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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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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在匈牙利王國見證工作的歷史上,1991年7月25日是可喜的一天。這天守望台聖經書社所訓練的海外傳道員首次抵達匈牙利,奉派在當地服務。拉斯洛·沙爾克齊連同妻子卡倫於下午1時零3分飛抵布達佩斯南面的費里海吉機場。沙爾克齊弟兄在服事學校畢業後一直在加拿大多倫多服務,現今回到匈牙利。他離開匈牙利已27年有多了。

匈牙利位於歐洲中南部,人口逾1000萬人。居民有超過百分之95是馬扎爾人(匈牙利人)的後代,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名義上的天主教徒。早在一千多年前,天主教已在匈牙利樹立勢力。之後不久,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為匈牙利國王伊什特萬(斯蒂芬)加冕。後來教會更將「[聖母]馬利亞之國」的名號賜予匈牙利。

不過,在匈牙利並非人人都信奉天主教。第一部以匈牙利語出版、在1590年面世的聖經是由一個名叫加什帕爾·卡羅利的基督新教徒翻譯的。這部經過多番修訂的譯本是現今最常用的匈牙利語聖經,其中含有上帝的名字。1868年,當局通過法例,正式承認天主教以外的宗教,還容許人民自行選擇宗教。1989年,匈牙利政府也授予耶和華見證人這種權利,這樣耶和華見證人便可以差派海外傳道員前往匈牙利傳道。不過,當時匈牙利人對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已有相當認識了。

聖經真理在匈牙利傳播開去

拉斯洛和卡倫抵達匈牙利之前九十三年,《錫安的守望台》(1898年5月15日刊)就加拿大的一位弟兄作了以下宣布:「我們想在此向一位親愛的弟兄道別,他將要啟程返回祖國匈牙利,向同胞傳講好消息。他曾在祖國任職教授多年,精通拉丁語、德語和匈牙利語。我們希望主會任用他,找著一些選民而給他們蓋印。」

這位教授的努力顯然產生了成果。五年後,羅素和他的周遊同伴探訪蘇黎世時遇見兩位來自匈牙利的信徒同工。另外,1905年德語版的《錫安的守望台》刊登了幾封來自匈牙利弟兄的信,信中表示有些人正經由德國接獲聖經書刊。

1908年,一個名叫安德勒斯尼·貝內德克的謙卑婦人成為聖經研究者(當時耶和華見證人的名稱),然後回到匈牙利東部的豪伊杜伯瑟爾梅尼市,跟別人分享她從上帝話語獲知的好消息。四年後,又有兩名聖經研究者從美國返回匈牙利。他們是由於聆聽羅素弟兄的公開演說,而獲悉上帝的真理和旨意的。羅素弟兄習慣每逢演講之後,便上前跟一些已多次聆聽他演說的人攀談。他會詢問他們:「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你們屬於什麼國籍?你們會喜歡回到祖國,跟親人分享真理嗎?」

返回匈牙利的兩位聖經研究者分別是卡羅伊·紹博和約瑟夫·基斯。紹博弟兄回到毛羅什-瓦薩爾海伊市(現今已是羅馬尼亞的特爾古-穆列什),當時這個市鎮還是匈牙利的領土。基斯弟兄起先跟紹博弟兄一起在當地分派書刊,後來則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阿巴拉市(現今是斯洛伐克的奧博蘭)。他們的努力產生了成果,紹博弟兄的家人接受了真理,後來還有更多人採取行動擁護真理,加入傳講好消息的行列。

在北美洲說匈牙利語的地區傳道

不少人在北美認識真理之後,便返回匈牙利傳講好消息。貝內德克、紹博、基斯,以及從加拿大回國的教授僅是其中的一小撮人而已。既然有這麼多人返回祖國傳道,由此可見在美洲說匈牙利語的地區,傳道工作進展得不錯。

事實上,1909年8月15日刊的《守望台》提醒弟兄們,在美國「東部和中部的各大城市裡,有成千上萬的居民是讀馬扎爾文的」。社方鼓勵當地的弟兄訂取匈牙利語版的《人民論壇》單張,然後免費分發出去。到翌年年底,弟兄們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已分發了大約3萬8000份單張。後來社方相繼出版的匈牙利語書刊有《聖經的研討》、《創世影劇劇情說明書》、《守望台》、《黃金時代》和以《現今活著的千百萬人會永遠不死》為題的小冊。社方還透過無線電以匈牙利語廣播好消息。1930年,有五家電台廣播社方主辦的27個匈牙利語節目。

應付在匈牙利的重重障礙

1911年,羅素弟兄在歐洲巡迴演說,期間他周遊了至少十個國家。他很想在布達佩斯發表「預言中的猶太復國主義」這個演講。可是,紐約一個極力反對羅素弟兄的猶太教領袖教唆他在奧匈的同袍,設法阻止羅素弟兄發表演說。

後來紹博弟兄寫信給羅素弟兄說:「在匈牙利推行王國工作比在美國困難得多,原因是大多數弟兄姊妹都十分窮困,傳道工作不得不以小得多的規模進行。……目前這裡共有四十二個小班,散布在各州。……5月11和12日,我們舉行了一個規模較小的大會,有大約100人出席……。

「各教派的牧師和教士設法以法律行動制止我們的活動。我們被拉上法庭,至今尚能夠為自己辯護。」

真理傳至首都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布達佩斯有一名清道夫在垃圾堆裡找到一份由聖經研究者發行的單張。單張上印了社方位於毛羅什-瓦薩爾海伊市的地址。他把單張給妻子看,妻子看了大為雀躍,甚感興趣,於是馬上寫信向社方索取更多書刊。社方把書刊寄給她,後來還派人上門探訪她。

結果,當地很快便成立了一個研讀小組。這個婦人(霍瓦特太太)主動開放她的家供小組舉行聚會之用。這個位於蒂薩卡爾曼廣場(現今改名為科塔爾薩薩廣場)的住宅便是聖經研究者在布達佩斯舉行聚會的第一個地方。霍瓦特姊妹在1923年去世後,弟兄們依然在她的樓房裡舉行聚會,而且有一段時間在那裡辦公。

基斯和紹博遭囚禁

憑著耶和華的祝福,加上基斯和紹博弟兄並其他人的熱心,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在首都以外的多個城鎮,包括在匈牙利東部的豪伊杜伯瑟爾梅尼市、包高梅爾公社、包爾毛茲新城公社,以及北部的大維斯尼奧,都成立了研讀小組。除毛羅什-瓦薩爾海伊市外,科洛斯堡市(克盧日)也成立了一個小組;現今這兩個城市均在羅馬尼亞境內。

基斯和紹博弟兄熱心傳道,令教士大感不悅。教士於是教唆政府捉拿兩位弟兄。基斯和紹博弟兄均被判監禁五年。不過,他們在1919年革命期間獲釋出獄,之後便馬上著手恢復各會眾間的聯絡。後來,匈牙利在1920年簽訂了《特里阿農條約》,把大片土地割讓給鄰國。在這種情況下,會眾間的聯絡變得愈加困難。

戰後從克盧日展開活動

大戰後,有更多在美國認識聖經真理的人回到匈牙利,其中兩位是約瑟夫和巴林特·紹什兩兄弟。他們在1918年受浸,然後在1919年返回家鄉,運用社方的刊物展開傳講好消息的工作。耶和華給他們的祝福十分顯而易見。有一群會眾在蒂薩埃斯拉爾鎮成立起來,不久在鄰近的鄉村也有多群會眾成立。

紹什兩兄弟返抵匈牙利的同一年,社方差派雅各·希馬到羅馬尼亞去。他抵達克盧日幾天後,便約見紹博和基斯弟兄,目的是要重組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王國工作。他們找了一個合適的地方作社方的辦事處。在此之後,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的傳道工作均在這個辦事處督導之下進行。

