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成为海外传道员而蒙耶和华大大赐福
人物生平
渴望成为海外传道员而蒙耶和华大大赐福
希拉·温菲尔德·达孔塞桑自述
一个在非洲服务的海外传道员有一次回国探亲时告诉我们，在她传道的地区，每个人都请她进屋，认真聆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我心想：“要是我在这样的地区工作该有多好！”那次谈话使当时只有13岁的我心里萌生了想成为海外传道员的愿望。
不过，在此之前很久我家就开始学习关于耶和华的真理。我们住在英国大伦敦之外的赫默尔亨普斯特德。1939年的一天早晨，两个衣着整齐的年轻人上门探访。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我在前一年才出生，所以不记得这次探访。妈妈为了把他们打发走，就告诉他们爸爸也许会有兴趣，但他晚上9点才能回家。当天晚上，两个年轻人又来了，妈妈惊讶不已。父亲亨利·温菲尔德确定他们对政治和国家事务的立场后，就邀请他们进屋并同意学习圣经。他进步很快，不久就受了浸。几年后，母亲凯瑟琳也开始学习圣经。她在1946年受浸。
1948年，我开始经常参与宣扬好消息的工作。我觉得自己需要一只手表，好准确报告传道时间。那时，我们小孩子要是举止规矩有礼，每周六就能得到一枚六便士的硬币，作为零用钱。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把所得的钱攒起来，用来买当时最便宜的手表。二弟雷伊总是要爸爸给他两枚三便士币，而不是一枚六便士币。有一天他非要两枚硬币不可，爸爸生气了。雷伊哭了，说他需要两枚三便士币，因为他跟耶和华之间有个秘密。最后，雷伊解释说：“一枚三便士币是要放在捐款箱里，另一枚是给我的。”妈妈高兴地哭了，爸爸赶快找出零钱。我从这件事学到，资助王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爸爸筹划搬到需要更多王国宣扬者的地方。1949年，他卖掉农场、沙子和采砂砾的矿坑，开始做先驱，全时为耶和华服务。我在1950年9月24日受浸，象征献身给耶和华。从那时起，每年暑假，我都做假期先驱（即现在的辅助先驱），每月用100小时传道。但这只是个开始，不久我心里产生了强烈愿望，想为推广正确崇拜做更多贡献。
渴望成为海外传道员
1951年，爸爸奉派到北德文的比迪福德服务。我们到那儿后不久，文章起头提到的那个在非洲服务的海外传道员探访我们的会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成为海外传道员，这个愿望影响了我的所有决定。学校的老师知道我的目标后，尽一切所能劝阻我，希望我追求世俗事业。但在毕业那天，我去教师室感谢并告别老师时，一个老师说：“你是唯一真正有人生目标的学生。祝贺你！我们希望你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立刻找了一份兼职，然后在1955年12月1日开始做正规先驱。后来，妈妈和两个弟弟也成为先驱，这样有几年的时间，我们一家人都从事全时服务。
奉派到爱尔兰服务
一年以后，我奉派到爱尔兰服务。这使我成为海外传道员的目标迈进了一步。1957年2月，我跟另外两个年轻先驱琼·内皮尔和贝丽尔·巴克一起，抵达南爱尔兰的科克。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大力反对，我们在爱尔兰传道很不容易。我们学会当探访公寓楼或住宅区时，先找出撤离的路径，以确保必要时能迅速离去。我们通常把自行车藏在远处，但还是经常有人找到它们，割破车胎或把气放掉。
一次，贝丽尔和我探访一个大住宅区的居民，一群儿童开始高声辱骂我们，并朝我们掷石头。于是我们进了一家售卖牛奶的商店，这家商店毗邻一家人的房子。一群暴民开始在外面聚集起来。贝丽尔喜欢喝牛奶，于是她用很慢的速度喝了两三杯牛奶，希望人群散去。但他们并没有散去。后来，一个年轻教士进了商店。他以为我们是游客，就说愿意给我们做导游。不过，他先带我们进了房子的另一个房间。他给一名垂死的老年男子举行临终礼，我们静静地坐在一旁。随后我们跟教士一起离开房子。暴民见我们跟教士交谈，就散去了。
到基列学校受训
1958年，“上帝的旨意”国际大会在纽约举行。爸爸打算去，我也想去，却没有钱。后来，祖母突然意外去世，留给我100英镑。前往大会的往返旅费是96英镑，于是我马上订了机票。
