手，都毅然撇下以往的光采。各种各色的专业人士，例如医生、著名书法家和律师，看见真理之光后，转而运用他们的才干去推广王国的权益。以前的盗匪、流氓、警察和政客，现今在上帝组织里跟他们的属灵弟兄和睦共处。（以赛亚书11:6-9）佛教僧侣、神道教祠官和一个女教主，都离开了大巴比伦。（启示录18:2）学校教师、成功商人，以及各种技术人员，一同合力执行神治工程。耶和华的组织现今包括各种各色的人；这些人都受到帮助，“穿上［了］新品格；这种品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真实的正义和忠贞里创造的”。——以弗所书4:24。
热心的先驱精神
虽然会众的传道地区缩少了，一般人对宗教又日趋冷淡，传道员却继续对先驱服务十分热心。在每年春季，有数目庞大的辅助先驱加入先驱行列，以致会众有一半的传道员都是先驱。在1997年3月，全国总共有10万8737人做先驱。
时常有人问，“为什么日本有这么多先驱？”看来有几个因素。热心的海外传道员为日本战后神治组织的增长奠下了根基。深怀体会的学生也尽力效法那些教导他们的人。（路加福音6:40）结果，热心的传道精神就一代一代传下去。再者，以一般而言，日本人的家居都比较细小，不用很多时间照料。大部分人都生活得相当简朴，因此主妇较易于把属灵事务置于首位。（马太福音6:22,33）除此之外，日本的气候温和，政治和经济环境也颇稳定。
另一个因素看来是日本的文化背景和国民特征。以整体而言，日本人乐意服从指引，对群体的鼓励敏于响应，而且热心工作。日裔美籍的桃原真一是战后最先抵达日本的海外传道员之一，他说：“神风敢死队的驾驶员把他们的飞机撞向敌人的战舰，甘愿为天皇牺牲。日本人既然如此忠于他们的主人，一旦找着真正的主宰耶和华，就更愿赴汤蹈火了！”不错，每个申请做先驱的人都十分渴望取悦耶和华。
父母做先驱
做先驱的是怎样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姊妹，而且大多数都是已婚而又有儿女的。但许多先驱都得不着不信丈夫和亲属的属灵支持。
藤泽市的陆子做先驱已有20多年，她说：“我开始做先驱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只有几个月大。我的丈夫在银行工作，通常要到我们从聚会返家，他才回到家里。即使我要作出很大努力，我也要继续做先驱。”陆子得到很大的报酬，因为她的三个儿女，中学一毕业就投入先驱服务。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反对，后来变成漠不关心，但渐渐也开始改变过来。陆子在会众里听到她的儿子讲出公众演讲的上部分，然后她的丈夫接着讲完演讲的下部分，她不禁心花怒放！
父亲作先驱，也能发挥良好的影响力。久高的父亲以前的工作是教人处理数据，后来放弃了这份优职，以求能够做先驱。暑假期间，久高的父亲请他一起在清晨给人送牛奶。久高回忆说：“东方的天空布满灿烂的彩霞，父亲向我透露心声，诉说全心尽力事奉耶和华为他带来了多大的奖赏。我见到他这么喜乐地为耶和华辛劳，感动得笔墨难以形容。”久高现今在海老名伯特利之家服务。
过劳死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想为工作卖命，加入一间日本公司好了。”典型的日本男子会把全副精神放在自己的工作上，甘愿花很长时间在办公的地方。可是，许多作父亲的一度为公司卖命，但现今已献了身给耶和华上帝，而不再给公司做奴隶了。他们宁愿跟家人一起做先驱。
住在神户区的俊二以前替一家规模颇大的建筑公司工作，他说：“我很喜欢自己的事业，也渴望飞黄腾达，于是拼命工作。如果工地离家很远，我就只有周末才回家。”什么使他毅然作出改变呢？他回答说：“我很怕死；我担心如果我死去，家人会有什么打击。我的妻子和儿子每次出去传道都十分开心，实在令我大惑不解。”后来当地的会众兴建王国聚会所，俊二提出了若干技术上的协助。一位长老鼓励他研读圣经，他同意这样做。现在他和家人一起享有作正规先驱的喜乐，同时也在区域建筑委员会服务。
家主要有很大的信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舍弃一般人眼中的铁饭碗，转做一些不稳定的兼职工作，以求拨出时间参加先驱服务。在千叶县，光伸的父亲就毅然改变了自己的工作。他到办公室收集废纸，然后把废纸交给他以前任职的大公司回收利用。他以前的同事有很多都晋升为主管了。光伸很钦佩父亲的自我牺牲精神，说：“我很感激父母以身作则，教我体会先驱服务的可贵，帮助我以先驱服务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生活上作出这种调整的人都坚信，经济的酬报只是暂时的，属灵的财宝才价值大得多。——马太福音6:19-21。
小心保重，活得长久！
由于渴望尽力为耶和华服务，有些人克服了健康方面的严重难题。小野八重子有心脏病，健康很差。医生劝她说：“你最多只能活到看见儿子长大。你自己千万不要过劳；要小心保重，这样才会活得长久。”当时八重子的儿子只有三岁大。她从医院回家，在途中问自己说：“我要怎样过余下的一生，才不致有遗憾呢？”她回到家里时，已下了决心要成为先驱。她的亲属听闻她这个决定，都表示担心，但这并没有使她改变主意。她说：“我在1978年9月开始做先驱。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怀了孕。我的母亲患上重病，我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可是，耶稣的话给我很大勇气：‘你们只要有信心，像芥籽的大小一样，就能够移山了。’（马太福音17:20）我决定尽力而为。”
过了十七年之后，八重子说：“我感到耶和华的膀臂一直支持我。”有时难题几乎把她压倒，但她继续思念耶和华的祝福；这使她有力量保持坚忍。她的丈夫受到她的热心所感动，也开始研读圣经。最后，令她更喜出望外的是，耶和华听允她的热切祷告，她的丈夫竟然成为她的先驱同伴！
日本的先驱素质的确很高。我们还可以提及许多人。例如，一个全身瘫痪的弟兄，主要靠通信从事先驱工作，却给别人莫大的鼓励；一位在这个世纪初出生的姊妹，在1994年逝世之前，花了最后的十三年时光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区域作先驱；一位失明的长老毅然迁到一个小市镇去做先驱，好帮助当地一群人数不多的会众。像古代忠心的见证人一样，这些人虽然有身体上的软弱和障碍，却从上帝“变得有力”，孜孜不倦地遵行他的旨意。——希伯来书11:32-34。
《新世界译本》日语版
在普世各地，耶和华见证人以运用圣经公开传道为人所熟知。日本的传道员很渴望有一本准确易明的现代日语圣经。许多人都觉得，古文圣经译本颇难读懂。古文译本虽然文字优美，并且首尾一贯使用上帝的圣名，但一般在战后受教育的人却发觉，其中的古文实在不易明白。1970年1月，分社的弟兄接获总社来信，授权他们把《新世界译本》的希腊语部分译成日语；他们都不禁喜出望外。
三年后，在大阪举行的“上帝的胜利”国际大会中，在场的3万1263名听众听到治理机构的史荣高弟兄宣布发行《基督教希腊语圣经新世界译本》的日语版，人人都心花怒放，热烈鼓掌。在译本发行之后的九年间，总共有114万本分发出去，相当于这部圣经初次发行时日本传道员数目的75倍。这部圣经是在美国印刷的；但是，印刷和装订工作由日本自行负责的日子已不远了。
聚会地方有办法改善吗？
随着日本各地会众的数目不断增加，弟兄们越来越清楚看出他们急需有适当的地方举行聚会。在70年代以前，很少会众拥有自置的聚会所。事实上，在整个60年代，只有九间王国聚会所落成呈献给上帝。大部分会众都在租来的礼堂或私人家里举行聚会。
弘前的一个姊妹，中村爱，回顾这些“流动聚会”多么不方便。她说：“大约在1963年，我们每个周末租用市政府的教育中心举行聚会。有些日子这个礼堂不开放，会众的15个传道员只好到我家举行聚会。每次有聚会举行，大家都得帮忙搬运杂志、书籍、演讲架等。”租来的礼堂时常充满香烟味，墙上又常贴有政治性或宗教性的口号和装饰。这一切跟见证人聚会的属灵内容绝不相称。
莫莉·赫伦和洛伊丝·戴尔回忆京都的弟兄们租来举行聚会的地方。那是个商店楼上的房间，地上铺着日式草席榻榻米。两边还有其他房间，一边有人在教授日本三弦琴，另一边则有些男子在玩围棋。洛伊丝·戴尔说：“我们在这么嘈吵的环境中举行《守望台》研究班。在那些日子，我们只好将就一下了。”由于我们不像其他宗教团体一样有长期固定的聚会地点，一般人觉得我们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教派而已。
到了70年代中期，新会众的数目大增，弟兄们于是努力寻找一些可用作王国聚会所的建筑物。到1974年7月，全国各地共有646群会众，使用差不多200间聚会所。在这些聚会所当中，仅在1974服务年度就有134间落成，举行呈献礼。
弟兄们虽然经济能力有限，却足智多谋，心灵手巧。例如在九州岛，北九州若松会众在当地传道员捐出的一块土地上，兴建了一间面积130平方米的王国聚会所。会众从五间正在拆卸的房子获得不少免费的旧木材和屋瓦。他们也从一间废置了的公共浴室获得一批免费木材。他们需要购买的惟一建筑材料，是用在聚会所可见的部分。附近有一间结束营业的电影院，弟兄们从那里获得好些免费的椅子，重新漆过之后安装在聚会所里。经过六个月的辛劳工作之后，弟兄们有了一间美观的王国聚会所。
由于地价十分高昂，有些在市区拥有物业的见证人把房子拆掉重建，地下用作王国聚会所，楼上则留给自己居住。
分社需要继续扩充
正如孩子的衣服过了不多时就不够大了，为求照料国内见证人，日本分社的设施也屡次需要扩充。1971年，社方拟定计划，在沼津兴建一座三层高的工厂和一座五层高的伯特利宿舍。在这个地点，壮丽的富士山遥遥在望。
社方打算把工厂主要用来印制日语版的《守望台》和《儆醒！》。社方新近购置了一台重达40吨的东京机械轮转印刷机，并决定用这台新印刷机印制1972年10月8日的《儆醒！》特刊。这件事的确是个里程碑，因为这是弟兄们在沼津的印刷厂印制的第一份杂志。可是，在印刷机房工作的弟兄经验不多，还有很多技术需要学习。有时他们不禁怀疑是否能够适当地使用这台印刷机。一个参与印刷工作的弟兄说：“在那些日子，有些书页上的油墨十分厚，差不多可以凭着触摸就知道是什么字！”有些书页则字迹颜色很浅或很不均匀。可是，随着弟兄们经验逐渐增加，印刷的素质亦不断改善，传道员在外勤服务上所分发的杂志数量也大增。