社方無法在克盧日找到足夠地方容納分社的設施,於是在1924年自行興建辦事處和印刷廠。該年年底,《守望台》報導說:「本年社方設於克盧日的印刷廠印製了22萬6075本書,分發了12萬9952本。再者,社方還分發了17萬5000本以兩種語言[羅馬尼亞語和匈牙利語]印製的《守望台》和《黃金時代》雜誌。」

世俗的觀察家對此大感驚訝。《道》這份雜誌指出:「今年[1924年]羅馬尼亞沒有任何印刷廠擁有這些現代化設備。……跟[聖經研究者]相比,我們分發刊物的活動實在微不足道。」

愛心、勇氣及受人仇視

羅馬尼亞的印刷廠還未投入生產之前,王國信息已在匈牙利廣傳開去。1922年,匈牙利有160人聚集起來紀念主耶穌的死亡。同年,在社方督導下,弟兄印製了20萬份「對世界領袖們的挑戰」這份決議。當局允准他們用一天的時間分發決議。政府機關和高官都從郵遞收到這份決議。

在這段時期,捷爾吉·基斯為匈牙利弟兄立下良好榜樣。他身材魁梧,充滿愛心和勇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嚴守中立而被判死刑,後來則改為終生監禁。大戰之後他獲得釋放。他善用餘下的一生,協助建立不少會眾。他還以朝聖者(意即聖經研究者所差派的周遊講員)的身分服務多年。

由於基斯弟兄勇敢無畏,加上工作卓有成效,教士和警方都對他恨之入骨。雖然他多次被捕,受到毒打,警方卻無法把他定罪,因為他熟諳法律,並且能言善辯。弟兄們曾勸他小心點,但他依然周遊全國探訪會眾,竭力強化別人的靈性。他所立的優良榜樣正好跟使徒保羅的話一致:「對所有人溫柔,具備資格教導人,……用溫和的態度教誨不懷好感的人。」——提摩太後書2:24,25

1931年7月20日,在羅馬尼亞邊境的德布勒森,一群欣欣向榮的會眾正期待基斯弟兄到訪,但他始終沒有出現。弟兄相信他已遭仇敵殺害,回到天上的『家鄉』接獲獎賞。——約翰福音14:2

有更多人從美國回鄉

1920年代期間,有很多聖經研究者從美國返回祖國匈牙利,他們都充滿傳福音的精神。這些人包括亞諾什·沃爾高和約瑟夫·托爾迪。沃爾高弟兄最初前往匈牙利東部的豪伊杜索博斯洛市,後來更成為朝聖者。托爾迪則前赴匈牙利北部的大維斯尼奧,在當地熱心地傳福音。

1910年,亞諾什·多貝爾聆聽了羅素弟兄一個演說,從而認識了真理。後來他前往匈牙利的西部,在扎勞法諾克村積極展開傳道工作。很快當地便成立了一個小組。在他的熱心領導下,小組在毗鄰的各城鎮和村落傳道。他常常受到猛烈的反對,以致有時不禁想返回美國。他這樣想的時候,他的妻子會問他:「親愛的,我們究竟為了什麼回到匈牙利?為了傳道,豈不是嗎?」接著他便會冷靜下來。

會眾內外都受到反對

隨著傳講好消息的工作繼續擴大和深化,反對也愈加劇烈。1925年,當局不再允許弟兄分發社方的書刊。為了維持靈糧的供應,社方在克盧日印刷的雜誌需要不時更改名稱,例如《基督教朝聖者》、《福音》等。

教士的反對繼續升級。例如,天主教教士佐爾坦·尼斯托爾編寫了一本題名為《千禧年派還是聖經研究者》的小冊,文中這樣說:「羅素主義比布爾什維克主義害處更大、也更可憎,因為……羅素主義假宗教之名倡導無政府言論,宣稱革命、逼迫教會、壓制或消滅教士乃是天主的旨意。」

各教會時常唆使警方以殘暴的手段對待弟兄。紹博弟兄返回美國時,身上的累累疤痕便是警方行兇的明證。

除了外來的壓迫之外,撒但和邪靈也挑起組織內部的不和。在克盧日,希馬弟兄轉而追求自私的目標,忽視了傳講上帝王國好消息的工作,一心要炫耀自己。結果他在組織裡造成了嚴重分裂。

社方派馬格德堡(德國)辦事處負責指揮匈牙利的工作之後不久,他們差遣拉約什·紹博前往布達佩斯,協助統籌當地的傳道活動和《守望台》的翻譯工作。此後,匈牙利語版的《守望台》便在馬格德堡印刷,且命名為《給相信基督寶血的人的雜誌》。

德國弟兄予以援手

1931年,世界各地的聖經研究者看出,鑑於上帝話語的明確指示,他們以耶和華見證人為名是最適當不過的。(以賽亞書43:10)《王國——世界的希望》和《申明》這兩本小冊都以匈牙利語印行,內容闡釋我們何以採納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名字。與此一致的是,冊子的資料把注意集中在耶和華和他的王國之上。

《1933年鑑》報導:「《王國》小冊面世後,社方特別在匈牙利首都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見證工作。與此同時,有90個德國見證人前往協助;僅在五天之內,見證人便分發了大約12萬5000本《王國》小冊和20萬份單張。」

德國的見證人很多時都給予匈牙利弟兄援手,分發《王國》小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希特勒上台後掀起了逼迫耶和華見證人的浪潮,不少弟兄被迫離開德國,有些來到匈牙利。馬丁·普辛格也在其中。在此之前普辛格弟兄在保加利亞逗留了一年,多年後更成為治理機構的成員。另一個從德國逃到匈牙利的是格特魯德·蒙德。她後來嫁了普辛格弟兄。

格哈德·澤尼格也是個說德語的見證人,當時跟紹博弟兄一起工作。澤尼格弟兄雖然身體並不壯健,卻飽受警方折磨;一個名叫鮑拉日的警官對他特別兇惡。海因里希·德韋格爾是德國分社直接差派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的弟兄至今還十分懷念他。他為人和藹可親,善於提出成熟的勸告;他曾給匈牙利的弟兄很大幫助。德國的先驅給他起了個別名——「先驅之父」,因為他十分愛護關懷他們。

這時法西斯主義正席捲匈牙利。德國的弟兄被迫離開匈牙利,匈牙利的弟兄則遭受更大的迫害。很多弟兄被警察毆打到遍體鱗傷,跟著被判長期徒刑。

聚會得審慎

1930年代末期,我們只可以在暗中舉行人數不多的聚會。每群會眾往往僅有一本《守望台》雜誌,供弟兄們輪流傳閱。

住在蒂薩鐵堡鎮的費倫茨·納吉回憶說:「當時的《守望台》研究班跟今天的大不相同。參加聚會的人全都抵達之後,弟兄便會關上門。有時弟兄會花差不多六個鐘頭來討論一篇文章。當時我年約五歲,弟弟則比我少一歲。雖然年少,我們卻很喜歡坐在小椅上,在悠長的聚會期間仔細聆聽。這確實是一種樂趣。我至今還記得從聚會學得的一些含有預表性的事件。我們從父母的教養得益不淺。」

埃泰·凱奇凱梅蒂內現今雖已八十多歲,卻依然在布達佩斯忠心地服務。她還記得在蒂薩考拉德,弟兄們利用中午進膳的時間在田裡舉行聚會。既然他們一起給一個見證人耕墾,然後又在另一個見證人的田裡工作,當局便不能阻止他們舉行聚會了。秋冬時節,姊妹們會一起坐著紡紗,弟兄也加入。警察雖然查問他們,卻不能加以阻止。弟兄如果無法找著這些機會,就會在清晨或深夜找個地方舉行聚會。

宣揚者足智多謀

即使逐戶傳道工作受到禁止,見證人仍以其他方法跟別人分享聖經的真理。當時手提留聲機是新發明,法例還未禁止人使用。弟兄會詢問住戶是否願意停下來聽一個錄好的演講。對方如果同意,弟兄便會播放盧述福弟兄的演講錄音。為了這樣做,弟兄需要把盧述福弟兄的演講翻譯成匈牙利語,然後灌錄成唱片。他們會把手提留聲機跟裝上揚聲器的播音機一併使用。