不久之后，耶和华见证人英国分部办事处的一名代表探访我们，鼓励所有参加大会的特别先驱，申请到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成为海外传道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弟兄给每个人一份申请表，却没有给我，因为我太年轻了。我请求他给我一份，并解释说我已经离开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在从事海外传道工作。弟兄见我决心坚定，就把申请表给我。我热切祷告，希望申请获得批准。总部的回复很快就来了，我获准到基列学校受训。
我跟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81个先驱一道，成为基列学校的第33届学生，真是欣喜万分。五个月的课程过得飞快，在行将结束时，内森·诺尔弟兄发表了一个四小时的演讲激励我们。他鼓励那些能保持独身的人过独身生活。（哥林多前书7:37,38）但对我们日后想结婚的人，他建议我们列出自己对未来配偶的条件，这样，要是遇上一个可能的结婚对象，就可以根据自己列出的条件看看这人是否合适。
我列出的未来丈夫的条件包括：他必须也是海外传道员，并深爱耶和华；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比我多；为了继续从事全时服务，愿意在哈米吉多顿之前不生孩子；会说流利的英语；比我年长。当时我准备去遥远的异地服务，而且年纪只有20岁，列出这些条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远赴巴西
1959年8月2日星期日，我们毕业了，获知自己受委派到什么地区工作。韦哈努谢·阿奇吉恩、萨拉·格雷科、雷伊·哈特菲尔德和妻子英格、索尼娅·斯普林盖特、多琳·海因斯和我被派往巴西。我们感到兴奋不已。我想象要去一个有森林、蛇、橡胶树和印第安土著的地方。然而，抵达巴西后，我见到的不是亚马逊雨林，而是当时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一个阳光明媚的现代化城市。这真令我感到意外！
我们面临的首个挑战是学习葡萄牙语。第一个月，我们每天学习11个小时。起初我在里约热内卢市传道，并住在耶和华见证人的分部办事处。过了一段时间，我被派往位于圣保罗州的皮拉西卡巴的海外传道员之家，后来又去了位于南里奥格兰德州的阿雷格里港的海外传道员之家。
后来，1963年年初，我奉派到分部的翻译部工作。翻译部监督弗洛里亚诺·伊格·达孔塞桑在我们刚到巴西时教过我们葡萄牙语。他于1944年认识真理，当时巴西只有大约300个耶和华见证人。他是基列学校第22届毕业生。几个月后的一天，达孔塞桑弟兄请我午间休息时留下来，因为他想跟我谈话。我感到不安，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午餐的铃声终于响了，我问达孔塞桑弟兄想跟我说什么。他回答时问我：“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呆住了。我说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就跑去吃午餐了。
弗洛里亚诺不是第一个有意于我的弟兄。不过，到那时为止，没有一个人符合我所列出的择偶条件。我相信，这些条件帮助我不致做错决定。这回情况不同了，弗洛里亚诺符合我所有的条件！因此，我们于1965年5月15日结婚。
应付病痛
我和弗洛里亚诺的婚姻十分幸福，不过我们也得克服不少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弗洛里亚诺的健康不好。我们结婚之前不久，他的健康就开始出现问题，早些年左肺衰退所带来的后遗症开始令他饱受痛苦。由于这缘故，我们离开了伯特利，受委任做特别先驱，到位于里约热内卢州山区的特雷索波利斯市服务。我们希望那里的气候有助于他康复。
此外，1965年12月，我得知母亲患了癌症，病情严重。我跟妈妈经常通信，但我已经七年没有见过她了。于是妈妈为我们支付旅费，让我们回英国看望她。妈妈做了手术，但医生无法把癌病除去。妈妈虽然病得厉害，卧床不起，却仍然渴望参与传道工作。她在卧室里放了一台打字机，好口述信件让人打出来。她也向前来探望她的人作简短的见证。她于1966年11月27日去世，就在去世的那个月还填报了10个小时的传道时间！爸爸继续忠贞地从事先驱工作，直到1979年去世。
