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沙尼亚

欢迎来到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像一颗深受人喜爱的宝石，景色迷人，令人赞叹。这个国家靠近波罗的海，境内有1400多个湖泊、1500多个岛屿，有树林和草原，沿岸也有美丽的村庄。曾有一段时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原始森林，长满茂密的树木和灌木丛。现在，剩下的原始森林并不多，却覆盖着爱沙尼亚约有一半的面积。爱沙尼亚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面积比瑞士和丹麦略大。

这个迷人小国的居民有很多美好的特质。他们虽然含蓄，却很友善。一般来讲，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读写，而且喜爱阅读。该国的官方语言是爱沙尼亚语，不过百分之30的居民都会说俄语。爱沙尼亚语很复杂，不容易学。例如，用来指“岛屿”的词就有好几个，视乎岛的外貌、大小和岛龄而定。

历尽沧桑

爱沙尼亚曾经被一个又一个势力强大的邻国管治。13世纪初，德国骑士和丹麦军队入侵这块土地。在随后几百年，爱沙尼亚成为很多国家争夺的对象，这些国家包括丹麦、立陶宛、挪威、波兰、俄罗斯和瑞典。

爱沙尼亚被瑞典统治超过一个世纪后，在1721年 被俄国接管。1918年至1940年，爱沙尼亚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好景不常，这个国家后来被苏联侵占。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了爱沙尼亚。1944年，苏联从德国手上夺回爱沙尼亚。在随后差不多50年，爱沙尼亚都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1991年，爱沙尼亚宣布独立，是最先脱离苏联统治的国家。

这些事件对爱沙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有什么影响呢？在暴虐的德军占领期间以及苏联统治的艰难时代，上帝的仆人有什么遭遇呢？虽然遭受残酷的迫害，他们仍然表现信心、勇气和机智。请看看他们的故事。

错误宗教使人受害

13世纪，十字军侵入爱沙尼亚。在刀剑的威吓下，爱沙尼亚人被迫受浸，归信“基督教”。不过，他们只是在表面上归信而已。受浸之后，各个村庄的居民都向自己的身体和房子泼水，好除去在强迫下接受的浸礼。人们恢复异教崇拜，继续敬奉大自然的神，奉行异教仪式。这些异教仪式后来逐渐融入天主教的信仰里。

17世纪，爱沙尼亚人归信信义宗。后来，俄罗斯正教成为爱沙尼亚的国教。1925年，政教分离。根据一项调查，只有百分之14的爱沙尼亚人自称宗教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近代有许多诚心的爱沙尼亚人都乐意接受圣经的教导。上帝的话语像香膏一样，能医治他们。圣经含有健全的教训，“这套教训所根据的，是快乐的 上帝的荣耀好消息。”（提摩太前书1:10,11）1991年，传讲上帝王国的耶和华见证人不及1000人。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最初，好消息是怎样传到爱沙尼亚这个小国呢？

“你有一张口”

20世纪初期，马丁·科塞和哥哥胡戈住在美国，他们从圣经研究者（现称耶和华见证人）那里得到一些书刊，书刊的内容令马丁大感振奋。马丁很希望在爱沙尼亚的同胞可以听到好消息，但他知道那里还没有圣经研究者。他在一本册子上找到纽约总部的地址，于是就去总部，把他的想法告诉卢述福。当时，卢述福负责督导圣经研究者的传道工作。

马丁问：“我该怎么做？”

卢述福答道：“你有一张口，不是吗？你回去用你的口传道吧。”

马丁果然照着做。大约在1923年，他回到爱沙尼亚传道，成为该 国的第一个圣经研究者。马丁教导家人认识真理。他的儿子阿道夫也成为上帝的忠仆。在随后艰难的日子，阿道夫仿佛一根栋梁，帮助别人保持坚定。马丁的哥哥胡戈也成为圣经研究者，不过他没有一直留在家乡。

“你是不会孤独的”

1926年，圣经研究者在伦敦举办一个大会。在大会上，卢述福弟兄呼吁在座的人去波罗的海国家传道。愿意去的人都举起手来，他们是艾伯特·韦斯特、珀西·邓纳姆和詹姆斯·威廉斯。不久，他们被派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组织当地宣扬好消息的工作。当时，威廉·戴伊负责督导位于丹麦的北欧办事处。他和艾伯特·韦斯特一起前往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戴伊弟兄为艾伯特找到一个住处，然后拍拍艾伯特的肩膀，对他说：“艾伯特，你是不会孤独的，《守望台》很快就会来到了！再见。”

后来，有些派书者（现称先驱）从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来到爱沙尼亚传道。不过，由于在延长签证方面遇到困难，他们不能长期停留当地。芬兰的派书者适应 得最快，因为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很相似。许多外国的全时传道员都很勤奋，他们撒播了大量王国种子。当地人对外国人感到很新奇，也热烈欢迎他们，并给他们起绰号。例如，一个芬兰的姊妹叫米纳，当地人就叫她“芬兰米纳”。如果是英国人，他们就叫他做“伦敦人”。

第一个分部

在当地，适合做办公室的地方不多。另外，当地人认为外国人都很富有，所以要求更高的租金。虽然如此，1926年，弟兄却在塔林的克罗伊茨沃尔德街17号找到一间小套房，并在那里设立分部办事处，由艾伯特·韦斯特担任分部仆人。同年，第一批爱沙尼亚语的小册子出版了，包括《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 永远不死》。这些刊物是第一批用爱沙尼亚语发行的册子。

一个年轻的爱沙尼亚女子希尔达·昂从朋友那里听到真理。她到分部拿取书刊时遇到一个德国弟兄，弟兄问希尔达可不可以帮他把公众演讲翻译成爱沙尼亚语。希尔达答应了。她在1928年获邀到分部做翻译员。后来，她嫁给一个从英国来的先驱，名叫亚历山大·布赖德森。希尔达是个既能干又勤奋的翻译员。后来，政府禁止见证人传道，他们就转为地下活动。希尔达和丈夫被迫离开爱沙尼亚。不过，她在国外继续秘密翻译书刊，长达数十年之久。布赖德森夫妇俩从事全时服务的时间总共超过一百年！

 1928年，圣经研究者出版爱沙尼亚语的第一本书《上帝的竖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组织以爱沙尼亚语出版的刊物有《守望台》、八本书和许多本小册子。

早期的传福音者

派书者骑脚踏车走遍广大的地区。他们找到什么地方，就住什么地方，无论是乡村房舍还是干草堆，他们都睡过。当地人虽然贫穷，却很喜欢听王国的信息。因此，这些全时传道员每月都用150至200小时传道。有个传道员甚至在一个月里用了239个小时传道！他们表现刻苦耐劳、勇敢无畏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以下是一个姊妹第一次出去传道的经历，请看看她怎样表现出这些精神。

一个热心的芬兰姊妹问这个新姊妹：“你会骑脚踏车吗？”

新姊妹答道：“会。”

芬兰姊妹满腔热诚地说：“好。我们就去萨雷马吧！”萨雷马是爱沙尼亚最大的岛屿，离她们的所在地约200公里（125英里）。

她们到了萨雷马后，就向第一个村子进发。芬兰姊妹提议说：“你从这头开始，我从那头开始。到黄昏时，我们就在村子中间会合。”新姊妹从没传过道，不过她探访第一个户主时，就感受到耶和华的帮助。于是她很快就充满信心，继续喜乐地探访其他户主。

 海琳·阿尔托宁（后来改姓格龙伦德）到沃尔姆西岛传道，发现当地的居民说一种奇怪的语言。

她问岛民：“你们会说爱沙尼亚语吗？”

岛民回答说：“不会。我们是说瑞典语的。”

海琳又问：“那么你们有没有瑞典语的书呢？”

他们以夸张的口吻答道：“我们有好几百年都没看过瑞典语的书了。”

海琳得知沃尔姆西岛的居民需要瑞典语的书刊后，就决定跟说瑞典语的范妮·希耶塔拉回去探访他们。

海琳说：“我们带了办事处里所有瑞典语的书刊，然后乘船出发。我们只花了三天就走遍了整个岛，差不多把所有书刊都分发了出去。几十年后，我听说有个瑞典弟兄就是在沃尔姆西岛取得一些书刊，得以认识真理。”王国传道员一再体验到传道书11:6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经文说：“你在早晨就要撒种，不到晚上不可歇手；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有成果”。

派书者面对的考验

派书者的工作并不容易。在冬天，他们外出有时坐雪橇，有时步行，每天都要走上20至40公里（12至24英里）的路程。加上天气非常寒冷，好的住宿又难找，要适应真不简单。由于要带着一箱箱的书刊，所以他们路上只能带基本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另外，暴雨也常导致道路无法通行。他们也试过很多个晚上被迫 在户外露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的体力和耐力都受到彻底的考验。那么这些忠贞的传道员是怎样看他们的工作的呢？

维尔霍·埃洛兰塔来自芬兰，是个热心的弟兄。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在偏远地区全时传道。他说：“我从没缺少生活的必需品。很多时候，我都用书刊跟人家换当天的食物和住宿，我很少需要金钱。一般来说，到了傍晚，我就会找地方过夜。很少家主会拒绝我，如果天色已晚，或离下一个农场比较远，他们就更不会拒绝我了。”

维尔霍继续说：“我很想把王国的信息传给别人。虽然生活简朴，但我从传道工作上得到的喜乐和满足却没有因而减少。”

弟兄姊妹辛勤工作，分发了大量圣经书刊，为后来的属灵增长奠下基础。1929年，当地传道员虽然人数很少，却分发了总共5万3704本书和册子。

阿道夫·科塞回忆说：“当时爱沙尼亚只有大约30个派书者，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把好消息传遍了整个国家。”

早期，这些勤劳的传道员所发挥的影响力延续至今。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耶和华见证人遇到一个名叫露丝的老妇人。看来，她听过见证人传讲的信息。她记得在六十多年前，有个德国圣经研究者探访 过她的邻居好几次，因此她有机会听过圣经的信息。今天，露丝虽然年纪大了，耳朵也聋了，却仍然看出见证人讲的是真理，于是开始学习圣经，并受了浸。从她最初接触见证人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十年了！

早期的分部活动

在传道工作发展初期，分部办事处地方虽小，但也用来举行大会。第一个大会在1928年6月举行，有25人参加，4人受浸。在接着的那年，有80个芬兰弟兄来协助筹办大会和参加传道工作。

艾伯特·韦斯特本来是爱沙尼亚的分部仆人。他被派往丹麦协助当地的分部仆人威廉·戴伊，并在后来接替戴伊的职责。那么，谁来接替韦斯特弟兄，做爱沙尼亚的分部仆人呢？是华莱士·巴克斯特弟兄。他来自苏格兰，既热情，又幽默。在认识真理前，他是个英国陆军队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服役。他看出，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以及自己所做的事，都跟耶稣基督的教训背道而驰。

 巴克斯特弟兄说：“当时，我感到很困惑，也开始看出，无论敌方是谁，人类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错的。我一直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们寻求上帝，都会找到他。有一次，我在防空洞里沉思这些事。我跪下来向上帝起了一个严肃的誓：如果我能逃过死神，安全地回家，就会用一生来事奉他。”

巴克斯特弟兄果然没有食言。认识真理后，他在1926年成为全时传道员，热心向人传道。两年后，他获邀前往爱沙尼亚服务，热心一点也没有减少。1930年，韦斯特弟兄离开爱沙尼亚，巴克斯特被委任接替他做分部仆人。1932年，分部办事处迁到塔林的叙尔塔尔图道72号。1933年，守望台圣经书社在爱沙尼亚正式注册。

 以多种语言播放圣经演讲

早在1927年，韦斯特弟兄就得到准许，在塔林的一家商业电台播放圣经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千年统治的福分”，被译成爱沙尼亚语。这个演讲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但也导致一些争论，结果被迫停止广播。1929年，圣经演讲恢复广播，逢星期日播出。演讲以英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和俄语播放，偶尔用瑞典语和德语播放，也曾以丹麦语播出。这些演讲同样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远在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和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的人也可以收听到。在1932的工作年度，电台总共播放了两百个演讲，演讲对于传扬耶和华的名有很大的帮助。不用说，这引起教士的反对。

教士知道，爱沙尼亚的政府官员非常惧怕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东西，于是就诬蔑见证人跟共产党有联系。为了尽快消除国家的威胁，爱沙尼亚政府在1934年又禁止见证人播放圣经演讲。不过，不是人人都赞同这个禁令。一个在学的男孩写了一封信（英语），内容如下：

亲爱的守望台和卢述福法官：

我们的爱沙尼亚政府不准你们广播演讲，我对此感到难过。我是一个男学生，在念小学。我父母并不富有，要辛劳工作才能养家糊口。不过，他们对主所怀的爱和主所赐予的希望却像 一道阳光照耀在他们脸上。我在冬天患了重病，你们广播的演讲成了我惟一的安慰。我眼中的泪水也变成快乐的泪水……现在这些演讲到哪里去了呢？……我刚开始学英语，这是我第一封用英语写的信。我没有查看字典，全都是自己写的……向卢述福法官送上衷心的问候。

