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父母的榜樣激勵我

亞內茲· 雷凱利自述

那是1958年，我和妻子斯坦卡站在阿爾卑斯山脈的卡拉萬克山上。這座山位於南斯拉夫和奧地利邊界，我們正要穿越邊境逃往奧地利去。這樣做十分危險，因為全副武裝的南斯拉夫邊境巡邏隊嚴禁任何人越境。我們往前走，前面竟是陡峭的懸崖，我和斯坦卡從沒到過奧地利這一邊的卡拉萬克山。於是我們又向東走，最後到了一處山石嶙峋的斜坡。我們用帶來的帆布裹住身子，然後從山上滑下去。當時我們真不知道前路如何。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經歷？即使面對逆境，父母的忠信榜樣又怎樣激勵我，使我仍能對耶和華保持忠貞？讓我來說說吧。

我在斯洛文尼亞長大。現時，斯洛文尼亞是中歐的一個小國，地處歐洲的阿爾卑斯山脈，東面是匈牙利，南面是克羅地亞，西面是意大利，北面是奧地利。但我父母弗朗茨和羅扎利婭·雷凱利出生的時候，斯洛文尼亞還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洛文尼亞跟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組成了一個新國家，稱為塞爾維亞 －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1929年，國家改名為南斯拉夫。同年1月9日，我在波德霍姆村附近出生，鄰近風光如畫的布萊德湖。

媽媽在一個嚴謹的天主教家庭長大，一個叔叔是教士，三個姑姑是修女。媽媽渴望擁有一本聖經，能夠閱讀和明白其中的內容。爸爸對宗教卻沒有什麼好感，因為在1914至1918年大戰期間，宗教所扮演的角色令他十分厭惡。

認識真理

戰後不久，媽媽的堂兄弟亞內茲·布拉切和妻子安卡成了聖經研究者（現稱耶和華見證人）。那時，他們住在奧地利。大約從1936年開始，安卡多次來探訪媽媽，給了她一本聖經，還有斯洛文尼亞語的《守望台》和其他聖經書刊。媽媽很快就開始閱讀聖經。1938年，由於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亞內茲和安卡不得不搬回斯洛文尼亞。我記得他們是一對很有學問的夫婦，明辨事理，對耶和華懷有真摯的愛。他們常常跟媽媽討論聖經真理。媽媽受真理的知識打動，甘願獻身給耶和華，於1938年受了浸。

由於媽媽不再遵守有違聖經的習俗，例如不再慶祝聖誕節，不再吃血製的香腸，還燒掉了家裡的所有偶像，這在當地引起了軒然大波，反對沒多久就來到了。媽媽那幾個做修女的姑姑特地寫信給媽媽，勸她重返教會，再次崇拜馬利亞。但媽媽寫信請她們回答某些聖經問題時，她們卻沒有回信。我的外公也極力反對媽媽，他不是個橫蠻粗暴的人，但在親戚朋友和公眾的壓力下，卻多次銷毀媽媽的聖經書刊，但從沒毀去她的聖經。外公曾跪下哀求媽媽，甚至用刀威脅，要她重返教會。然而，爸爸卻堅決地向外公表示，絕不能容忍他這種粗暴的行為。

爸爸認為媽媽有權閱讀聖經和有選擇信仰的自由，繼續支持她。1946年，爸爸 也受了浸。看到耶和華怎樣扶持媽媽不顧反對，勇敢地持守真理，看到耶和華怎樣因她的信心獎賞她，這大大激勵了我，令我也希望跟上帝培養親密的關係。媽媽經常為我大聲朗讀聖經和聖經書刊，也令我得益不淺。

媽媽也用了不少時間跟她的妹妹馬麗亞·雷佩討論聖經。結果，1942年7月中，我和馬麗亞阿姨在同一天受浸。一個弟兄發表了簡短的演講，然後我們就在家裡的一個大木盆裡受浸。

二次大戰期間的勞役生涯

1942年，正值二次大戰，德國和意大利入侵斯洛文尼亞，與匈牙利一起瓜分了這塊土地。我的父母拒絕加入一個納粹黨的組織，我在學校也拒絕說「救星希特勒萬歲」。看來我的老師向當局報告了這件事。

我們被押上一輛火車，送往巴伐利亞的許滕巴赫村附近的一座城堡。當局用城堡作苦工營。爸爸讓我住在營內的一個麵包師傅家裡，並跟他們一起工作。我在這段日子學會了做麵包，這門手藝後來真的很有用。過了一段時間，我的其他親人包括馬麗亞阿姨一家，都給轉解到貢岑豪森的勞工營去。

大戰結束，我打算跟一群人到父母那裡去。臨行前一晚，爸爸突然出現了。那群人並不可信，要是我跟他們走，不知道後果會怎麼樣。我再一次感受到耶和華的關愛，他通過我的父母來保護和訓練我。我和爸爸走了三天才跟家人團聚。1945年6月，我們全家都回到家鄉。

戰後，總統約瑟普·布羅茲·鐵托所領導的共產黨在南斯拉夫掌權。但耶和華見證人的情況依舊那麼艱難。

1948年，有個來自奧地利的弟兄跟我們吃了一頓飯。不論這個弟兄到哪裡去，警察都跟著他，並逮捕他探訪過的弟兄。爸爸就因為款待過他，又沒有向警察告發他而遭逮捕，結果被判監禁兩年。對媽媽來說，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不但因為爸爸不在，也因為她知道我和弟弟將要面對中立的考驗。

