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病之战论成败

1942年8月5日，亚历山大·弗莱明医生留意到他诊治的一个患病朋友正危在旦夕。这个52岁的男子患了脑脊膜炎，虽然弗莱明尽力救治，病人已休克过去。

十五年前，弗莱明无意中发现了一种了不起的物质，是由一种青蓝色的霉产生的，他称之为青霉素（盘尼西林）。这种物质虽能杀菌，可是弗莱明却无法提炼出纯净的青霉素来，他所做的实验也只限于把青霉素用来消毒。1938年，霍华德·弗洛里和他在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提炼出适量的青霉素，足以在人体内进行试验。弗莱明于是向弗洛里求助，后者同意把余下的青霉素全部送给弗莱明。这是弗莱明救治朋友的最后机会了。

弗莱明把青霉素注射到病人的肌肉里，但未能奏效，于是再把药剂直接注射到朋友的脊椎里。青霉素迅速消灭病菌，病人结果在一个多星期后就病愈出院。人类自此进入了抗生素时代。在人类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这无疑是个里程碑。

抗生素时代

抗生素面世初期，看来是个灵丹妙药。在此之前，由细菌、真菌或其他微生物引发的多种疾病都是不治之症，现在已能够治愈。由于新药面世，死于脑膜炎、肺炎和猩红热的人数大减。在以往，病人要是在医院染上疾病，就像被判了死刑一样，但现在这些疾病仅在几天之内就治愈了。

自弗莱明的日子以来，研究人员研制了几十种新抗生素，今天还在继续寻找新药呢。过去六十年，抗生素成了消灭病菌的利器。如果乔治·华盛顿今天仍活着，医生无疑会用抗生素给他治疗咽喉疼痛，很可能只需一星期左右就完全康复。我们很可能使用过抗生素，治好了一种或多种细菌感染。可是，事实表明抗生素也有不足之处。

抗生素对病毒引起的病症，例如爱滋病和流行性感冒就没有什么疗效。不但这样，有些人对某些抗生素反应过敏。抗生素能抑制多种细菌，也能消灭体内有用的微生物。使用 抗生素的最大问题，可能是被人滥用或用药量不足。

用药量不足是指病人没有遵照医生吩咐，在指定的疗程期间定时定量，服用所有抗生药物。这可能因为病人自觉病情显著好转，或觉得疗程太长，结果抗生素不但未能消灭所有细菌，还让一些具抗药能力的病菌继续繁殖。在治疗肺结核的病例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由于医生和农夫滥用抗生素，他们也难辞其咎。《人类与细菌》一书指出：“在美国抗生素时常被人滥用；在其他许多国家，这种情况更普遍、更严重。农夫把大量抗生素喂饲牲畜，为的不是治病而是叫牲畜长得更肥壮。这样做令细菌产生更强的抗药性。”该书警告，“不久，我们就再找不着新的抗生素对付细菌了”。

诚然，细菌抗药性顽强的问题的确值得 人们关注。不过，20世纪的下半叶，医学界成就辉煌。无论什么疾病，医学研究员看来都能够找着新药治疗。借着研制新疫苗，人类甚至有望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

医学界的成就

《1999世界卫生报告》说，“防疫注射是公共卫生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举措”。世界各地推行了大规模的防疫注射运动，挽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天花是致命的疾病，夺命人数比20世纪死于战争的总数还多，但全球的防疫运动已把这种恶疾消除。另一个防疫注射运动，几已把脊髓灰质炎消灭。（参看附栏“战胜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现在许多儿童都接受了防疫注射，保护他们免受常见的危疾所伤害。

至于治疗其他疾病，采用的方法一般比较传统、温和。只要有适当的卫生环境，有安全的饮用水，像霍乱一类借饮用水传播的疾病就会减少。在许多地区，人民接受医生诊治和入院治疗的机会大大提高，大部分疾病尚未发展到成为危疾之前，已经得到诊断和治疗。随着人们有较佳的营养和起居环境，加上政府大力执行有关处理和贮藏食物的法例，市民的健康情况显著改善。

科学家一找出传染病的成因，卫生当局就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疫症蔓延。且举个例。1907年，腺鼠疫在三藩市爆发，市政府立即推行灭鼠运动，因为老鼠身上的跳蚤就是传播腺鼠疫的罪魁。结果，因病致死的人寥寥无几。一个相反的例证是，1896年，印度爆发同一种疫症，但在随后12年间却死了一千万人，因为当时医学界还不知道腺鼠疫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

有胜有败

显然，医学界在漫长的抗病过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有些成果，是世上较富裕的国家才享有的。由于卫生当局经费不足，有些本可治愈的疾病仍在某些地区肆虐，杀害了千百万人。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许多人仍缺乏基本的环境卫生、保健安排和安全饮用水。在这些国家，人民纷纷由乡村涌进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大城市，令政府很难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由于上述的因素，穷人“在患病时，要负的担子实在太重、太大了”。