卢述福弟兄亲自回信，并给男孩寄了一些演讲的录音。

“天上王国的战车”

约翰·诺思来自英国，是个热心的派书者。在爱沙尼亚传道期间，他和家人住在活动房屋车里，在爱沙尼亚 南部备受瞩目。当地的报章也讲到这个活动房屋车：“这个［守望台］社正在塔尔图建造一辆像房屋的车子。他们要坐着这辆车子，走遍全国各地，向人传道，并举行宗教活动。他们坐着‘天上王国的战车’向人传道，分发解释圣经的书刊。战车上共有五个人，包括带头的传教士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以及两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男子。这两个年轻男子（像耶户一样），急速地骑着脚踏车，在‘战车’周围的地方，向人分发书刊。”

20世纪30年代中期，政局动荡不安。这其间，一个叫尼古拉·图曼的前陆军飞行员由于参与爱沙尼亚的法西斯党运动而被囚禁。尼古拉在监狱的图书馆看到一些卢述福写的书，这些书令他看出自己走错了路。他的妻子有一本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书。出狱后，他就去塔林，找那本书上所写的地址。在巴克斯特弟兄的帮助下，尼古拉在生活上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不再参与政治活动，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热心 事奉耶和华的弟兄。后来，传道工作受到禁制，尼古拉从事地下印刷工作，也是会众的栋梁。他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待了差不多15年，一直保持忠贞。

阿图尔·因杜斯是个医生，也曾参与政治，后来却大失所望。有一次，阿图尔去马丁·科塞家给马丁看病。就在这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真理的亮光。科塞弟兄鼓励阿图尔学习圣经。由于阿图尔懂德语，科塞弟兄就为他订了所有德语版的圣经书刊。在科塞弟兄的帮助下，阿图尔接受了真理，献身给耶和华，并受了浸。现在，他不但是个有名、备受尊重的医生，也是一个热心、受人敬重的弟兄。

乌云密布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段动荡不安的时期。纳粹德国和天主教会向爱沙尼亚政府施压，结果《正义的统治者》这本册子在1935年1月期间被充公。

 同年，内政部长关闭了守望台社在爱沙尼亚的分部，充公圣经书刊，并扣押了分部的物业。虽然很多书刊都事先被藏了起来，可是仍有大约76000本被充公。就算遇到挫折，弟兄也没有停止工作。令弟兄大感惊喜的是，有两份大报把两本充公书刊的内容刊登了出来。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共有十万份。虽然书刊被充公，没有被分发出去，耶和华的名却因而更为人所知。

这其间，传道工作继续进行，后来办事处也恢复工作。在接着的几年，警察仍突击搜查办事处，充公了不少书刊。在分部工作的海琳·阿尔托宁有一次就遇到这样的突击搜查。

阿尔托宁姊妹说：“三个年轻的警察来到办事处，要没收《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这本小册子，但我们没有这本册子。他们把书架上所有的书本都扔在地上，堆在一起。巴克斯特弟兄被警察紧紧盯着，什么都不能做。而我就把警察翻乱的地方收拾好，然后悄悄地走到巴克斯特弟兄的桌旁，看看有没有什么文件是警察不该看到的。我留意到一封信，写着所有传道员的名字和地址，就把信丢进角落的垃圾桶里。警察把丢在地上的书刊装进箱子时，不料，一个警官不自量力，猛力把箱子一拉，竟弄断了自己的胳膊！警察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我们趁他们还未回来，把箱子检查一遍。”

 巴克斯特弟兄说：“后来，警察回来搬走我们的书，我看到一个警察把一本名叫《拯救》的书放进他外套的大口袋里。我常常想，他们究竟私下拿了多少我们的书、读过多少这些书呢？”

1939年，苏联军队进入爱沙尼亚国境。局势变幻无常，人心惶惶。巴克斯特弟兄说：“每天，收音机都不停地播放共产主义的宣传信息。人们在猜测未来，有的感到兴奋，有的却感到忧虑和恐惧。载着伞兵部队的苏联战机不断在上空飞过，隆隆作响。”这样的局势会使见证工作瘫痪下来吗？

1940年，政局动荡，耶和华的忠心仆人只有27个传道员和15个先驱，却分发了5万9776本书和册子， 这实在是个很大的成就。他们把握这段快要完结的自由时期，在传道工作上全力以赴。

自由时期最后的大会

在苏联开始统治爱沙尼亚前不久，弟兄在塔林举办了一个大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自由地举办大会。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他们都不能这样做。在大会上，弟兄讨论了一些《守望台》文章，例如《神治统治》、《中立》、《网罗》和《宗教的判决》等。这都是适时的灵粮，装备上帝的子民面对前头的逆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将席卷爱沙尼亚。弟兄也不能避开战争的影响。1940年6月1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向爱沙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现任政府成立一个新政府，并容许更多苏联军队进入国境。后来，共产党正式在爱沙尼亚掌权，党员不足150人。爱沙尼亚就这样被苏联吞并，列入苏联的疆土。几个月内，许多爱沙尼亚人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他们的房子和农场不是被废弃，就是被烧掉或被入侵的俄国人占据。另外，有很多人坐小渔船逃离国境，大都是去瑞典的。许多人都成功到达目的地，不过也有人遇到风暴而葬身大海。

最后一批外国弟兄离境

随着共产政权开始统治爱沙尼亚，分部再次被迫关闭。巴克斯特弟兄、亚历山大·布赖德森和妻子希尔达都决心紧守岗位。不过，外国人继续留在当地会越来越 危险。因此，卢述福弟兄建议他们离开爱沙尼亚。巴克斯特弟兄和来自拉脱维亚的邓纳姆夫妇于是坐火车前往西伯利亚，最后到达澳大利亚。布赖德森夫妇在大约一年后也离开爱沙尼亚，到瑞典去。巴克斯特弟兄到了澳大利亚，成为分部委员会的成员，此后一直忠心地在分部服务。1994年6月21日，他走完地上的路程。 *

外国的弟兄离开爱沙尼亚，当地的一小群弟兄将要面对什么考验呢？这些认识真理不久的弟兄要面对一场残酷的战争。由于受战争影响，传道工作缓慢了下来。1941年是组织最后一次收到他们的传道报告。在随后的大概20年里，我们的弟兄都音讯全无。

信心面对严峻的考验

战争持续不断，1941年，德军把苏军驱逐出境，并占领了爱沙尼亚。一直到1944年为止，爱沙尼亚都受德国统治。这其间，弟兄的情况却没有因而得到改善。1942年，一个名叫扬·帕拉特的失聪弟兄在塔尔图传道时被德军拘捕入牢，被控参与颠覆政府的活动。根据监狱的记录，当局命令看守牢房的人“引渡并特别处置”扬·帕拉特这个囚犯，也就是说要把他处决。一些人看见他被带到牢房外面，然后听到几声枪响，之后再没有人看见他被带回来，也没有人再见过他了。

 对弟兄来讲，这确是一段艰难时期。无论是苏军还是德军，他们都想征募年轻男子入伍。阿道夫·科塞回想说：“我们要躲藏起来，以免被征召入伍。一旦被抓，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加入军队，要不被枪杀。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弟兄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传道工作因此缓慢了下来。”

1944年后期，战争的情势出现变化，苏军把德军赶出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再次落入苏联残酷的统治。爱沙尼亚人惨遭战火蹂躏，随后多年的镇压统治令人民苦不堪言。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民或者被杀，或者被流放到苏联境内的偏远地区，或者被迫离开祖国。在那些年头，爱沙尼亚来了大批的俄国人，所以人口结构也出现很大的变化。在苏联的统治下，我们的弟兄在信心方面受到严峻的考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经历吧。

“森林兄弟”成为属灵的弟兄

有一群反苏联的爱国游击队员藏在茂密的森林里，因此叫做“森林兄弟”。当中很多人不是游击队员，他们藏在森林里，只是想躲避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追踪。据估计，当时有1万5000至两万人藏在森林里。有些人多年来当局一直找不到，直到1978年，当局才把最后一个人找出来。在这些“森林兄弟”当中，有人会接受真理，成为属灵的弟兄吗？

埃里克·海音洛曾在爱沙尼亚政府机关任职，苏联 占领爱沙尼亚期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他和妻子玛格达曾多次尝试坐船逃去瑞典。在最后那一次，他们登上船后，引擎却坏了，因此不得不放弃。为了逃避政府的追捕，埃里克匿藏在森林里七年。最后他和妻子都被捕，并分别被送到苏联境内不同的拘禁营。

在拘禁营里，玛格达遇到两个见证人，并从她们那里听到王国的希望。玛格达马上看出自己已经找到真理了。她高兴极了，还手舞足蹈呢。玛格达在1956年获释，并在1960年受浸。埃里克在获释后七年也接受了真理。这个“森林兄弟”最终成了我们的属灵弟兄。

政府穷追不舍

马丁·科塞是个既勇敢又热心的弟兄。外国的弟兄离开爱沙尼亚后，他就被委派督导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的工作，而爱沙尼亚南部地区就由弗里德里克·阿尔珀雷来督导。弗里德里克是爱沙尼亚人，个子高，温文 有礼，曾是中学英语老师。20世纪30年代，有个外国的先驱弟兄来沃鲁发表演讲，弗里德里克为那个弟兄传译演讲的内容。那次演讲后，他就知道自己找到了真理。后来他还能负起责任，督导爱沙尼亚南部地区的传道工作。

对这两个弟兄来讲，要担任督导地区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不能跟组织联络，自己的经验也不多。他们从1940年负起督导的工作，直到1948年年底被捕为止。尽管从事地下工作困难重重，他们却始终尽忠职守。

马丁·科塞和弗里德里克·阿尔珀雷被捕后，组织成立传道委员会，接替他们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有艾伯特·克鲁乌斯、卡尔·塔尔贝格和阿图尔·因杜斯，而连比特·托姆是助手。这些成员只能秘密工作，但托姆却可以自由地到各地探访小组。为什么呢？托姆在风车房做碾磨谷物的工作。在没风的日子，风车不能转动，他就可以随意做自己的事。

在爱沙尼亚，负有职责的弟兄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帮助弟兄姊妹。如果当局怀疑某个弟兄是领导，就会把他的照片贴在火车站，就像通缉犯人一样。国安会还派出特工来监视像绵羊般温驯的弟兄，四个特工跟踪一个弟兄。1948年至1951年，虽然日子艰难，耶和华的忠心仆人仍然努力不懈地传道，结果得到耶和华赐福，传道员增至100多人。

 “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清白无邪”

爱沙尼亚的基督徒越来越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对的，耶稣警告过门徒：“你们要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清白无邪。你们要防备人。他们会把你们交给地方法庭，又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为我的缘故，会被押到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列国的人作见证。”（马太福音10:16-18）不过，有些见证人虽然信心坚强，却认为耶和华总会施行奇迹，保护他的子民脱离撒但的暴政。（约伯记1:9-12；2:3-6）面对残酷的迫害者，见证人本该时刻“像蛇一样谨慎”，但有些人却没有这样做，结果很容易成了敌人的猎物。

阿道夫·科塞说：“那时，有个对圣经感兴趣的男子看来又热心，又勇敢。他在会众里负有一些职责，也很受姊妹欢迎。其他弟兄开始对他起疑心，并警告姊妹不要带他到所有举行聚会的地方。很可惜，有些人没有听从警告。结果，这个男子把很多情报泄露给国安会。”

连比·特托姆说：“1950年，我们收到一些从德国寄来的《守望台》杂志，也想跟爱沙尼亚的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其中的内容。”

于是，弟兄打算在一个放干草的仓库举行大会，仓库位于国内一个偏远的地区。可是，国安会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还准备逮捕所有弟兄姊妹。他们派了两辆卡车的士兵在火车站埋伏，等弟兄下车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当时，三个见证人按照计划，在前往大会场地的那条路上的一个路碑旁等候，好向参加大会的弟兄指示方向。其中一个弟兄听见树林传出可疑的声音，就去看个究竟。突然间，他发现自己被一支枪指住。士兵叫弟兄带他们去见其余两个弟兄，结果三个弟兄全都被捕了。

连比特·托姆和爱拉·基卡斯（后来改姓托姆）反应迅速，他们知道三个弟兄被捕后，就马上跳上连比特的摩托车，朝着前一个火车站全速行驶，想通知将要下车的弟兄。连比特和爱拉赶到火车站，冲上火车，叫弟兄赶快下车。结果，当火车到站时，国安会的人在车上连一个见证人也找不到，感到非常失望。

