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有幸参与战后的组织扩展活动

菲利普·霍夫曼自述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年12月，内森·诺尔探访丹麦，同行的还有他的秘书，年仅25岁的米尔顿·韩素尔。诺尔弟兄负责督导耶和华见证人世界各地的传道活动。弟兄租了一个大礼堂，热切期待诺尔的到访。我们特别喜欢听到韩素尔弟兄的演讲，毕竟大家都是同辈嘛！他的讲题是：“在年少的日子谨记创造主”。（传道书12:1）

在那次探访里，我们得知，为了推广全球的传道工作，组织会作出令人振奋的安排，我们或许有分参与。（马太福音24:14）例如，组织会在美国开办一所学校，训练年轻的弟兄姊妹从事海外传道工作。诺尔弟兄强调，我们如果获邀受训，只会收到一张“单程票”，也不会预先知道被派到那里服务。虽然这样，我和一些弟兄却毅然接受邀请。

现在暂且不谈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历，让我先从1919年我的出生日子开始谈起。大战前和期间，发生了好些事，大大改变我的一生。

从一个不受欢迎的亲属获悉真理

我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妈妈怀着我时，她祷告说，要是生个男婴，将来就让他当传教士。妈妈的哥哥托马斯是一个 圣经研究者（即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家人都反对他。我家离哥本哈根不远，每当圣经研究者在那里举行大会，妈妈都会招呼舅父托马斯到家里小住数天，因为舅父的家离大会场地颇远。到了1930年，舅父的卓越圣经知识和推理能力，终于帮助妈妈也成为圣经研究者。

妈妈热爱圣经真理，按照申命记6:7的吩咐，“无论在家还是走路，躺下还是起来”，都教导我和妹妹。后来，我开始参加逐户传道。我很喜欢跟住户讨论“灵魂不死”和“地狱永火”这两个教堂提倡的道理。我运用圣经，有力地证明这都是谬误的主张。（诗篇146:3,4；传道书9:5,10；以西结书18:4）

家庭恢复团结

1937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后，耶和华见证人丹麦分部的存书仓库需要临时帮工，我恰巧完成商科课程，没有什么家庭责任，于是向分部毛遂自荐。书库的工作完了后，分部弟兄邀请我在分部办事处工作。我旋即迁进哥本哈根的分部，当时我还未受浸。跟成熟的基督徒朝夕相处，我的灵性大有进步。翌年，1938年1月1日，我接受水浸礼，把自己呈献给耶和华上帝。

1939年9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4月9日，德军占领了丹麦。当时丹麦仍享有相当自由，我们能够继续做传道。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爸爸成了热心、忠贞的耶和华见证人，令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因此，当我获邀参加基列学校第8届训练班时，全家都支持我；同期受邀的，还有另外四个丹麦弟兄。训练班在1946年9月开课，为期五个月，上课地点是纽约州的南兰星镇，那里风光如画。

 基列和其后的训练

我在基列结识了不少好朋友。一天黄昏，我跟英国来的金海露弟兄漫步校园，谈到受训完毕后不知会派到哪里。金弟兄说：“但我不相信我再没有机会看见多佛尔［英国南部］的白悬崖。”他说得不错，可是他再次回英国时，已是十七年后的事了。有四年半的时间，他被单独囚禁在中国的监狱里！ *

受训完毕后，我被派到美国得克萨斯州，以分区监督身份探访当地会众，给他们属灵的鼓励。我受到弟兄热情的接待，他们对这个刚从基列来的欧洲小伙子特别好奇。可是，我在得克萨斯州工作了七个月，就被召回到纽约布鲁克林耶和华见证人的世界总部。诺尔弟兄安排我在办公室工作，指导我学习各个部门的工作和程序。后来，我返回丹麦，把所学的应用出来，使分部的运作方式跟总部的一致。诺尔弟兄的想法是要统一各分部的运作方式，以提高办事效率。后来，诺尔弟兄把我调往德国服务。

学以致用

当我在1949年7月抵达德国威斯巴登时，很多城市仍是一片颓垣断壁。那些在传道工作上带头的弟兄，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都曾饱受迫害，有些被投进监狱或集中营长达8年、10年或更长的时间！我跟耶和华的这些忠仆并肩工作了三年半。他们的杰出榜样，叫我想起德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莱·约娜的一个评论，她写道：“目睹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和纳粹大屠杀的惨剧之后，假如不是有这群基督徒在国社党的铁腕统治下忠贞不二、屹立不移，我们就不禁怀疑实行耶稣的教训是否真的可能。”

我在德国分部的工作，跟在丹麦的没大分别，同样是引进一套新的、统一的工作程序来处理组织事务。德国的弟兄一旦明白改变工作常规的目的，并非因为他们工作欠佳，而是要使各分部跟总部合作得更紧密，就欣然接受新的安排了。他们乐意合作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1952年，诺尔弟兄的办公室来信，指示我迁往瑞士伯尔尼，并由1953年1月1日起，在那里担任分部监督。