關於這些措辭有力的聖經演講,後來娶了凱奇凱梅蒂內姊妹的女兒的亞諾什·洛科回憶說:「我很高興曾在沙托勞爾堯烏伊海伊市聽到一個由留聲機播放出來的聖經演講。當中有一句話一直深印在我的心坎裡:『君主政體、民主社會、精英統治、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等,全都會在哈米吉多頓成為過去,之後不久就給人們忘記得一乾二淨。』盧述福弟兄以生動有力的方式闡明的聖經真理,的確令我們驚訝不已。這個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演講,在1945年聽起來就像預言一樣。」

艱苦持續

逼迫持續不斷,而且愈來愈猛烈。一天,一位天主教教士來到布達佩斯的社方辦事處,索取有關見證人的資料。之後,反對者便通過報章,對見證人肆意詆毀。教堂和電台也同時發出警告。在全國各地,見證人慘遭毒打,書籍被沒收。在小瓦爾道,見證人被帶到市政廳,逐一領到房間裡飽受毒打和折磨。《1938年鑑》報導這件事時問道:「人們在星期天舉行『復活節』大遊行。他們在這個復活日慶祝什麼?是慶祝羅馬異端裁判所的復活嗎?」

有些官員不為所動,教士便改用其他策略。《1939年鑑》報導:「見證人時常被惡棍毆打和虐待;行兇者是受人唆使的,而且時常為此獲得酬報。我們發現在有些地方,當地教士給每個惡棍十公斤煙草,作為誣告上帝兒女的酬勞。」

工作遭禁制

安德拉什·鮑爾陶在德國馬格德堡分社辦事處工作了五年,後來轉到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服務。1938年,匈牙利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區和喀爾巴托-烏克蘭,結果鮑爾陶弟兄便驟然身處於匈牙利境內。鮑爾陶弟兄旋即接獲委派,照管社方在匈牙利的事務。當時耶和華見證人在納粹德國已被禁止活動。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他們舉行聚會。接著,匈牙利在1939年12月13日也下令禁止他們活動。

該年,匈牙利設立了兩個拘留營:一個離布達佩斯30公里,另一個則在匈牙利西南部、離南斯拉夫26公里的瑙吉考尼饒鎮。這兩個營很快便住滿了當局所謂的不可靠分子——罪犯、共產黨員和耶和華見證人,全都被控以危害社會的罪名。

與此同時,布達佩斯中央警察局局長成立了一支特警隊,專責查探耶和華見證人的「領導分子」,同時分析這個非法組織的運作方式以及跟外國的聯繫。他們大舉拘捕耶和華見證人,在身心方面加以折磨,然後再把見證人關進監裡。

這一切有使耶和華見證人在匈牙利的活動停頓下來嗎?絕沒有,但在這種情勢下,每個傳道員都得聽從耶穌的勸告:「要像蛇一樣謹慎,像鴿子一樣清白無邪。」(馬太福音10:16)《1940年鑑》舉出一個事例,說明一位先驅姊妹怎樣謹慎行事。她頭上蒙著一條黑色絲巾,肩上也披著一條。她探訪了一些住戶之後,發覺一名住戶帶著兩名憲兵向著她走過來。於是她躲進橫街裡,換上另一種顏色的絲巾,然後不動聲色地迎著兩名憲兵走去。憲兵問她有沒有見到一名披著黑頭巾的婦人,姊妹回答她曾看見一名婦人行色匆匆地向另一個方向走去。憲兵和他們的探子於是急急向前追趕,見證人便悄悄回到家裡。

一位先驅姊妹事後憶述教士怎樣迫使當局拘捕她。有一段時候她受到監視,一個月要兩次往警署報到。但她一離開警署,就騎上腳踏車,到自己的地區去傳道。由於她在見證工作上不屈不撓,當局索性把她囚禁起來,初時關禁五天、接著十天、十五天、三十天,然後兩次囚禁四十天,接著又六十天,兩次一百天,最後更囚禁八年。罪名是什麼?教人聖經。像耶穌基督的使徒一樣,她服從上帝過於服從人。——使徒行傳5:29

由於鮑爾陶弟兄要專心從事翻譯工作,社方在1940年委派前任帶務僕人(環務監督)亞諾什·康拉德負責督導匈牙利的傳道工作。

設立更多拘留營

1940年八月,匈牙利侵佔了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的部分地區。翌年,當地見證人所受的迫害再度加劇。當局在克盧日設立多一個拘留營,數以百計的弟兄姊妹被關進營裡,其中有老有幼。後來,由於營中的見證人拒絕放棄信仰,不願重新信奉以往的宗教,他們慘遭酷刑折磨。這個消息傳到營外的見證人那裡之後,全國各地忠心的見證人都一起為營中的弟兄代禱。不久之後,一次官方調查發覺克盧日拘留營有貪污存在,於是當局把指揮官和大部分守衛調走,有些甚至成為階下囚。弟兄所受的壓迫於是得以減輕,他們都為此感謝耶和華。

與此同時,當局把已婚的見證人囚禁在匈牙利西南面、近瑙吉考尼饒的拘留營內,他們的兒女則由在家的見證人照顧。在所有這些拘留營裡,當局極力迫使耶和華的百姓妥協。見證人只要在文件上簽名,聲明放棄自己的信仰,答允跟耶和華見證人斷絕關係,重新信奉國家所認可的宗教,就可以重獲自由。

1941年6月27日,匈牙利對蘇聯宣戰,情勢變得對當地的耶和華見證人更加不利。由於他們拒絕參軍,這引起了不少訴訟。

區域僕人被捕

專責對付耶和華見證人的特警加緊行動,大舉突擊搜查弟兄的寓所。警方多次傳召康拉德弟兄,突擊搜查他的寓所,更要他一星期兩次到中央警察局報到。

1941年十一月,康拉德弟兄把所有帶務僕人(環務監督)召集起來,說他肯定警方不久就會拘捕他,所以他想指派約瑟夫·克利涅茨,一位帶務僕人,在他入獄之後接替他的工作。

翌月,警方在12月15日拘捕了康拉德弟兄。連續數天警察對他施以酷刑,殘暴的程度簡直無法言喻。他們想迫使他供出帶務僕人和先驅的名單,但始終勞而無功。最後他被押到地方檢察官那裡受審。檢察官僅判他入獄兩個月。但到刑期滿了,他依然沒有獲釋。相反,他被解到小陶爾喬集中營,罪名是對社會構成威脅。

一國兩個區域僕人

與此同時,社方設於瑞士的歐洲中部辦事處在1942年正式委派德奈什·法盧韋紀主持匈牙利的傳道工作。法盧韋紀弟兄性情謙和,熱心維護真理而能夠給弟兄姊妹很大鼓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在特蘭西瓦尼亞當學校教師,並且在統籌羅馬尼亞的王國工作方面作過頗大參與。

不過,康拉德弟兄在被捕前把職責暫時交託給克利涅茨弟兄。社方委派法盧韋紀弟兄接管工作時,克利涅茨弟兄大感不悅。他覺得法盧韋紀弟兄不能勝任這項艱巨的任務。

克利涅茨弟兄一向熱心工作,勇氣十足。他性格剛烈,卻稍欠溫厚。他在外勤工作上的熱心廣為人知,因而深得全國弟兄的愛戴。由於這緣故,弟兄間便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方以法盧韋紀弟兄為社方委任的代表,另一方則支持克利涅茨弟兄的觀點,認為在這麼艱困的情勢下,督導工作應交由性格剛強的弟兄負責。

一些會眾同時有兩位帶務僕人探訪——一位由法盧韋紀弟兄差派,一位由克利涅茨弟兄派遣。很可惜在這種情勢之下,有時兩位帶務僕人不但未能給予弟兄們鼓勵,反而互相爭拗。可想而知,這種情形令忠心的弟兄大感悲痛。