与此同时，弟兄马上决定到另一个农场举行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沿着宁静的小路走了10公里（6英里），最后到达新的大会场地。这其间，士兵还驾着车，沿着大马路来回穿梭，寻找那些不知所终的大会代表。大会没有受到干扰，有111人出席。会场的气氛很严肃，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捕。大会上，与会者听到一些报告，报告谈到外国弟兄姊妹的经历，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经历，这些经历令听众的信心大受强化。这次大会给了他们所需的指引和力量，应付前头的考验。虽然弟兄逃过这次大规模的逮捕，但不多久，政府又开始逮捕见证人。

 盘问和判刑

在接着的几个月，所有负有职责的弟兄一个接一个地被捕，另有70多个传道员和一些跟耶和华见证人接触的人也受到牵连。上帝这些爱好和平的仆人现在要面对看似永无止境的盘问，还没被捕的人也知道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被拘留的弟兄都在晚上接受盘问，盘问常常持续几个月，所以，他们长时间都不能好好地睡觉。睡得越不够，精神压力就越大。弟兄还没在法庭接受聆讯，就被判刑。当局只告诉他们，他们会被关进拘禁营或劳动营中，刑期从5年到12年不等。大多数人都被判10年徒刑。罪名是什么？根据官方记录，罪名是“从事反政府宣传和颠覆活动”。不久，政府修改法例，见证人被判的刑期增至25年。63岁的奥古斯特·普雷斯劳德被判刑25年。据报道，当时他以讥讽的语气对法官说：“法官大人，谢谢你判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徒刑。我估计自己只能多活十几年，但你却给了我这么长的刑期！”

见证人被押到恶名昭彰的拘禁营或劳动营里，这些拘禁营和劳动营散布在苏联境内不同的地方，主要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偏远的东部或北部地区。营里的生活条件很恶劣，囚犯可以回来的机会也很渺茫，很多人觉得在那里生活比死更难受。

跟政府串通的假弟兄也逃不过压迫。有两个弟兄做了国安会的探子，但完成任务后，他们自己也受国安会 迫害，被关进偏远的拘禁营。看来，国安会一点也看不起这些胆小的告密者。 *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那时候，带头的见证人全都被逮捕了，但国安会仍决心要除掉剩下的每一个见证人。他们在1951年4月1日清晨采取行动。当局非常精心地策划这个行动，爱沙尼亚全境（也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都同时成为攻击的目标。

在很短时间内，差不多所有见证人、他们的一些近亲，甚至那些对圣经感兴趣的人也被逐出家园，一批批地被带到几个不同的火车站，赶进棚车里去。由于财物全被充公，他们只可以带走一些食物和个人物品。那一天，差不多有300个人被押走。这些人事前并没有受到审判，而当局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解释。他们从爱沙尼亚坐火车到西伯利亚，大部分人都是去托木斯克，这个地区离爱沙尼亚约5000公里（3000英里）。

勇敢的年轻人

当时，17岁的科琳娜·恩尼卡和13岁的妹妹埃娜去了探望亲戚，不在家。她们回到家，看见屋子被关闭了，妈妈也不见了。试想想，她们是感到多么的悲痛。不过，当她们知道妈妈被逮捕后，却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

 科琳娜说：“至少她还活着！我们知道其他人也可能被捕了，心想，妈妈至少跟耶和华的子民在一起。耶和华的确大大扶持我们，也让我们享有内心的安宁。我没有哭，埃娜也没有，尽管她在感情上比较脆弱，挺容易受到伤害。星期一，我们照常上学，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妈妈被捕的事。”

后来，科琳娜和埃娜也被警察带走，可是她们依然保持平静。科琳娜说：“在火车上，每个人都很平静。有个姊妹安慰我们说，耶和华不会让我们忍受苦难，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又说，既然耶和华承诺会帮助我们，我们就要信赖他。”六年多后，这两个女孩才跟妈妈重聚。

迫害者无缘无故地憎恨见证人。以下事例可以说明这点。在政府的档案里，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孩被驱逐到异地。罪名是什么？“国家的敌人”。

这次被驱逐的经历非常痛苦。被驱逐的人受到百般羞辱。每天早晚，他们可以下车上厕所，尽管下车的地方没有厕所。一个姊妹说：“当局的做法完全违反人性尊严。人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如厕，男女无别。如厕时，其他人从我们身边走过，那些守卫也站在周围盯着我们。”

西伯利亚的生活和死亡

被放逐的人在火车上经过两个星期艰苦的路程，终于到达目的地。他们拿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厢，外面 冰天雪地。附近集体农场的工头来挑选最好的工人，就像地主在奴隶市场购买工人一样。

很多住在西伯利亚的人本身也是被放逐的，因此很同情新来的人。弟兄姊妹同舟共济，友善的当地人也给予援手。因此，被放逐的弟兄不久就安顿了下来，有些人还能过正常的生活。一小部分人的身体也意想不到地变好了。例如，有两个爱沙尼亚姊妹本来有结核病，但来到气候比较干爽的西伯利亚后，就痊愈了。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侥幸。至少有一个男孩死在车上。另有一个年老弟兄由于抵受不住艰苦的环境和精神创伤而死去。有些弟兄由于得不到适当的治疗或工作过劳而变成残疾人。有些人则要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营养不良、疾病、意外和严寒的天气。另外，还有许多人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被迫跟家人分开多年，而且从来都没有收过家人的来信。

蒂娜·克鲁瑟说：“我们家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轻 的妇女，所以被派到一个贫困的集体农场。公社里的人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新来的人都吃松树皮、树根，喝荨麻做的汤。”

西伯利亚的冬天既漫长又严寒，许多被放逐的爱沙尼亚人都不习惯这种气候。像种马铃薯这样普通的事也不容易成功。在被流放的第一年，大多数人都要长期挨饥抵饿，日子一点也不好过。

希西·伦贝尔说：“气温只有摄氏零下50度（华氏零下60度）。由于天气寒冷，我们把鸡笼放在床下，以免母鸡冻死。有些牛主甚至把刚出生的小牛留在屋里。”

国家付费，前往新地区！

多年前，威廉·戴伊曾说：“如果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弟兄就有广大的传道地区了。情况果然被他说中了。苏联政府把见证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和其他偏远地区，这的确有助于他们扩大传道地区。虽然耶和华让他的子民遭受考验，不过许多没有听过上帝名字的人却得以认识真理。

连比特·特雷利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参加反政府活动而被逮捕。他认识真理的经过很特别。他是在塔尔图的一间牢房里接触到真理的，那年是1948年。跟他同囚的有个俄罗斯军官，曾在另一间牢房遇到见证人。军官向连比特略略地提及见证人所教的道理，说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解决世上的种种难题，又说上帝不久就会统治地球。这番话引起了连比特的兴趣。

 后来，连比特被押到沃尔库塔的一个拘禁营。这个拘禁营位于西伯利亚偏远的北部，接近北冰洋。在那里，连比特听到一群见证人在谈圣经，于是走近他们。他听到见证人所谈的话跟那个军官所说的一样，就跟他们谈了起来。

见证人问连比特：“你为什么坐牢？”

他答道：“我是为争取正义而入狱的。”

另一个见证人就问：“那你成功了吗？”

答案很明显，连比特回答说：“没有。”

弟兄指着连比特说：“你看，你站错阵线了！你应该站在正确的阵线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谈到圣经所说的属灵战争。连比特听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真理，也越觉得有必要参与这场属灵的战争，站在上帝这一边。

获释后，连比特回到爱沙尼亚，开始打这场属灵战争。现在，他是正规先驱。他的妻子梅芒也在监狱里认识真理，不过使她对圣经感兴趣的却不是见证人。

有些弟兄姊妹不太会说俄语。对他们来讲，传道工作并不容易。由于词汇有限，他们传道时通常会先谈谈自己为什么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来，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跟人攀谈起来。这种传道方式帮助他们更能掌握非正式见证的技巧。另外，他们也有很多机会用母语跟那些被放逐的爱沙尼亚人作见证。一个在西伯利亚 生活过的姊妹估计，有15到20个爱沙尼亚人以及好几个俄国人和立陶宛人都是在营中认识真理的。

如何获得灵粮

有些见证人被囚在监里，有些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地区。组织用很多方法，把圣经和灵粮偷偷地带给他们。一个弟兄说：“我们收到装着猪油或动物油脂的罐子，里面藏着一些纸张。在冷天，油脂会变成白色，纸张不容易看见。纸张被紧紧地压在罐子的内侧，官员把刀子插进罐子时，很难发现那些纸张。”用这个方法把宝贵的灵粮藏在食物的罐子里，很多时都能瞒过官员的检查。

细小的纸张可以缝在手袋或衣服里，被藏在肥皂盒里，或塞进挖空的肥皂里。爱拉·托姆说：“我可以把四本《守望台》的纸张塞进一个装在盒子的肥皂里。”

信件都要通过检查，但见证人学会在信里，用日常生活的用语来谈及圣经真理和属灵的事情。例如，一个姊妹在信里说：“父亲给我们很好的照顾。我们也有一条绳连到水井。”“父亲”就是耶和华，他在灵性上照顾他们。“水井”就是耶和华的组织。他们可以跟组织联系，得到圣经书刊，也就是给人生命的真理之水。

很多书刊都是手抄的，不过也有些是用简单的印刷方法印制的。见证人要抄写书刊时，就很希望自己会由于传道的缘故而被单独监禁。为什么？一个翻译书刊的姊妹说：“被单独监禁是好的。这样，我就可以 在监狱里专心地翻译《守望台》，不会常常受到打扰。”这件事说明，敌人千方百计打击见证人却不能成功。很多时候，他们的奸计反而有助于推广王国事务。（以赛亚书54:17）

珍视聚会

见证人不能常常参加聚会，跟弟兄姊妹相聚，所以很珍视聚会。科琳娜·恩尼卡跟一个姊妹在农场工作。有一次，她们鼓起勇气，私自离开农场几天去参加聚会。科琳娜谈到事情的经过说：“我们在晚上离开农场，徒步走到25公里（15英里）外的火车站。火车在凌晨两点钟开出。我们坐了六个小时火车，再步行10公里（6英里）才来到聚会的地方。我们找到举行聚会的屋子，正打算该由谁来说出暗语时，一个弟兄就从屋里出来。他认出我们是姊妹后，就兴高采烈地说：‘你们找对地方了。请进！’我们讨论《守望台》文章，也唱王国诗歌。这次聚会的确鼓舞人心，使我们的信心大受强化。”三天后，她们回到农场，发现管理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离开过农场，不禁松了一口气。耶和华的忠心仆人秘密地参加聚会，信心因而大受强化，也有更大的勇气。

又有一次，一群弟兄在牢房里举行聚会，警卫突然来搜查圣经书刊。一个弟兄手上刚好拿着一些圣经书刊的纸张，他立刻抓来一把扫帚，扫起地来。警卫搜查过后，什么也找不到，就离开了。当时，弟兄的 手正紧紧地抓住扫帚，在勤奋地扫地。那几页纸就紧握在他的手心中！

基督徒真挚的爱大有力量

阿道夫·科塞说：“我有五年的时间都在地下煤矿工作。这个煤矿位于北极圈以北的地方。在那里，冬天是看不见日光的。我们轮班工作，上到地面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们有几个月都看不见阳光。另外，食物的分配也不够。我的记忆力和时间感都变差了。由于工作很费力，再加上食物短缺、疲劳过度，我们都没什么精力，一次只可以闲聊几分钟。不过，一谈到王国的真理，我们却可以聊上几个小时也不累。”

在艰难的日子，耶和华的子民学会彼此相爱，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科塞弟兄说：“不管得到什么，我们都把得到的东西拿出来，平均地分给大家。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所以我们都学会跟大家凡物共享。”（约翰一书4:21）

就连警卫也知道见证人总是守望相助的。当艾诺·埃特玛从一个营房调到另一个营房时，她连汤匙和碗这些营房的必需品也没有。

营房的主管说：“没问题。你的姊妹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他没有言过其实。基督徒经常表现真爱，为耶和华的名增光。

基督徒在忠贞方面仍不断受到考验。例如，虽然埃特玛姊妹已经被囚在拘禁营一段时间了，但警卫还是 不断问她：“你还是不肯跟我们合作吗？”当然，他所指的合作就是要姊妹提供耶和华见证人的机密。

埃特玛总是回答说：“你们把我拘禁在监狱，我爸妈也是因为你们而死去，我怎会跟你们合作呢？”

虽然被囚，被放逐的见证人还是继续向人表现基督徒的爱，一有机会就向人传讲王国的好消息。不过，他们可以向谁传道呢？苏联政府流放精英分子和非共产党居民，这个政策反而为见证人打开了“传道之门”。许多弟兄姊妹得以跟那些被流放的知识分子谈论王国的信息，展开愉快的交谈。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被流放，他们也许没那么容易听见王国的信息，并作出响应。（歌罗西书4:2-4）

科塞弟兄说：“后来，我们被调到不同的拘禁营。在每个牢房里，弟兄姊妹都很努力传道。我从没试过能够向那么多人作见证。”

