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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孤找到了慈父

遗孤找到了慈父

人物生平

遗孤找到了慈父

季米特里斯·西迪奥洛斯自述

“拿枪开火!”军官大喊,用力把步枪戳到我面前。我平静地拒绝了。军官就向我的肩膀上方连开几枪,噼里啪啦,旁观的士兵都慌张起来。看来,我的死期到了。幸好我大难不死。然而,这并不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的生命危险。

我父母是希腊人,住在土耳其的开塞利省附近的卡帕多西亚。显然,在1世纪,有些卡帕多西亚人成为了基督徒。(使徒行传2:9)到了20世纪初,情况却大为改观。

初为难民,后成孤儿

我出生于1922年。几个月后,由于种族冲突,我们一家被迫逃难到希腊。父母惊惶失措,除了我这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就什么也没带走。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希腊北部兹拉马附近一个村子基里亚。

我4岁那年,在弟弟出生后不久,爸爸就去世了。那时爸爸才27岁,是悲惨的岁月和困苦的生活拖垮了他。妈妈尝尽艰辛,不久也去世了。我和弟弟无依无靠,于是被送进孤儿院,后来辗转于多个孤儿院之间。我12岁那年,终于在塞萨洛尼基的一个孤儿院安顿下来,受训当一名技工。

我在孤儿院冷冰冰的围墙内渐渐长大,不禁感到困惑,为什么有些人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和不平。我问自己,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惨事发生。我上宗教课时,老师说上帝是全能的,却没有提出合理的论据,解释世上罪恶猖獗的原因。人们常说希腊正教是最好的宗教,我却有疑问:“如果正教是最好的宗教,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信奉正教?”老师无法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然而,我们的老师深深尊重圣经,并向我们再三强调这是一本神圣的书。孤儿院的院长也同样非常尊重圣经,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肯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向他问个究竟,他告诉我,他曾经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过圣经。这个宗教我以往从没听说过。

我毕业后离开了塞萨洛尼基的孤儿院,那时我才17岁。后来,二次大战爆发,希腊被纳粹占领了。许多人倒在街头,濒临饿死的边缘。为了活命,我逃难到乡下做工,挣取微薄工资。

研读圣经,找到答案

1945年4月,我回到塞萨洛尼基。一个姐姐来探访我,她名叫帕斯卡利娅,是我童年时在多个孤儿院跟我一起长大的友好之一。她告诉我,她的弟弟失踪了,问我知不知道他的下落。谈话间,她说自己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提到上帝关心世人。

我愤愤不平,向她大发怨言。为什么我自小就吃尽苦头?为什么我会沦为孤儿?我们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他在哪里?她回答说:“你真的认为这都是上帝的错吗?”她运用圣经向我表明上帝并没有使人受苦。她帮助我看出造物主深爱人类,而且不久就会拨乱反正。她还运用一些经文,例如以赛亚书35:5-7和启示录21:3,4,向我表明不久战争、流血冲突、疾病和死亡都会过去,忠于上帝的人会永远在地上享受生命。

找到家人,得到扶持

后来,我得知帕斯卡利娅的弟弟在一次游击战中丧生了。我到她的家去安慰她家人,他们倒反过来用圣经安慰我。之后,我又回去听他们讲解令人安慰的圣经信息。不久,我就跟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小组密切来往,一起暗地里研读圣经、崇拜上帝。尽管耶和华见证人受到禁制,我还是决定继续跟他们来往。

在这个谦卑的基督徒群体中,我感受到温暖友爱的家庭气氛,这是我自小就失去的。他们在属灵方面扶持我,帮助我,这是我极其需要的。在他们当中,我找到了体贴无私的朋友,他们甘心乐意地帮助我,安慰我。(哥林多后书7:5-7)更重要的是,他们帮助我亲近耶和华,这时我已经把耶和华视为我天上的慈父。他的怜悯,他对人的爱和密切的关注,都深深触动了我。(诗篇23:1-6)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庭,找到了一位慈爱的父亲!我的心弦被拨动了。不久,我就献身给耶和华,在1945年9月受了浸。

由于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我不但增加了知识,也增强了信心。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当中一些人常常要从村庄步行6.5公里到聚会的地方,去参加难以忘怀的属灵讨论。1945年年底,我一知道自己有机会参与全时传福音的工作,就加入先驱的行列。与耶和华缔结牢不可破的关系至为重要,因为我的信心和忠义不久就受到严峻的考验了。

遭遇反对,更加坚强

警察经常持枪突击搜查我们聚会的地方。由于希腊爆发内战,全国实行戒严。敌对派系之间互相仇杀。教士趁机说服当局相信我们是共产党,借他们的手迫害我们。

有两年的时间,我和两位先驱弟兄多次被捕,有六次被判监禁,刑期长达四个月。但因为监狱里已经满是政治犯,所以我们就获释了。我们利用这意想不到的自由继续传道,但不久我们又被捕了——在同一个星期里三次被捕。我们知道有许多弟兄已经被放逐到荒岛。我有没有坚强的信心去面对这样的考验呢?