阿拉格的賽馬房

1942年八月,當局決定要粉碎耶和華見證人在匈牙利的組織,於是設立了十個拘留所,把所有見證人,不論男女老幼,都齊集起來。連一些尚未受浸、但卻據知跟耶和華見證人有來往的人,也被帶到那裡。

當局把在布達佩斯和附近地區的見證人解往阿拉格賽馬房。在馬房兩邊,沿著外牆,地面鋪上禾稈,弟兄姊妹晚間便睡在禾稈上。僅是想轉身,也要先得守衛允准。日間他們要一起坐在木製的長椅上,面向牆壁。守衛則在馬房上下巡邏,手持刺刀,監視見證人,不准他們說話。

馬房隔壁有一個面積較小的房間,那裡探員在尤哈斯兩兄弟(伊什特萬和安托爾)指揮下對見證人進行「審查」。他們用各種方法折磨弟兄,有些方法殘酷到難以言喻。

姊妹也不能幸免。探員把一位姊妹的長襪塞進她口裡以制止她叫喊,然後強要她面伏於地,一個探員坐在她背上,抓起她雙腳,另一個探員則狠狠地擊打她的腳底。擊打聲和她的叫喊聲在弟兄們被囚的房間裡也清晰可聞。

阿拉格「法院」

到十一月底,「審查」完畢。該月當局把阿拉格一家餐館內的舞池改為臨時審訊室,由指揮官海因里希·韋特的部下負責審理64宗涉及耶和華見證人的案件。見證人步入審訊室時,目睹書刊、聖經、打字機、留聲機和唱片等物品。這些東西全是警方搜查見證人的寓所時充公的。

案件開審前,檢察官並沒有向任何一個被告查詢,被告也無法跟法庭指派的辯護律師商議。審訊只延續了幾個鐘頭,期間見證人根本很少機會為自己辯護。檢察官問一位姊妹她是否願意使用武器。姊妹答道:「我是女性,所以我不必動用武器。」檢察官繼續追問:「如果你是男性,你會嗎?」她答道:「到那時再說好了!」

後來法官作出宣判。鮑爾陶、法盧韋紀、康拉德三位弟兄被判絞刑。其他弟兄有些被判終生監禁,有些則被判二至十五年監禁。該日下午,見證人被押到在布達佩斯的莫爾吉·布爾瓦軍事監獄。三位被判死刑的弟兄預料自己隨時有被處決的可能,但在他們入獄剛滿一個月之後,律師前來通知他們,他們的刑罰已改為終生監禁。

在其餘九個拘留所,當局也以類似方式審訊見證人。被定罪的弟兄最後都被解往匈牙利北部的瓦茨市監獄。

修女當獄警

一般來說,姊妹都被關進在布達佩斯孔蒂街的防諜監獄。被判三年或以上的則被送進馬里亞諾斯特勞女子監獄。監獄位於鄰近斯洛伐克邊境的鄉村,由修女負責看守。修女對我們姊妹極盡威嚇之能事。以往曾拘留在其他監獄的見證人也被送到這裡來。

誰不服從修女所訂的監獄規條,就會被關進地牢。規條包括參加教堂的禮拜和高喊天主教的口號——「讚美歸於耶穌基督」。無論監犯接獲什麼,她們都必須表示謝意說,「願天主因此報答你。」

當然,忠心的姊妹們並沒有服從這些規條。每次她們拒絕上教堂,就會被囚在地牢裡24個鐘頭;這時姊妹們會說:「願天主因此報答你。」見證人也無法享有一般的權益,例如收取包裹、跟親人通信或接受訪客探望等。只有很少人為了免受更多折磨而妥協。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忠心的姊妹所受的虐待便減輕了。

博爾集中營

1943年夏天,當局把49歲以下的被囚弟兄全部齊集在一個鎮上,命令他們入伍服役。即使再度遭受毒打,弟兄依然不為所動。他們也拒絕穿上軍服。不過,在弟兄當中有九個卻屈膝,發了軍誓,穿上軍服。可是他們的待遇並沒有因此好轉。全部160個囚犯,包括九個變節者在內,都被解往博爾(塞爾維亞)集中營。兩年後,其中一個變節者面色蒼白,渾身戰抖地手持步槍,因為上司要他處決若干犯人,其中一位忠心的見證人竟是他的親兄弟。

不論在途中還是在營裡,弟兄都屢遭虐待。但以一般而言營中的指揮官並不會強迫弟兄做一些違反他們良心的事。有一次,若干士兵對見證人施以酷刑,想迫他們違背良心,事後指揮官為此向見證人道歉。

卡羅伊·奧弗勞弟兄現年七十多歲,至今還忠心地事奉耶和華。他回憶說:「當局曾嘗試迫使我們就範,但我們絕不低頭。有一次,當局要我們用混凝土築炮台。他們指派兩位弟兄執行這件工作。弟兄拒絕聽命,並指出他們之所以被關進監裡,就是為了不願幹任何跟戰爭有關的事的緣故。軍官告訴他們,要是他們不肯幹,就會被處決。士兵把其中一個弟兄帶到山的另一邊,跟著他們聽見一聲槍響。軍官對另一個弟兄說:『你的弟兄已經死了,你大可以再考慮清楚。』

「弟兄回答說:『既然我的弟兄可以為信仰犧牲,我為什麼不能?』軍官於是吩咐士兵把那遭『槍決』的弟兄帶回來,並且拍拍頭一位弟兄的背,說:『這麼勇敢的人配活下去,』然後便放過了他們。」

兩位弟兄知道,他們活著的目的便是要作耶和華的見證人。在博爾集中營裡有幾千個囚犯。見證人向其中許多人作了徹底的見證,詳細談及耶和華和他的王國。在這段艱苦的歲月裡,全國各地的耶和華見證人,不論在獄中、集中營裡還是別的地方,他們都把握機會向人作見證。他們到處都遇到誠心正意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官在內;這些人十分賞識見證人無畏的堅忍。有些官員鼓勵見證人說:「願你們繼續緊守自己的信仰。」

見證人在博爾經歷種種艱苦和危險11個月之後,謠傳游擊隊打算進攻該村。當局於是下令把全部囚犯撤走。撤出之前兩天,見證人獲悉他們必須徒步撤走,於是立即著手製造若干雙輪和四輪的手推車。到撤走那天,他們已有這麼多輛手推車,以致官員、士兵和其他囚犯都不禁瞪目結舌。

上路之前(同行還有3000個猶太囚犯),每位弟兄都接獲700克的麵包和五罐魚。這一點食物根本就不夠。不過,耶和華所供應的卻遠超過軍官所規定的配給。以什麼方法?藉著沿途的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人的慷慨。這些人樂於把自己剩餘的麵包相贈。弟兄們把沿路所得的麵包收集起來,到停下時便大家均分;即使分量不多,人人都會分得一小片。雖然沿途有幾百個囚犯遭德軍處決,耶和華的膀臂卻一直保佑他的見證人。

忠貞再度受到考驗

1944年年尾,蘇聯軍隊逐漸迫近,當局下令將見證人遷往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見證人發覺當地壯丁全都被送上前線,於是挺身協助當地婦女從事粗重的工作。不管在哪裡借宿,弟兄們都把握機會向人作見證。

1945年1月,集中營指揮官吩咐所有有勞動能力的男丁到亞諾什哈佐的市政廳報到。在那裡,一位德國軍官率領他們到村外挖掘戰壕。被指派擔任這項工作的頭六位弟兄拒絕聽命,軍官見狀便馬上下令:「把他們槍斃!」六位弟兄被排成一行,匈牙利士兵手持步槍,準備就緒,餘下的76位弟兄站在一旁觀看。這時一位匈牙利士兵悄悄地對在旁觀望的弟兄說:「上前拋下工具,不然士兵便會槍斃他們了。」弟兄們馬上遵囑而行。德國軍官起先大惑不解,瞪著他們。然後他問道:「他們也不肯幹嗎?」鮑爾陶弟兄用德語答道:「其實我們願意工作,只是我們不會幹一些違背我們信仰的事。這裡的士兵可以作證,我們很努力執行各項差事,而且會繼續這樣做。但這回你要我們幹的事,我們卻不能夠做。」