在那些被流放的年头，耶和华见证人受到无情的攻击。当局抢去他们的财物、剥夺他们的自由，百般地羞辱他们。但是，敌人却不能挫败见证人的士气、破坏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

回到爱沙尼亚

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他的许多忠贞支持者都感到非常悲痛。当时，爱拉·托姆和另外六个姊妹被关在一间牢房里。警卫哭着进来，命令她们起立，向斯大林致敬，可是她们都勇敢地拒绝了。

 斯大林死后，政治气氛也随之改变。从1956年到1957年，全球各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为被流放的弟兄写了几百封请愿信给苏联政府。被流放的弟兄一个接一个地得到特赦。被囚的获释，被流放的获准回家。有些见证人在斯大林去世不久就获释，而另一些人却还要等一段时间。图曼一家在1951年被流放，却等到1965年才获准回家。弟兄姊妹虽然可以返回爱沙尼亚，不过还要找地方居住，因为被流放时，他们的财产都被充公了。

回顾过去

见证人受到威吓和残忍的对待，又做苦工，又在监狱里忍受恶劣的环境，这一切考验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绝大部分人都在属灵方面保持强壮，忠贞不二，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在所不惜。至少27个爱沙尼亚见证人在坐牢或流放期间去世，包括阿图尔·因杜斯在内。他在被驱逐前，曾在爱沙尼亚的传道委员会服务。弗里德里克·阿尔珀雷显然由于工作过劳，也在获释后不久去世。在西伯利亚，耶和华的仆人在信心上面对严峻的考验，不过他们却受益良多，并始终保持忠义。经过猛烈的攻击，他们有更强的信心和更大的忍耐力。（雅各书1:2-4）

维尔亚尔德·卡尔纳说：“所有负有职责的弟兄都被关在拘禁营里，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在西伯利亚时，我们经常可以得到书刊，在灵性上保持强壮。可是在爱沙尼亚，要经常得到灵粮就困难多了。我想， 如果我们留在爱沙尼亚，灵性就不会那么壮健了。”

许多被流放的人由于遭受苦难，心里就充满怨恨。但耶和华见证人却视这个经历为磨炼，结果他们在属灵方面得到强化。

科琳娜·恩尼卡说：“在逆境下，我们学会服从。我们从没有因信赖耶和华而感到后悔。其实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并不多。当时在床底下，我和妹妹埃娜只有一个小提箱和一个盒子。现在，每当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回想这个经历。我们在西伯利亚度过了17到23岁的黄金岁月。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没有被流放的话，我们的灵性会不会这么强壮呢？我觉得，当时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地方。”

另一个姊妹说：“不久，我就把西伯利亚的日子忘记了。那五年过得很快，就像看了一出两个小时的电影一样。”

艾诺·埃特玛回想说：“我永不会忘记北极光那千变万化的色彩。在结霜的日子，一团团的雾气从海面 和河面升上来，色彩斑斓。在极昼，有两个星期太阳都不会落下；而在极夜，有两个星期太阳都不会升起。我还记得，在短短的夏天里，绿色的草莓成熟了。北极地区的野禽在小树幼细的枝条上觅食。在西伯利亚，虽然生活艰苦，我却觉得自己像在旅行一样。尽管身处当地，我们有耶和华，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

新时代，旧手段

弟兄从西伯利亚回到爱沙尼亚后，继续受到迫害。秘密警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取得组织的资料，毁谤我们。

尤里·舍恩贝里由于拒绝参军而被捕。他被押到一个劳动营里，被当局不断盘问。一个国安会的特务从乌克兰的基辅来到爱沙尼亚游说尤里为国安会工作。这个官员想令尤里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是反政府的，大部分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国安会有时会伪造我们的杂志，想在见证人之间造成混乱。因此，当官员拿出一些《守望台》杂志给尤里看时，他还是不肯看，尽管这些杂志看来并不是伪造的。整整一个星期，这个特务从早到晚游说尤里跟国安会合作，可是弟兄却保持坚定，没有妥协。

再次跟“母亲”联系

虽然铁幕紧紧遮蔽爱沙尼亚，却不能完全遮挡圣经真理的亮光照射在这块国土上。有一段长时间，国 内的弟兄姊妹只靠阅读以前的刊物，来满足灵性的需要。不过，爱沙尼亚的弟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遇到一些来自苏联不同地方的见证人。这些爱沙尼亚的弟兄回国后，勇敢地继续跟苏联的弟兄联系，因此不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灵粮。例如，从1956年开始，爱沙尼亚的弟兄就跟伊万·齐亚科和其他的乌克兰弟兄联络，从这些弟兄手上得到灵粮。不过这种联系并不经常，而且收到的书刊也有限。爱沙尼亚的见证人需要更多灵粮。弟兄于是作出果敢行动，不久耶和华就赐福给他们。

在中央长老团的指导下，芬兰分部计划以更有系统的方式帮助爱沙尼亚的弟兄姊妹。分部派维尔霍·埃洛兰塔去联系爱沙尼亚的弟兄姊妹。维尔霍在上世纪30年代到爱沙尼亚做先驱。后来在60年代初，他又到爱沙尼亚做联络员，并联系上范妮·希耶塔拉。之后，陆续有许多芬兰弟兄以游客的身份来到爱沙尼亚。他们充当信使，协助国外的弟兄跟当地的见证人保持良好的沟通。爱沙尼亚的弟兄姊妹把耶和华的组织叫做“母亲”。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跟“母亲”联系了。他们可以寄传道报告和信件给组织，也可以收到缩微胶卷的书刊。但要保持联系，联络员就要非常谨慎，而且要完全保密，所以这样的联系一年只有两三次。

阿道夫·科塞的侄儿胡戈·科塞住在美国，曾以信使 的身份去了爱沙尼亚15次。有一次，边境警卫仔细地搜查他，却什么也找不到。不过，当警卫问他是属于哪个宗教团体时，他就紧张起来了。胡戈发现警卫的英语不太流利，就用英语喋喋不休、急促地说起话来。警卫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不明白胡戈讲的英语，就没有叫胡戈说得慢一点。当电话响起时，他们就叫胡戈快走，因为船就要开了。胡戈当然听从命令，立刻走了。

担任信使的弟兄姊妹知道自己任务重大，所以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工作。他们总是小心翼翼，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过度自信。他们把传道报告译成密码，以防报告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知道一不小心，自己和别人的性命就不保了。有时候，国安会的特务会跟踪他们。有一次，维尔亚尔德·卡尔纳在等候两个弟兄，打算从他们手上接过一个包裹。这时，他看见一个特务用相机偷拍他们，并跟踪他们。不用说，这个特务想收集证据来打击见证人。虽然如此，在那段日子，弟兄姊妹却从没有送漏一本书刊、一封信件或一份报告。

组织不断进步

有一段时间，苏联的传道工作由乌克兰的督导委员会督导，也有几个弟兄在苏联的不同地方做区域监督。不过，由于爱沙尼亚的组织不断扩大，所以需要一个弟兄在当地督导传道工作。阿道夫·科塞 性情温和，也在信心上也受过各种考验，有美好的特质。1967年，他被委任督导当地的传道工作。后来，他的职责增加了。他也为拉脱维亚、立陶宛、卡累利阿、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和摩尔曼斯克处理信件和报告，还帮忙组织不同地区的印刷工作。

科塞弟兄一边负起这些职责，一边和妻子蒂梅在塔帕镇附近的大型养猪场全职工作，他怎么能够同时肩负这么多责任呢？科塞发明了一些机器来帮助农场的工作，使工作更轻省。这样，他就有更多时间从事属灵的工作。

后来，另一些弟兄如维尔亚尔德·卡尔纳、连比特·托姆和西尔弗·西利卡沙尔也从事探访会众的工作。这些会众散布在爱沙尼亚和邻近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随着爱沙尼亚的俄语地区不断扩展，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夫也被委派探访会众。后来，印刷工作被划分了，说俄语的爱沙尼亚弟兄要自己印刷书刊。他们收到缩微胶卷的俄语刊物后，就直接把刊物复印在照相纸上。不过，这种复印方法耗费人力，需要很多弟兄在不同的地方帮忙。随着会众的数目不断增加，书刊供不应求，弟兄改用其他方法印刷书刊。虽然资源有限，弟兄还是秘密地印刷了20多本书刊，印刷量有几百份。在1966年至1989年间，由弟兄亲手抄写的爱沙尼亚语和俄语书刊超过五百万页。

 事事谨慎

有一次，警察来到一个弟兄的家，说有一辆摩托车被人偷去了，要进屋搜查。不过，他们一进去就走到书柜前。可是书柜怎能藏得下摩托车呢？这显然是个借口。他们要找的其实是受禁的书刊。不过，他们却一本也找不到，感到很失望。

弟兄是怎样把书刊藏起来的呢？他们制作书刊时，拿旧的世俗书刊封面做圣经书刊的封面。所以，警察突袭搜查房子时，通常都不会注意到这些“旧”书刊。

 见证人利用特别的场合比如婚礼，来掩饰聚会或大会。其中一个例子是海马尔·图曼和妻子埃尔维的婚礼，婚礼举行了两天。这种聚会有时会持续三四天。当地长老鼓励新婚夫妇不要举行大型婚礼。参加的人数少一点，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发觉、引人注目和造成难题。

俄国弟兄搬到爱沙尼亚

1970年，一些事奉上帝多年的弟兄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地方搬到爱沙尼亚。当中有许多弟兄在自己的国家惨遭迫害。来到爱沙尼亚，他们的生活就没那么艰苦了。

1972年，有些弟兄帮助塔尔图的弟兄成立第一群俄语会众，传道员人数约有50。其中一个帮忙成立会众的弟兄是尼古拉·杜博温茨基。他来自乌克兰，是个资深的长老。俄语地区的田地很肥沃。到了2010年，爱沙尼亚已有27群俄语会众和四个俄语小组，传道员人数占当地的大半。

在不同场合做非正式见证

说俄语的弟兄姊妹热心传道、勇敢发言，在非正式场合也毫不犹豫地向人谈论圣经。例如在塔林，他们会跟参观教堂的游客交谈，向游客作见证。游客常常以为见证人是导游，所以都很留心听他们讲话。

有些姊妹在火车上传道。她们会买一张塔尔图和 塔林的来回车票。一张车票就可以让她们在火车上足足有八个小时跟乘客交谈，传讲好消息。

马丽亚·帕施克尼克从哈萨克斯坦搬到爱沙尼亚。她说：“我祈求上帝让我找到一个圣经学生。”她想到一个办法。在当地，有些人会去商店排队买食物，一排就是几个小时。马丽亚决定也去排队买食物，向这些人传道。

马丽亚说：“有一天，我在排队时跟一个女子谈起来，慢慢就谈到圣经。这个女子对圣经不太感兴趣，不过她带我去见她的朋友，并介绍我给她们认识，让我跟她们交谈。最后，有四个人开始学习圣经。后来，其中一个女子受浸成为见证人，现在仍忠心地事奉耶和华。”

在世界各地，许多耶和华的仆人在受雇的地方都是模范员工，例如莱昂哈德·尼利斯基。他在一个发电站工作，由于他有宗教信仰，公司里一个替共产党筹办活动的人提议辞退莱昂哈德。不过，发电站实验室的上司就仗义执言：“难道我们需要一个又喝酒、又不做事的共产党员吗？一个有宗教信仰而可靠的人比不上这种人吗？”莱昂哈德有良好的名声，其他同事也维护他。最后，辞退的事就被搁置了。这个筹办人之所以建议解雇莱昂哈德，显然是要巴结有权势的共产党员。当爱沙尼亚的共产政权下台时，这个筹办人自己也被辞退了。

 在禁令下作见证

连比特·雷莱现于爱沙尼亚的分部委员会服务。他回想说：“在学校的时候，我曾向许多同学作见证。我很小心，以免引起难题。有一次，我请一个男同学到我家，并机巧地向他传道。我们毕业后20年都没见过面。最近，我到家乡的一个会众发表演讲。我万万想不到，竟看见那个同学坐在听众席中！他正在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那次演讲后不久，他就受浸了。我多么高兴啊！”

由于传道工作受到禁止，弟兄姊妹作见证时都要保持警觉。一个长老讲到他们怎样传道：“我们会用点时间观察周围有什么人，看看可以跟哪些人说话。跟陌生人谈话会特别谨慎。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通常都能够认出哪些是国安会的间谍。我们也会防范一些很喜欢说话或说话很大声的人。另一方面，跟说话含蓄的人讲话可能比较安全。我们也经常跟一些不支持共产政府，即所谓的异见分子交谈，他们都比较开明。”

公园里鼓舞人心的探访

中央长老团安排其中一个成员劳埃德·巴雷和芬兰分部的维夫·莫里特斯跟阿道夫·科塞会面。科塞当时负责统筹爱沙尼亚的传道工作。他们在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的一个公园会面。