1973年，诺尔弟兄在沼津分社的呈献礼中发表演讲，宾客聚集在工厂三楼空置的大堂里。诺尔弟兄提及这层楼将来会充作什么用途，说：“这个空置的部分代表你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在一两年内，你们就需要这个地方了。上帝的组织是不断向前迈进的，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扩展。”
正如诺尔弟兄预见，社方很快就充分使用工厂的这个部分了。到1974年，分社需要兴建另外两座建筑物，一座用来贮存各种物资，另一座用作工人宿舍。本间年雄说：“这是日本见证人自行兴建的第一座建筑物。我们有点担心是否有足够的熟练工人。上帝祝福我们，兴起了像深山唯三这样的人；他有三十多年的建筑经验，在一家规模庞大的承建公司担任工程监督。”
在此之前，由于工作关系，唯三有好几年时间跟家人分离；他刚刚辞了职，希望能够用更多时间跟家人一起。因此，他接获邀请前来沼津督导伯特利的扩展工程时，内心的感觉相当矛盾。他是否又要撇下家人呢？分社回答说：“不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分别18岁和20岁，也获邀到分社工作。
当时的工程与后来的相比尚属小规模，弟兄们却从这宗工程获得经验。他们坚信凭着耶和华的帮助，他们必定能够应付更大的工程。
本地弟兄负起更大责任
1975年4月，自1952年以来一直作分社监督的劳埃德·巴雷离开日本，前往总部担任耶和华见证人治理机构的成员。日本的神治组织大大扩展，从起初（1949年）的八个传道员，增至三万多个热心的王国宣扬者，巴雷弟兄一直热心参与工作。他离开之后，督导分社的责任落在本间年雄的肩上；他是个日本弟兄，当时担任工厂监督。
论到本间弟兄的才干，他的工厂助手说：“年雄不会坐着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做什么。你交一件工作给他，告诉他‘这是我们所要采取的方向’，他就会努力把工作做妥。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懂得怎样激励人。”
组织方面的另一项改变发生于1976年2月。像世界各地的分社一样，督导日本分社的重责转由一个委员会而非由一位分社监督肩负。最初受委任的五位分社委员会成员是本间年雄（统筹者）、织田正太郎、池田重雄、田中祺一郎和詹姆斯·曼茨。弟兄们都很乐于接受这项新安排，因为日本人一向都很习惯集体决定的安排。委员会的一位分子后来评论说：“设立了分社委员会之后，弟兄们把委员会的成熟弟兄视为组织的代表而接受他们的指引。这有助于把弟兄的注意集中在上帝的组织之上，而非在某个人身上。”每逢有重大的决定要作，一群背景与能力各异的属灵男子会一同加以考虑，同时寻求圣灵和上帝话语的指引。
1983年1月，自1960年2月以来一直在伯特利服务的织田正太郎成为统筹者。他接任本间弟兄的职位，因为本间有个两岁大的孩子，他需要负责维持家人的生活。自那时以来，有好几位弟兄曾在分社委员会任职，包括藤本亮介、柏西·伊斯洛、杉浦勇、长崎义弘、中岛诚、三村健次，和理查德·贝利。目前有七位弟兄在分社委员会任职。随着工作继续扩展，这些弟兄虚怀若谷，献出自己的才干，在世界田地的这部分推广上帝王国的权益。
织田弟兄评论说：“回顾以往，我们看出委员会的安排的确显示上帝的智慧。自从委员会在1976年设立以来，工作已扩展到没有一人可以独力照料的程度。耶和华使治理机构有先见之明，把责任交给许多弟兄分担。这样，工作遂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本地弟兄组织大会
社方在70年代也开始把组织大会的责任交给本地的见证人弟兄。最早担任大会监督职位的日本区务监督之一是阿部孝司。他曾经与海外传道员，例如柏西·伊斯洛，并肩工作而获得宝贵的经验。在1969年东京后乐园自行车竞赛场举行的“地上的和平”国际大会，柏西是大会监督。两年后，社方在同一个运动场举行全国大会，阿部弟兄是大会监督。凭着他从1969年大会所获得的经验，大会的操作十分顺利。但还有更重的责任快要落在他的肩上。
1973年，社方计划在大阪举行为期五天的“上帝的胜利”国际大会，委派阿部弟兄作大会监督。社方预计这个大会有三万多人出席，包括四百个来自外国的代表。阿部弟兄有什么反应呢？他回忆说：“我接获委任信时忧心忡忡，随即病倒在床，甚至无法坐起来。我不禁想到，组织大会的各部门多么艰巨。但是，就在大会之前几个月，我从社方接获《大会组织》这本册子，令我放心得多！我只要跟从圣经的程序，许多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立即要应付的一个难题是，怎样预备足够的座位给代表们使用。大会在大阪的万博记念公园节日广场举行，但广场既没有座位，也没有讲台。社方问附近的会众是否能够租一些摺椅供大会之用。他们也向市内所有学校的校长查询。此外，他们询问日本最大的电器制造公司的总裁，他的机构是否愿意租借椅子给大会使用。公司的一名代表与大会监督商讨这个请求。虽然公司没有额外的摺椅可以借出，他们却愿意捐一笔钱给社方，用来租5000张椅子。但大会仍然需要更多椅子。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弟兄们从一间建筑公司租来一批木材，自行制造长凳。长凳在大会揭幕之前几天才造好。大会期间，有3万1263人聚集起来聆听公众演讲。由于参加大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全日本和冲绳岛的见证人能够在一个大会里共叙一堂，这是最后一次了。
治理机构的五位成员和布洛克林世界总部的工厂监督拨冗出席大会，对听众提出鼓励。其他代表分别来自澳洲、英国、加拿大、德国、危地马拉、夏威夷、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所以，这个大会真正具有国际规模。
大阪的大会举行之后，有更多本地弟兄开始肩负组织大会的责任。由于这缘故，弟兄们能够在筹备大会的工作和其他责任之间保持平衡。除此之外，周游监督也能够集中精神执行他们本身的委派，无需在大会之前花几个月时间参与筹备工作。
1978年“胜利的信心”国际大会
在日本举行的第四个国际大会，是1978年为期五天的“胜利的信心”大会。这次，社方租用四个大会场地，以求容纳所有听众。大会的主要场地在大阪，最高出席人数达3万1785人，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欧洲、亚洲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的二百多个代表。治理机构的三位成员出席参与大会的节目。
多年来，弟兄们在彼此间努力培养优良的合作精神。他们坚信，凭着耶和华的帮助，甚至重大的神治任务，他们也有能力应付。
保龄球场改作大会堂
弟兄们看出，除了王国聚会所之外，他们也需要有较大的场地供举行大会之用。70年代早期，许多公众设施都不愿租给宗教团体；与运动场馆签订的合同，则可能由于要优先租给当地的运动节目，以致在最后一分钟临时取消。诸桥佑文曾在东京地区作大会监督多年，他忆述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促使弟兄们开始设法兴建自己的大会堂。他说：“1974年，我们缴交了20万日圆（约700美元）的订金，要租用小山市一个游乐场的礼堂，供举行环务大会之用。后来游乐场宣告破产。我们几经艰难，才得以取回订金，又要忙于寻找另一个场所去举行大会。”后来柏西·伊斯洛给他们看一些来自澳洲的相片，展示澳洲的弟兄把一间旧纺织厂改建为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东京的弟兄觉得，现在是他们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了。
他们找着一个已经停业的保龄球场，位于东京近郊的东松山区。业主对耶和华见证人一无所知，于是写信给他在美国结识的一家人，问他们耶和华见证人是个怎样的团体。他接获的回信对耶和华见证人大有好评，说他们是美国最堪信任的宗教团体。从那时起，进展十分顺利，双方不久就签订了合同。
日本第一所大会堂于是在1976年12月落成。与此同时，社方又开始筹划另一项重大工程。
耶和华指引事态
沼津的设施进行扩建，在1977年举行呈献礼，当时日本的传道员已经超过四万。分社受到指示要寻找一块比沼津大两倍的物业。分社在沼津和东京之间的海老名找着一座陈旧的纺织厂，物业的面积大约7公顷，比沼津大15倍。但是，既然日本的地价高得令人难以置信，治理机构会赞成购置这块物业吗？这块物业的价格，比美国在1867年向俄国买下阿拉斯加所付的价钱还超过一倍。总社并没有立即答复。本间年雄说：“后来，巴雷弟兄和社方布洛克林的工厂监督麦克斯·拉尔逊弟兄突然从纽约抵达，要看看这块物业。之后，总社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回顾过去20年的增长，我们感谢耶和华指引我们购下这块物业。”
1979年1月，社方开始兴建新分社，包括一座两层高的工厂大厦、一座办公室大楼、三座宿舍大楼（共有161个伯特利房间）、一个王国聚会所和两座作工场之用的建筑物。这是当时耶和华见证人所落实的最大建筑工程之一。
许多具有建筑技能的家主，纷纷撇下世俗差事，携同家人迁到海老名或附近城市，以求参与建筑工程。西尾佳昭是其中之一。他是个装修水管工人。他初次接获邀请参与建筑工程时，刚迁到四国岛的一个小镇，以求在需要较大的地方服务。他有三个年幼的儿女，自己当时正失业，手头相当拮据，于是婉拒社方的邀请。但后来他接获社方以速递寄出的第三次邀请，觉得一定是耶和华要他前去，于是跟妻子讨论这个问题。妻子表示在他离家期间，她会设法维持家人的生活。佳昭回忆说：“我抵达伯特利才发觉，原来社方邀请我们整家人一起到分社工作！我简直无法相信。”他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成为先驱，其中一个现今在海老名的伯特利之家服务。
