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自幼就蒙耶和华教导

理查德·亚伯拉罕森自述

诗篇71:17说：“上帝啊，我自幼就蒙你教导，至今我仍不断讲论你奇妙的作为。”这番话对我意义重大，现在让我来细说因由。

我妈妈叫范妮·亚伯拉罕森。 她在1924年认识了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那时我才一岁。妈妈一学到圣经真理，就跑去告诉邻人。她也教导哥哥、姊姊和我学习圣经。我还没识字，已能背诵许多谈及上帝王国的经文。

美国俄勒冈州的拉格兰德镇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镇上的圣经研究者小组，成员只有几个妇女和一些孩子。虽然我们跟其他小组相距很远，负责探访各小组的弟兄每年都探访我们一两次。这些弟兄除了发表激励人心的圣经演讲之外，还跟我们一起挨家逐户向人传道。他们也很关心我们小孩子。这些亲爱的弟兄包括希尔德·图詹、吉恩·奥雷尔和约翰·布夫。

1931年，圣经研究者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举行大会，采纳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当时我们的小组没有人能出席这个大会。但所有未能出席哥伦布大会的会众（当时叫连）和偏远的小组, 都可以各自在八月聚集起来，通过决议采纳这个新名字。 我们在拉格兰德镇的小组也采纳了这个决议。1933年，耶和华见证人分发《危机》小册，这是我头一次默记传道介绍词，单独挨家逐户向人传道。

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工作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反对。为了抵消这股阻力，弟兄把几个连编成一个分队，这样既方便举行小规模的大会，也方便执行每年一两次的特别传道任务（当时叫分队运动）。在这些大会里，弟兄指导我们怎样传道，并示范一旦受到警察干预，怎样应对才是适当得体。耶和华见证人经常遭警方盘问，或被拉上法庭，为了帮助我们应付这些情势，我们根据一份叫审判程序的指引练习怎样回答反对的人。

学习圣经的初期

我越赏识学到的圣经知识，就越珍视圣经提出的希望：在上帝王国治下的地上乐园里享永生。在那些日子，如果一个人怀着希望到天上去跟基督一同统治，组织才会大力鼓励他受浸。（启示录5:10；14:1,3）不过，弟兄告诉我，要是我立定心意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受浸是再适当不过的。于是我在1933年8月受了浸。

我12岁那一年，老师认为我在公开演说方面做得不错，于是游说妈妈让我接受更多训练。妈妈觉得，这种演说训练也许能帮助我扩大对耶和华的服务，所以愿替老师洗熨衣服一年，作为我的学费。这个训练对我执行传道职务确实大有帮助。14岁的时候，我患了风湿热，有一年多时间不能上学去。

1939年，一位全时传道员来到我们这里，他叫沃伦·韩素尔。 *在属灵方面，他是老大哥，经常带着我整天在外面传道。不久，沃伦鼓励我参加短暂的全时传道工作，当时叫假期先驱。那年夏天，我们的小组成为一个连。沃伦是我们的连务仆人，我被委任作《守望台》研究班主持人。后来沃伦奉派到纽约布鲁克林耶和华见证人总部服务，我就作了连务仆人。

全时传道

作连务仆人要肩负较大的责任，但却强化了我加入全时服务的决心。我完成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后，就开始全时传道工作，当时我17岁。虽然爸爸对宗教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但是他很顾家，而且道德高尚。他希望我上大学，不过他也说过，只要我 有能力自立，能够自食其力，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1940年9月1日，我正式投入先驱工作。

我离家之前，  妈妈要我读出箴言3:5,6：“你要全心信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留意他，他必修直你的路。”时刻仰赖耶和华确使我一生得益不浅。

不久，我跟乔·哈特和他妻子玛格丽特一起在华盛顿州中北部传道。这是个多样化的地区，既有牧牛场、牧羊场，也有美洲印第安人聚居地，还有许多小市镇和小村庄。1941年春季，我被委任在华盛顿州的韦纳奇作连务仆人。

有一次，我们在华盛顿州沃拉沃拉举行大会，我负责招待、欢迎进入会场的人。我看见一个年轻弟兄无法启动音响系统，于是建议跟他调换工作岗位，由他招待与会者，我负责照料音响。可是区域仆人艾伯特·霍夫曼回来时，发现我离开岗位，就笑着告诉我，紧守工作岗位是很重要的，除非另有安排，否则不该擅自离开岗位。从那时起，我把这个劝告紧记在心。

1941年8月，耶和华见证人计划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大会。哈特夫妇在自己的小型货运汽车后面加一个篷儿，然后放了一些木凳子。我们九个先驱就坐这辆货车到圣路易去。全程要走2400公里，来回需时两个星期。在大会里，警察估计出席人数高达11万5000，但实际出席人数可能没有那么多。当时美国只有6万5000名耶和华见证人，因此出席大会的人数肯定高出这个数目。这个大会确在属灵方面振奋人心，叫人鼓舞。

