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中事奉上帝

伊万·米基托夫自述

“如果你胆敢再留在我们镇里，就等着送回监狱里去吧！”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官员这样警告我。那时我才刚刚刑满获释，脱离12年的牢狱生涯。再说，父母重病在身，还需要我的照顾。我该如何是好呢？

在1928年，我出生于摩尔多瓦一个名叫陶乌的村庄。 *我一岁那年，父亲亚历山大到罗马尼亚的雅西作客，遇到了圣经研究者，就是后来的耶和华见证人。他回到陶乌后，就把学到的圣经知识告诉家人和邻居。不久，陶乌就有一个圣经研究者小组建立起来了。

我家有四个孩子，全是男孩，我是最小的。我从小就处身于一群属灵的人当中，他们为我树立了优良的榜样。我从小就明白，事奉耶和华绝不容易，遭受反对是意料中事。我清楚记得警察三番五次来我们家，搜查我们藏起来的圣经书刊。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吓倒我。我研读圣经，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也曾遭受迫害。在聚会里，我们常常受到提醒：耶稣的跟从者应该预料到自己会遭受迫害。（约翰福音15:20）

受到强化，面对迫害

1934年，我才6岁的时候，陶乌会众读出一封来信。信中谈及我们的基督徒同工在德国纳粹政权手中所受的患难，并鼓励我们为他们祷告。虽然我年纪尚幼，也决不会忘记那封信。

四年后，我遇到了第一次考验。在学校上宗教课的时候，东正教的牧师再三命令我在脖子上佩戴一个十字架，我拒绝了，他就让班上的孩子都佩戴了十字架，证明他们是教会的好成员。然后，牧师指着我问全班同学：“你们想让他这样的人留在你们班上吗？不想的，就举手。”

学生都害怕牧师，就举起手来。牧师对我说：“你看，没有人想和你来往。给我马上离开。”没几天，校长来我家进行家访。他先和我父母谈了谈，然后问我想不想继续上学。我告诉他我想。他回答说：“只要我仍是校长，你就可以上学，牧师也不会为难你。” 他果然说话算数，在他当校长期间，牧师没有再找我的麻烦。

迫害加剧

1940年，我们住的地方——比萨拉比亚成了苏联的一部分。1941年6月13和14日，所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显要人物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这次放逐并没有涉及耶和华见证人。但是，从此我们聚会和传道都要更为谨慎了。

1941年6月的下旬，德国纳粹政权突然对苏联发动全面袭击。在此之前，两国还是联盟。不久，罗马尼亚军队夺回了比萨拉比亚。于是，我们再次受罗马尼亚的统治。

在附近的几个村庄里，拒绝参加罗马尼亚军队的耶和华见证人都被逮捕了，大部分被判20年劳役。警察局召见爸爸，由于他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而惨遭毒打。同样，我也被强行带离学校，要到教堂做礼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势又起了变化。1944年3月，苏联迅速夺取了比萨拉比亚北部。8月，就占领了整个国家。那时，我才十几岁。

不久，我们村里所有身体健康的男子都被征召加入苏联军队。但是，耶和华见证人由于严守中立，拒绝妥协，于是被判监十年。1945年5月，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但许多在摩尔多瓦的见证人到1949年仍遭监禁。

战后的磨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摩尔多瓦遭遇严重的旱灾。尽管如此，苏联政府仍然向农民征收大部分的出产作为税收，这导致了可怕的饥荒。1947年，我目睹陶乌有许多人饿死街头。我哥哥叶菲姆也死了。有好几个星期，我饿得几乎无力动弹。后来饥荒过去了，活下来的见证人继续公开传道。我在自己的村子里传道，比我大七岁的哥哥瓦西里则在附近的村庄传道。

见证人热心传道，当局开始密切留意我们。苏联政府知道我们公开传道，又拒绝参与政治和军事服务，就到我们的家里搜查圣经书刊，更逮捕我们。1949年，附近会众的一些见证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所以，留下来的人传道时就更加谨慎了。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病情不断恶化。最后，医生说我得了骨囊性结核病。1950年，我的右腿被打上了石膏。