建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曼茨回忆说：“我们屡次见到耶和华在建筑工程的事上为我们打开出路。有时，有些看来无法逾越的墙树立在我们面前。在控制污染方面，神奈川县政府所定的法例是全国最严的。县政府告诉我们不可让一滴污水流进横过我们物业的灌溉水渠里。但是耶和华为我们开了出路。以前的工厂从三口井抽水出来去冷却机器，然后让水流入沟渠里，邻人把渠里的水用来灌溉他们的农作物。现在邻人听闻将不会有这样的水供应给他们，就向县政府的官员埋怨说，‘我们一向都依赖这个物业流出来的水去灌溉农作物的。’官员于是推翻了以前的决定，允许我们每天让若干数量的水流进沟渠里，以供应附近的农夫。除了让净化了的污水流进沟渠之外，我们还得从井里抽水去供应农夫的需要。”
建筑物落成之后，1982年5月15日，当时守望台社社长法兰兹出席呈献礼，把建筑物献给耶和华。劳埃德·巴雷和妻子梅尔巴也在场出席呈献礼的节目。巴雷弟兄主持一个访问节目，访问了14位基列同学；他们都是第11届的学生，毕业后派到日本工作。听众深深意识到巴雷弟兄对日本的弟兄怀有十分深挚的爱。
质与量同时兼顾
传道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对书刊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海老名的设施举行呈献礼之前，分社已在1979年10月购置了第一台卷筒平版印刷机。这台印刷机重达75吨，长20米，每分钟能够印制300本彩色杂志。这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吗？
曼茨弟兄回忆说：“1981年，杰拉斯弟兄来日本作带务探访。他留意到我们分两班操作印刷机，于是提议我们请求总社批准多买一台印刷机。我们犹豫不决，因为觉得使用一台印刷机会较为经济。可是，不及一个月之后，我们接获布洛克林总社的指示，吩咐我们订购第二台轮转平版印刷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发展。一年之后，我们在5月收到这台新印刷机，随即就要赶印《圣经新世界译本》全书的日语版，定于两个月后 在区务大会发行。在这些大会里，社方也计划发行《你能够永远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这本书。在这件事上，我们再次看见耶和华的手指引事态发展。如果我们只有一台印刷机可用，就无法把杂志、圣经和新书全部及时印妥了。”
1984年，社方购置了第三台印刷机。这台高速的三菱牌印刷机有两个卷纸筒和四个印颜色的单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印黑色的额外单位。这台机器能够一分钟印一千本杂志。当时这是全国速度最快的印刷机，在印刷业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松永一树受到专门训练去操作这台机器。他见到这台机器以最高速度运作而大感兴奋。他说：“可是，我想到印成书刊的王国信息多么迅速地传播出去，就感到更兴奋了。”
既然印刷机每小时能够印制六万本杂志，我们怎样有效处理这么多杂志呢？机器车间的弟兄设计了一个电动输送带系统，把印好的杂志运到一个水力压书机那里，然后经过配有三把利刀的修边机，最后抵达装运部。操作监督解释说：“印刷机每20分钟就用完一卷重达半吨的纸；在生产线的另一端，杂志被放进贴上标签的纸箱里，可以立即运出。”只消5分钟的时间，纸就由卷筒通过印刷机、修边机而装进纸箱里。这个互相连接的操作系统减省了不少人手，也减省了很多存书的面积。
由于拥有这些设备，社方能够生产优质的书刊，杂志的图片和纸质也大有改善，杂志的吸引力也随之大增。传道员在外勤服务上热心地把这些印刷精美的杂志分发出去。
“成群的专家”
为了配合平版印刷，社方着手把印刷前的各项操作加以电脑化。在日本的见证人当中，有人具备充分的技术去执行这件工作吗？的确有！日本电脑界的一个开路先锋，石井康雄，成为耶和华手下献了身的仆人。他很热心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同事，结果有六个系统工程师和程序编制员也受浸成为见证人。这组专家接受邀请参与社方的开发计划，有些成为伯特利成员，另一些则住在外边，每天到伯特利工作。当时的分社委员会统筹者本间年雄回忆说：“就在我们需要最殷的时候，耶和华为我们预备了成群的专家。”
至于采用什么电脑，布洛克林总部提议向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租用他们当时尚未推出市面的主机产品4341型号。日本分社本应是第二位接获这些最新电脑主机的机构。可是，该公司的日本代理商觉得，最好将这种主机售给一些有能力编制适当程序的常用顾客。于是，负责筹划分社电脑系统的五个弟兄和一个姊妹迅速拟定一份工程计划书，清楚说明社方的特别需要。公司看过这份详细的计划书之后，随即同意尽快向我们提供电脑主机的新产品。
在这些专家的精良指导之下，有四十多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接受训练，成为程序编制员。这个安排的目的，是要设立一套全自动化的排字和排版系统，供印制社方的日语书刊之用。这个系统称为“照相造字系统”（SCRIPT）。不及两年之后，这个系统已经进行测试了。最先用这个系统印制的书刊是192页的《“愿你的国降临”》。
到1987年，坊间个人电脑的功能已发展到能够处理日本文字的地步了。后来，与“照相造字系统”连系的照相排字系统发生了故障，分社于是决定转而采用社方设计的“多种语文电子照相排字系统”（MEPS）。弟兄们为“照相造字系统”设计了多种特别功能，去处理八千个复杂的日本字。这个系统被融入“多种语文电子照相排字系统”中。有些程序编制员曾负责发展日本的电脑系统，现在被派到其他国家，支援社方在普世设立的出版系统。
设立新部门
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社方布洛克林的印刷厂为日本印制传道工作所需的书刊。但随着海老名的新工厂在1978年落成，社方决定让日本分社印制自己所需的书刊。
一家制造黏合剂的大公司的总裁听闻我们计划要做的事，就约见我们。他获知我们打算自制所需的黏合剂，就自告奋勇为我们采购所需的原料和装备。如果我们喜欢，他也愿意为我们制造黏合剂，以成本价格卖给我们。他为什么这么优待我们呢？几年前，他曾出席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一个装订机和印刷机展览会。他和他的同事在那里遇到来自布洛克林伯特利的弟兄，弟兄邀请他们前往纽约的印刷厂参观。社方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弟兄们的仁慈和勤恳，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他们想尽力向我们提供协助。后来我们发觉，向他购买黏合剂比我们自制还便宜。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也找着其他的原料供应商，结果为社方节省了不少金钱。
许多机器制造商也跟我们十分合作。一间制造修边机和配页机的公司的代表来到海老名签订合同；他们在建筑工地所见到的一切，特别是勤奋作工的志愿工作人员，给他们很深印象。结果他们自愿减低机器的价格，给社方节省了一百万日圆（约一万美元）。
谁能够训练弟兄？
工厂里没有人在装订书本方面有任何实际经验。罗伯特·波布达应邀到布洛克林接受六个星期的培训，好知道怎样训练其他弟兄。他所得的资料被译成日语，然后社方举行了一个装订工作训练班。此外，有些商业公司派了专业人员前来协助，教导弟兄装订技术。我们也派弟兄到外界的装订工厂，参观他们的操作。
有一次，弟兄参观完一间装订工厂之后，被邀到公司总裁的办公室去。总裁问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容许你们来参观吗？通常我们是不让装订行业的人参观我们工厂的，但在你们请求参观之前一星期，一个见证人上门探访我，向我介绍《守望台》和《儆醒！》。她的态度和我在杂志里读到的资料令我有很深印象。”公司总裁接受了更多书刊，包括订阅《守望台》和《儆醒！》，并且自愿帮助我们训练一些弟兄，让他们在他的工厂里实习一个月。
自那时以来，装订部的弟兄不断改善自己的技能，也加深了他们的知识。商业的装订公司甚至派员前来社方的工厂参观。他们对于工厂的整洁和弟兄们一丝不苟的态度印象很深。工厂的前任监督詹姆斯·曼茨回忆说：“我们允准一间装订公司在他们的代表参观工厂时把过程摄录下来。他们计划用这套录像带去训练自己工厂的员工。他们拥有同样的设备，做着类似的工作，但他们想以伯特利的弟兄为榜样，因为觉得弟兄的态度的确堪作模范。弟兄工作时常带笑容，工作效率也很高。曼茨弟兄记得一位公司主管参观社方的装订部时大感惊讶。这位主管说：“日本的年轻人患了他们所谓的三K症候群。”三K代表三个日本词语，意思分别是危险、肮脏和辛苦。如果工作有以上的情况，他们就不感兴趣了。但海老名分社的工厂里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
商业公司对社方的精装版装订工序特别感兴趣。海老名分社的装订设备已成为日本精装书装订程序的主要资讯来源之一。工厂在这个部门大量生产皮面的精装版圣经。
印制《新世界译本》全书
社方转用平版印刷，设立装订部，又发展“照相造字系统”——这一切均为印制《新世界译本》全书奠下了基础。
总社在1975年批准分社把《新世界译本》希伯来语圣经译成日语。这件工作会由几位译者合力担任。社方指派了三名译者落实这个计划。他们会用什么方法，使译者在彼此之间保持高度的划一性呢？翻译部把词语的译法编列成表，连同有关的专有名词、动植物、矿物、颜色、疾病，以及关于工具、服饰、食物、祭物等资料搜集起来，在译者当中传阅。他们也研究过数以百计的同义词和重要片语，编进表中。后来，社方邀请日语圣经的译者到总社，把他们的经验与设计圣经翻译支援系统的弟兄分享。他们的提议现今正被普世各地的圣经译者所采用。