到伯特利服务

回到韦纳奇之后，我收到总部来信， 吩咐我到布鲁克林伯特利报到。1941年10月27日，我抵达布鲁克林的伯特利。弟兄把我带到当时的工厂监督内森·诺尔的办公室。诺尔弟兄仁慈地向我说明伯特利的运作，并强调想在伯特利快快乐乐地生活，就得时刻跟耶和华保持亲密的关系。之后，我被派到装运部工作，负责把准备付运的书一箱一箱地捆起来。

约瑟夫·卢述福弟兄一直督导全球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1942年1月8日，卢述福弟兄逝世。五天后，董事会的成员推选了诺尔弟兄作社长。守望台社的司库秘书范安伯 向伯特利家庭宣布这个消息说：“我仍然记得罗素死后，卢述福继任社长。主指引他，工作进展迅速。我深信在内森·诺尔社长领导下，工作会继续扩展，因为这是主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

1942年2月，组织宣布设立一个传道高级课程，帮助伯特利成员改善考查、组织和发表圣经资料的能力。由于我少年时候受过公开演说的训练，所以进步特别快。

不久，我被派到传道部服务，这个部门照料美国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工作。该年稍后，组织决定重新安排弟兄探访耶和华见证人各群会众，后来这些探访会众的弟兄叫做弟兄的仆人，今天称为分区监督。1942年夏天，伯特利安排了一个训练班，培训弟兄探访会众，我也有机会接受训练。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位导师诺尔弟兄的话：“不要取悦人，因为取悦人的，到头来谁也不讨好。要取悦耶和华，这样你就能取悦所有爱戴耶和华的人。”

探访会众的工作在1942年10月落实。伯特利派出弟兄在某些周末探访纽约市400公里内的会众。这些弟兄除了查阅会众的传道记录和聚会人数，还会跟照料会众的弟兄开会，向会众发表一两个演讲，并跟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一起传道。

1944年，传道部派出一些弟兄探访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各群会众，为期六个月。我是这些弟兄当中的一个。我用了几个月探访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的会众。回到伯特利后，有些时间我在诺尔弟兄和他的秘书米尔顿·韩素尔弟兄的办公室工作，所以有机会知道世界各地的传道情况。有些时间我也在司库办公室工作，跟范安伯弟兄和他的助手格兰特·苏特弟兄共事。1946年，我被委任作伯特利不同部门的监督。

重大转变

1945年，我探访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会众时，结识了朱莉亚·查瑞斯卡斯。1947年中，我们考虑结婚。我热爱在伯特利服务，可惜当时没有安排让打算结婚的伯特利成员继续在伯特利服务。因此1948年1月，我离开伯特利，跟朱莉亚结为夫妇。我在普罗维登斯一家超级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间较短的差事，就和朱莉亚一起做先驱。

1949年9月，我奉派在威斯康星州西北部从事分区探访。对朱莉亚和我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威斯康星州西北部大部分是小市镇和郊区牧场。这里的冬天又长又冷，气温连续几星期徘徊在摄氏零下20度以下，而且大雪纷飞。我们没有汽车，但每次总有弟兄姊妹用车子把我们送到下一群要探访的会众去。

我的分区探访工作开始不久，当地就举行了一个分区大会。我记得当时自己很认真地检视各部门的运作，务求大小事情都照料妥当。有些弟兄因此紧张起来。区域监督尼古拉斯·科瓦拉克仁慈地告诉我，当地弟兄习惯了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不用过度留意细节。这个忠告对我日后处理其他任务都大有帮助。

 1950年，我们在纽约市杨基运动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大会。我接获一个临时任务，就是安排大会代表的住宿。从开始到结束，这个大会都叫人大感振奋。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67个国家，最高出席人数是12万3707。大会结束后，我和朱莉亚继续探访各群会众。我们很喜欢分区探访工作。可是，我们觉得仍可以多做一点。因此每年，我们都填表申请加入伯特利，又申请接受海外传道工作训练。1952年，我们获邀参加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20届训练班，受训成为海外传道员。

在海外服务

我们在1953年毕业，被派到英国南部从事区域探访工作。我们从探访工作得到很大喜乐，但很意外地，不到一年被调派到丹麦去。丹麦分部急需弟兄负起督导职责。既然我在不远的英国，而且曾在布鲁克林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组织就派我到丹麦去。我们坐船到荷兰，然后再坐火车到丹麦的哥本哈根。1954年8月9日，我们抵达丹麦。

在丹麦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难题是，有几个负督导职责的弟兄不肯听从布鲁克林总部的指引。此外，当地四个丹麦语翻译员中有三个离开了伯特利，后来还停止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但耶和华垂听了我们 的祷告。约恩·拉森和妻子安娜都是先驱，做过一点翻译，能够扩大服务，全时参与这件工作。因此我们的杂志得以继续译成丹麦语，而且没有一期脱刊。目前，拉森夫妇仍在丹麦分部服务，约恩是分部委员会的统筹者。