莫里特斯弟兄谈到这个秘密约会说：“起初，科塞弟兄不太愿意讲话。他很谨慎，把脸藏在报纸后面。 谈了一会儿后，他才慢慢放下报纸，开始谈起话来。”

巴雷弟兄说：“我们请他吃饭，却被他拒绝了。他说，我们只是商量事情就够了。”

科塞弟兄说，苏联的见证人遭受猛烈的迫害，活动受到禁制。他对此表示担忧。莫里特斯弟兄和巴雷弟兄于是说了一番鼓舞人心的话。他们对科塞弟兄说：“在其他国家，见证人也面对考验。这些考验看来比较容易应付，但造成的损害却更大。他们要抵抗很多你们不用面对的引诱。在自由的西方国家，我们失去的弟兄姊妹比你们的还多呢。”

对科塞弟兄来说，这次探访非常合时，大大强化了他。后来，他才知道那次跟他谈话的人是中央长老团成员。科塞弟兄乐于用组织派来的代表所说的话，去勉励那些受到暴虐压迫却仍旧保持忠义的人。

巴雷弟兄后来写道：“我们很同情苏联的弟兄姊妹。能够跟科塞弟兄见面，我们感到很高兴。告别时，他跟我们握手，紧紧地拥抱我们，给这次愉快的约会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学的年轻人勇敢地坚守立场

有时候，耶和华的仆人会受到压力要支持政治组织，特别是年轻人。当局施压要他们参加一些活动，违背受圣经薰陶的良心。

埃丝特尔·塔姆姊妹忆述：“当时我是个小女孩， 还在上学。有一天，老师叫所有同学站起来，走上前，在一封信上签名。信上写了一些生日祝福语，是给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的。”

埃丝特尔站了起来，但没有走上前去。她礼貌地说，她不会在信上签名，老师听后很生气。但意想不到的是，有些同学却支持埃丝特尔，并勇敢地说，他们也不想在信上签名。结果，老师不再强迫他们这样做。

除此之外，学校也逼他们戴红领巾，以表示支持共产党。谁不服从命令，谁的成绩就会被降低，或者要受到其他惩罚。年轻的弟兄姊妹没有妥协，而是对耶和华表现忠贞，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希伯来同伴在古巴比伦所表现的一样。（但以理书1:8）

全新时代

在爱沙尼亚，只有百分之七的居民是共产党员，这显示人民一般都不支持苏联政府。爱沙尼亚的官员不总是那么服从莫斯科政府的指挥，有些官员甚至帮助见证人。例如在1985年，一个当地的官员来找连比特·托姆，劝他说：“我知道你在见证人当中是带头的。我劝你们不要在法定假日举行聚会。”

连比特说：“我会转达你的话。”见证人在法定假日举行聚会显然令国安会很不高兴。看来弟兄姊妹的聚会太公开了。弟兄于是听从官员善意的提醒，作出所需的调整。

 1986年，苏联推行改革，重整国家政策。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中央长老团鼓励弟兄姊妹，利用这段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在东欧举行大会。能够在哈米吉多顿来到之前享有自由，实在令当地的弟兄姊妹难以置信。他们所受的一切患难还历历在目，而他们的家仍常常被搜查。

获邀向公众发表演讲

由于有更多崇拜自由，越来越多人对宗教和圣经感到兴趣。很多公众人士都对见证人的立场感到好奇，也有几个机构邀请弟兄发表演讲，讲解我们的信仰。

有一次，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连比特·雷莱答应向一群观众发表演讲。艾纳尔·奥亚兰德负责安排这次聚会。在发表演讲的那天，艾纳尔一边剃胡子，一边听收音机。他听到一个宣布：“今天在萨卡拉中心会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圣经的真理是什么？’”。萨卡拉中心是塔林的一个主要会议中心，共产党员经常在这里开会。听到这个宣布，艾纳尔差点儿连剃刀也掉在地上。这次参加聚会的人肯定会比预期的多得多。不过，他却没法通知连比特，直到在公共汽车站跟连比特见面时，才能把实情告诉对方。

连比特回想说：“会堂里人山人海。我从没有试过向这么多人发表演讲。我没有用过麦克风，也没有试过在讲台上说话。我向上帝作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后，就想起保罗在亚略巴古的情况，也想到一个介绍词。 既然大部分听众都是吃素的，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上帝让第一对人类只吃蔬果。大洪水后，他们才开始吃肉。”

看来这个介绍词对听众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演讲结束后，有些人排队留下姓名和地址。这样，等到有书刊供应时，弟兄就可以把书刊带给他们。有许多年的时间，弟兄多次在图书馆、学校和文化中心向大群听众发表演讲。结果，不少爱好正义的人得以认识并接受真理。

在属灵方面上保持警醒

1989年，苏联的耶和华见证人开始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去波兰参加大会。经历过这么多年残暴的压制后，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聚集起来了，弟兄姊妹有什么感想呢？

爱拉·托姆说：“我们感到多么高兴啊，还流了很多眼泪。参加这个大会，就像置身于属灵的乐园一样。”

另一个姊妹回想说：“我们到达波兰的时间比预期的早，所以就去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当我见到弟兄姊妹走进聚会所时，就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到聚会所来。”

同年，中央长老团成员西奥多·杰拉斯和米尔顿·韩素尔，连同德国分部的维利·波勒到苏联各地探访弟兄姊妹。这三个弟兄很想跟弟兄姊妹见面，鼓励他们， 并了解当地的情况。世界的景象变幻无常。苏联正是改革时期，弟兄想利用这个时机，尽快重组王国工作。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翻译书刊的工作。

托马斯（汤姆）·埃杜尔是爱沙尼亚人，曾热中于曲棍球，以前是职业球手。自1983年以来，他就在加拿大分部做翻译工作，把一些书刊翻译成爱沙尼亚语。当时，这些书刊主要给住在外地的爱沙尼亚人。到了1990年，爱沙尼亚的传道工作开放，托马斯和妻子伊利莎白被委派到芬兰分部，帮忙把书刊翻译成爱沙尼亚语。不久，他们就被派往爱沙尼亚工作。

在此之前，翻译员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很明显，翻译小组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会更好。后来，几个翻译员在塔尔图，连比特·托姆的家一起工作。当时，要在苏联买到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翻译小组由于缺乏设备，所以不能有效地工作。后来，一个弟兄去参观美国分部，带回两台电脑。自此以后，情形就改变了。翻译部的工作效率开始提高。但是，翻译工作还是不容易，因为懂得操作电脑的翻译员不多，也很少 人熟悉组织的多种语言电子照相排版系统（MEPS）。不过，翻译员都很好学，不久就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再到外地参加欢乐的大会

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人民因而享有更大的自由。1990年6月，“清洁的言语”区域大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大约两百个爱沙尼亚弟兄姊妹得到签证，可以去芬兰参加这个大会。

爱沙尼亚的大会代表坐船前往芬兰。他们下船时，在码头等候的芬兰弟兄姊妹热烈地鼓掌，掌声差不多维持了半个小时！旁人感到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名人到访、他们又是谁。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卑微的弟兄都被苏联政府虐待。他们万万想不到，现在自己竟像奥运会的冠军运动员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

大会的部分节目被传译成爱沙尼亚语。弟兄姊妹除了听到爱沙尼亚语的节目，也收到爱沙尼亚语的新刊物，感到兴奋不已。一个事奉上帝多年的弟兄说：“我们第一次拿到爱沙尼亚语册子时，就像拿着珍贵的珠宝一样。”

令爱沙尼亚的代表感到更加欢心鼓舞的是，在大会的最后演讲里，讲者发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宣布。讲者说，中央长老团批准，从1991年1月开始，爱沙尼亚语《守望台》会用四色印刷，将会与英语版同期发行，每个月两期。观众听后欣喜若狂，站起来热烈鼓掌， 掌声持久不息。掌声过后，会场静默了下来。这时，一个观众问：“我们是不是像以前一样，每个研究小组会得到一本杂志？还是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本呢？”讲者回答，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本。这个答案令他们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感激万分，再次鼓起热烈的掌声。

芬兰分部马上开始印制爱沙尼亚语书刊，包括1990年之后出版的书刊。除了得到属灵的帮助外，爱沙尼亚的见证人也从不同国家的弟兄姊妹得到物资援助。他们收到物资后把物资分发出去。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他们极需这些援助。

开放后的第一个大会

在苏联，人们享有越来越大的宗教自由。耶和华的组织善用这种自由，很快在境内各地举办大型的区域大会。1991年7月13-14日，爱沙尼亚的见证人在塔林举行第一个“爱好自由者”区域大会。他们兴奋极了。

对较年长的大会代表来说，这个大会令他们感到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一次在爱沙尼亚自由地举行大会的时间是1940年。五十多年后，他们能再次自由地聚在一起，这令人感到多么兴奋啊！

在塔林的市政音乐厅，说俄语的弟兄姊妹聚首一堂。这些弟兄姊妹来自苏联的西北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加里宁格勒。隔壁的冰厅聚集了大约一千个爱沙尼亚弟兄姊妹，节目以爱沙尼亚语举行。两个大厅最 高的出席人数总共有4808人。大会有447人受浸，这的确令人感到欢欣雀跃。

这些大会对于帮助人寻找真理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莱昂哈德·尼利斯基的外祖母阿马莉属于基督复临会，但对于教会的主张却感到疑惑。莱昂哈德鼓励她运用圣经去分辨什么是真理。她觉得单单听莱昂哈德讲并不够，她要亲自去看看耶和华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人。1991年，阿马莉参加在塔林举行的大会，这个大会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天大会结束后，阿马莉就表示，她不会再去自己的教会了。她同意学习圣经，后来还受了浸。

梦想成真

现在，耶和华的仆人不再遭受迫害和压制了。有些人觉得，能够享有宗教自由实在令人很难相信。一个资深的长老曾梦想，《你能够永远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这本书能以爱沙尼亚语出版。在新时代，人们享有越来越大的自由。1991年，这本书是第一批被印成爱沙尼亚语的书刊。

这个长老说：“现在，这本书就在我手中，真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次，我在聚会里介绍这本书时，忍不住掉下泪来。当时每个人都很安静，因为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间，聚会所里欢呼声四起，所有弟兄姊妹都喜极而泣，场面令人难忘。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不禁热泪盈眶。”

 弟兄常常都“恍如做梦一样”。（诗篇126:1-6）圣经保证：“如果不灰心松懈，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加拉太书6:9）许多人忍受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现在他们亲身体会到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令人振奋的里程碑

1991年10月31日，耶和华见证人在爱沙尼亚的一群会众首次注册，受到政府认可。当地的弟兄姊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现在，一件重大的属灵重建工作将要开展了。当地有很多人喜爱好消息，人们也公开表达对圣经和宗教的兴趣。弟兄除了要教导人学习圣经，也要安排聚会和筹办大会。另外，翻译员也需要足够的设备去应付不断增加的工作量。

与此同时，基列学校毕业的海外传道员陆续来到爱沙尼亚，他们需要合适的住所作为海外传道员之家。此外，他们也需要帮忙，解决签证的问题，以及申请居留权。弟兄也要就中立的问题跟政府官员谈判，还要申请许可证，建造王国聚会所。

雷诺·克斯库弟兄当时是个分区监督，他回想说：“在那几年，我们必须为属灵工作打好根基。工作那么多，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就像几个月那么短暂。那时，有许多事令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人们很喜爱真理，也很快就接受了真理。每群会众都有很多人想受浸。有些感兴趣的人虽然不太认识耶和华见证人， 也来参加大会。他们喜欢大会的演讲，并想马上受浸。为了帮助这些人，弟兄要做的事情可不少！”

当爱沙尼亚受苏联统治时，传道工作由德国分部督导，而德国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其中一个秘密沟通渠道就是芬兰分部。现在，边境开放了，沟通也不再受到阻碍。1992年，爱沙尼亚的传道工作转由芬兰分部督导。

满腔热诚

很多人都在属灵方面进步得很快，因此要熟悉所有想符合资格成为未受浸传道员的人并不容易。有一次，汤姆·埃杜尔在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的那天早上去探访一个小组。他到达目的地时，看见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准备去传道，就感到很惊讶。

汤姆问当地一个弟兄：“你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吗？”

弟兄回答说：“这里有些人还不是传道员。”

主持传道前讨论后，汤姆就宣布：“等一下，我可以跟还不是传道员的人个别地谈一谈。”

大约有十个圣经学生表示，他们想符合资格成为传道员。汤姆跟他们讨论未受浸传道员要符合的基本资格。有三个女子承认，她们还没有脱离自己的教会。汤姆解释，如果她们想跟耶和华见证人交往，就要脱离教会，不再属于教会的一分子。她们 果然照着做，并立刻前往以前的教会，要求教会删去她们在登记册上的名字，然后回来跟传道员一起去传道。

其中一个参加传道前讨论的男子有抽烟的习惯。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戒除这个不洁的恶习。于是他回家，盼望不久就能成为传道员。