日语版《新世界译本》全书是在海老名的印刷厂印制和装订的。为了印制13万6000本圣经，赶及在1982年17个“王国的真理”区务大会中发行，制图部、印刷机房和装订部一天工作24小时。有些弟兄要轮班工作，每班12至16小时。他们提醒自己，现今所做的工作跟古代抄写上帝律法的“敏捷文士”以斯拉所做的类似。以斯拉用手抄写律法，但现在他们却运用高速的卷筒平版印刷机，把上帝的话语用日语印出来。为了勉励自己努力效法以斯拉，他们把以斯拉记7:6的经文贴在印刷机旁边。
那一年，所有在装订部工作的弟兄都参加在福岛举行的大会，这是当年全国最后一个区务大会。在大会前最后一个工作天结束之前仅8分钟，他们才印好所需的最后一本圣经。在装订部工作的吉冈繁回忆说：“我们都精疲力竭，但见到弟兄获得期待已久的《新世界译本》全书时多么兴奋，有些甚至喜极下泪，就觉得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确完全值得。”
社方把日语圣经制成电子版，因此要印制大小不同的版本并不困难。自从日语圣经在1982年译成以来，分社总共印制了差不多三百万本不同版本的日语《新世界译本》全书。
为了配合增长而进一步扩展
像个迅速发育的青少年一样，日本分社的设备很快就不够神治组织使用了。1984年2月，社方宣布作进一步的扩展，包括兴建一座六层高的工厂大厦，以及一座八层高的宿舍大楼，两者都设有地下室。新工厂面积差不多广达2万2500平方米，比原本海老名的工厂大一倍。新的宿舍大楼会有128个房间，为伯特利的志愿工作人员提供住处。
建筑工程在1984年9月动工，1988年2月完成。在这段时期，日本的传道员数目冲破了十万大关，并且还继续增加。这项工程使分社不但能够照料本国与日俱增的需要，同时也能对其他国家提供传道所需的印刷品。1989年5月13日，我们将新建筑物呈献给耶和华。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新设备，完全是由于耶和华使我们的工作大大扩展的缘故。
家庭先于事业
日本的传媒有时把注意转到耶和华见证人身上。1986年，传媒的报道使许多人留意到耶和华见证人多么爱护儿女。《每日新闻》以大字标题报道说：“铁路局高级主管为了家庭毅然辞职。”在日本，有青少年儿女的父亲如果被公司调职，即使升了职，他仍然面对进退两难的情势。公司调动雇员的职位，对他们的家庭情况是不予考虑的。如果儿女在中学就读，父母时常不愿带着整家人离开家乡。通常父亲会接受调职，宁愿撇下家人。这种情形在日本叫做单身赴任。《每日新闻》报道，田村刚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他被日本国有铁道委任为九州分局的局长。可是他却宁愿辞职，也不愿接受这个高位而与家人分离。一份报章报道田村弟兄的话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局长，但我是儿女惟一的父亲。”
许多人都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在较早时候，媒体把耶和华见证人描述为忍心的人，甘愿让儿女死去也不许他们接受输血。可是，现在他们见到一个见证人，为了家庭，竟有勇气辞去高职，而这职位是大部分在铁路局工作的男子梦寐以求的。有些电视台记者进行逐户调查，访问在周末才乘搭火车回家的单身赴任 商人。记者问他们对田村弟兄的决定有什么感想。一个常见的反应是：“我很佩服他的决定，但愿我有足够勇气这样做就好了。”
田村弟兄忆述当时发生的事，说他实在“不知道《每日新闻》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通常，如果有这样的消息泄漏出去，日本国有铁道就会特意作出另外的人事调动，好证明报章的报道不确。可是，国有铁道这次却没有试图证明传媒错了。这件事必然是耶和华促成的。日本人从传媒获知耶和华见证人是十分关心家人的”。今天，田村弟兄和他一家都是全时的传福音者。他是会众的主持监督，儿子则是个外住的伯特利工作人员。
冲绳岛的进展
冲绳岛归回日本分社照料之后，地区里继续有良好的进展。在这个地方，传统思想仍然对一般人的生活操有强大影响。年届七十的砂川喜久虽然年事已高，却不能阻止她投入先驱工作。有多年时候，她受到当地的灵媒所操纵。她后来从圣经获知真神有个名字，而且能够鉴察人的内心。她深受感动，于是立即把一切与灵媒有关的东西毁去。她也决心要学会识字，好对上帝的旨意有更深认识。跟她研读的传道员耐心地给她所需的帮助。喜久在1981年受浸，次年就加入先驱工作。
喜久以前不识字，但现在却能够教导一个年老圣经学生的丈夫写读，使他能够和妻子一同进至献身受浸的地步。这对夫妇很感激喜久给他们的帮助，于是捐了一块地给她所隶属的赤道会众，让他们兴建一间美观的王国聚会所。喜久的努力也获得更多的祝福，她的两个妹妹也摆脱了灵媒的影响，转而事奉真神耶和华。
1989年，滨松的一对年老夫妇接受委派到离冲绳岛60公里，一个名叫粟国的小岛作见证。为了筹足旅费前往这个僻远的小岛，他们不惜卖了结婚戒指。他们花了20天的时间探访岛上的600户人家。一天，他们在烈日下沿着石墙步行，两个小女孩从所带的水壶给了他们一点水喝。这对夫妇深受两个女孩的仁慈所感动，于是决定前往探访孩子的父母。他们介绍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之后，孩子的父母竟然热烈拥抱他们。原来他们以前认识耶和华见证人，但在八个月前从冲绳岛迁到粟国岛后，就没有见过任何见证人了。年老夫妇用书信跟这家人研读圣经，后来他们把这家人交给冲绳岛那霸市的一群会众去照料。父母和他们的长女在1993年受了浸。现在这家人在这个僻远的岛上帮助许多人学习真理。
1980年，冲绳岛再次归回日本分社照料，当时冲绳岛和邻近的岛屿总共有958个传道员，分别隶属于22群会众。现今冲绳县有超过2600个王国宣扬者努力向人传道。
地区建筑委员会予以援手
有几十年的时间，各地会众只凭当地弟兄的经验和资源自行兴建王国聚会所，但他们时常在建筑、法律和其他方面遭遇困难。许多会众没有留意聚会所的颜色是否调和。大部分志愿工人都是没有经验的生手，结果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工程。有些建筑工程花了许多个月或甚至几年时间才完成，结果令会众的灵性，特别是参与建筑的人的灵性，受到影响。分社觉得时候已来到，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美国采用的速建原则在日本实施出来。
1990年9月，日本第一个地区建筑委员会在东京地区建立起来。后来社方相继设立了另外七个委员会去照顾国内的其他地区。1991年3月，日本第一间以速建方法建成的王国聚会所在茨城县的那珂凑落成。虽然第二天有狂风暴雨，无法如常工作，这间有120个座位的聚会所仍然仅在四天之内就落成了。
自那时以来，日本各地的地区建筑委员会由8个增至11个，每年协助会众建筑80至100间王国聚会所。有些聚会所是打双的；此外，有些聚会所也由于地价高昂而设有地下停车场。在冲绳岛，地区建筑委员会需要修改聚会所的设计，以便应付时常吹袭各岛的台风。
冲绳岛的东风平会众计划落实一项速建工程，但在动工的前一天，捐出土地的弟兄去世了。弟兄们计划在接着的星期日下午4点钟，在当时仍未兴建的王国聚会所举行葬礼。这位弟兄在当地颇为知名，因此他的葬礼由传媒加以报道。人们来到建筑工地，看见只有混凝土的地基，不禁问道：“你们真的能够及时起好一间建筑物，让你们举行葬礼吗？”聚会所果然准时落成，让当地许多人，包括一些法律界和政界人物，得以聚集起来聆听葬礼演讲。
目前日本和冲绳岛各地总共有1796间王国聚会所，其中511间是以速建方法建成或改装过来的。这些聚会所有力地显示，耶和华见证人在当地十分活跃，努力为他们所敬拜的上帝带来赞美。
在各地兴建大会堂
供举行环务大会和特别大会日之用的大会堂也一样。从80年代开始，有好几间大会堂陆续兴建，分布在关西、海老名、千叶、东海、兵库、群马、北海道和橡木各地。第九间大会堂则于1997年在九州落成。
有些邻人起初对见证人没有好感，但他们见到弟兄们的勤奋和优良品行，观感就时常改变了。弟兄们在名古屋兴建东海大会堂的时候，起初一个邻人猛烈反对这项工程，并且试图怂恿附近的人加以制止。他每天都到工地查看有什么事发生。一天，他拿着一把锯子来到，负责工程的弟兄问他打算做什么，他说：“我这一阵子一直观看你们的工作，看来这里有一丛竹子妨碍工程进行。今天我打算参加志愿服务。”他竟然愿意提出帮助。
1995年，弟兄在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兴建大会堂，当时他们的资金并不充裕。因此，他们很高兴免费获得2000张椅子。这些椅子是怎样得来的？在建筑期间，神户和邻近城市发生大地震，许多建筑物都受到严重损坏而无法使用。神户国际会馆，其中设有一间美观的音乐厅，也受到损毁。当局决定将这座建筑物拆毁；电视新闻报道乐队的乐手到音乐厅告别。当时在神户做赈灾工作的见证人见到新闻广播，就去见建筑物的负责人，获准把椅子拆下，运到北海道的大会堂去。二千张椅子中有三分之一是全新的，其余的在修理过后也可以使用。负责拆毁音乐厅的公司很高兴有人代他们把椅子搬走。
自从橡木和北海道的大会堂在1995年落成以来，在地区建筑委员会服务的弟兄姊妹除了负责兴建王国聚会所之外，也负责建筑大会堂。弟兄们十分赏识这些建筑物，让他们有机会在大会期间欢聚一堂。他们从这些美观建筑物见到一项明证，显示他们为了赞美耶和华而作的努力，的确赢得了他的丰盛祝福。
适当的大会场地
80年代，大部分大规模的区务大会都在露天的运动场举行。与会的人不得不忍受夏天的炎热和潮湿；除此之外，大会在夏季举行的时候，日本时常受到台风侵袭。
1983年8月18-21日，社方计划在大阪万博记念公园的青翠广场举行二万多人的区务大会。在筹备期间，志愿工人在8月14日星期日竖起了两个巨大的帐篷。可是，一场时速达160公里的台风却直接向大阪吹来。弟兄们决定暂时把帐篷拆下，以免发生危险。大会监督中川胜吾说：“弟兄们密切注视台风的动向，以致大会总部看来像个气象台一般。