其中一位弟兄後來回憶說:「軍官於是宣布把我們全體拘捕;這實在有點可笑,因為我們原本就已經是囚犯了。」

其他緊守忠誠的人

好像上述的弟兄一樣,全國各地有數以百計的弟兄姊妹在集中營和監牢裡為信仰奮鬥。

1944年春天,當局把許多囚在瑙吉考尼饒拘留營的猶太人遷到德國的集中營。兩位猶太裔見證人,埃娃·巴斯和奧爾加·斯萊辛格,也包括在內。她們一個20歲,一個45歲。兩人都熱心地對耶和華上帝作專一的崇拜。巴斯姊妹身體十分羸弱,但在被捕之前已從事先驅服務。她在多腦韋切村從事外勤服務時遭警方拘捕,然後被帶到市政廳。

在村長唆使之下,警方對巴斯姊妹百般凌辱。巴斯姊妹回憶說:「他們把我的頭髮全部剃掉;我一絲不掛地站在十至十二個警員面前。他們審問我,要知道我們在匈牙利的領導人是誰。我解釋除了耶穌基督之外,我們就沒有領導人了。」他們聽罷,便拿起棍來把巴斯姊妹痛打一頓。但她卻決意不出賣基督徒弟兄。

接著她回想說:「那些禽獸把我的四肢和頭顱縛住;除了一個警員之外,他們全都強姦我,污辱我。他們把我綁得這麼緊,以致三年後我前往瑞典時,手腕上的疤痕還未消退。他們將我折磨完畢之後,便把我囚禁在地牢裡兩個星期,直至我受傷最重的地方復原為止。他們不敢讓別人看見我的情況。」後來當局把巴斯姊妹押往瑙吉考尼饒拘留營,然後連同斯萊辛格姊妹一起解到奧治維茲集中營。

她接續說:「有奧爾加在身邊,我感到十分安心;儘管在惡劣的情況下,她仍然保持幽默。門格勒醫生負責把新抵達的囚犯分類:一邊是體質虛弱,不宜工作的;一邊是體魄健全的。凡羸弱的都會被解往毒氣室。輪到我們時,他問奧爾加姊妹說:『你有多大年紀?』她帶著幽默的眼神理直氣壯地說:『二十歲。』她的年歲其實一倍有多。門格勒醫生不禁笑起來,於是讓她站在右邊逃過厄運。」

後來她們被解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她們的衣服上縫有黃星,表示她們是猶太人;但她們提出抗議,堅稱自己是耶和華見證人。她們撕去衣服上的黃星,要求縫上紫三角,以標明她們是耶和華見證人。她們雖然為此受到毒打,卻回答說:「儘管對我們為所欲為好了,我們始終都是耶和華見證人。」

大約這個時候,斑疹傷寒在營中蔓延。斯萊辛格姊妹病得很厲害,當局於是把她和許多患者遷離集中營,此後便不知所終。不久,英軍解放集中營。巴斯姊妹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出院後移居瑞典。她抵達後很快就聯絡上當地的弟兄。

很多在匈牙利被囚的弟兄後來被解往德國。戰後,他們大多數返回祖國。有些人卻在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遣往達豪集中營的途中去世,法盧韋紀弟兄便是其中之一。他忠貞地事奉耶和華有30多年之久。

忠心至死的見證人

1944年秋天,瑙吉考尼饒集中營遭解散,還未遣往德國的見證人獲得釋放。不過,由於戰鬥仍然持續,他們無法回家;他們於是決定到附近的農場找工作謀生,直至情勢好轉為止。1944年10月15日,憑著德國納粹黨的支持,箭十字黨取得了政權,並隨即徵召壯丁入伍。

不久,弟兄便由於嚴守中立而再次被捕。有五位年輕弟兄被解往離奧地利邊境約10公里的克爾門德鎮。當局在鎮上一所學校召開軍事法庭。第一個受審的是貝特霍爾德·紹博,他被判槍決。在行刑前,他寫了一封扣人心弦的遺書,你可以在《耶和華見證人——上帝王國的宣揚者》第662頁讀到這封遺書。紹博弟兄遭槍決後,另外兩位弟兄,亞諾什·容多爾和安托爾·亨希,也被押上法庭。他們也緊守忠貞,結果同遭處決。

山多爾·海爾邁齊被囚在同一個監牢裡。他回憶說:「每天某個時候,當局准許我們到院子的廁所如廁。他們刻意將時間更改,目的是要我們能夠目睹行刑的經過。他們想向我們表明:『現今你們便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了。』我們眼見親愛的弟兄倒斃,內心感到十分難過。接著我們便被押回牢房。

「十分鐘後,當局叫我們出去,吩咐我們清洗弟兄在地上留下的血跡。由於這緣故,我們得以走近觀看兩位弟兄。容多爾的面貌如常,綻露笑容,親切祥和,了無懼色。」

這時,另一位弟兄,20歲的拉約什·德利,在離奧地利邊境約40公里的沙爾堡鎮市集廣場上當眾被吊死。目擊者包括一名在1954年退役的軍官,他憶述當天發生的事說:

「當時很多人正向西面逃亡,其中有平民百姓,也有軍官。我們途經沙爾堡鎮時,看見廣場上豎起了絞刑架。架下站著一名少年男子,神色泰然自若。我問在旁觀看的人,究竟這個少年犯了什麼罪,旁觀者說他拒絕拿起武器和鏟。當時四周有幾個箭十字黨的新兵站著,手裡拿著機關槍。在場的人聽見一名新兵大聲向少年喊道:『這是你最後的機會,要麼就拿起機關槍,要麼我們就把你絞死!』少年默不作聲,也毫不動容。過了一會兒,他堅定地說:『你們大可以把我絞死,我卻寧願服從我的上帝耶和華,過於服從人。』於是他們將他吊死。」

據《1946年鑑》所載,1940年至1945年間,因良心緣故拒服兵役而被殺的見證人有16人;受虐待而死的有26人。像他們的主一樣,他們憑著信心征服了世界。

戰後重新展開工作

大多數弟兄都在1945年上半年返抵家園。雖然他們自1942年以來即無法以有組織的方式執行傳道工作,他們卻從沒有停止為真理作見證。到1945年年底,恢復填交傳道報告的有590人。翌年,人數增至837人的高峰,超過大戰前的任何時期。

戰後經濟極度不穩,人民負擔十分沉重。物價有時在一個鐘頭內就竄升一倍。人們必須用糧食來決定物價,採用的單位是雞蛋。弟兄向社方索取書刊時,他們會以各種食品,例如雞蛋、食油、麵粉等,作為交換。然後社方辦事處把食品貯存起來,轉售出去。紙張和印刷的費用也常常用食品支付。1946年8月20日,政府發行新鈔票,之後情形有若干改善。但遠較令人鼓舞的是,其他國家的基督徒弟兄送來了大批衣物和糧食。

不久,社方得以在匈牙利再度公開舉行大會。1945年,社方在沙羅什保陶克舉行公眾演講,出席人數達500多人。在場的弟兄都喜出望外。1946年10月,社方在尼賴吉哈佐市舉行全國大會,有600人出席。1947年,社方舉行了另一個全國大會,這次則在首都布達佩斯舉行。匈牙利國家鐵路局甚至給乘坐專車的與會者半價優待,專車更寫上「耶和華見證人大會」等字樣。這次參加人數達1200人。同年,社方在布達佩斯購置了一幢花園洋房,作為分社的辦事處。

克利涅茨痛悔自責

現在是重提克利涅茨的適當時候了。1942年,克利涅茨雖然在外勤服事職務上很熱心,但由於態度偏執,結果在弟兄間造成了嚴重分裂。戰後他寫了一封長達八頁的信給社方在布洛克林的總部,猛烈抨擊康拉德弟兄和鮑爾陶弟兄。當時守望台社社長諾爾弟兄回信給他,說既然傳講王國好消息的工作在匈牙利正重新展開,他最好還是投入這項工作,而不是花時間寫信抨擊其他弟兄。諾爾弟兄根據羅馬書14:4問道:「你是誰,竟然審判別人的家僕呢?」