在缓刑期间,情况极其艰难,我每天都要到警察局报到。为了监视我,当局把我遣送到塞萨洛尼基附近一个名叫埃武莫斯的村子,那里有一个警察局。我在警察局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走街串巷,为人打磨铜制的厨具。我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做先驱的时候,这份活儿使我接触到许多住户,同时又不会引起警察的怀疑。结果,一些人听到好消息并有良好的反应。其中有超过十个人最后献身给耶和华而崇拜他。

十年监禁,八个监狱

我一直受警察的监视,直到1949年年底。后来,我回到塞萨洛尼基,迫不及待地投入全时传道工作。1950年,我以为考验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我被征召入伍。我决心不“学习战事”,因为我要坚守基督徒的中立立场。(以赛亚书2:4)于是我被关进了希腊几个最臭名昭著的监狱,开始了痛苦、漫长的囚禁生涯。

兹拉马是第一站。在我被监禁的第一个星期,新入伍的士兵开始练习打靶。一天,我被带到射击场。一个军官把一支步枪戳在我面前,命令我开火。我拒绝了,他就向我开火。其他的军官见我不妥协,就开始野蛮地对我拳打脚踢。他们点燃香烟,在我的掌心往下压,直至香烟熄灭为止。后来,他们又把我单独监禁三天。被烟头灼烧的伤口疼痛难当,疤痕在手上留了许多年。

上军事法庭之前,我被转到克里特的伊拉克利翁的一个军营。在那里,他们一心要我屈服,就狠狠地打我。由于担心自己会妥协,我热切地祷告,请求天父强化我。我想起耶利米书1:19的经文:“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的“平安”抚慰人心,使我内心安宁。我明白,全心信赖耶和华是明智之举。(腓立比书4:6,7;箴言3:5

在接着的审讯中,我被判终生监禁。耶和华见证人被视为最顽劣的“国家敌人”。我被解到克里特首府干尼亚外的伊塞迪监狱服刑。在那里,我被单独监禁。伊塞迪是一座古城堡,我的牢房满是老鼠。我总是用一条又旧又破的毛毯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 这样, 老鼠爬满我全身的时候就不会直接接触到我的身体。我得了肺炎, 变得非常虚弱。医生说我必须到户外晒太阳,于是我可以和许多囚犯在院子里谈话。但我的情况恶化了,肺部严重出血,后来我被转到伊拉克利翁医院。

再一次,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属灵家庭的基督徒同工向我伸出援手。(歌罗西书4:11)在伊拉克利翁的弟兄经常来看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书刊向感兴趣的人作见证。他们就带来了一个有暗格的手提箱,我可以把书刊安全地藏在里面。我在那几个监狱期间,至少帮助了六个囚犯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令我多么高兴!

这时,内战结束了,我的刑期减为十年。我在雷西姆农、 让蒂-库莱和卡萨德的监狱渡过了余下的刑期。在八个监狱中渡过了差不多十年之后,我获释了。我回到了塞萨洛尼基,回到了亲爱的基督徒弟兄们温暖的怀抱里。

弟兄扶持,灵性健壮

这时,希腊的耶和华见证人可以自由地崇拜耶和华了。我立即把握时机恢复全时的传道工作。不久,另一项福分临到我身上,我结识了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姊妹卡蒂娜,她深爱耶和华,热心传道。我们在1959年10月结婚。由于女儿阿加佩的诞生,加上自己有了基督徒的家庭,我自幼失去双亲的创伤得到进一步的治愈。最值得高兴的是,我们一家人可以在慈爱的天父耶和华的悉心照顾下心满意足地事奉他。(诗篇5:11

后来由于经济拮据,我不得不停止先驱工作,但我支持妻子继续她的全时服务。1969年是我基督徒生活的里程碑。那一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纽伦堡举行国际大会。为了参加大会,我申请护照。两个月过去了,我却还没有领到护照。妻子去警察局查问,一位警官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说:“你想帮这个人索取护照,让他去德国,唆使人改变信仰吗?休想!他是个危险人物。”

凭着耶和华的帮助,以及一些弟兄的协助,我取得了团体护照,得以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数创下高峰,超过15万人。我清楚看出耶和华的灵正指引着这个属灵的国际大家庭,使大家同心同德。之后,我更加珍惜基督徒弟兄的宝贵情谊。

1977年,我至爱的妻子兼忠贞的伴侣去世了。我竭尽所能根据圣经原则把女儿抚养成人。但是, 我并非孤立无援,我的属灵大家庭再次伸出援手。弟兄姊妹帮助我渡过这段艰苦的时期,他们的支持我感激不尽。为了帮助我照顾女儿,他们有些人甚至搬到我家暂住。我永不会忘记他们舍己为人的爱心。(约翰福音13:34,35

阿加佩长大后嫁给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的弟兄。他们有四个孩子,都持守真理。这几年,我曾几次中风,健康也差了许多。女儿和她一家悉心照顾我。尽管健康不佳,我仍然感到喜乐。我记得以前塞萨洛尼基全境只有大约一百个弟兄,在私人家里秘密地举行聚会,现在已有差不多五千个热心的传道员。(以赛亚书60:22)在大会里,有些年轻弟兄上前来问我:“您记得以前曾经带杂志给我家吗?”做父母的也许没有看这些杂志,他们的孩子却看了,还有了属灵的进步!

当我目睹耶和华的组织不断扩展,我觉得自己忍受了一切考验都是值得的。我常常告诉孙儿孙女和其他年轻人,要在年少的日子把天父谨记在心,他永不会撇弃他们。(传道书12:1)耶和华履行了承诺,做了我这个“孤儿的父亲”。(诗篇68:5)尽管我从小就是个遗孤,我却最终找到了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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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兹拉马监狱当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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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和卡蒂娜在结婚当天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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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年底,在塞萨洛尼基附近的森林举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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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跟女儿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