“16日成了大家热切祷告的一天。如果大会要如期举行，弟兄们就必须在8月17日清晨5时开始竖起帐篷。8月16日的晚报报道，‘预料暴风雨会吹袭大阪地区’。如果我们要按照原定时间竖起帐篷，台风就必须移动得快一点，并且转向右方，把西边的云吹去。这正是接着发生的事。17日清晨4时，大阪南部大雨倾盆，大会场地却没有下雨。弟兄把帐篷再次竖起来，赶及大会使用。结果大会得以按照原定计划，在18日星期四下午1时20分准时开始。”
可是，国内各地逐渐有些可以容纳一万人以上的室内运动场和大会堂兴建起来。在9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开始租用这些有空气调节的大会堂。这些在室内举行的大会，规模最大的一个是1992年在东京圆顶运动场举行的大会。当时总共有3万9905人出席该处举行的“散布亮光者”区务大会。由于运动场位于东京中心地带，这个大会对外界人士作了一个优良的见证。一个男子在运动场附近工作，他对一个上门探访他的先驱承认，以前他和同事对见证人都没有好感。但是观察过大会代表的品行之后，他向见证人道歉说：“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和妻子都会阅读你们的杂志。”
接待疏散的灾民
在80年代，弟兄的应变能力受到另一次考验。公元1世纪的基督徒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爱心有多深；他们慷慨资助犹地亚贫寒的信徒同工。同样，近年来日本的耶和华见证人有机会在发生天灾时表现基督徒的爱心。（使徒行传11:28,29；罗马书15:26）他们的踊跃响应，再次证明耶稣的话的确实现在他们身上：“你们要是有彼此相爱的心，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
1986年11月21日，伊豆大岛上的三原火山爆发，日本的弟兄展开广泛的赈灾活动。下午4时17分，岛上惟一的会众的一位长老西村次郎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西村弟兄说：“我跑出屋外，见到三原火山顶上有一大团菌状云，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在接着一小时内，岛上发生了80场地震。当夜有超过一万人从岛上疏散。
火山爆发之后几小时，社方在伊豆半岛和东京设立了赈济委员会去照料撤离灾区的见证人。当局下令居民疏散之后，中村义男和其他来自东京各群会众的弟兄立即赶往码头，在凌晨两点钟协助伊豆大岛会众的成员。一个撤离灾区的灾民说：“我们下船时，见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耶和华见证人’等字，……我的妻子不禁热泪盈眶。她见到有弟兄在场迎接我们，感到如释重负。”
岛原火山爆发
不及五年之后，在1991年6月，长崎附近岛原半岛上的普贤岳火山爆发，有40多人罹难。一个见证人的房子刚好位于赤热的火山灰洪流上，但她和儿女却得以逃过大难。岛原会众的42个传道员当中，有30人不得不撤离灾区。会众的聚会所位于危险地带，因此无法使用。全国各地的会众获知灾区弟兄的需要，于是在银行开了一个赈灾户口。弟兄们的响应十分热烈，他们纷纷汇款到灾区，以致当地的银行无法应付。银行请弟兄暂时停止汇款，好让他们有时间清理所收到的款项。不及一个月，当地的赈济委员会通知各群会众不要再寄钱来了，因为所得的赈款已超过了他们的需要。这些捐款除了用来照料失去工作和住所的人以外，也使岛原会众得以兴建一间新的王国聚会所；除此之外，新近成立的有家会众（有半数灾民现今隶属这群会众）也获得资助兴建一间聚会所。
各项赈灾活动，连同三千多封表达仁爱关注的慰问信，使灾区的见证人大受感动。结果，在次年4月，岛原会众的28个传道员，以及有家会众20个受了浸的成员，都全体参与辅助先驱服务。他们用这个方式表达对耶和华的深挚感激。
提供法律援助
当然，撒但绝不高兴见到耶和华的仆人这种团结一致的活动。像在其他国家一样，他竖起各种障碍，试图制止耶和华子民的扩展。因此，上帝的仆人有时不得不向法庭寻求法律解决。——参阅使徒行传25:11。
分社在80年代早期设立了法律部，以处理各种法律事宜。1991年，一位年轻律师和他的妻子自愿全时到分社服务。与法律界的弟兄咨询过后，他准备了一些很有用的资料供长老团参考。资料涉及租用或自置王国聚会所、处理耶和华子民受到暴力袭击的事件、在离婚和子女监护权争端上应采取什么明智步骤等。除此之外，这位弟兄也向分社提供所需的资料，帮助他们处理出版、输出圣经书刊，及类似事项上的法律更改。
宗教良心引起诉讼
引起哄动的一宗诉讼案件牵涉到16岁的小林邦人。他在神户市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就读。（在日本，工业学校提供五年非义务课程，包括三年高中课程在内。）日本有些学校规定，学生不上武术课，就得遭受留级或开除学籍的处分。于是，这样的学生就失去受教育的权利了。1986年12月，劳埃德·巴雷作带务探访，提议拣出一个堪作模范而面对这个难题的弟兄（最好是长老的儿子），由他向法庭提出起诉，抗议学校以这个理由开除学生。
1990年，小林邦人和其他四名同学拒绝学习剑道（日本剑术）；他们的立场是跟以赛亚书2:4的训示一致的；这节经文指出，上帝的子民会“将刀打成犁头，……不再学习战事”。由于拒绝习武这缘故，学校不准这几个学生升班。邦人在班上的成绩虽然名列前茅，却因为连续两年体育科不合格而被校方勒令退学。邦人和其他四个同学就学校的行动向法庭提出起诉，声称他们的崇拜自由和宪法所保障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侵犯。经过多次上诉之后，小林邦人的案件终于达到最高裁判所。1996年3月8日，最高裁判所小裁判团的法官一致裁定小林弟兄得直，校方无权强迫他在宗教和教育之间作出选择。法庭就宗教自由与学校课程作出裁决，这还是第一次。新校长把全体学生召集起来，公开承认校方在这件事上判断错误，并且促请学生“热烈欢迎小林先生回校攻读”。1996年4月，年21岁的小林弟兄在被勒令退学之后四年重返校园攻读。
这宗案件在日本全国受到广泛报道。耶和华见证人很高兴见到耶和华的圣名和正义行事方式再次引起大众注意，而且有机会为上帝作了一个有利的见证。——马太福音10:18。
尊重上帝就血所定的律法
耶和华见证人对同胞的生命十分关注。即使很多人已知道这件事实，见证人仍需作出很大努力，才能克服大众对于见证人尊重血的神圣一事所怀的偏见。（创世记9:4；使徒行传15:28,29）80年代之前，分社办事处存有一份名单，列出所有曾施行不输血手术的医院和医生。但这个名单所列出的，并不是自愿跟见证人合作的医生。有些医生其实只是迫于无奈，才勉强施行不输血的手术。
时常有见证人想知道，什么医生愿意施行不输血手术。在这方面，社方能够提供更多帮助吗？鱼谷明弘奉派留意满足弟兄的这项需要，他回忆说：“弟兄们曾致电社方，想知道愿意施行不输血手术的医生的名字。但我们却时常无法给予什么帮助，这令我们深感不安。”后来在1989年年初，日本的弟兄听闻医院联络委员会（医委会）会在美国举行研讨会。分社对此感到兴趣，于是致信向布洛克林总部查询。后来在同年的11月，分社从布洛克林医院资讯服务部接获通知，出版委员会已经批准日本在1990年3月举行医委会研讨会。这是最早在美国境外举行的研讨会之一。
出席这个研讨会的弟兄，除了91位新近委任的医委会成员之外，还有111位周游监督、25位日本的见证人医生、来自韩国的44位弟兄和布洛克林的3位导师。研讨会以英语进行，然后传译成韩语和日语。
鱼谷弟兄回忆说：“在研讨会上，导师屡次强调我们需要‘教育医生’。有些弟兄表示怀疑。他们纳罕，为了教育医生而约见他们，以及前往医院探访，解释见证人的立场，在日本是否行得通。一般日本人都对医生所作的疗法毫无疑问地接受，医生也不愿跟普通病人讨论他们所采用的医疗方法；因此，要教育医生看来相当困难。可是，研讨会结束之后，三位导师携同医委会成员前往探访东京区的多家医院，反应十分良好。”
教育传媒和医生
由于报章常有充满偏见的报道和不尽不实的资料刊登出来，弟兄们觉得应当设法教育传媒和医生，帮助他们认识我们在血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因此，在社方发行了《血可以怎样拯救你的生命？》这本册子之后，分社从1990年9月开始发起一项运动，约见一些在全国和地方报章上撰文报道医药问题的记者。这项运动十分成功。有些记者对他们所获得的资料有很深印象，甚至主动撰文推介施行不输血手术的医生。
这项运动的另一个美好结果是，大阪医委会从一家大报馆的科学记者获知，国立循环系统疾病中心伦理委员会正在讨论怎样医治见证人。弟兄立即写信请求约见中心的主任。中心主任和伦理委员会的副主席都出席这个会议。结果，中心在1991年4月22日作出决定，认为见证人有权拒绝接受输血，并尊重他们的意愿。
有了这个好开始之后，弟兄跟其他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取得联络，也获得类似的良好结果。后来，东京都立病产院伦理委员会准备订出指引，帮助医生处理病人根据宗教理由拒绝输血的情况。分社的医院资讯服务部一位代表和东京医委会一些成员也应邀参与讨论。拥有13名成员的伦理委员会建议，东京市政府辖下的16间医院都要尊重成年病人的意愿；即使医生觉得病人需要输血，但如果病人宁愿接受不输血疗法，医院就当尊重他们的意愿。《每日新闻》报道说：“病人被送到医院时，如果不省人事，但身上却有文件证明病人不想接受输血，医生就必须尊重病人的意愿。”报道也说：“成年的中学生如果不想接受输血，他们的意愿也会受到尊重。”
有些医院以前贴出告示，声明“不接受耶和华见证人入院”，现在已经改变了态度，愿意医治见证人及使用不输血疗法。现在日本全国有超过1万5000名医生愿意跟见证人合作。有些医生甚至觉得，如果当地的医委会没有将他们的名字列入合作医生的名单里，他们就是受到忽视了。1995年10月，松户的新东京病院设立了一项不输血疗法的安排，完全尊重见证人对血所采取的立场。因此，在这件生死攸关的事上，我们已有令人鼓舞的进展。
以有组织的方式表现爱心