现在，弟兄姊妹不再受政府禁制，可以自由地传道。他们渴望把握每个机会，尽量向更多人传讲好消息。有些人过度热心，因此需要提醒，好在属灵方面保持平衡。例如，汤姆·埃杜尔曾跟一个年轻的未受浸传道员讨论有关受浸的问题。他问这位传道员，长老有没有向他提过什么劝告。

这个年轻男子回答说：“有。长老劝我在运用时间方面要保持平衡。”

汤姆问：“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年轻人答道：“由于我每月用150小时传道，所以不能顾及其他属灵事务。长老提议，我可以用100小时传道，这样我就有时间研读圣经和圣经书刊，并为聚会作准备。”

去俄罗斯参加欢乐的大会

1992年6月，组织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了一个国际大会，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属灵里程碑。大会上有一千个爱沙尼亚代表，很多都可以跟以前一起 坐牢、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见证人重聚，感到十分高兴。

一个大会代表说：“大会举办得正是时候。我们用俄罗斯卢布以低价包租了一辆火车。在大会举行前一个星期，爱沙尼亚政府把货币由卢布改为爱沙尼亚克朗。人民要在这个指定的星期把卢布换成克朗。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在爱沙尼亚，就不能兑换货币了。虽然政府容许我们兑换货币，但数量有限。我们该怎么处理不能兑换的卢布呢？由于卢布在俄罗斯仍然通行，弟兄于是把卢布带去大会，放进捐款箱里。另一方面，如果大会迟一个星期才举行，我们就要花很多 钱申请签证，因为那时新的边境管制已生效。对弟兄姊妹来说，大会的日期真的不迟也不早！”

一个感兴趣的女子跟见证人从爱沙尼亚来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会。她深受这个大会所感动。她说：“我弄错了开车的时间。当我到达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可是我已买了车票。该怎么办呢？我祈求耶和华帮助，也说我会用尽办法参加大会。

“站长说，我要再买一张车票才能坐下一班车。可是，我的钱不够买票。这时，我看见一群人到达车站。他们全都很开心，而且穿得端庄得体。原来，他们是见证人，从萨雷马岛来的。他们的班车还没到，我可以用手上的车票坐他们的班车。我不禁舒了一口气！

“在火车上，我们一起唱王国诗歌。我感觉很特别，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他们属灵家庭的一分子。大会期间，我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待人是那么的真诚和仁慈。我对见证人的疑问也一扫而空。我清楚看出，自己已经找到上帝在地上的组织了。”现在，这个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和她的丈夫都是正规先驱。

需要更多工人

由于传道工作和组织迅速扩展，爱沙尼亚需要更多在属灵方面经验丰富的弟兄。谁可以去帮忙呢？像以赛亚一样，很多人都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8）

 1992年，基列学校的四个毕业生到达爱沙尼亚。他们是韦沙·埃德维克和妻子莱纳－马丽亚，以及埃萨·尼西宁和妻子亚埃尔。另外，雷诺·克斯库和妻子莱斯莉也被派到爱沙尼亚。曾经有17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加拿大从事探访会众的工作。1993年春季，有20个先驱从芬兰到爱沙尼亚来，他们被派往爱沙尼亚语和俄语地区做特别先驱。同年，有四个海外传道员也来到爱沙尼亚。

后来，基列学校连续几届都有毕业生被派到当地做海外传道员，他们既喜乐又热心。有些没有在基列学校受训的先驱也被派到当地服务。在过去几十年，忠贞的爱沙尼亚弟兄姊妹为当地的工作奠下了稳固的根基。这些热心的海外传道员和特别先驱继续在这根基上建造，使根基更加稳固。

另外，大约两百个外国的弟兄姊妹也来到爱沙尼亚，在这个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地区服务。他们在属灵方面都很成熟，使会众大受强化，更加稳固。有许多会众在当地成立。在这些会众，起初都是外地的弟兄做长老。过了一段时间，当地的弟兄逐渐进步，能够担任更多职责。

其中一个前来帮忙的弟兄是连比特·韦列。他在爱沙尼亚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搬去澳大利亚，在当地成为见证人。后来，他打算退休，并决定在1990年回爱沙尼亚，帮助当地许多渴求真理的人认识 圣经。有一段时间，他走遍全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教导约80人学习圣经，这些人属于18个小组。他坐公共汽车去探访小组，通常都带着睡袋在车站过夜。在他所教的圣经学生中，有50多个都受了浸。现今他已经84岁了，仍在教导四个人学习圣经。在他探访过的大部分城镇，会众都很兴旺，而且有自己的聚会所。韦列弟兄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工作勤奋，结果取得美好的成绩。

另一方面，甘心乐意前来帮忙的弟兄也得益不浅。许多弟兄说，能够认识当地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丰富了他们的阅历。雷诺·克斯库弟兄说：“这个经历不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更能以耶和华的观点看世界各地的人。”

第一次分区监督探访

当时的增长很迅速，分区监督探访各群会众，大大强化了会众。他们尽心竭力地工作，每天工作的时间通常长达15个小时。他们要传道、参加和主持聚会，还要回答弟兄提出的许多问题。

 第一个成立的分区范围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加里宁格勒。这个分区有46个会众和12个小组，分4种语言。除了探访会众之外，分区监督也要处理一些很花时间的工作，例如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政府申请注册。现在，单在爱沙尼亚，就有四个分区。

劳里·努丁是当地的弟兄，在1995年做分区监督。他回想说：“传道员很赏识分区监督的探访。传道前，我们会在房间集合，房间通常都挤满了人。有一次，一个小小的单间公寓就挤满了大约70个弟兄姊妹。如果把苹果扔到空中，这个苹果也不会有落地的地方。”

学习新语言的困难

对很多人来说，学习新语言一点也不容易，尤其是学习爱沙尼亚语，因为这种语言很难掌握。马尔库·凯图拉是海外传道员，刚到爱沙尼亚传道时，有一次他向一个男子谈到耶稣。他本来想说耶稣是“拉胡夫于尔斯”（和平的领袖），但几次都强调耶稣是“拉胡夫厄尔斯”（和平的香肠）。这个男子感到十分费解。当马尔库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9:6时，男子才明白，原来能够真正带来和平的并不是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一个先驱姊妹搬到爱沙尼亚后开始学习俄语。传道时，她无意中探访到一个会众的长老，但姊妹却认不出他来。她手上拿着词典，开始讲出介绍词。弟兄 说，他是会众里的一个长老。姊妹马上翻词典，查看“长老”这个词的意思，然后看到“老”这个字。

姊妹说：“哪里，哪里！你不老！在乐园里，你可以恢复青春。”这个弟兄就从屋里拿出一些圣经书刊给姊妹看。这时她才明白，屋主其实说自己是个长老，而不是说自己老。

一个相信无神论的法官认识真理

在苏联时代，维克托·森弟兄由于拒绝服兵役而被判两年徒刑。坐牢一年后，他作了一个选择，就是请求当局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那里的生活比较自由。在假释的听证会上，法官向维克托发怒，一个法官更说，像维克托这样的人应该被吊死或被枪毙。

几年后在一个大会上，一个弟兄介绍一群对圣经感兴趣的人给维克托认识，并问他：“这里有你认识的人吗？”

维克托答道：“没有。”

弟兄问：“真的吗？”然后，他指着其中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显得很尴尬。弟兄问道：“那么这个男子呢？”

 维克托认不出这个男子。男子名叫尤里，是维克托在假释听证会上的一个助理法官。维克托知道后，感到非常惊讶。现在，尤里在学习圣经，并跟维克托参加同一个大会。什么改变了尤里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看法呢？

尤里说：“我的家人都是激进的无神论者，我自小就受这种思想影响。在学时期，我常常发表演讲，讲述宗教怎样毒害人。后来，我有几个朋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有几次，我参加了他们的讨论。我发觉，虽然我知道许多跟宗教有关的谎言，却对圣经一无所知。于是，我想进一步了解圣经。”

 尤里受浸后，对维克托说：“上一次我们在法庭上坐在不同的席位。如果再有同类的审讯，我们就会坐在同一边的席位上了！我再也不会对你判刑了。”现在，尤里和维克托都是长老，在塔林服务。

难忘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一个弟兄刚搬来爱沙尼亚，他用不大流利的爱沙尼亚语对帕维尔和对方的妻子玛格丽塔说：“如果你们想得到永生，就要在今天晚上来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这对夫妇感到很好奇，就答应了。

在受难纪念聚会上，弟兄姊妹亲切地欢迎帕维尔和玛格丽塔。不过在聚会期间，这对夫妇看见有个男子在通道上走来走去，一边看着聚会的人，一边在纸上写字。看到这个情形，他们感到有点惊慌。谁知这个男子只是在数点出席人数而已。帕维尔和玛格丽塔开始怀疑，他们是否不该来参加这个聚会。不过，他们看见两个大汉站在门口，就以为他们 是守卫，所以不敢离开。其实那两个弟兄是招待员。帕维尔和玛格丽塔决定，最好还是不要离开。

讲者在演讲的结尾说，所有对圣经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跟见证人免费学习圣经。这引起了帕维尔和玛格丽塔的兴趣。之后，弟兄姊妹亲切地向这对夫妇自我介绍。他们不再感到恐惧了，还表示想学习圣经。他们打算两星期后搬家，于是问可不可以每天都学习。搬家后，他们立刻打电话给附近的见证人，向见证人自我介绍，继续学习圣经。

“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爱沙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像全球各地的弟兄姊妹一样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35）很多人受他们的好行为所吸引，归附正确的崇拜。（彼得前书2:12）

一个在理发店工作的姊妹送了《人类寻求真神》这本书给一个名叫托伊沃的顾客。托伊沃看完这本书后，就想去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不过，他有点犹豫，因为有人警告过他要提防见证人。所以，他就开车来到聚会所，在车里观察见证人。他想看看，进去聚会所的是什么人；也想知道，他们散会出来时又是怎么样的。

他看到姊妹们亲切地互相拥抱，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看出，这群人的确真心地彼此相爱，互相关怀。他很快就开始参加聚会、学习圣经，而且进步得很快。不久，他就热心地向人传道，现在已受浸成为见证人。

 “耶和华垂听了我的祷告！”

1997年，在托特锡这个小村落，马丽亚收到《王国消息》35号这份传单。她看过传单后就写信给分部办事处，要求学习圣经。过了不久，一对住在派尔努的海外传道员夫妇马尔库·凯图拉和妻子西尔帕来和马丽亚讨论圣经。不久，马丽亚就跟别人谈论真理。之后，她的媳妇英格丽德和媳妇的邻居玛莱也开始学习圣经。马丽亚想参与传道工作，不过长老建议她先经常参加会众的聚会，然后才传道。可是，离她家最近的会众位于派尔努，有40公里（25英里）那么远。她没有足够的旅费去那里。海外传道员夫妇鼓励马丽亚为这件事向上帝祷告，马丽亚就祈求上帝帮助。

海外传道员夫妇在下一次探访马丽亚时，马丽亚高兴地说：“耶和华垂听了我的祷告！”

马尔库和西尔帕问：“你怎么看得出来呢？”

她兴奋地回答：“我会叫一些人来我家，你们可以在这里举行聚会、成立会众。这样，我就可以参加聚会和传道了。”

海外传道员夫妇不想令马丽亚扫兴，他们婉转地解释，要成立一个会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鼓励马丽亚去派尔努参加聚会，至少先参加星期天的聚会。

马丽亚再次为参加聚会这件事向上帝祷告。另外，为了省钱，她不再订购报纸了。不久，她就存了足够 的钱，可以一个月参加聚会四次，也开始参与传道工作。不过马丽亚得到的福分还有很多。

托特锡有越来越多人对圣经感兴趣，于是长老安排在这里举行书籍研究班。这样，马丽亚、英格丽德、玛莱和其他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当地参加聚会了。几个月后，马丽亚和玛莱都受了浸。英格丽德也在接着的夏季受浸。没多久，玛莱的丈夫也受浸，而玛莱的妹妹则在接着的冬季受浸。这个兴旺的小组很感激传道员用《王国消息》35号传单，把真理带给托特锡这个小村落。他们体验到耶和华怎样多次垂听他们的祷告。

过去20年，许多心地正直的人加入耶和华的组织，见证人在传道工作上取得这么美好的成果，感到满心喜乐。不过，这些爱好公义的人可以在哪里聚集起来崇拜真神，并受他教导呢？

急需王国聚会所

第一个聚会的地方建在爱沙尼亚南部的赖皮纳。有许多年的时间，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参加聚会。不过，传道员的人数增长迅速，聚会的地方供不应求，单靠本地的弟兄兴建聚会所是行不通的。于是，芬兰分部的工程办事处施与援手，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弟兄姊妹设计王国聚会所和办事处的设施。1993年，第一间王国聚会所在马尔杜落成，之后陆续有许多聚会所建成。这令人多么欣喜！

