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事奉上帝

唐·伦德尔自述

1927年，妈妈不幸逝世，当时我仅5岁。她那坚强的信心，却对我一生产生莫大的影响。这怎么可能呢？

爸爸和妈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结为夫妇，那时爸爸是个军人，妈妈是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信徒。大战在1914年爆发。妈妈听到牧师在教堂里怂恿教友当兵，感到不满，就向牧师问个究竟。牧师却这样回答说：“别理会，回家吧，这是教会的事。”但妈妈不满的情绪没有就这样压下来。

1917年，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创世影剧》公映，妈妈有机会看过，就深信自己已经找到真理。她立即脱离教会，开始参加圣经研究者的聚会。圣经研究者就是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当时我们住在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西科克村，妈妈就到邻近的约维尔镇参加聚会。

妈妈很快就跟三个妹妹谈及自己所学的真理。约维尔会众的年长弟兄姊妹曾对我忆述，当年妈妈和美莉姨姨怎样骑着自行车，走遍广阔的乡间地区，满怀热忱地向人分发《圣经的研讨》。但令人痛心的是，妈妈后来患上肺结核，当时这种病不能治愈。妈妈从此一病不起，18个月后，就悄然谢世了。

自我牺牲的好榜样

那时候，美莉姨姨跟我们一起住。妈妈病倒后，美莉姨姨悉心护理她，同时照顾我和姐姐。姐姐叫做琼，那时只有7岁。妈妈去世后，美莉姨姨立即向爸爸表示愿意照顾我们姐弟二人。爸爸难得有人愿意帮他一 把，于是很乐意让美莉姨姨长期跟我们一起住，好照顾我们。

随着时间过去，我们越来越深爱美莉姨姨。我们多么高兴她留下来照顾我们。但为什么她决定这样做呢？许多年后，美莉姨姨才告诉我们，既然妈妈已经撒下真理的种子，她觉得有责任要帮助我们，使真理的种子在我们心里萌芽生长。她深知爸爸对宗教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一定不会教导我和琼认识圣经真理。

后来我们获悉，美莉姨姨也作了一个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她想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于是决定终生不嫁。她作了多么伟大的牺牲！美莉姨姨养育我和琼的恩德，我们一辈子都感激不尽。她循循善诱、以身作则，我们着实没齿难忘。

重大决定

我和琼在圣公会开办的乡村学校念书，学校提供一些宗教课程，美莉姨姨向女校长表明，我们决不参加。于是，每当同学排队上教堂时，我们就回家去；每当牧师到学校教宗教课时，我们就坐在一边背诵经文。这些经文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叫我一生受用不尽。

我在14岁那年辍学，之后在一家制干酪的工厂做了4年学徒。我也学会了弹琴。听音乐和跳社交舞成了我的嗜好。虽然我已经相信圣经的真理，却迟迟不愿采取行动。1940年3月的一天，一个年长的姊妹叫我陪同她到斯温登参加大会。斯温登市离我们的家约有110公里。耶和华见证人在英国的分部主管艾伯特·史劳德讲了大会的公众演讲。这个大会成了我一生的转捩点。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进行。我暗自思忖，难道我让自己一生白白度过吗？我决定到约维尔的王国聚会所去。第一次参加聚会时，会众首次引进街头见证工作。我的圣经知识虽然有限，却自告奋勇，参加这个工作。我的所谓“朋友”路过街头见到我，感到十分诧异，竟然讥嘲我。

1940年6月，我在布里斯托尔市受浸。不到一个月，我成了正规先驱，参与全时的传道工作。不久之后，姐姐也受了浸，表明自己已献身给上帝，这叫我雀跃不已！

战乱时期全时传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我接到通知，要向军方报到。早些时候，我已经在约维尔向政府登记，表明自己基于良心的缘故，拒绝参加军事服务。所以，我要上布里斯托尔的法庭受审。那时，我在格洛斯特郡的辛德福德做先驱，同伴是约翰·温。 *然后，我们一起到威尔士的哈弗福德韦斯特和卡马森继续全时传道。后来，在卡马森受审时，我被判罚款25英镑，还要关在斯旺西监狱3个月。在那个年头，25英镑一点也不少。由于 我付不出罚款，结果被判入狱多3个月。