正如耶稣基督预告，在这最后的日子，世界各地会持续有大地震发生。（马太福音24:3,7）一场大地震在1995年1月17日星期二震撼了神户地区。这场强度达7.2里克特震级的地震夺去了5000多人的性命，使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大约有9000名耶和华见证人居住在震区，其中有13个受了浸的见证人和两个未受浸的传道员罹难。在西宫中央会众服务的一对特别先驱夫妇，金子宽和金子佳津，那天早上被压在一座旧楼宇的瓦砾之下。救援人员花了四个多小时才把金子弟兄救出，但他的妻子佳津却被压死。由于宽被瓦砾压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的肾失去了功能，以致陷于危殆情况达多天之久。宽说：“我深深意识到物质资财是多么无用。另一方面，我意识到信心、希望这些内在特质却重要得多。即使我们面对最恶劣的环境，这些特质也能帮助我们应付。”
见证人对弟兄的爱促使他们迅速采取协助行动。可幸的是，神户一带的几个环是朝着南北方向划分的。既然地震所影响的地区沿着海岸线从东部伸展到西部，每个环都有些会众不受地震影响，可以对有需要的人提出援助。没有受影响的会众的长老们采取主动，迅速把赈灾工作组织起来。在大地震发生之后的当天，一支由16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分别把食物和食水送到神户市区的各群会众去。
环务监督立即在受影响的灾区设立临时救援中心，去照顾当地的见证人。分社把六间没有被摧毁的王国聚会所立为救援物资中心。分社委员会的成员长崎义弘回忆说：“不及五小时，这些聚会所已堆满了救济物资。”长崎弟兄由一个见证人同工驾着摩托车把他送到灾区去。他说：“我们不得不吩咐弟兄把救济物资转送到邻近的大会堂去。”社方设立了好几个救援中心，当地会众派出代表前往领取所需的物资，然后由会众长老把物资分发给会众的各成员。
圣经鼓励基督徒要“对所有人行善，对信仰上有如亲属的人，更该这样”。（加拉太书6:10）见证人很乐意把他们所获得的救济品与邻人分享。神户大地震发生之后两天，一位长老留意到见证人本身已获得足够的救济品，但其他灾民仍十分匮乏，于是他迅速把两货车的食品送到当地的灾民中心去。
提供进一步协助
社方也留意照顾弟兄们感情和灵性上的需要。会众很快作出安排，继续举行聚会。就在大地震发生的那天，一群会众在公园里举行聚会。在地震之后的星期日，地区里大部分会众都如常举行《守望台》研究班。为了照顾受影响的弟兄在感情和灵性上的需要，社方把七位环务监督派到震区的五个环那里，以协助当地的环务监督。他们作出特别探访，是要强化弟兄，帮助他们在灾难打击之下仍继续把王国事务置于生活上的首位。
有十间王国聚会所已不宜于使用，许多弟兄的住宅完全或部分被毁。日本有11个地区建筑委员会，每个都派出由大约21个工人组成的工程队去修葺损坏的房屋。一个由美国见证人组成的救援队自费前来参与工作。这些救援队总共修理了1023间房屋，又清理了4间被毁的房屋。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弟兄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灾区重建了五间王国聚会所，也修理了四间王国聚会所。
家庭里不信的分子像相信的分子一样受到见证人仁慈对待。一个姊妹的丈夫是不信的，他们有四个儿女，其中第二个儿子在地震中丧生。这家人和其他70个见证人在王国聚会所里住了一周。作丈夫的留意到弟兄们十分关心和体恤别人，乐于予人所需的帮助，他对耶和华组织的赏识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一天，他去参观吹田的救援总部。他见到许多弟兄辛勤工作，受益的人甚至是他们不认识的。这使他大受感动，热泪盈眶。就在那一天，他同意跟见证人讨论圣经。
积极应变
随着日子过去，日本的情形经历不少改变。到1992年3月尾，即第一批海外传道员于1949年抵达之后43年，日本分社辖下的全部地区都经常有人宣扬王国好消息了。可是，一般人的态度和环境也改变了。为了应付新的情势，耶和华见证人必须表现应变能力才行。
在日本从事周游工作多年的海外传道员罗德尼·基埃洛哈评论说：“25年前［70年代］，日本人一般都彬彬有礼、和蔼友善。见证人上门探访时，他们即使不感兴趣，也会愿意听听。”一般人会拨出时间阅读，并且对道德和社会秩序十分尊重。可是现在，他们逐渐受到物质繁荣所分心。家庭主妇开始投入劳工市场。日间在家的人越来越少。在家的人也时常太忙而没有时间讨论宗教，也不愿意接受书刊，因为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读。
地区里开始有保安措施严密的楼宇兴建起来，许多建筑物都装上对话机。在这些地区，传道员必须习惯通过对话机向人传道。他们虽知有些人其实并不感兴趣，只是仁慈和蔼而已，但他们仍照样回去探访。在札幌服务的先驱弘子有一次通过对话机向一个妇人说话；妇人说她是个神道教徒，因此不想聆听。但由于妇人彬彬有礼、语气和蔼，弘子相信她必然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继续回去探访。通过对话机的交谈，弘子逐渐赢得对方的友谊。经过十个月的探访之后，她终于听见妇人说，“请等一等”。接着妇人在大门口出现，邀请她进入屋内；她们讨论家庭问题，很快就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最后，妇人受了浸。这位新姊妹现今是个先驱，她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既然日间许多人不在家，《王国传道月报》提议传道员多点在黄昏和街头作见证。传道员立即热心响应呼吁。不久人们就在日本各地都见到传道员在街上，特别在行人众多的火车站，向人公开展示《守望台》和《儆醒！》。
住在横滨附近的一个姊妹是个典型例子。她虽然要做全时的世俗工作，却渴望做辅助先驱。一位长老提议，她每天上班之前，可以用早上6时至8时的时间在火车站附近作街头见证。她起初有点胆怯，也有些行人讥嘲她，但她却克服了这些困难，最后找着40个人是乐于经常接受杂志的。这些人有乘车上班的人、车站的职员和附近商店的店主。她平均每个月分发235本杂志，但在她的地区里，先驱通常每个月只分发30本杂志左右。她设法每天用一点时间把圣经的教训告诉别人，结果得以建立六个圣经研究，其中一人是个警察。
另一些传道员听从社方的建议，用电话向人作见证，借此得以跟保安森严楼宇里的住户取得接触。传道员表现坚忍不拔的精神，提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结果建立了不少圣经研究。一位姊妹用电话作见证时，问一个妇人她有没有想过自己和家人会有怎样的前途。妇人说她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她发觉别人无法给她什么帮助，她深感失望，以致健康也受到影响。结果她孤立自己，在家里很少出门。见证人所表现的真挚关怀令她深受感动，于是同意在附近的超级市场与见证人会面。见证人给她看过《家庭》这本书的内容之后，她很快就同意有个圣经研究。
由于传道员很热心从事外勤服务，各会众越来越成熟，传道员的数目持续增长。自1979年1月以来，日本传道员的数目每月都创下新高锋；这种情形已毫无间断地延续了超过18年。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日本的传道员数目平均每年增加一万多人。到1995年3月，全国王国宣扬者的数目超过了20万大关。到1997年8月，日本总共有22万零663个传道员，分布在3785群会众里；但在1972年8月，全国只有1万4199个传道员，隶属于320群会众。可是，在传道员当中，有越来越多人并不是以日语为母语的。
协助外语小组
由于日本经济繁荣，许多不是说日语的外国工人纷纷拥到日本求职。这些人当中也有耶和华见证人。现在日本国内不再是人人都以日语为母语了。我们可以怎样在灵性上帮助说外语的人士呢？
80年代之前，说外语的人数目还少。当时有些孤立小组或会众在三泽、立川和冲绳岛建立起来，目的是要帮助美军眷属以及其他感兴趣人士。
在这些会众里，人数最多的是为冲绳岛美军基地而设立的会众。1968年，曾在韩国从事海外传道的卡尔和伊华莲·埃默森，带着年幼儿子迁到冲绳岛，好协助当地说英语的人士。后来也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合力在这块生产力丰富的田地工作。这些人包括比尔和玛丽·艾夫斯以及韦恩和彭妮·弗雷齐；他们分别是基列第40届和52届的毕业生。韦恩驾着一辆细小的360cc破旧汽车，在杂乱无章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向人传道。由于他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特别擅长于在士兵当中工作。韦恩和彭妮在冲绳岛服务了15年；在这段时期，他们大约帮助了100人进至受浸地步。他们的传道工作极为有效，以致基地一个司令要求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传道。为什么呢？司令埋怨说：“你们把我最好的部下都夺去了。”
由于军队时常调动，所以会众传道员的流动性很大。实际上，有数以千计的人参加过聚会，有数以百计的人获得帮助，毅然归信耶和华。这些人返回美国之后，大部分都继续事奉耶和华。有些人成为长老或服事仆人。其中一人，尼克·西莫内利，后来在基列第93届受训；在这方面，他跟从那曾与他研读圣经的弟兄的脚踪。现在他和妻子在厄瓜多尔服务。
日本本土的英语地区
70年代末期，随着越战结束，日本的英语小组逐渐减少。但在80年代早期，小詹姆斯·曼茨留意到，距离伯特利15分钟车程的厚木美国海空军基地有不少说英语的人；于是他邀请住在美国加州的父母前来东方予以一臂之助。（参阅使徒行传16:9。）1981年3月，年届62岁和59岁的老詹姆斯·曼茨和妻子露丝，迁到厚木基地附近的相模原居住。露丝回忆说：“凡是找着说英语的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地区。”海老名伯特利家庭的一个成员回忆说：“露丝做街头见证时，常伸出手来请骑着自行车的年轻美军停下来，看看她手上的杂志。”很可惜，老詹姆斯·曼茨抵达日本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露丝仍留在地区里，帮助了好些人认识真理。人数不多的相模原英语小组在1985年10月成为一群会众。