在那些日子，诺尔弟兄不时探访分部，使我们大受鼓励。诺尔弟兄拨出时间跟我们交谈， 又讲述一些经历，让我们看出可以怎样处理某些难题。他在1955年探访丹麦后，组织批准分部兴建一栋新大楼，附设印刷厂，印制丹麦语杂志。我们在哥本哈根以北的郊区找到一块地。到了1957年的夏天，我们搬进一座新盖成的大楼。哈里·约翰逊和妻子卡琳是基列学校第26届毕业生，刚抵达丹麦不久，就帮忙安装印刷机，并使这些机器投入生产。

我们改进了在丹麦举行大规模大会的组织安排。我以往在美国筹办大会的经验，现在可大派用场了。1961年，我们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大会，代表来自30个国家。最高出席人数是3万3513。1969年，我们举行了斯堪的纳维亚最大型的大会，最高出席人数是4万2073！

1963年，我应邀参加基列学校第38届训练班。这是个重新编定的课程，是特别为了训练分部人员而设，为期十个月。能够跟布鲁克林的伯特利家庭重聚，并跟资深的弟兄学习，是多大的乐事。

训练课程完毕，我回到丹麦去，继续照料分部的工作。此外，我有殊荣作海外特访监督，探访北欧和西欧的分部办事处，鼓励分部成员，帮助他们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最近，我也到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海外特访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丹麦的弟兄着手寻找地点兴建较大的设施，以容纳不断扩充的翻译和印刷部门。他们在哥本哈根以西60公里找到一块适合的土地。我也跟其他弟兄一起筹划和设计这个新设施。我们夫妇渴望跟伯特利家庭一起搬进这个新的家。可惜，事情发展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

回到布鲁克林

1980年11月，我和朱莉亚获邀到布鲁克林服务。1981年1月，我们抵达布鲁克林的伯特利时已经年近60。我们多年来跟丹麦的弟兄姊妹亲密共事，在这个国家几乎度过了半生，一旦要离开，实在感到依依不舍。但我们没有老是想着丹麦，反之把精神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全力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我们在布鲁克林安顿下来。朱莉亚被派到会计部，所做的工作跟在丹麦分部一样。我则被派到写作部，协助编制出版程序和时限。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布鲁克林 的机制运作正处于交替阶段。我们从使用打字机和热排版转为电脑排版和平版印刷。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对组织程序和人事管理倒有点认识。

不久，我们转为彩色印刷，并使用彩色插图和图片。之后，总部看出有必要加强美术部的组织管理。对于美术，我是门外汉，但可以协助组织方面的工作。因此，我有机会作了美术部的监督九年。

1992年，我被派到中央长老团辖下的出版委员会工作，后来又调派到司库办事处服务。在司库办事处，我继续处理耶和华见证人的财务事宜。

自年轻日子就事奉耶和华

我自年轻日子就尽心事奉耶和华。在过去70年，耶和华运用圣经和组织里乐于助人的弟兄耐心教导我。我从事全时服务逾63年，有55年以上是跟爱妻朱莉亚一起服务。我充分体验到耶和华的丰盛赏赐。

1940年，我加入先驱工作时，爸爸取笑我的决定说：“德儿，现在你离开我们去做这份工作，不要以为日后可以跑回来倚靠我。”这么多年来，耶和华慷慨地供给我的一切需要。有些时候，帮助来自基督徒同工，所以我从来都不用爸爸接济。后来，爸爸也赏识我们的工作，而且愿意学习圣经。爸爸在1972年逝世，之前已在属灵方面有若干进步。妈妈怀有属天希望，她一直忠心事奉耶和华，直至1985年去世为止，当时她已102岁。

虽然从事全时服务期间也有难题发生，我和朱莉亚却从没想过离开工作岗位。耶和华也时刻扶持我们，坚定我们的决心。在父母年事日高需要帮助时，我的姊姊维多利亚·马琳主动照顾他们。我们很感激她。要不是得到她的帮助，我们就无法继续全时服务了。

无论我被派执行什么任务，朱莉亚总是全力支持我，而且把这件事看作履行献身给耶和华的义务。现在即使我已80岁，正面对若干健康难题，我仍感受到耶和华所赐的厚福。诗篇执笔者的话给我很大鼓舞，他宣告自己自幼就蒙耶和华教导，然后恳求上帝说：“上帝啊，即使我年老发白，求你也不要离开我，好等我向下一代人讲论你臂膀的力量，向后世的所有人传扬你的大能。”（诗篇71:17,18）

［脚注］

［第20页的图片］

1940年，我开始先驱工作时跟妈妈合摄

［第21页的图片］

跟先驱同伴乔·哈特和他妻子玛格丽特合摄

［第23页的图片］

我和朱莉亚在1948年1月的结婚照

［第23页的图片］

1953年，跟基列同学合摄。左起：唐·沃德和他妻子弗吉尼亚、海特勒伊达·斯特赫恩哈、朱莉亚和我

［第23页的图片］

1961年，跟弗德烈克·法兰兹和内森·诺尔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第25页的图片］

我跟朱莉亚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