 现在，爱沙尼亚有33间王国聚会所，供53群会众使用。另外，令弟兄姊妹感到高兴的是，有两座大会堂在1998年落成，一座在塔林，一座在塔尔图。

一个事奉耶和华多年的见证人亚历山德拉·奥列修克回想说：“我们一直渴望在塔尔图建造聚会所。后来，组织得到一块地，可以用来建造聚会所。当我们受呼吁去清理工地时，我是第一个答应到那里帮忙的人，尽管当时我已经79岁了！我负责打扫和搬运东西。 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聚会所的工地时，我都不禁喜极而泣。聚会所落成时，我也哭了。”

新翻译事务处

由于传道员不断增加，爱沙尼亚的见证人需要更多设施来满足需求，尤其要增添翻译部的设施。后来，弟兄在塔林的赫尔岑尼街（现称普杭古街）77号找到一幢尚未竣工的公寓楼房。这幢楼房看来挺合适，但需要许多改建工程。

芬兰分部负责提供建筑蓝图、材料、金钱和工人。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个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当地的建筑材料质量差，有些材料也买不到。另外，起初只有少数的爱沙尼亚弟兄有建筑技能。不过，当地弟兄逐渐得到所需的培训和帮助，吸取了不少经验。1994年2月，办公大楼的第一部分完成了。同年，组织设立一个督导委员会来照管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托马斯·埃杜尔、雷诺·克斯库和连比特·雷莱。委员会由芬兰分部督导。由于地方不够大，于是组织在1997年和1999年扩建办公大楼。

当时，隔壁的楼房属于一间自来水公司，他们很喜欢伯特利花园的设计。于是，见证人就帮他们设计花园、栅栏和照明系统，结果他们的楼房看起来跟伯特利很像。这间公司答应减少我们的水费作为报酬，后来还以很合理的价格把楼房卖给见证人。弟兄把多出来的空间用来做录音室，录制大会戏剧和数码光碟， 包括手语的数码光碟。此外，弟兄也改建部分的楼房，用来举办组织事务训练班。

塔林的国际大会

1996年，爱沙尼亚举行名为“敬神和平的使者”的国际大会。当地的弟兄姊妹感到非常兴奋。这个国际大会在塔林举行了两次。除了说爱沙尼亚语和俄语的弟兄姊妹外，也有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17个国家的弟兄姊妹来参加大会。两次大会都在8月份举行，每次为期三天。有五个中央长老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他们是巴伯、韩素尔、杰拉斯、史劳德和薛力克弟兄。与会者都从他们的演讲得到强化。两次大会出席的最高峰人数达到1万1311人，有501人受浸。

大会广泛地受到公众注意，对公众作了美好的见证。一家电视台在一个清谈节目里，播放了一段有关见证人的报道，片段长达10分钟。另有一家电台的持有人也制作了一个关于见证人的节目，并在节目里称赞见证人是好人。

每一场大会结束后，大家都互相道别，会场洋溢着弟兄温暖的爱心。在一大片人海中，有人挥动手臂，有人挥舞手帕，也有人喜极而泣。这群真正崇拜耶和华的人表达了对弟兄的深刻感情。祷告结束后，全场观众都鼓起热烈的掌声，掌声经久不息。他们衷心感激天父耶和华，他确实是仁爱、慷慨大度的上帝。这个 国际大会成了爱沙尼亚耶和华见证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再次设立分部办事处

在1926年至1940年期间，组织在塔林设立了办事处。后来在1994年初，又在爱沙尼亚设立督导办事处，由芬兰分部照管。过去，弟兄姊妹成就了很多事。许多人都想，爱沙尼亚会不会再次有自己的分部呢。1999年3月1日，他们的疑问得到解答。中央长老团同意成立爱沙尼亚分部委员会，成员有托马斯·埃杜尔、雷诺·克斯库（现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服务）、连比特·雷莱和汤米·考科。现在大约有50人在分部服务，他们负责照料爱沙尼亚4300个勤劳和忠贞的传道员。

对前景充满信心

爱沙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会面对怎样的未来呢？耶和华一直引导和强化他忠贞的仆人，从来没有撇弃他们。过去，爱沙尼亚的弟兄姊妹在纳粹和苏联政府的迫害下始终保持忠贞，他们亲身体验到耶和华所赐的力量，这个经历实在令他们难忘。耶和华的伟大圣名传遍了这个前苏联共和国，包括国内最偏远的地区，并得以彰显为圣。他们像全球各地的弟兄姊妹一样，为此感到欣喜。（玛拉基书1:11）

现在，爱沙尼亚还有很多谦卑和诚恳的人想认识真神。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正善用他们享有的宗教自由，全力宣扬耶和华的王国好消息。

［脚注］

［第173页的精选语句］

“我从没缺少生活的必需品”

［第204页的精选语句］

“被单独监禁是好的”

 ［第168页的附栏］

爱沙尼亚简介

地理

爱沙尼亚人口稀少，土地未遭破坏。境内遍布茂密高大的森林，有1400多个湖泊、约7000条河流和溪流，以及一些不适宜人居住的沼泽。国土有十分之一的面积由1500多个岛屿组成，大部分都是平坦的陆地，不高于海拔50米（160英尺）。东南部地势起伏不平，风景优美。

国民

在人口方面，百分之68是爱沙尼亚人，百分之26是俄罗斯人，其余的就以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芬兰人居多。在宗教方面，有些人信奉信义宗、东正教和一般的基督教宗派，也有些人信奉回教和犹太教。不过，大部分国民都没有加入某个宗教，即使有，也没有清楚表明自己属于什么宗教。

语言

爱沙尼亚语是官方语言，跟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属于同一语系。说俄罗斯语的人超过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粮食

黑面包、马铃薯、腌南瓜、甜菜沙拉和泡菜是当地普遍的食物。其他特色食物还包括小牛肉冻、甜菜鲱鱼、野生蘑菇汤、猪肉、鱼和薰肉。甜点有烤薄饼和表面撒有葡萄干和果仁的扭纹甜面包。

气候

夏天凉爽，冬天也不是很冷。在夏天，白天最长超过19小时；在冬天，白天最短只有6小时。在西南部海岸，夏天凉快，跟地中海的气候相似，而冬天的气温则可以降至摄氏零下20度（华氏零下4度）。

 ［第183,184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阿道夫·科塞

出生年份 1920年

受浸年份 1944年

去世年份 2004年

简介 1951年至1956年，他被关进西伯利亚的拘禁营里。他曾协助弟兄组织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西北部的传道工作。

◼ 阿道夫说：“1950年，我被逮捕，并关进西伯利亚因塔镇的一个劳动营里。后来妻子和两个年幼女儿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另一个地方去。在劳动营的头18个月，我完全没有她们的消息。

“在劳动营里，弟兄之间弥漫着一种团结的精神。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有食物就一起吃，有灵粮就一起分。

“后来我们返回爱沙尼亚，但面对的问题可不少。我们怎样才能跟组织联络？弟兄怎样才能保持团结？我们该怎样继续传道？

“为了跟做信使的弟兄沟通得更好，我打算学芬兰语。但是说来容易做时难，这里根本买不到字典和语法书。

“在印刷书刊方面，政府规定，拥有未经登记的打字机是犯法的，拥有印刷工具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被发现印制违禁书刊就会被监禁七年。那时候，印制书刊也很 困难，因为所有印刷物料都很短缺。我用现有的物料做了许多实验，终于找到新的印刷方法。我首先造了一台印刷机（下图），然后拿一块涂了蜡的布，在布上打字。这样，蜡的表面就留下一个个洞。我们用煤烟灰混和焦油做油墨，印刷了第一批书刊。印刷书刊时，我们把纸张放在布下。自制的油墨穿过布上的洞，把文字印在纸上。印刷书刊的工作不但繁复、费时，对健康也不好，因为油墨的气味和某些化学物质都对身体有害。为了使工作不让人发现，我们把窗户完全遮蔽起来，室内的空气因此不流通。”

虽然面对困难，阿道夫仍然勇敢无惧，继续听从组织的指引。他一直深信，耶和华必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指导。他抱着这种坚强的信念和态度继续事奉耶和华，直到2004年去世为止。

 ［第186页的附栏或图片］

给斯大林的信

1949年6月，爱沙尼亚一些负有职责的弟兄勇敢地写信给莫斯科的官员，其中两封是给约瑟夫·斯大林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

弟兄在这两封信里要求当局马上释放被捕的耶和华见证人，并停止迫害他们。信的内容也提出严厉警告，指出古代的法老拒绝让以色列人自由地事奉耶和华，而当局的做法和法老的做法无异。（出埃及记5:1-4）弟兄勇敢地说：“耶和华上帝的组织应该获得批准，向所有苏联居民自由地传讲耶和华的王国好消息，否则耶和华会彻底消灭苏联及共产党。”

阿道夫·科塞忆述：“我们知道这样说很大胆。为了避免行踪被发现，我们没有冒险在塔林寄信，而是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去寄信。”

我们不知道斯大林有没有亲自看过我们寄给他的信，但他肯定知道信的内容。弟兄被盘问时，曾看过信的副本，上面写着：“这个组织，一定要铲除！”不久，有更多弟兄被捕，迫害也更猛烈。那封给什维尔尼克的信被盖了政府印章，存放在国家的档案库里。

 ［第189页的附栏或图片］

苏联国安会渗入组织

20世纪40年代末，秘密警察千方百计，想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怎样组织他们的活动。国安会为了得到有关的资料，派人假装对真理表现兴趣。一份在塔林发现的政府文件附表显示，国安会挺熟悉我们的组织。附表里的名字包括传道委员会的成员、在爱沙尼亚的主要城市督导传道工作的弟兄，以及一些负责印刷的弟兄。

 ［第191页的附栏或图片］

虽然遭受反对，却从没有噤口不言

爱拉·托姆

出生年份 1926年

受浸年份 1946年

简介 她被判监禁十三年，但坐牢五年半后就获释。

◼ 爱拉说：“为了迫使我放弃信仰，当局把我单独监禁了三天。他们认为，这样我就不会再相信上帝的政府，也不会再向人宣扬这个政府了。官员喊道：‘我们要使爱沙尼亚人连耶和华这个名字也想不起来！你现在就要被送去监狱，其他人则要去西伯利亚！’他们嘲笑我说：‘你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不做背叛上帝的事。我宁愿坐牢而保持跟上帝友好，也不愿留在家里而失去上帝的嘉许。虽然在拘禁营里，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受到监禁。我总觉得耶和华容许我去那里，是让我可以在新的地区传道。

“在一个监狱里，我每天都跟一个对真理感兴趣的人去散步。但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去。后来我知道，由于我向人传道，有些宗教狂热分子就想在那天把我淹死在河里。”虽然遭受反对，爱拉却从没有噤口不言。现在，她是个正规先驱，仍然忠贞地事奉耶和华。 *

［脚注］

 ［第193,194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愿你的旨意实现”

连比特·托姆

出生年份 1924年

受浸年份 1944年

简介 经历过德军的统治。1951年到1956年，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服刑。

◼ 德国攻占爱沙尼亚期间，很多年轻的耶和华见证人为了不参军，不得不躲避德军的追捕，连比特是其中一个。一天晚上，警察突击搜查连比特所住的农场。有人向警察举报，有可疑人物匿藏在那里。连比特迅速收拾床铺，衣服还没有穿好就爬进地板下的一个空隙里。在地板下，警官穿着靴子走路的声音不断在他的头顶上咔咔作响。

警察用枪指着农场主人的头，喝问：“有人匿藏在房子里，我们怎样才可以走到地板的下面？”农场主人却一言不发。

警察大喊：“藏在地板下的人如果不出来，我们就会扔手榴弹进去！”

警察不断搜索，想把连比特找出来。连比特看见手电筒发出的光，当时他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向上帝祷告，他说：“耶和华，愿你的旨意实现。”

连比特回忆说：“当时我面对极大的压力，感到快要崩溃。在地板下，我从原来的地方爬到另一个地方，差点儿就想爬出去。”

 他安静地躺了下来。心惊肉跳的关头终于过去了。几分钟后，警察离开了。连比特继续在里头藏了大约一个钟头，确保警察不再回来后才出来。天快亮时，他离开农场，去找另一个藏身之处。

到苏联政府统治时，连比特遇到其他考验。他说：“我被判处10年徒刑，要到诺里尔斯克的一个劳动营服刑。这个地方在西伯利亚，离爱沙尼亚8000公里（5000英里）。我在那里的露天镍矿做苦工。营里的生活条件恶劣，艰苦的工作使人疲惫不堪。在苏联北部北极圈以上的地方，冬天是绝对不好受的，有时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度（华氏零下20度），甚至更低。在冬天，有两个月是看不到阳光的。”

连比特在劳动营熬过五年的艰苦日子后获释，并在1957年跟爱拉·基卡斯结婚。在之后的岁月里，连比特帮忙翻译和印刷书刊。在弟兄姊妹心目中，他是个富有同情心和仁慈的长老，常常用经文强化同工。 *