第三次审讯时，有人问道：“你岂不知道圣经说，‘凯撒之物要还给凯撒’？”我就回答说，“当然知道，但我很想指出，这节经文的下半部说：‘上帝之物要还给上帝。’现在我就是听从圣经这个吩咐而行”。（马太福音22:21）数星期后，我收到一封信，获悉自己已得到豁免，不用参与军事服务。

1945年初，我获邀到伦敦的伯特利服务。翌年冬天，负责组织全球传道工作的内森·诺尔弟兄探访伦敦，他的秘书米尔顿·韩素尔弟兄也伴随他来。英国八个年轻弟兄有幸获得邀请，到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成为第八届学生，我是其中一个。

到海外传道

1946年5月23日，我们乘坐一艘大战期间建造的“自由号”邮轮，从科尼什的福伊港口启航。福伊的港务长名叫柯林斯，是个耶和华见证人。邮轮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响起汽笛，声音响彻空中。英格兰的海岸线渐渐在眼前消失，不用说，这时大家的心情，不免百感交集。这次旅程极其艰辛，我们在狂风大浪中横渡大西洋，13天后终于安全抵达美国。

1946年8月4至11日，“喜乐的万民”圣经大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举行。能够参加这个长达8天的国际大会叫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共有8万人出席大会，其中的302人来自其他32个国家。在这个大会里，《警醒！》 *杂志和研经读物《“以上帝为真实”》首次面世，听众无不热烈鼓掌。

1947年，我们从基列学校毕业。我和比尔·科普森奉派到埃及传道。但在离开纽约之前，布鲁克林伯特利的理查德·亚伯拉罕森训练我做办公室的工作，使我得益不浅。我们的船在亚历山大泊岸。抵达埃及后，我很快就适应了中东的生活方式。可是，学习阿拉伯语却殊不容易。此外，我还要熟习运用四种语言的见证卡。

比尔·科普森在埃及传道了七年。可是，我在埃及一年后，当局拒绝再发签证给我。于是我惟有到别国传道。回顾以往，那一年的海外传道工作，确实是我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一年。我有幸每星期跟20多人研读圣经。他们当中有些人接受了真理，至今仍然活跃地赞美耶和华。我告别埃及，接着奉派到塞浦路斯去。

塞浦路斯和以色列

我开始学习希腊语，同时也要渐渐熟悉当地的方言。不久之后，安东尼·赛迪里斯被调派到希腊去，于是督导塞浦路斯的传道 工作就成了我的新任务。那时候，以色列的传道工作也由塞浦路斯分部办事处负责照管。所以，我偶尔有机会到该国探访那里为数不多的见证人。

第一次踏访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海法一家餐馆里举行圣经“大会”，约有五六十人出席。我们把与会者按照他们的种族分开，大会节目以6种语言举行。有一次，我能够在耶路撒冷放映一出由耶和华见证人制作的影片，并且有机会发表公众演讲，这个演讲获得当地英语报章的好评。

当时塞浦路斯约有100个见证人，他们要为自己的信仰竭力奋斗。暴民在希腊正教会的教士率领下，前来干扰我们的大会。在乡村传道时，我首次尝到遭人掷石头的滋味。但我学懂一见情势不妙，就立即溜走。正当我们饱受迫害之际，许多海外传道员陆续给派到塞浦路斯，这叫我们的信心大为增强。丹尼斯·马修斯和妻子梅维斯，连同琼·赫利和贝丽尔·海伍德来到法马古斯塔，跟我一起传道。此外，汤姆·古尔登和妻子玛丽，还有尼娜·康斯坦蒂到了利马索尔去。尼娜是个塞浦路斯人，却在伦敦出生。与此同时，比尔·科普森也被调派到塞浦路斯，伯特·韦西和妻子贝丽尔也跟着来到，和比尔一起传道。