80年代，随着日本的经济越来越强劲，境内外籍人士的数目也大增。有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南美洲人、非洲人、中国人和韩国人，纷纷来到日本找工作。社方于是采取步骤，对这些外籍工人提出属灵的帮助。懂英语的日本先驱，包括许多在伯特利服务的弟兄姊妹在内，奉派提出协助。一位曾在英语会众服务多年的弟兄说：“社方一旦积极落实计划，说外语的传道员数目随即大增。”到1997年9月1日，日本总共有18群英语会众，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环。
予巴西人援手
有数目不少的日本人曾移民到巴西，但他们有些儿女或孙儿女却返回日本工作；这些人大都不懂日语或英语。1986年，一对曾任海外传道员的夫妇，桐谷和幸、桐谷奈子，以前曾在巴西服务，现在迁到横滨定居。当地有几个说葡萄牙语的姊妹和圣经学生。这小群人开始举行《守望台》研究班，同时每月以葡语举行一次神治传道训练班。
1991年春季，社方邀请三位巴西裔长老（当时他们分别住在东京、名古屋、丰桥）和桐谷弟兄，商议怎样展开葡萄牙语地区的工作。1991年8月，有四个葡语小组正式成立。分社在伯特利举办葡语班，有些伯特利成员自愿参加。他们切心学习葡语，成为葡语小组的核心分子。新成立的小组不久就发展成为会众。六年之后，日本总共有21群说葡语的会众；这些会众也组成自己的环。
开拓西班牙语地区
1987年9月，日本首次有西班牙语的聚会举行，目的在于帮助八个以前参加葡语小组聚会的姊妹。路易斯·德尔加多，一位来自秘鲁的独身弟兄，负责主持西班牙语的聚会。在那些日子，有些姊妹要乘六小时汽车才能出席西班牙语的聚会，但她们获得很大的属灵帮助，所以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有些说西班牙语的女子为了经济安全而嫁给日本公民。由于言语的障碍，她们的婚姻发生难题，她们也发觉很难将自己的感受告诉日语会众的长老。
西班牙语小组从事外勤服务也殊不容易。为了安排传道地区，他们在环绕东京市中心区的山手线29个车站的邻近地区，逐户寻找说西班牙语的住户。虽然这样做要花很多时间和精神，他们却得以有固定的地区可以展开工作。
在日间，几群姊妹会前往探访一些有许多哥伦比亚女子居住的地区。这些女子在酒吧工作，而这类酒吧通常是由日本黑社会经营的。每逢一个女子看来在灵性上有良好进步，黑社会的分子就会干预，把她调到另一个地区去。可是，有一个这样的圣经学生进步得很好，她看出自己必须改变职业才能取悦耶和华。于是她逃过黑社会分子的监视，躲藏起来。凭着与她研读圣经的传道员的帮助，她最后得以返回自己的祖国。
在90年代早期，有大量工人从秘鲁、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国家纷纷拥至日本；耶和华兴起了一个西班牙语小组去照料他们的灵性需要。1991年，社方在伯特利举办西班牙语学习班，有些伯特利成员自愿参加。不及一年，有些学生已能够用西班牙语作公众演讲了。1993年，第一群西班牙语会众在东京区设立起来。到1997年，日本总共有13群欣欣向荣的西班牙语会众。他们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外语环。
向亚洲人伸出援助之手
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也纷纷来到日本，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留学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儿女。据估计有30多万中国人住在日本，其中有20万住在东京区一带。弟兄们举目观看，见到华语地区的庄稼已经熟了，可是“工人实在太少”。——马太福音9:37；约翰福音4:35。
山本雅幸和妻子正子曾在台湾从事海外传道工作八年。1992年，社方设立了一个华语班，让伯特利成员有机会学习华语，好帮助国内许多说华语的人。雅幸随即与能说一点华语的传道员取得联络，并且建立了一个华语小组。这个小组起初有28个传道员，大部分都是日本籍的先驱。虽然他们的华语还不大纯熟，他们却很渴望帮助说华语的感兴趣人士。日本见证人的热心感动了一些中国人。一个中国青年女子跟一位日本弟兄在同一间学校攻读，她从弟兄那里获得了一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她在一周之内就将整本书读完。她读后大受感动，于是开始参加所有聚会。她见到有这么多日本人学习华语，目的只是想把好消息跟说华语的人分享，令她十分惊讶。她和弟弟进步得很快，一年之后就受了浸。甚至在受浸之前，她已主持好几个圣经研究。
1993年5月，社方首次举行华语的环务大会，有399人出席，8人受浸。不久之后，日本已有五群华语（普通话）会众建立起来；此外，有一群日语会众也附设一个华语书籍研究班。
其他语言小组
80年代后期，宾·比多雷斯德和妻子碧格桑开始研读圣经。他们两人是柬埔寨难民，在该国的大屠杀中痛失双亲。由于差不多没有什么柬埔寨语的书刊可以研读，他们进步得颇慢。但最后他们受了浸。他们很关心柬埔寨难民的灵性需要，设法跟这些人研读圣经。不久之后，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柬埔寨语小组成立起来。1994年，《守望台》开始以柬埔寨语发行，他们获得了更大帮助。在此之后，十位伯特利弟兄开始学习这种语言，并且奉派参加柬埔寨语的聚会。
在日本，人数最多的外语族群是韩国人。由于他们大都通晓日语，因此有多年之久，社方并没有为他们成立韩语的会众。可是后来有人指出，住在日本的韩国人如果以本国语文学习圣经，就能够更易明白真理。1996年4月，伯特利附近终于有一个韩语小组成立起来。不久，兵库县的伊丹市也成立了一个韩语小组。
手语会众也不容忽视。许多弟兄姊妹自愿花时间学会日本手语，以求帮助听觉缺失的人。自1982年以来，社方在某些区务大会设有手语传译。可是，弟兄们在1992年才共同努力帮助听觉缺失的人；在那一年，有些手语会众在福冈市和熊本市建立起来。社方也发行手语的录像带。现今日本各地共有11群手语会众和9个小组，积极帮助听觉受损的人学习真理。
由此可见，日本的耶和华见证人作出了很大努力，尽量帮助许多不同的语言族群以他们最熟悉的语言学习好消息。
新学校深受欢迎
1993年，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向日本独身的长老和服事仆人打开，让他们有机会在国内和海外扩大他们的服务。詹姆斯·因德雷尔和达维德·比格勒两位弟兄在周游工作上有数十年的经验，他们从美国奉派到日本主持第一届的服事训练学校。这个学校的第一届课程以英语举行，座上还包括七位来自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观察员。这些观察员出席的目的是要装备自己，好在自己国家主持同样的训练班。
论到学生怎样从这个训练班得益，第一届的一个学生说：“我认为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觉得难于用推理的方式去思维，也不晓得怎样运用有关的圣经原则去作决定。我们觉得跟从规条做事会较为容易。但在受训期间，两个时常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和‘怎样？’。学校训练我们考虑事情和答案背后的原因。”另一个学生也反映同样的观点，他忆述有一次导师请一个照料杂志的服事仆人预备一个介绍词，好用来介绍新近接获的杂志，并且把介绍词与传道员分享。一个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导师趁机会解释正义和良善之间的分别。导师解释说：“正义促使人跟从书面的训示，但良善却比依从规定更进一步，他会设法造益别人。我们不但要行义，也要行善，尽力造益会众的成员，而不是一味依赖书面的训示。”
日本的年轻单身弟兄通常都不急于结婚。最先十八届的学生平均年龄是29岁，认识真理已有13年，从事全时服务则有8年。到1997年8月，已有790多名学生从三十三届服事训练学校毕业，另有几千人正等候接受训练。毕业之后，有些学生接获委派成为环务监督、特别先驱或海外传道员。——诗篇110:3。
这些受过优良训练的长老和服事仆人一旦回到会众服务，所带来的裨益时常立竿见影。论到一个毕业生对会众的优良影响，一位长老说：“会众变得更活泼喜乐。先驱精神大有改善。会众所有成员更深深体会到应当按照神治程序去做事。年轻人对属灵的事更为热心，许多都报名参加神治传道训练班。”这样，会众切实受到强化和建立。
差遣代表出席海外大会
过去多年，日本的耶和华见证人有许多机会“开阔”他们对国际弟兄团体的爱心。（哥林多后书6:13）随着越来越多人有经济能力出国旅游，社方邀请日本分社派出代表，参加在欧洲、非洲、亚洲、南北美洲、夏威夷和新西兰举行的国际大会。
响应社方邀请、前往外国出席大会的人数目逐年递增；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日本代表当中有颇多是先驱或从事全时服务的人。1996年，社方在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举行特别大会，日本有1320名代表出席，其中1114人是全时的服事者。
日本代表出席这些特别的大会，大大扩阔了他们的眼界，进一步激励他们全心信赖耶和华。池田重雄曾在1978年到韩国、香港、菲律宾和台湾出席国际大会，他评论说：“我在外国见到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我亲眼目睹耶和华见证人由于同说清洁的语言而紧密团结起来；这特别加深了我对自己所享的服务特权的体会，也大大充实了我祷告的内容。”