［脚注］

［图片］

连比特·托姆和妻子爱拉

 ［第199页的附栏或图片］

“她是你的妈妈”

卡琳·雷莱

出生年份 1950年

受浸年份 1965年

简介 她在监狱出生，出生后跟妈妈分开，由外婆带大。

◼ 卡琳说：“我妈妈梅芒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囚。她在坐牢期间生了我。当时我身体非常弱，加上牢房寒冷，结果患了双侧肺炎。幸好得到囚犯莱内·普勒姆的帮助，我才活了下来。莱内后来也认识了真理。

“在那段时间，很多在监狱出生的婴儿都被送到苏联各地的孤儿院。这样他们就会想不起自己的亲生父母。幸好我被送到外婆那里。后来，妈妈被关在莫尔多维亚的一个拘禁营里。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勇敢的姊妹爱拉·托姆。妈妈接受了真理，并在监狱里受浸。

“随后的五年，我都由外婆照顾。一天，一个阿姨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外婆说：‘她是你的妈妈。’我被弄得很糊涂。几年后，我才能接受这个事实。”令人高兴的是，卡琳和外婆都接受了真理。

卡琳后来学习英语，并开始帮忙翻译圣经书刊。她跟连比特·雷莱结了婚，夫妇两人现今都在爱沙尼亚的分部服务。

 ［第201页的附栏或图片］

上帝的名出现在爱沙尼亚语的圣经里

早在1686年，《希腊语经卷》就被翻译成爱沙尼亚语南部的一种方言，北部方言的译本在1715年面世。圣经全书则在1739年发行，当时一般平民都可以读到这个译本。值得留意的是，这个译本把《希伯来语经卷》所有出现过的上帝的名耶和华全都翻译出来。这个做法一直沿用了几百年。在1988年版的译本里，上帝的名字在《希伯来语经卷》出现了6867次。很多爱沙尼亚人也因此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

2009年，耶和华见证人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举行区域大会。在7月3日那天，中央长老团成员盖伊·皮尔斯于大会上宣布发行爱沙尼亚语《希腊语经卷新世界译本》。这确实是件属灵的大事。

 ［第202页的附栏或图片］

手工书

海尔米·莱克

出生年份 1908年

受浸年份 1945年

去世年份 1998年

简介 被监禁和流放到西伯利亚

◼ 海尔米由于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而被逮捕及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她为自己的笔记簿做了个小袋子，还在袋子上绣了一节安慰人心的经文：“谁能隔断基督对我们的爱呢？难道是患难吗？是苦痛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8:35）

海尔米找到一些棕色的纸张，做了一本笔记簿。她在簿子上写下一些富于鼓励的经文。当时，由于印刷的书刊供不应求，很多弟兄只好用手抄写他们所得到的书刊。

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海尔米告诉官员说：“我很感谢你们把我送到西伯利亚，让我看到那里美丽的崇山峻岭，我自己是不会有钱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第209,210页的附栏或图片］

自我牺牲的精神

范妮·希耶塔拉

出生年份 1900年

受浸年份 1925年

去世年份 1995年

简介 她在1930年搬到爱沙尼亚，在当地做先驱，并收养了一个见证人的孤儿。

◼ 范妮于1925年在芬兰受浸，并在两年后参与全时服务。在赫尔辛基的一个大会里，她遇到北欧办事处的监督威廉·戴伊。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但戴伊弟兄老是重复“爱沙尼亚”这个词。因此，她推想对方是鼓励她搬到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地区去。范妮和几个先驱在1930年搬到爱沙尼亚去。在随后的几年，她骑自行车把好消息传遍了爱沙尼亚的好几个省，包括萨雷马岛。

范妮从没有结婚，但收养了一个名叫埃丝特的女孩。埃丝特的爸爸是个见证人。她八岁时，父母就去世了。在范妮的悉心照顾下，埃丝特从小受到真理教导，长大后受了浸。

共产党开始统治爱沙尼亚，并迫害见证人。范妮本可以回到芬兰去，不过她却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决定留在爱沙尼亚，跟当地的一小群传道员在一起。她也因此要面对很多困难，并要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不过，由于她是芬兰公民，所以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20世纪50年代，范妮充当信使，从芬兰携带缩微胶卷和书信到爱沙尼亚。在弟兄姊妹心中，她是个勇敢和谨慎的姊妹。她曾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势，但最后也没有被捕。有一次，她跟一个做信使的芬兰弟兄相约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一个公园见面。弟兄把一包缩微胶卷交给她，然后，她要马上把这包缩微胶卷转交给两个爱沙尼亚弟兄。但爱沙尼亚弟兄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跟踪，就设法躲开范妮，希望范妮看不见他们。糟糕！范妮和芬兰弟兄正朝着爱沙尼亚弟兄走过去。要是她跟对方打招呼或把包裹给对方，秘密警察就会知道他们是有联系的。想不到范妮却从他们身边走过，好像不认识他们似的。原来当时她真的看不见这两个弟兄，尽管她很熟悉他们！结果，秘密警察就查不出谁是信使，后来包裹也安全地送到弟兄手里。有范妮做信使，当地的弟兄就可以定时收到灵粮。幸好，每次运送缩微胶卷都没有被秘密警察发现。

这个热心肠的姊妹忠贞地事奉耶和华长达70年。她在95岁去世，那时她还住在爱沙尼亚。

［图片］

在列宁格勒做信使，摄于1966年

 ［第213页的附栏或图片］

遭人诋毁

耶稣对门徒说：“人为我的缘故，侮辱你们，迫害你们，用各样邪恶的话诬蔑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马太福音5:11）主耶稣说得没错，反对者经常恶意中伤耶和华见证人，诬告我们是个政治组织、是间谍，想颠覆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报章经常报道我们的工作受美国政府指挥，说我们被富有的资本家利用了。

西尔弗·西利卡沙尔于1964年因拒绝服兵役而被控背叛祖国，判处徒刑。当局把他受审的过程制成一部短片，并在短片里加插浮夸的共产主义宣传。短片在爱沙尼亚的各个影院播放。当时，大部分拒绝服兵役的弟兄都被监禁两三年。尤里·舍恩贝里、塔维·库斯克和阿图尔·米基特都坐了两次牢，而米基特弟兄就总共被关押了五年半。

［图片］

西尔弗·西利卡沙尔为了信仰而受审

 ［第226页的附栏］

秘密举行传道训练班

在禁制期间，弟兄根本不知道当局什么时候会来没收他们的圣经书刊，甚至圣经。因此，他们除了把书刊藏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尽量记住更多经文。

弟兄大都用交往的机会来讨论和背诵经文。为了更容易记住经文，有些人会做一些小卡片。在卡片的一面，他们或者写上书卷名称和章节，比如马太福音24:14，或者写上一个问题，又或者写上一个在圣经里出现过的名称。在卡片的另一面，他们会写上相关的经文或问题的答案。

弟兄手头上有什么书刊，就用什么书刊来举行聚会。其中一个聚会是传道训练班，这个聚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有作业、口头测验，还有考试。训练班每三个月就会复习过去的聚会内容，在春季也有一个大考。

训练班的一个学生回想说：“我们每星期的一份作业是熟记五节经文，在接着的课堂上，我们要把经文背诵出来。我记得1988年的那次大考，一张卡片上的试题写着：‘背出一百节经文。’说来奇怪，大家都很希望抽到这张卡片。这些作业对我们的传道工作特别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在公众地方打开圣经。”1990年，爱沙尼亚的各群会众终于能够像世界各地的弟兄那样举行传道训练班了。他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第236,237页的图片］

“在那里传道真好”

有些海外传道员谈到在爱沙尼亚传道的感想：

马尔库·凯图拉和妻子西尔帕：“我们的地区几乎没有传道员到过。在那里传道真令人兴奋，因为人们对圣经很有兴趣。我们来到派尔努时，那里只有大约三十个传道员，现在却有三群会众了。”

韦沙·埃德维克和妻子莱纳－马丽亚：“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人们很少逛街，因此有时间讨论圣经。我们在街上传道时，人们还常常排队要拿圣经书刊呢！”

埃萨·尼西宁和妻子亚埃尔：“我们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很多传道员虽然面对严峻的考验，仍然忠于上帝。能够认识他们，我们感到很荣幸。”

伊卡·莱诺宁和妻子安妮：“我们早出晚归，走遍一个又一个的地区，日复一日、周 复一周。我们遇到的一些人从没听过圣经信息。看见对圣经感兴趣的人迅速增加，我们真的很高兴。在20世纪末叶，我们能够有幸看到这样的增长，真是难以置信。我们绝不会忘记早期的那段日子。”

理查德·伊尔根和妻子蕾切尔：“我们在佩普西湖沿岸的村庄传道。那里的人非常好客，在那里传道真好。我们从来不用带食物，因为住户会请我们进屋、也会请我们吃东西。我们体验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0:9,10的吩咐在今天仍然适用。在爱沙尼亚，我们学会专注于更重要的事，不让次要的事令我们分心。”

［图片］

马尔库·凯图拉和妻子西尔帕

韦沙·埃德维克和妻子莱纳－马丽亚

伊卡·莱诺宁和妻子安妮

埃萨·尼西宁和妻子亚埃尔

理查德·伊尔根和妻子蕾切尔

 ［第244,245页的附栏或图片］

爱沙尼亚——属灵大事年表

 1920年

1923年 马丁·科塞回爱沙尼亚传道

1926年 在塔林设立分部办事处

外国派书者来传道

1928年 第一次大会在分部办事处举行

1930年

1933年 守望台圣经书社注册

1940年

1940年 在爱沙尼亚最后一次自由地参加大会，在随后的50年，弟兄都不能这样做

1948年 有些见证人被关进苏联的监狱和拘禁营里

1949年 见证人写抗议信给斯大林

1950年

1951年 大约300个见证人，以及他们的许多亲人都被放逐西伯利亚

1953年 斯大林逝世，见证人开始获得释放

1960年

1970年

1972年 第一个俄语会众成立

1980年

1990年

1991年 在塔尔图设立翻译事务处

耶和华见证人获得宗教自由

苏联的第一个大会在塔林举行

1992年 第一批基列毕业生到达

1993年 爱沙尼亚第一间王国聚会所落成

1994年 翻译事务处迁到塔林

1998年 两座大会堂分别在塔林和塔尔图落成

1999年 再次在爱沙尼亚设立分部

2000年

2000年 举办第一届组织事务训练班

2009年 发行爱沙尼亚语《希腊语经卷新世界译本》

2010年

［第246页的图表或图片］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传道员总数

先驱总数

4000

2000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第169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芬兰

赫尔辛基

芬兰湾

俄罗斯

圣彼得堡

拉脱维亚

里加

爱沙尼亚

塔林

纳尔瓦

马尔杜

塔帕

沃尔姆西岛

派尔努

沃尔茨湖

塔尔图

赖皮纳

沃鲁

希乌马岛

萨雷马

里加湾

佩普西湖

普斯科夫湖

 ［第162页的整页图片］

［第165页的图片］

胡戈·科塞和马丁·科塞

［第166页的图片］

艾伯特·韦斯特

［第167页的图片］

亚历山大·布赖德森和妻子希尔达，摄于20世纪30年代

［第167页的图片］

第一间分部办事处设立在这幢楼房里

［第170页的图片］

头两个来爱沙尼亚做先驱的芬兰姊妹：珍妮·费尔特和伊里亚·梅凯莱

［第174页的图片］

1932年，分部办事处搬到塔林的叙尔塔尔图街72号

［第175页的图片］

卡洛·哈特瓦通过电台发表演讲

［第177页的图片］

约翰·诺思和他的“战车”

［第178页的图片］

尼古拉·图曼

［第179页的图片］

警察充公了大量书刊

［第181页的图片］

在苏联统治之前的自由年代举行的最后一个大会，摄于1940年

［第188页的图片］

克鲁乌斯、塔尔贝格、因杜斯和托姆组成传道委员会

［第200页的图片］

连比特·特雷利和妻子梅芒，摄于1957年

［第212页的图片］

埃娜和姐姐科琳娜

［第218页的图片］

用海马尔和埃尔维的婚礼做掩饰，举行为期两天的大会

［第227页的图片］

托马斯·埃杜尔和妻子伊利莎白

 ［第228,229页的图片］

值得留意的大会

1990年，芬兰的弟兄姊妹欢迎大会代表来赫尔辛基参加“清洁的言语”区域大会

 1991年，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爱好自由者”区域大会

［第238页的图片］

199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大会

［第241页的图片］

劳里·努德林和妻子叶连娜

［第243页的图片］

雷诺·克斯库和妻子莱斯莉

［第247页的图片］

尤里和维克托

［第251页的图片］

马尔杜的王国聚会所和塔尔图的大会堂

 ［第254页的图片］

爱沙尼亚分部

分部委员会：汤米·考科、托马斯·埃杜尔和连比特·雷莱（从左至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