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主因，源自人的私心，令人缺乏远见。《人类与细菌》评论，“世上若干致命的传染病看来对大多数人威胁不大，一般限于在贫穷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既然富裕国家和制药公司不能直接受惠，他们就不愿拨款研制新药。

疾病传播的另一个因素，是人类任意妄为、不负责任。足以说明这个残酷现实的例证，莫过于爱滋病病毒。这种病毒是借着人的体液传播的。仅在几年之内，这种流行病就横扫全球了。（参看附栏“爱滋病——现代的大祸”。）流行病学家乔·麦考密克断言，“我们可以说这场大祸其实是人类自作自受，这并不是自鸣清高，而是道出实情罢了”。

人到底怎样不自觉地跟爱滋病病毒“携手合作”呢？《瘟疫大祸临头》一书列出以下几个因素：社会风气改变，尤其是性滥交的流行，导致性传染病激增，使病毒更易于侵入人体，也让单一的带菌者把病毒传给许多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广泛使用受污染和用过的注射器作医疗用途，或用来吸毒，加速了病毒传播。此外，世界各地很多人以卖 血为生，金额数以百亿元计，也可能令爱滋病病毒一传十，十传百，继而感染了许多人。

正如上文提及，由于人滥用或不适当地使用抗生素，结果令微生物产生了抗药性。问题已相当严重，还可能恶化下去。以往，因葡萄球菌引致的伤口发炎，用青霉素就能消炎消肿。可是现在，传统抗生素的效力已大不如前了。因此医生不得不采用更新更昂贵的抗生素。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医院根本用不起这些新药。甚至最新的抗生素也无法消灭某些微生物，结果病人更常在医院里受到感染，也更常染上致命的病毒。美国国立敏感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前主管理查德·克劳斯医学博士坦率地指出，目前的情势已到了“微生物普遍具抗药性的地步”。

“今天的情势好转了吗？”

在21世纪起头的今天，显然疾病对人的威胁尚未消除。爱滋病的传播仍然势不可当，有越来越多病菌具抗药能力；不少一度夺去许多生命的疾病杀手，例如结核病和疟疾卷土重来。凡此种种，足以表明人类还没有战胜病魔。

诺贝尔奖得主乔书亚·莱德伯格问道：“跟一个世纪之前比较，今天的情势好转了吗？”他回答说：“以大部分而言，情势甚至比以前更糟。我们忽视了微生物对健康构成的威胁，这个错误后患无穷。”如果医学界和各国都下定决心，共同努力，他们能够反败为胜吗？几种主要的传染病，最后会像天花一样在世上销声匿迹吗？这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会探讨这些问题。

［第24页的附栏或图片］

战胜天花和脊髓灰质炎

1977年10月底，世界卫生组织找到经自然途径传播天花的案例，这是已知的最后一例。阿里·马奥·马阿林是一名医院的厨师，住在非洲的索马里。他得了天花，但不太严重，几周后就康复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接种了疫苗。

医生等待了两年之久，切望天花真正绝迹。凡举报他人“患上天花”，经查证属实者，可得赏金1000美元，但无人领走赏金。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人类战胜了天花”。1970年，天花一年就夺去了约二百万人的性命。消灭了一个杀人无数的传染病，这是史无前例的。 *

脊髓灰质炎或称小儿麻痹症，是削弱孩童身体机能的一种疾病，也很可能完全绝迹。1955年，约纳斯·索尔克研制出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疫苗，一次免疫注射运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相继展开。接着，疫苗口服剂也产生了。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动了全世界除灭脊髓灰质炎的运动。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布伦特兰医学博士报告说：“我们在1988年展开除灭脊髓灰质炎的运动时，病童新增人数每天超过1000。在2001年，全年的病例远远低于1000个。”有人患上脊髓灰质炎的国家，现今少于10个。当然，要帮助这些国家彻底除灭脊髓灰质炎，还需要大量的金钱。

［脚注］

［图片］

一个埃塞俄比亚男孩接受口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鸣谢］

© WHO/P. Virot

［第26页的附栏或图片］

爱滋病——现代的大祸

爱滋病已成了祸害全球的新威胁。这个病大约在20年前被医学界鉴定，自此以后，有超过6000万人受到感染。卫生当局警告说，爱滋病的蔓延仍处于“早期阶段”。感染率正不断上升，“超过了以前专家估计的程度”。世上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爱滋病的破坏力实在令人震惊。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染上爱滋病的人，绝大多数是工作能力最强的壮年男女”。因此研究者相信，到2005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几个国家，会失去百分之10到20的劳动人口。该份报告也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目前人民的平均寿命是47岁。如果不是爱滋病肆虐，人民的平均寿命可到62岁。”

专家一直想研制抗爱滋病疫苗，可是至今还未成功。发展中国家有六百万爱滋病患者，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4获得药物治疗。目前还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根治爱滋病。医生们担心，目前受到感染的带菌者，最后大部分都会患上爱滋病。

［图片］

受爱滋病病毒感染的淋巴T细胞

［鸣谢］

Godo-Foto

［第23页的图片］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检视一种顽强的病毒

［鸣谢］

CDC/Anthony Sanch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