代表们所探访的国家，有些曾禁止传道工作进行。在这些国家里，耶和华的仆人曾忍受猛烈的迫害。代表们亲自听到这些弟兄的经验，深受感动，决心要效法这些忠贞弟兄的信心。织田美佐子在1992年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大会；这是在前苏联境内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大会。她回忆说：“大会第一天唱诗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俄国姊妹禁不住哭起来；我抬头一望，见到许多俄国姊妹都热泪盈眶，呜咽着无法唱完诗歌。我深深感激耶和华对我表现分外恩慈，让我这个从没有经历过猛烈迫害的人，在场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个历史性的重大时刻，目睹耶和华和忠心弟兄的伟大胜利。”
一个年轻的先驱姊妹难波清子（现今是中岛清子），还记得很清楚199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大会。她说：“我从阿根廷的弟兄姊妹学会怎样表现爱心和赏识，也看出向别人表现这样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个年老姊妹上前拥抱我，并给我一件礼物；她流着泪再三地说，‘在乐园里再见。’我返回日本之后，也尝试对会众和地区里的人表现同样的爱心和仁慈。”日本的代表虽然一般都较为害羞和沉默寡言，但跟拉丁美洲的弟兄姊妹交往之后，也学会更敏于向人表达爱心了。
过去多年，日本分社有荣幸派出数以千计的代表，前往参加外国举行的特别大会。每逢分社向各群会众发出邀请，响应都非常热烈。可见弟兄们十分高兴有机会与他们的国际基督徒家庭欢聚一堂。
参与照料普世的需要
日本现在能够有机会在各方面对普世的弟兄团体作出贡献，实在是莫大的殊荣。日本分社既在印刷方面获得不少经验，现在有能力协助邻近的分社，提供他们所需的印刷品。现今海老名的工厂每个月以十种文字印制九百多万本《守望台》和《儆醒！》杂志。
日本分社现今以26种语文印制书本、圣经和大小册子，包括汉语、老挝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供斯里兰卡之用）、泰语，以及菲律宾的11种语言。这些印刷品全是彩色的。由于拥有几台高速的轮转平版印刷机，工厂能够迅速应付传道工作上的需要。例如在1993年9月，日本分社收到资料，要印制一部弟兄们期待已久的他加禄语圣经特别版本，其中附有《基督教希腊语圣经新世界译本》。到10月中，分社已印好了七万本他加禄语圣经，并运往菲律宾，及时在12月的区务大会中发行。不久之后，宿务语和伊洛科语圣经也跟着发行。现在海老名印刷厂也印制精装本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圣经。
1989年，翻译服务部在世界总部设立起来之后，日本分社应邀对亚洲和太平洋区各地的翻译员提出协助。世界有一半以上人口住在这些地区，地区里的人说多种不同的语言，但许多人还没有任何译成他们本国语文的守望台出版物。日本派出一些有翻译技能兼熟识电脑的弟兄前往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黎巴嫩、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所罗门群岛、关岛和其他地区，协助当地分社拣选和训练翻译人才，设立翻译部门，同时装置社方为了协助翻译员而设计的电脑软件。
互相鼓励
不容忽视的另一点是，有76位日本弟兄姊妹效法在日本服务的海外传道员的优良榜样，热切地接受工作任务，前往海外九个国家地区推广王国事务。这批人包括十三个从服事训练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被派往的国家地区包括巴西（7）、柬埔寨（1）、关岛（2）、马来西亚（2）、尼日利亚（1）、巴布亚新几内亚（11）、巴拉圭（8）、所罗门群岛（5）、台湾（39）。他们从工作地区写回来的信显示，他们已成功地学会适应新的语言、风俗习惯、食物和各种热带疾病。他们甘愿在环境十分落后的地区服务，有时没有自来水、煤气或电力供应，与现代日本富裕舒适的生活有天渊之别。他们也深爱当地的人民，并且学会了敬神的满足。他们很乐于以这种方式推广上帝王国的事务。
由于日本的神治扩展，社方不得不再次扩充分社的设施，于是建筑工程在国际弟兄合作之下又再展开。这项工程包括建筑两座十三层高的宿舍大楼和一座五层高的服务大楼。1994年，来自美国的弗兰克·李被委任为建筑监督。来自美国的另一位国际仆人史蒂夫·吉温斯，也奉派在建筑委员会服务。有超过49位国际志愿工作人员全力参与工程，他们分别来自澳洲、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英国、芬兰、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新西兰和美国。这些弟兄甘愿撇下本国较安定的生活，远赴海外，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与外国的弟兄分享，以求推广王国事务。
日本弟兄的热烈响应也值得称赞。有超过4600名熟练和非熟练的工人申请参与分社的扩建工程。对大部分工人来说，即使只是短期的参与，他们也得撇下自己的职业和家人，作出很大的调整。但他们都觉得所作的努力获得了丰盛的报酬。
年事虽高，热心不减
现在耶和华在日本已有一大群赞美者了，但这一切发展，都开始于基列第11届毕业的海外传道员在1949年和1950年抵达日本的时候。后来有其他海外传道员加入，包括一些来自第7届和更多来自较后期的基列毕业生。在这些海外传道员当中，有59位仍然在日本从事全时服务。有些人现在已年届70或80以上，但他们仍然热心工作。洛伊丝·戴尔努力从事全时服务已有64年，她表达自己的心声说：“我怀着信心像大卫一样继续祷告说：‘我力气衰弱的时候，……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诗篇71:9,18）这些忠贞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孜孜不倦地为王国服务，耶和华绝没有舍弃他们。一位海外传道员说：“耶和华的组织像个慈母一样，用温暖的毛毡把我们包住，紧紧抱在怀里。”
有21位服务多年的海外传道员现今住在东京三田的海外传道员之家里。这座建筑物原本用作分社办事处，后来全盘装修，拨作这些高龄海外传道员的住所。这的确是个异乎寻常的海外传道员之家！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是74岁，认识真理的平均时日达50载。其中八人来自基列的第11届。过去多年，这个海外传道员家庭努力产生了“一大堆见证”，总共帮助了567人认识真理。虽然他们其中几位已80多岁，在健康方面有严重难题，他们却绝没有停下来。在1997服务年度，他们平均每个月用40多小时从事外勤服务，在他们那频密作见证的地区分发了1万7291本杂志和数以百计的书刊。这些老前辈深受会众成员所敬重，也赢得了邻人的钦佩。
现已87岁的露思·乌尔里克从事先驱和海外传道工作达68年之久，她说：“我亲眼目睹所有这些人脱离异教，毅然接受真理，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大大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们翻阅这个“家庭相簿”，回顾了日本耶和华见证人的现代历史，得以认识耶和华手下许多热心的仆人。日本有超过22万人正在宣扬耶和华的王国好消息，我们所读到的，只是寥寥之数而已。海外传道员目睹他们的属灵儿女和直至三四代的孙儿孙女有这样的成就，的确深感欣慰。他们热切期待耶和华在未来，不但在现今这个制度的最后阶段，同时也在现已十分临近的奇妙新世界里，把更多的工作任务委派给他们！
［第66页的整页图片］
［第71页的图片］
战前的日本忠贞传道员：（1）石井治三和石井松江，（2）出井美代，（3）三浦胜夫和三浦萩野
［第72,73页 的图片］
1949至1950年，有些海外传道员开始到日本服务：（1）唐和梅宝尔·哈斯利特，（2）劳埃德和梅尔巴·巴雷，（3）杰里和吉·当间，（4）埃尔西·谷川，（5,6）柏西和伊玛·伊斯洛，（7）诺琳·汤普森，（8）阿德里安·汤普森，（9）洛伊丝·戴尔，（10）莫莉·赫伦，（11）桃原真一和桃原正子
［第79页的图片］
1951年，诺尔弟兄（上图左边）在神户海外传道员之家主持大会
［第81页的图片］
基列第11届毕业生格蕾斯（上）和格拉迪丝·格雷戈里
［第82页的图片］
玛格丽特·温特勒（右，基列第23届学生），加入她姐姐莉娜（第15届学生）在日本的工作
［第88页的图片］
1953年，唐·哈斯利特和劳埃德·巴雷在东京伯特利之家
［第89页的图片］
做了40年的特别先驱（从左到右）：佐藤孝子、涌井尚子、小林计子
［第90页的图片］
1979年，冲绳岛分社
［第95页的图片］
在冬天的北海道出发做见证工作
［第95页的图片］
上：阿德琳·名幸
下：莉莲·萨姆森
［第99页的图片］
江渡百合子
［第102页的图片］
先驱家庭开开心心地出发传道
［第110页的图片］
东京分社办事处，1949-1962年
东京分社办事处，1963-1973年
沼津分社设施，1972-1982年
［第115页的图片］
本间年雄，70年代中期分社监督
［第116页的图片］
1997年，分社委员会（由左至右）：理查德·贝利，池田重雄，杉浦勇，织田正太郎，中岛诚，长崎义弘，三村健次
［第124页的图片］
詹姆斯·曼茨负责督导工厂的工作（与妻子萨拉合照）
［第132页的图片］
兵库、海老名、关西的大会堂
［第139页的图片］
小林邦人
［第142页的图片］
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
［第150页的图片］
山本雅幸和山本正子
［第156页的图片］
日本代表到海外参加大会：（1）肯尼亚，（2）南非，（3）俄罗斯
［第158页的图片］
海老名的分社办事处和伯特利之家；小图显示1997年扩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