克利涅茨弟兄細想過諾爾弟兄的回信之後,便去見康拉德弟兄,對他說:「我收到諾爾弟兄的回信,讀後深受感動。我仔細審察自己至今的所作所為,也重新細想過自己的一生。我禱告祈求耶和華寬恕我。現在我來是要懇求你,希望你可以原諒我!」康拉德弟兄仁愛地回答說:「既然耶和華已經寬恕你,我們是誰,竟不寬恕你呢?」

這時,克利涅茨弟兄禁不住哭起來。他承認自己以前心地剛硬,要是弟兄前來求他寬恕,像他現在所做的一樣,他必然會把對方趕出去。他所受到的對待多麼截然不同!多麼令人安舒!在此之後,他立即再度投入外勤服事職務,後來更加入先驅服務。耶和華對一切衷誠悔改、切實遵行他旨意的人表現多大的慈愛和憐憫!——以賽亞書55:6,7

政局轉變

1948年,共產黨在匈牙利逐步取得控制權。該年見證人儘管面對重重困難,仍能夠舉行環務大會。且看看他們在沙托勞爾堯烏伊海伊市的劇院舉行大會時所發生的事。

弟兄計劃在劇場內以及在劇院前的廣場上將大會的節目播出,於是在劇院外也安裝了揚聲器。他們測試揚聲器的同時,也通過揚聲器宣傳大會的公眾演講。警方隨即傳召負責統籌大會的弟兄。亞諾什·洛科弟兄向警官解釋:「我們打算舉行環務大會,所以宣傳大會的公眾演講。我們曾去過警署,通知你們這件事。」警官答道:「但當時你們沒有提及要用揚聲器。你們得馬上把揚聲器拆掉!」

後來洛科弟兄把警官的話和當時的情勢轉告其他弟兄,弟兄建議:「既然遭禁止的是你,你 就不便做什麼了。不過我們 可以試一試。即使一個警員不准我們這樣做,誰知道另一個警員會不會批准。」

於是他們寫了一封申請信,一式兩份,請求當局批准在場外安裝揚聲器,然後把申請信交到警署去。當值警員致電話給上司,但找不到他。弟兄告訴警員,他只須把申請信存入檔案,在副本上蓋印就行了。警員於是照辦。

一如所料,在公眾演講進行之際,有幾位警員來到,著令弟兄拆除揚聲器。

「我們已有許可證,為什麼還要拆除?」

「你們的許可證在哪裡?」警員問。

「在負責人手上。」

「叫他來。」

負責的弟兄來了,便把許可證拿給警員看。警員看了,只好站在一旁,聆聽演講,過了一會兒便走了。當時劇院內擠滿了人,場外也有不少人透過揚聲器聆聽演講。當天一切都很順利。不過,情勢卻日益嚴峻。

被冠上另一個稱呼

大戰前,報章屢屢把耶和華見證人稱為「共產黨人」或「為共產主義鋪路」的人。共產黨上台後,反對者不再以這樣的稱呼來攻擊見證人了。到1949年,報章幾乎天天都誣衊見證人,說他們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的活動是美國出錢支持的。

1950年,共產黨、教士和傳媒一起聯手抨擊耶和華見證人。弟兄時常從感興趣人士聽到,他們向教士表示要脫離教會,教士就說:「什麼?耶和華見證人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你們竟要加入他們嗎?」警方開始頻頻逮捕見證人——當年達302人。公眾演講只可在葬禮上舉行,當年舉行了72次之多。即使困難重重,傳道員人數卻達到1910人的高峰。

帶頭的監督們再度被捕

1950年11月13日,探員來到社方設於布達佩斯的分社辦事處進行搜查。他們翻天覆地,把辦公室弄得活像個戰場。分社僕人康拉德弟兄、翻譯員鮑爾陶弟兄、環務僕人洛科弟兄連同其餘四位弟兄一起被捕,他們給押往安德拉希街60號的監獄。

康拉德弟兄報導這件事說:「在監獄裡,盤問的方式跟在警署裡不同,遭受皮肉之苦比較少,但在午夜進行的洗腦和精神折磨,有時比身體上的苦楚更難忍受。

「審訊在1951年2月2日舉行。罪名是:『領導一個以顛覆國家、社會及叛國為目標的組織』。法庭的主審官約納什(在五年後爆發的反革命中,這個法官由於驚慌過度而自殺身亡),將我們七人分別判處五至十年監禁。這項判決顯然是早已預定的,因為弟兄根本沒有機會作任何答辯;再者,在此之前的一次盤問中,官員對一位弟兄說:『我們會把你們監禁十年;十年後,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會比現今更穩固,人民在意識形態上已訓練有素,就不致受你們影響去相信聖經了。那時我們便會釋放你們。』」

康拉德弟兄繼續說:「我們被解到布達佩斯以北的瓦茨監獄。可慶幸的是,我們全被關進同一個監房裡。這樣,我們起碼能夠交流思想,分享經驗!我們每天有固定的活動秩序,首先討論當日經文,我們會輪流準備。我們連一本聖經也沒有;不過,我們靠著背出自己所記得的經文,從頭『閱讀』聖經。我們也以同樣方式『閱讀』《守望台》文章。我們天天禱告,祈求耶和華幫助外面的弟兄,使他們站立得穩。

「不過,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久,當局後來把我們分開,跟世俗的囚犯一起。他們擔心我們要是在一起,就會彼此強化而不會有什麼『改善』。但後來我們又再次被囚在一起,這回是因為他們害怕跟我們一起被囚的世俗囚犯會改信上帝的真理。這種策略他們反覆使用了多次。」

新委員會展開工作

1953年春天,當局差不多逮捕了所有負有職責的成熟弟兄。警方突然大舉搜查弟兄的寓所,把他們拘捕。匈牙利的傳道工作需要完全重新加以組織。社方設立了一個新委員會,由三位環務僕人組成,他們分別是佐爾坦·胡比恰克、約瑟夫·喬班和捷爾吉·波德洛維奇。

1953年11月,委員會的三位成員被當局拘捕,扣押在貝凱什喬包的國家安全監獄裡。出乎意料的是,十天後他們便獲釋了。弟兄後來才獲悉,原來喬班弟兄在當局的壓力之下屈服了,並同意跟政府合作。委員會於是再次重組:米哈伊·保利尼取代了喬班,成為區務僕人。

委員會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翻譯《守望台》的研讀文章,確保每個環都收到一份副本。環務監督會加以複印,然後分給每群會眾一份。

此外,靈糧也必須送到被囚在勞動營中的弟兄手上。也許最廣為人知的是托萊保勞動營,這營是匈牙利北面的一個煤礦場。那裡最多曾同時囚禁了265位弟兄。在礦場裡,弟兄跟其他礦工一起工作,他們很多都對耶和華見證人十分友善,樂意為見證人偷運書刊 礦場和送報告去。

在那些日子,仇敵力圖達到兩個目標——強迫見證人服兵役,以及強迫他們加入自由教會聯盟。他們在兩方面都未能得逞,只好另謀對策。

獄中的花言巧語

1955年,洛科弟兄再次被調到康拉德弟兄的監房去。一個名叫紹博的男子主動跟洛科弟兄攀談,向他提出一些建議。「我們根本不能跟康拉德談什麼,」紹博先生說,「他是個老頑固。你比他更有頭腦。我們打算釋放你,允准你自由活動。康拉德會依然留在這裡,但你們的會眾可以再次舉行聚會。你們可以做耶和華見證人,也可以隨意禱告,只要不騷擾別人就行了。」

