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卫军成为上帝的仆人
纳粹党卫军成为上帝的仆人
戈特利布·伯恩哈特自述
我以前在德国韦沃尔斯布格古堡里,担任纳粹党卫军军官,纳粹党卫军是希特勒的精英护卫队。1945年4月,上级命令我处决古堡附近一个集中营的囚犯,这些囚犯都是耶和华见证人。身为纳粹党卫军,我们一定要服从上级的命令,但这却使我感到良心不安,不知怎么做才好。为什么呢?让我来慢慢告诉你。
我1922年在德国莱茵河附近的一个村庄出生。这个地方的人虔信天主教,但我的家人都是虔敬会的教徒,虔敬会是因17世纪的一个宗教运动而创立的。1933年,我11岁时,希特勒在德国执掌政权。几年后,由于我的学业和体育成绩优异,我被挑选到波兰马林堡(现称马尔堡)一所学院读书。那里距离我家有几百公里远,我加入了国社党,也就是纳粹党,开始被纳粹主义洗脑。那里的学生都受到教导,要崇尚荣誉、工作勤奋、效忠国家、服从领导、培养责任感,并对德国传统表现高度的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党卫军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被征召进入希特勒纳粹党卫军(简称SS)的武装亲卫队,这个亲卫队是由希特勒亲自统领的精锐部队,负责保护政府官员,以及执行一些特别的军事任务。我曾经参与比利时、法国、荷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战争。我在保加利亚时,曾参加一个由军队的神父主持的宗教活动。我心想:“敌军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宗教活动呢?上帝会祝福战争吗?他会站在哪一边呢?”
后来,我被选中进入陆军官校,这是一所专门训练年轻男子成为高级军官的学校。之后,我被派往一个部队,负责保护德意志帝国的柏林总部。有一次,我在那里看见希特勒在一个公开场合大声责骂一个高官。我心想:“他实在太没修养了!”不过我不敢说出来!
在柏林,我认识了也在总部工作的英格小姐。我们快要结婚时,我的部队突然被派到俄罗斯的前线,但军队却没有给我们任何御寒衣物!我和同袍都不敢相信,因为那年(1941年)的冬天十分寒冷,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度(华氏零下25度)。我在那里得到第二个铁十字勋章。之后,我受了重伤,于是被送回德国。1943年,我跟英格结婚了。
婚后,我又被派到巴伐利亚山区,在希特勒的上萨尔茨贝总部工作。当时纳粹党卫军的首领希姆莱也在那里工作,他安排自己的私人按摩师兼医生腓力斯·克斯顿伺候我。后来,我知道克斯顿医生在柏林附近的哈茨瓦尔德有一个大房子和一大片土地。二次大战后期,他请希姆莱让附近一个集中营的耶和华见证人在那里工作,希姆莱同意了,克斯顿很尊重也很善待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有一个见证人在瑞典替克斯顿医生工作,每次克斯顿医生回瑞典时,这个见证人都会在他的行李中放一本《守望台》,让他带回去给德国的见证人。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
1944年年底,希姆莱派我到韦沃尔斯布格古堡工作,做一个纳粹党卫军将军的贴身助理,这个将军是那个古堡的指挥官。韦沃尔斯布格古堡位于帕德伯恩市附近,有400年的历史,希姆莱计划把这个古堡变成纳粹主义的宣传中心。古堡附近有一个小集中营,名叫下哈根,里面关了一群特别的囚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又称为圣经研究者。
有几次,一个名叫恩斯特·施佩希特的囚犯来替我治疗。他见到我就会说:“长官,早安。”
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说‘救星希特勒万岁!’?”
他很机巧地反问我:“你从小就是基督徒吗?”
我说:“是呀,我是虔敬派教徒。”
他又说:“那么,你应该知道圣经说只有一个‘救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会说‘救星希特勒万岁!’”
我听了既惊讶又佩服,我问:“为什么你会被关起来呢?”
他说:“因为我是个圣经研究者。”
我跟施佩希特和另一个见证人埃里希·尼古拉齐克聊过几次,尼古拉齐克是一个理发师,他们说的话令我十分感动。可是,在当时跟囚犯谈宗教是被禁止的,所以我的上司命令我不可以再这样做了。但话说回来,我觉得在
德国,这个号称有数百万基督徒的国家里,如果每个人所做的都跟耶和华见证人一样,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我心想:“他们应该被人尊敬,不该被迫害。”在那时候,有一个寡妇很慌张地打电话来,说她儿子得了急性盲肠炎,请求我们送她的儿子到医院。我立刻叫人安排车子,不过却被上司制止了。为什么呢?原来她的丈夫曾参与一个地下组织,这个组织曾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最后她的丈夫就被处决了。后来这个寡妇的儿子也死了,我却完全帮不上忙,到现在我还是感到很内疚。
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我开始看出人性丑恶的一面,这跟纳粹宣传的理念完全不同。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欣赏耶和华见证人和他们的道理。后来,我作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1945年4月,联军入侵,我的上司逃离了韦沃尔斯布格古堡。有一个部队遵照希姆莱的命令抵达古堡,要炸毁古堡,并杀掉附近的囚犯。附近集中营的指挥官拿给我一份囚犯的名单,并命令我要处决名单上的人,名单上全是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要处决他们呢?据说,见证人知道第三帝国(德国)抢来的珍贵艺术品都藏在某些楼房里,而这个秘密绝对不能泄露出去!现在,我接到命令要杀死他们,我该怎么做呢?
我去找那个集中营的指挥官,说:“美军快到了,你是不是应该赶快跟你的部队一起离开?”不用我多费唇舌,他一听就马上逃走了!接着,我做了一件纳粹党卫军绝对不会做的事,就是违抗上级的命令,放耶和华见证人一条生路!
很荣幸成为他们的弟兄
战后,我和英格主动跟耶和华见证人联络,并开始认真地学习圣经,有好几位耶和华见证人,包括奥古丝特姐妹,都曾帮助过我们。我在战争中受过伤,加上战后的情况很恶劣,这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不容易。虽然如此,我和妻子仍然献身给耶和华,我在1948年受浸,而英格在1949年受浸。
20世纪50年代,有几个曾被关在韦沃尔斯布格古堡的见证人又回到那里,再次见面了。他们是恩斯特·施佩希特、埃里希·尼古拉齐克和另一个忠贞的见证人马克斯·赫尔维希。我能够成为他们的弟兄,真的觉得很荣幸,因为这些忠于上帝的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向我作见证。马莎·尼曼曾经在韦沃尔斯布格古堡当秘书,这次她也来了,她十分欣赏见证人的行为,后来也献身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现在我回顾过去的日子,我看出很多证据证明“全世界都受那恶者[魔鬼撒但]控制”,这是我年轻时不知道的,因为那时我天真无知,总是把事情看得太理想了。(约翰一书5:19)我也清楚看出拥护希特勒的独裁政权跟事奉耶和华有很大的分别:希特勒要人盲目地服从他;但是耶和华却希望我们是因为爱他才服从他,而这种爱是我们学习圣经后,正确地认识了耶和华的特质和他的旨意而产生的。(路加福音10:27;约翰福音17:3)真的,我在有生之年想要事奉的就是这位耶和华!
[脚注]
^ 请参看《守望台》1973年1月1日刊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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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43年2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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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沃尔斯布格古堡是纳粹主义的宣传中心
[第20页的图片]
我和太太英格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