放逐西伯利亚

1951年4月1日，我和家人一同被捕时，右腿仍然打着石膏。我们和其他见证人一起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只带了一点儿食物。食物很快就吃完了。

我们在火车上待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来到了托木斯克地区的阿西诺镇，我们像牲口一样被赶下火车。虽然天寒地冻，但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真是畅快。5月，江河的冰雪开始融化，当局就用船把我们运到100公里以外的托尔巴。那里有一个木材苦工营，坐落在西伯利亚的针叶树林中，就是接近北极的林地。在这里，我们开始了苦工营的生活。当局说我们会被永远关在这里。

虽然在木材苦工营跟监狱的生活有所不同，但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是受人注意。晚上， 我们一家人就一起睡在火车里。那个夏天，我们搭起自己的房子，好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有栖身之地，这个简陋的屋棚，有一半陷在地下。

由于我腿上打了石膏，不能到森林里去工作，就被安排制作钉子。这使我有机会偷偷协助复制《守望台》杂志和其他圣经刊物。这些出版物能够从数千里之遥的西欧定期地被带到我们这里来，真是难以想象。

被捕和监禁

1953年，我的石膏脱掉了。但这一年，尽管我小心翼翼，国安会还是发现了我参与属灵活动，包括印制圣经书刊。结果，我和其他一些见证人被判12年刑期，被关进了拘禁营。然而，在审讯期间，我们都有机会为耶和华上帝以及他对人类的仁爱旨意作了美好的见证。

我们这些囚犯最后被送到数百公里的伊尔库茨克附近几个不同的苦工营。被视为苏联政权的敌对分子都被关进这些苦工营作为惩罚。从1954年4月8日到1960年初，我一共在12个这样的苦工营服刑。后来，我被转到三千多公里外规模庞大的莫尔多维亚劳动营，那里离莫斯科东南部约四百公里。在那里，我有幸跟苏联不同地区的忠心见证人共处。

莫尔多维亚劳动营由许多劳动营组成，头尾足足长30公里。苏联政府发现，只要允许见证人和非见证人交谈，就会有些非见证人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于是他们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和其他犯人有密切来往。我们的营地中，有超过四百个见证人。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营地中，则至少有一百个基督徒姊妹。

我在营里非常热心地协助组织基督徒聚会和印制被偷偷带入营地的圣经书刊。劳动营的军官显然发现了我的举动，不久之后，我在1961年8月被判一年刑期，被关进声名狼藉的弗拉基米尔营，这个营在沙皇时代兴建，位于莫斯科东北边大约两百公里。1960年5月1日，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侦察机飞越俄罗斯时被击落，他在1962年2月之前也被关在这里。

我在弗拉基米尔营的时候，得到的食物仅够生存。我可以忍饥挨饿，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但是1961到1962年的冬天非常严寒，我几乎无法忍受。牢房的暖气管破了，我的牢房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医生看到我的情况危急，便安排我到一个条件没那么差的牢房，好渡过严冬最冷的星期。

 继续忍受逆境

当局以为通过数月监禁，就能够令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但是，我坚持不懈地祷告。耶和华的灵强化了我，我也想起一些经文，使我得着力量。

我在弗拉基米尔营期间，保罗的话是我感同身受的，他说：“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致陷于绝境；心里迷惘，却不致走投无路。”（哥林多后书4:8-10）一年后，我又回到了莫尔多维亚劳动营。我在这个营渡过了12年的刑期。1966年4月8日，我刑满释放。获释的时候，我被界定为：“不可改造”。对我而言，这就是我忠于耶和华的官方证明。

常常有人问我，在多方阻挠之下，我们是怎么在苏联劳动营和监狱里收到圣经书刊并进行印制的。这个秘密有人略知一二，正如一个在波马营女子监狱关了四年的拉脱维亚政治犯，她在1966年获释后写道：“不知为什么，见证人总能不断得到数量可观的圣经书刊。”最后，她总结说：“仿佛是深夜有天使飞来，投下了这些书刊的。”不错，只有借着上帝的帮助，我们的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比较自由的日子