「如果這樣,我們就會是不能作見證的見證人了,」洛科弟兄回答說,「我可不能答應你這件事。」

「你考慮一下吧。我會再來找你的。」後來他再來找洛科弟兄,問了很多問題,其中之一是:「康拉德現在怎樣了?」

「他情況還好。」

「你上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我們剛剛見過面,我們都關在同一個監房裡。」

「這樣,你有告訴他我們談及的事情嗎?」

「當然有啦,他是我的弟兄嘛!」官員怒氣沖沖地離去,從此之後就沒有再找洛科弟兄了。

同年,共產政府表示,只要匈牙利語版的《守望台》加插兩頁共產黨的宣傳文章就可出版。當然,弟兄無法接受這個建議。

重施故技

1955年夏天,當局把托萊保營內大約一百個弟兄釋放。弟兄重享家庭生活不過六個星期,便被傳召到布達佩斯附近的聖安德烈村去。

弟兄一抵達聖安德烈村,就被帶到一所大禮堂去。一名軍官對弟兄說,政府已作了一項特別安排,他們不用拿起武器,也不用運送軍火。他們只須協助修築道路、橋梁、路軌等就行了。幾個月後他們便可回家與家人團聚。許多經驗較淺的弟兄聽到這項安排,覺得沒有什麼不妥。但一些成熟的弟兄卻看出這是個陷阱,於是隨即問道:「我們要協助進行軍事工程嗎?」軍官沒有直接回答。

跟著弟兄問他們是否要穿上制服。軍官說政府會給他們帽子,弟兄要是喜歡,也可以穿上制服,免得穿舊他們原有的衣服。有些弟兄覺得這番話頗合理。接著軍官下令:「你們當中那些打算工作兩三個月,然後就回家跟家人團聚的,可以到儲物室取你們的制服和靴子,換去你們的便服。那些不願意這樣做的,就可能坐牢五至十年。」

對弟兄來說,這是個難作的決定。他們當中有幾位已經在監獄或拘留營裡熬過了四年。現今,嘗過了六個星期的自由之後,他們又要被送到某個偏僻的礦場去,以往的艱辛遭遇再要從頭開始。有些人認為,他們只需幹幾個月,就可以重返家園,自由自在地事奉耶和華了。在100位弟兄當中,大約有40位最後穿上制服。

其餘的弟兄則認為,當局所建議的工作其實是軍隊的後勤工作,從事這種活動就等於成了軍中的工兵。他們不願違反基督徒的中立,所以拒絕這項建議。

這時大堂裡分為兩批人:一批穿上制服,一批沒有穿制服。接著一名下士進來,對附近一位見證人喝道:「你怎麼不敬禮?」弟兄回答說他是平民,不是士兵。這時軍官才留意到,弟兄們分為兩批,一批穿制服,一批穿便服。他向穿制服的人說:「立正!你們已接受了軍隊後勤任務,由今天起,你們見到上級進來,就必須敬禮和立正。由今天起你們都是士兵,所以要服從一切命令。」

弟兄們大吃一驚,沉默無言;接著,穿上制服的弟兄憤怒地喊道:「我們不是士兵!我們並沒有同意執行軍事任務!我們只同意幹一般工作!」較早前提出建議的軍官聽到人聲鼎沸,便再次進來;他見到下士弄糟了他的計謀,就立即試圖說服弟兄。但大部分弟兄已經脫掉制服,並要求取回便服。負責看管儲物室的士兵拒絕將衣服發還給他們。直至第二天早上,由於弟兄們堅持爭取,最後才得以取回衣物。

不久幾位高級軍官進來,吩咐弟兄們分行站立。其中一位軍官下令:「你們那些願意接受後勤任務的,站出來!」沒有什麼人站出來。接著他下令:「那些不願接受後勤任務的,站出來!」就像按了正確的鍵鈕一樣,弟兄全都一起站出來。

獄中的靈糧

1956年革命爆發,當其時弟兄全部獲釋出獄,只可惜好景不常。兩星期後,共產黨重掌大權。隨後數月,當局重新逮捕那些在革命爆發前遭監禁的人——包括耶和華見證人和其他囚犯。

不過,弟兄們卻繼續獲得屬靈的餵養。山多爾·沃爾傑什在獄中時,叫妻子給他烘個蛋糕,把《守望台》的文章藏在蛋糕裡。一位姊妹把《守望台》的整篇研讀文章抄在兩張薄薄的紙上,底面都抄滿了字。不過,沃爾傑什弟兄收到蛋糕之後並不會馬上就「吃」,因為監房裡還有其他的世俗囚犯。收到蛋糕之後的第二天,他在工作地方的廁所內把蛋糕切開。然後弟兄會用較大的字體把文章抄在捲起的廁紙上。弟兄通常會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抄寫,因為在這段時間監獄比較清靜。

被囚的人重獲自由

1960年3月,在監獄服刑達九年的鮑爾陶弟兄獲釋出獄。他繼續忠心地事奉耶和華,直至他在1979年去世。他待人真誠,而且富於幽默感;許多弟兄至今還記得他孜孜不倦地從事翻譯工作。

弟兄陸續獲釋出獄,但當局仍時常跟他們聯絡。弟兄們看出,當局顯然想改用花言巧語而非強硬手段去削弱耶和華見證人的決心。

通過電台「作見證」

1960年代末期,大眾傳媒時常抨擊耶和華見證人。有時電台也廣播對見證人不利的宣傳。有一次,電台播放了一齣共一小時的廣播劇,本意是要警告人提防耶和華見證人,但結果反為他們作了一個見證。以下的報告解釋事情的始末:

「劇本是根據一名少婦的真實經驗寫成的。這個青年女子曾在幾個省份當教師,但沒有得到共產黨的適當看顧,例如政府沒有分配給她一個合適的住所。在她任教的班裡,有些學生是耶和華見證人的子女。弟兄們替她找了一個房間,而弟兄們家中融洽仁愛的氣氛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她以往對耶和華見證人所懷的偏見完全消失了。後來她更接受真理,成為我們的姊妹。

「廣播劇的目的是要表明,共產黨應當好好照顧人民的需要,以免他們改變信仰。正如起頭所說,這是真人真事。那名前學校教師現在已是一位弟兄的妻子,生活過得很愉快。即使劇本的本意並不是要替見證人說好話,但結果卻作了一個對我們有利的見證。弟兄尤其高興的是,劇中曾讀出詩篇83:18的經文:『使他們知道:惟獨你——名為耶和華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林中聚會

在70和80年代,由於當局禁止人聚集起來,耶和華見證人只好在樹林裡舉行聚會。(希伯來書10:24,25)這類林中聚會從春季到秋季在全國各地舉行。布達佩斯大部分會眾都在首都四周的山上舉行聚會。

沃爾傑什弟兄回憶說:「在群山的樹林裡有一個露天的圓形空地,直徑約為30米。弟兄就在那裡舉行聚會。空地四周景色宜人,一片寧靜,鳥兒的歌聲時有所聞。天空晴朗,空氣中瀰漫著草木的芳香,四周景物都讚美創造者的偉大。這無疑是個理想的聚會地點。

「神治傳道訓練班和服務聚會都定時在那裡舉行。每逢下雨,我們就穿上塑膠雨衣來擋雨。除了會眾的聚會之外,我們還在那裡舉行大會。

「為了謹慎起見,每次聚會都有弟兄把風,一見到可疑人物走近,就立刻發出警報。不過,1984年夏末的一天,雖然弟兄作了防範,便裝警探卻突然出現,事前全無警報。

「警員指責我們把揚聲器釘在樹幹上,說釘子會損壞樹身。他們也不滿我們的若干做法,說這會破壞環境。一位弟兄為這些事承擔全部責任,好使其他人不致受到牽連。

「我們告訴警員這是耶和華見證人舉行的聚會。一位便裝探員聽了,便問我們為什麼不向當局申請許可證。我們回答說:『因為我們肯定拿不到許可證。』『你們不妨試試,』警員建議說。」於是我們便試一試。

解除禁令

1984年10月23日,區域委員會的成員沃爾傑什和奧拉韋茨弟兄謁見內政部的高級官員。弟兄向官員談及警員的建議。從那時起,全國各地的會眾都向政府申請許可舉行聚會。有時他們的申請獲得當局批准。