妈妈去世后，弗洛里亚诺和我返回巴西，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里约热内卢州服务。起初我们奉派在州首府从事分区探访工作，但这件工作所带来的喜乐并不长久，因为弗洛里亚诺又一次病得厉害。后来我们就返回特雷索波利斯做特别先驱。
1974年，经过多年痛苦的治疗，医生最终摘除了弗洛里亚诺的左肺。那时，他不再能做主持监督和特别先驱，不过还能在医院的探视时间主持圣经研究。他曾用英语教一个退休的美国人鲍勃学习圣经，鲍勃接受真理，后来受了浸。弗洛里亚诺逐渐康复，以后开始做正规先驱直到现在。
传道工作蒙耶和华赐福
这些年来我一直做特别先驱，我的传道工作蒙耶和华大大赐福。在特雷索波利斯，我有殊荣帮助六十多人献身给耶和华。其中一个妇人名叫丘辟拉，我也教她学会认字。后来我教她的八个成年儿女学习圣经。结果，今天丘辟拉及二十多个家人和亲属都热心事奉耶和华。其中一个是长老，三个是助理仆人，两个是先驱。
我学会对人保持积极的看法，相信他们都有可能学习真理。有一次，我教一个名叫阿塞米拉的年轻女子学习圣经时，她的丈夫安东尼奥威胁说要是我不马上离开他们家，他就放两条大狗咬我。此后，我只能偶尔跟阿塞米拉联系。过了大约七年，我才得到安东尼奥的允许，再次跟阿塞米拉学习。但他仍然不许我跟他谈圣经。一个雨天，我邀请安东尼奥加入我们的学习。那时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在于不识字。后来，弗洛里亚诺和其他人教他学习圣经，也教他认字。今天，阿塞米拉和安东尼奥都已受了浸。安东尼奥对会众的帮助很大，时常跟不同的年轻人一起传道。
我们在特雷索波利斯服务了二十多年，有许多难忘的经历，以上不过是其中一二罢了。1988年年初，我们接获新的工作，到尼泰罗伊市服务。在那儿工作了五年以后，我们又搬到圣阿莱舒。随后我们搬到里约热内卢州中部的雅普巴会众，在那儿我们有幸建立了里贝拉会众。
简朴而有意义的生活
这些年来，弗洛里亚诺和我总共帮助了三百多人献身给耶和华。现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分部服务，有些是先驱、长老或助理仆人。耶和华通过圣灵任用我们帮助了这么多人，我多么感激他！（马可福音10:29,30）
弗洛里亚诺虽然要应付严重的健康难题，却依然坚定不移，保持喜乐，对耶和华充满信心。他常常说：“现今人能活得快乐，并不是由于生活没有难题，而是因为能从耶和华得到帮助去应付难题。”（诗篇34:19）
2003年，医生在我的左眼发现癌病。我做了手术，摘除左眼，换上一只假眼。假眼每天都得多次清洗。尽管如此，耶和华一直赐福给我，使我有精力继续以特别先驱的身份为他服务。
在物质方面，我的生活一直很简朴。不过，耶和华赐福于我的传道工作，使我在属灵方面富足。那个在非洲服务的海外传道员姊妹对当地传道工作的描述，用来形容我们在巴西的工作，真是十分恰当。的确，我渴望成为海外传道员，结果蒙耶和华大大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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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人合照，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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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传道，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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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巴西跟海外传道员同伴一起，从左至右：我、英格·哈特菲尔德、多琳·海因斯和索尼娅·斯普林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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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丈夫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