在瑞士的喜乐

到了瑞士不久，我在一个大会里结识了埃丝特，没多久我们就订了婚。1954年8月，诺尔弟兄把我调回布鲁克林；一件 新的、令人兴奋的工作正等待着我。鉴于世界各地分部的数目不断增加、规模迅速扩大，组织需要采用一个新的管理安排。全球会分为几个大区，每个大区由一位海外特访监督负责督导。我被委派照料欧洲和地中海这两个大区。

我在布鲁克林逗留一会儿后就返回瑞士，为海外工作作好准备。我和埃丝特结了婚，并一起在瑞士分部服务。我的第一个旅程是前往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中东各国、北非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共13个国家，探访当地的分部办事处和海外传道员之家。探访完毕后，回到伯尔尼作个小休，随后又继续下一个旅程，这次是铁幕国家以西的欧洲各国。为了服务基督徒同工，婚后的头一年，我有六个月要离家远行。

环境转变

1957年，埃丝特怀了孕。由于分部不是用作父母养育儿女的地方，我们决定返回丹麦，到我爸爸家里去。爸爸欢迎我们跟他一起住。埃丝特一面照料女儿洛可儿，一面照顾我爸爸；我则忙于处理新分部办事处的事务。我奉派担任王国职务训练班的导师，培训会众的监督，同时继续做海外特访监督。

海外特访工作需要经常出门远行，我跟女儿聚少离多，有时这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有一次，我要到巴黎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设立一个小型印刷室。埃丝特和洛可儿乘火车来见我。火车到了北部诺尔－加来车站，我和分部弟兄利奥波德·容托斯前往车站接她们。洛可儿站在车厢的梯级上，看看利奥波德，又看看我，再回头望着利奥波德，然后投进他的怀抱！

另一个大转变发生在我45岁那年，我停止全时服务，找了一份世俗工作以养家活口。作为耶和华见证人 的传道员，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找到一份出口部主管的工作。我大约在这间公司工作了九年，而洛可儿也毕业了，于是我们决定响应组织的呼吁，迁到更需要王国传道员的地区。

为了衡量能否移居挪威，我向职业介绍所查询找工作的可能性，但回复却不甚乐观。一个55岁的中年人要找新工作，谈何容易。尽管这样，我还是联络了挪威的奥斯陆分部，然后在德勒巴克镇附近租了一个房子，相信一定会找到工作的。事情果然是这样。我在挪威服务的时光，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跟会众大伙儿北上传道，到偏远的地区工作。我们在当地的乡间租了小屋，每天在巍峨的山岭下，探访散落各处的农庄。教导友善的村民认识上帝的王国，实在是赏心乐事。我们分发了不少书刊，可是续访就要待下一年了。然而，当地的居民并没有忘记我们！埃丝特和洛可儿仍然记得，我们续访那地的居民时，就像跟家人久别重逢一样，热烈地互相拥抱。我们在挪威住了三年，就返回丹麦。

喜乐的家庭生活

后来，洛可儿跟尼尔斯·赫耶尔订婚，他是一个热心的全时传道员。婚后，他们继续全时的先驱工作，直到有了孩子为止。尼尔斯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爸爸，十分关注家人的福利。一天黎明时分，他带着儿子骑脚踏车到海滩看日出。邻居问孩子他们在海滩做什么，孩子回答说：“我们向耶和华祷告。”

几年后，我和埃丝特看着我们两个最大的孙儿本杰明和纳贾受浸。当时，尼尔斯突然走到我面前，一本正经地对着我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哭的。”然而，我们却随即相拥哭起来。有这个女婿好，既能一同欢乐，又能一同哭泣！

仍需不断调整

后来，我和埃丝特被召回丹麦分部，另一个服务机会又为我打开。那时，组织正打算在霍尔拜克兴建一个更大的分部办事处，筹备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我有幸参与其事，督导建筑工程的进行。所有工人都是志愿工作的，没有人收过一分一毫。1982年底正值严冬，工程基本上完成了。我们满心喜乐，迁进这所又宽敞又设备优良的办公大楼工作！

我在分部的办公室工作，埃丝特则负责接听电话。 分部的工作令我深感满足。这期间，埃丝特动了一次臀部复位手术，一年半后又动了胆囊手术。分部的同工待我们十分仁慈体贴。可是，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还是觉得离开分部较好。我们搬往女儿一家所属的会众地区居住。

现在，埃丝特的身体不是很好。但说心里话，我们结伴工作了大半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埃丝特都一直忠贞地支持着我，确实是我的最佳伙伴。我和埃丝特的健康虽然大不如前，但仍坚持作适度的传道。回顾一生，我想起诗篇执笔者的话，很有同感。他说：“上帝啊，我自幼就蒙你教导”。（诗篇71:17）

［脚注］

［第24页的图片］

1949年，在兴建中的德国分部，卸下一批书刊

［第25页的图片］

我的基督徒同工，有些曾经历集中营的考验

［第26页的图片］

我和埃丝特的近照；1955年10月在伯尔尼伯特利结婚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