适应重重改变

1957年底，我病倒了，不能继续在海外传道。虽然我心里很不愿意，但我知道惟有返回英国，才有机会康复。回到英国后，我继续全时传道，直至1960年。姐姐和姐夫欣然接待我，让我跟他们一起住。可是，他们的情况有所改变。琼开始觉得不少事情都应付不来。我在海外传道的17年间，琼除了要照顾丈夫和小女儿之外，还要悉心看顾爸爸和美莉姨姨。这时，美莉姨姨年纪老迈，体弱多病。想起当年，她为了我们甘愿牺牲自己，毫无疑问，现在我要仿效她的好榜样。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帮助琼照顾美莉姨姨和爸爸，直至他们逝世。

他们逝世后，我大可继续留在英国，安顿下来。但我休息一会儿后，觉得有义务要回去塞浦路斯传道。耶和华的组织岂不是用了大量金钱训练我吗？于是在1972年，我自掏腰包付了旅费，返回塞浦路斯再次投入先驱工作。

内森·诺尔弟兄来到塞浦路斯，筹办翌年举行的区域大会。他知道我已经回来，就委派我做分区监督，探访岛上的弟兄姊妹。有四年时间，我有幸担任这个职责。我觉得身负重任，力有不逮，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要说希腊语。

战乱时期

我和一个说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保罗·安德烈乌一起住在卡拉库米的村落。我们的 家在塞浦路斯岛的北岸，毗邻凯里尼亚的东面。那时分部办事处位于尼科西亚，在凯里尼亚山的南部。1974年7月初，塞浦路斯发生了政变，军官想推翻总统马卡里奥斯。当时我在尼科西亚，亲眼看见总统府着火焚烧。在局势稍为平静，可以上路时，我赶快回去凯里尼亚。我们在那里正筹备分区大会。两天后，我听到一声爆炸巨响，第一枚炸弹落在凯里尼亚港口。我举头看见无数的直升机，载着入侵的土耳其军兵，在上空飞过。

由于我是英国人，土耳其士兵把我送到尼科西亚的市郊。在那里，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盘问我，他们也向分部办事处查询我的身份。我接着要做的事极其困难，叫我胆战心惊。我要徒步穿越一片死寂的无人地带，四周只有一堆堆乱糟糟的电话线和电缆，到达另一边后，只见到房屋被人弃置，街道空寂无人。虽然身陷困境，我庆幸仍然能够跟耶和华保持沟通！向耶和华恒切祷告，有助我在这个痛苦的经历中撑下去。

我失去了所有财物，但能够返回分部办事处和弟兄姊妹一起，令我感到十分安全。可惜情势很快又起变化。不消几天，入侵部队已经占领塞浦路斯岛三分之一的北部地区。我们要立即离开伯特利，搬到利马索尔去。在那里，我很高兴和一群弟兄并肩工作，照顾300个受战祸殃及的弟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失去家园。

东迁西徙

1981年1月，中央长老团邀请我搬到希腊去，加入雅典的伯特利家庭。但到年底时，我奉派回去塞浦路斯，做分部委员会的统筹者。安德烈亚斯·康托约奥吉斯和妻子玛罗是塞浦路斯人，从伦敦派来。他们帮了我很多忙，有助我坚强起来。——歌罗西书4:11。

1984年，西奥多·杰拉斯到塞浦路斯作海外特访。在探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中央长老团的来信，信上仅写着：“杰拉斯弟兄探访完毕后，请陪同他到希腊去。”信里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但当我们抵达希腊后，分部委员会的各成员从中央长老团的另一封来信得知，我已获委任做希腊分部委员会的统筹者。