後來弟兄跟國家宗教局進行商討。1987年,治理機構的成員米爾頓·韓素爾和西奧多·傑拉斯,連同德國分社的維利·波爾,代表耶和華見證人跟當局磋商。禁令終於在1989年6月27日解除。四天後,國家宗教局在認可了耶和華見證人的合法地位之後,便在1989年7月1日解散了。

公開舉行大會

1950年年初,當局大批逮捕耶和華見證人之後,弟兄們很難參加大規模的集會。偶爾有些弟兄能夠出席在外地舉行的大會,比如在1963年舉行的一連串「永遠好消息」大會。1978到1988年間,有少數匈牙利代表能夠前往奧地利,聽到以匈牙利語講出的區務大會節目。其他見證人則在本國的樹林裡聚集起來舉行大會,起先未經當局正式認可。後來從1986年起,便在官方默許下舉行。

不過,耶和華見證人在1989年獲得合法地位之後,社方就著手籌辦公開的大會。當局解除禁令之後第二個月,有9073人出席在布達佩斯體育館舉行的「敬虔的效忠」區務大會。翌年,大會不但在布達佩斯舉行,還在德布勒森、米什科爾茨和佩奇舉行。

1991年,匈牙利的第一個國際大會在國內最大的運動場——內斯塔迪奧體育館——舉行,有4萬零601人出席,同享弟兄友愛的溫情。約翰·巴爾、米爾頓·韓素爾、西奧多·傑拉斯和卡爾·克賴恩代表治理機構發表演講,當地弟兄和來自35個國家的訪客都得到很大鼓勵。

組織上的進展

匈牙利的見證人重獲自由之後,便著手調整組織上的安排,使當地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跟普世各地的基督徒弟兄一致。比如說,當地有些環務監督在週中從事世俗工作,因為這是共黨統治下一般的規定,所以他們只能夠在週末為會眾服務。可是,到1993年1月,當時已有足夠具備資格又無須負擔家庭責任的弟兄受過訓練,於是環務監督的探訪便改為從星期二直至星期日。

在1980年代,只有少數先驅參加過先驅服務訓練班。1994年,所有 符合資格的先驅都獲邀參加訓練班。在一段延續九個月的時期裡,有401位弟兄姊妹受到這項特別訓練。

由於人們對耶和華見證人的教育工作反應良好,社方不得不運用速建方法在當地興建王國聚會所。會眾曾在學校、文化中心、空置的軍營,甚至在共產黨以前的辦公室舉行聚會。1993年,社方在匈牙利成立了地區建築委員會。奧地利的弟兄專程前來訓練當地的弟兄。許多國家的見證人慷慨解囊,鼎力相助。1994年5月,第一所速建王國聚會所在布達佩斯附近的埃爾德鎮建成。到1995服務年度尾,國內已速建了23間王國聚會所,有另外70間在計劃中。

為了支援耶和華見證人緊守禁戒血的聖經命令,社方在匈牙利成立了醫院聯絡委員會。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匈牙利有很多醫生對不使用血的醫療法一無所知。分別在布達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爾茨、塞格德-佩奇-陶陶巴尼奧成立的醫院聯絡委員會,正向醫生們提供這方面的新近醫學資料。大約有120位教授、主診醫生和外科醫生已同意跟委員會合作。不久之前,在牽涉到兩歲大的達爾馬·沃爾傑什的一宗病例上,布達佩斯的醫院聯絡委員會與布洛克林的醫院諮詢服務部取得聯絡,不及三個鐘頭便獲得了所需的醫學資料,使醫生能夠成功施行無血手術。

基列和服事訓練學校的畢業生

沙爾克齊是守望台社訓練出來、正式差派到匈牙利的首位海外傳道員。他抵達後大約五個星期,在1991年8月31日,從德國舉行的首屆服事訓練學校畢業的四名學生:阿克塞爾·京特、烏韋·容鮑爾、沃爾夫岡·馬爾特和曼弗雷德·舒爾茨,抵達匈牙利。同年十月初,來自美國的基列畢業生斯科坎夫婦(馬丁和邦尼)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現在共有十四位從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或服事訓練學校畢業的弟兄姊妹在匈牙利服務。他們獲社方委派或在伯特利服務,或從事特別先驅工作,或擔任周遊探訪的工作。與此同時,伊什特萬·米哈爾菲是第一位接受這種訓練的匈牙利弟兄。他被派往烏克蘭作環務監督,為當地說匈牙利語的弟兄服務。

起初,這些外來的弟兄只懂一點匈牙利語,但他們盡量加以運用。來自奧地利的斯特凡·奧默勒回憶說:「我只懂得一點兒匈牙利語,所以我的介紹詞很簡單。我通常翻開《永遠生活》書,問住戶是否喜歡研讀聖經。就是這樣我開始了很多聖經研究。其他傳道員看見這個方法既簡單直接,又富於成效,於是照樣嘗試,成績也很好。結果會眾傳道員人數從1992年8月的25人增加到1995年6月的84人。」

愛好自由的人邁步向前

匈牙利被稱為馬扎爾人之地。馬扎爾一詞是匈牙利人的自稱,據說源於一個含有「講話」這個意思的語詞。因此很適切地,匈牙利現今有1萬6907個傳道員,運用該國語言向人傳講上帝王國的好消息。正如大衛王論及耶和華的忠僕說:「他們要講論你國的榮耀,也要述說你大能的作為。」——詩篇145:11,《新譯》。

匈牙利的耶和華見證人共有219群會眾及12個環。他們正熱心地向人傳講上帝王國的好消息。1995年,他們花了226萬零8132小時向人宣揚『耶和華王國的榮耀』。他們每月主持1萬4000個家庭聖經研究。1995年舉行的受難紀念共有3萬7536人出席。傳道員人數逐年穩定增加。從1989年6月起,王國工作再度公開在匈牙利展開;到1995年8月,傳道員人數已從9626人增加到1萬6907人。與此同時,正規先驅從48人增至644人。

1993年7月31日,匈牙利的弟兄像所羅門把聖殿呈獻給耶和華的時候一樣,「心中喜樂」地把剛擴建完畢的布達佩斯伯特利宿舍和辦事處呈獻給上帝。(列王紀上8:66)下一項重大工程是在布達佩斯興建的第一所大會堂。現今布達佩斯一帶的各環租用埃弗多斯會議中心舉行環務大會和特別大會日。以往這是共產黨舉行會議的地方。

有多年之久,其他分社,諸如羅馬尼亞、德國、瑞士及最後奧地利,負責督導耶和華見證人在匈牙利的活動。但從1994年9月起,匈牙利已成立自己的分社,直接在布洛克林的世界總部督導下運作。

差不多一百年前,耶和華見證人在匈牙利開始傳道,多年來他們飽受迫害和宗教仇視。可是,傳講上帝王國好消息的工作不但沒有停頓下來,反而更有朝氣地邁步向前。憑著耶和華的幫助,見證人決意像詩篇執筆者大衛所說一樣:「我的口要說出讚美耶和華的話;惟願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詩篇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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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諾什·多貝爾(上)和約瑟夫·托爾迪(右)把聖經真理帶回匈牙利,並熱心參與傳福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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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至35年在布達佩斯的熱心先驅:(自左至右)阿迪和夏洛特·福斯、尤利烏斯·里費爾、格特魯德·蒙德、奧斯卡·霍夫曼、馬丁·普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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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吉考尼饒拘留營裡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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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弟兄因嚴守基督徒的中立被判12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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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耶和華忠心至死:(上)遭槍斃的貝特霍爾德·紹博;(右)遭絞死的拉約什·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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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見證人一樣,洛科弟兄在逼迫之下拒絕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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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傑什姊妹把靈糧收藏在蛋糕裡,然後送給囚在獄中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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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6年的「林中大會」到1991年在首都內斯塔迪奧體育館舉行的國際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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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爾德鎮興建的匈牙利第一間王國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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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的分社設施和伯特利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