我获释以后，带头传道的弟兄邀请我搬到乌克兰西部、靠近摩尔多瓦的地方，好帮助当地的弟兄。但是，由于我曾坐牢，受国安会的监视，能做的实在有限。两年后，为了避免再次被囚，我搬到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地政府不常翻查移民的档案。1969年，我父母身体非常虚弱，我就到乌克兰照顾他们。我住在顿涅茨克这个大城市的北边，一个名叫阿尔乔莫夫斯克的城镇。在那里，一个国安会的官员威胁说要把我送回监狱，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

事实证明，那个军官只能吓唬我，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我。我决意要继续基督徒的职务。国安会仍然密切监视我，我就继续照顾我父母。父亲于1969年11月去世，母亲到1976年2月去世，他们都至死对耶和华保持忠贞。

我回乌克兰的时候，已经40岁了。在照顾父母期间，我和一个名叫马丽亚的年轻女子同属一个会众。1951年4月初，她才八岁的时候就和父母一同从摩尔多瓦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跟我们一家的遭遇差不多。马丽亚说她喜欢听我唱歌。我们的友谊就从那时候开始了。此后，尽管我俩都忙于传道工作，我们还能拨出时间发展友谊。1970年，我终于能娶她为妻。

不久，我们的女儿莉迪娅出生了。1983年，莉迪娅10岁的时候，一个叛道的见证人将我出卖了给国安会。那时我是个监督，奉派探访乌克兰东部的会众将近十年了。有些反对我们传道和聚会的人，怂恿其他人在法庭上作假见证，结果我被判五年刑期。

在监狱里，我一直与其他见证人隔离。虽然我被孤立这么多年，但没有任何人能破坏我跟耶和华的关系，他总是扶持我。此外，我也把握机会向其他囚犯作见证。最后，我服了四年刑期就获得释放，得以和妻子女儿团聚。她们都对耶和华保持忠心。

回到摩尔多瓦

我们在乌克兰住了一年后，回到摩尔多瓦定居，那里需要成熟、有经验的弟兄支持。 那时候，苏联当局允许人民有多些出入境的自由。1988年，我们来到摩尔多瓦的第二大城市伯尔齐，37年前马丽亚未被放逐的时候就住在这里。1988年，这里大约有375个耶和华见证人，现在有超过1500个了！虽然我们住在摩尔多瓦，我仍然以监督身份探访乌克兰的会众。

1991年3月，耶和华见证人在苏联得到法律认可，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因共产主义垮台而翻然悔悟。许多人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所以，当摩尔多瓦成为独立的君主共和国时，对圣经真理感兴趣的人激增，甚至包括一些曾经迫害我们的人！1951年，我们被放逐之后，只有相当少的见证人留在摩尔多瓦，但在这个人口只有420万的小国家里，现在见证人的数目已超过1万8000。想起很多美妙的经历，我们把以往所受的苦楚都抛诸脑后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身体健康恶化，不得不停止探访会众的工作。健康情况令我时常感到灰心。但同时我也体会到，耶和华知道用什么方法令我们重新振作，他总在最合适的时候给我们所需的鼓励。如果我有机会重头再活一次，我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吗？不。相反，我希望自己在传道工作上更加勇敢无惧，更加积极热心。

我感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我也体会到，只要是上帝的子民，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会蒙耶和华赐福。我们怀着清晰的希望，强烈的信念和稳确的保证，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在耶和华所创造的新世界里，人人都会享有完美的健康。

［脚注］

［第20,21页 的图片］

1953年，我们被放逐西伯利亚托尔巴时的居所。父亲和母亲（左），哥哥瓦西里和他儿子（右）

［第21页的图片］

1955年，在拘禁营里

［第23页的图片］

在西伯利亚的基督徒姊妹们，马丽亚（左下）20岁时

［第23页的图片］

我们和女儿莉迪娅

［第23页的图片］

1970年，我们的婚礼

［第23页的图片］

我和马丽亚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