这时希腊国内发生了许多叛道的事，不少人更指控我们违反希腊法例，试图改变别人的信仰。耶和华的子民每天都遭人逮捕，被带上法庭受审。能够认识这些在百般考验下仍然保持忠贞的弟兄姊妹，着实是莫大的荣幸！后来，有些案件交由欧洲人权法院审理， 见证人获得的有利判决，对希腊的传道工作产生良好的影响。 *

我在希腊的时候，有机会参加在雅典、塞萨洛尼基、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举行的圣经大会。这些大会都叫我毕生难忘。在这四年内，我日子过得很惬意，工作也富于成果。可是，我的生活很快又起了改变。1988年，我返回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再次回到希腊

我离开塞浦路斯后，当地的弟兄在尼苏村购置了新物业，把它改建为分部办事处，这地方离尼科西亚只有几公里。耶和华见证人在布鲁克林总部的弟兄派了凯里·巴伯，来到塞浦路斯发表呈献礼的演讲。岛上的情况大多已回复正常。我很高兴能再次回来，但料不到这次自己不会逗留太久。

中央长老团同意在希腊兴建新的伯特利，新址离雅典以北只有数公里。由于我能够说英语，而且也精通希腊语，所以中央长老团邀请我回去希腊。于是在1990年，我重返希腊，参与兴建新分部的工程，为一大群国际建筑仆人充当口译。许多希腊的弟兄姊妹甘愿义务工作，好协助那些国际建筑工人。我还记得在夏天时，我每天清晨6时就到达建筑工地，欢迎前来工作的希腊弟兄姊妹。当时我感到多么雀跃！他们的喜乐、他们的热诚，我会牢记在心。

希腊正教会教士和他们的支持者试图闯入工地，干扰我们的工作。但耶和华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保护我们。我参与这项建筑计划，直至工程竣工为止。1991年4月13日，我还参加了伯特利成员之家的呈献典礼。

照顾亲爱的姐姐

翌年，我回到英国度假，在姐姐和姐夫的家暂住。令我难过的是，在我逗留期间，姐夫两次心脏病发作，最后不幸死去。我在海外传道的这么多年来，琼一直大力支持我。她差不多每星期都写信给我，鼓励我、安慰我。对海外传道员来说，有人愿意跟自己保持这么亲密的联系，是莫大的福分！现在琼痛失爱夫，而且体弱多病，她这时又最需要人关怀照顾。我应该怎样做呢？

琼的女儿特尔玛和丈夫要照顾会众里一个忠心的寡妇。她是我们的表亲，患了绝症。我三番五次向耶和华祷告后，就决定留下来照顾琼。我要作出改变适应新生活，可真不容易。但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彭米尔会众做长老。彭米尔是约维尔两群会众中的其中一群。

在海外跟我一起共事的弟兄经常跟我保持联络，他们不是跟我通电话，就是写信给我。这使我万分高兴，感激不已。我知道只要我说想回去希腊或塞浦路斯，机票就会立即送到家里来。现在我已经80岁了，健康大不如前，视力也渐渐衰退。我不能像往日一样做许多事，我有时感到泄气。但在伯特利工作多年，我培养了一些好习惯，至今仍然受用不尽。举例说，每天吃早餐前，我一定先阅读当日经文。我也掌握了做成功的海外传道员的秘诀，就是懂得怎样爱人和怎样与人相处。

我用了60多年的岁月赞美耶和华，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深知全时传道工作能给人最好的保护，也是人所能接受的最佳教育。大卫向耶和华所说的话，在我心里产生共鸣，他说：“我遭难的日子，你成了我的高垒，成了我逃难之处。”——诗篇59:16。

［脚注］

［第24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希腊

雅典

塞浦路斯

尼科西亚

凯里尼亚

法马古斯塔

利马索尔

［第21页的图片］

妈妈摄于1915年

［第22页的图片］

1946年，我（左起第四人）和基列学校第八届的同学，在布鲁克林伯特利的房顶上

［第23页的图片］

第一次返回英国，跟美莉姨姨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