在馬其頓身陷囹圄

1949年11月，我被徵召入伍。報到時，我向當局解釋由於良心的緣故，我拒絕服役。當局不聽我的解釋，就把我和所有新兵送上開往馬其頓的火車，馬其頓是在南斯拉夫的另一邊。

有三年的時間，我跟家人和弟兄們斷了音訊，得不到任何聖經書刊，甚至連聖經也沒有。那時的情況真的很艱難。靠著沉思耶和華和他愛子耶穌基督的榜樣，我 得以維持屬靈的健康。父母的榜樣也激勵我。此外，我也不斷禱告祈求上帝賜力量使我不致絕望。

後來，我被送到斯科普里附近的伊德里佐沃的一所監獄。在這所監獄裡，犯人要做不同的工作和手藝。最初我負責清潔，並在各辦公室之間往來送信。雖然我常被一個以前是秘密警察的囚犯欺負，但跟其餘所有人，包括守衛、囚犯，甚至監獄工廠經理，都關係良好。

不久，我得知監獄的麵包房需要一個麵包師傅。幾天後，經理來點名。他從隊列前走過，在我面前停下來，問道：「你是麵包師傅嗎？」我回答：「是的，先生。」他於是說：「明早到麵包房報到。」那個曾欺侮我的囚犯雖不時經過麵包房，卻不能把我怎麼樣。1950年2月至7月，我一直在那裡工作。

後來，我被轉到沃爾科代里兵營。這個兵營在馬其頓南部，靠近普雷斯帕湖。我可以在附近的奧泰紹沃鎮寄信給家人。雖然我跟一組囚犯一起修路，但大多數時候都在麵包房工作。這樣，我工作起來也不用那麼吃力。1952年11月，我得到釋放。

我不在波德霍姆村的時候，當地成立了一群會眾。最初，會眾在斯波德涅戈爾赫的一個小型旅館裡聚會。後來，爸爸騰出家裡的一個房間給會眾聚會。我從馬其頓回來以後，因可以跟他們一起聚集而十分高興。我跟入獄前認識的斯坦卡也恢復了來往。1954年4月24日，我們結婚了。無奈好景不常。

在馬里博爾監獄

1954年9月，我又被徵召入伍。這一次，我被判在馬里博爾的一所監獄服刑超過三年半。監獄位於斯洛文尼亞的東端。我盡快買了一些紙張和鉛筆，開始把所能記得的一切，包括聖經經文、《守望台》引用過的資料，以及其他基督教書刊的內容都寫下來。我一邊讀這些筆記，一邊記下我想到的更多內容。最後，寫滿了一整本。這有助我把目光集中在真理之上，保持靈性健壯。禱告和沉思也大大增添了我的屬靈力量，使我更有勇氣跟別人分享真理。

服刑期間，我每個月可以收一封信，以及有一次長15分鐘的探視。斯坦卡常常坐一整夜火車，以求早點到監獄來探視我，然後可以當天回家。她每次探視我，都給我很大的鼓勵。後來，我設法想得到一本聖經。我和斯坦卡在桌旁面對面坐著時，有一個守衛會看著我們。趁守衛不注意，我把一封信悄悄放進斯坦卡的手提包，要她下次來的時候，在手提包裡放一本聖經。

斯坦卡和我的父母覺得這樣做太危險，所以他們把一本《希臘語經卷》拆開，放幾頁 在餐包裡。我就是用這種方法得到了所需的聖經，以及斯坦卡手抄的《守望台》。當收到雜誌時，我會馬上再抄一遍，然後毀掉原件。這樣，就算文章被發現了，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文章是從哪裡來的。

由於我持續不斷地向人作見證，其他囚犯斷言我會惹上麻煩。有一次，我正和一個囚犯興致勃勃地討論聖經，聽到用鑰匙開門的聲音。一個守衛走了進來。我馬上想到自己可能會被單獨監禁，但守衛卻沒有這樣的打算。他只是聽見我們在討論聖經，想加入而已。他問了我一些問題，得到滿意的答案後就離開，鎖上了牢門。

在我服刑的最後一個月，負責監管勞改犯人的官員，稱讚我持守真理，立場堅定。我覺得能夠盡力顯揚耶和華的名是個很大的獎賞。1958年5月，我再次獲釋。

逃到奧地利，再移居澳大利亞

1958年8月，病了多時的母親去世了。同年9月，我第三次被徵召入伍。在收到通知的那天晚上，我和斯坦卡做了個重大的決定，開始了上文提及的驚險越境之行。我們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收拾了兩個背包，帶了一塊帆布，就越窗而去，向施托爾山西面的奧地利邊境進發。耶和華好像知道我們需要舒解，為我們打開了出路。

抵達奧地利後，政府當局把我們送進薩爾茨堡附近的一個難民營。住在難民營的六個月裡，我們經常跟當地的見證人一起，所以很少留在營裡。營裡的其他人見我們這麼快就交到朋友，都很詫異。這段日子，我們首次能參加大會，也首次能自由地挨家逐戶傳道。當我們要跟這裡的親愛朋友離別時，實在很捨不得。

奧地利政府給我們一個機會移民去澳大利亞。我們做夢也沒想到這麼快就有這樣的機會。我們先坐火車到意大利的熱那亞，然後登上開往澳大利亞的船，最後在新南威爾士州的伍倫貢城定居。1965年3月30日，我們的兒子菲利普就在這裡出生。

住在澳大利亞為我們打開很多服務機會，包括能夠向來自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移民傳道。我們十分感謝耶和華所賜的厚福，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全家能夠團結一致地事奉他。此外，菲利普和他的妻子祖西，也有在澳大利亞分部服務的殊榮，甚至有機會在斯洛文尼亞分部服務了兩年。

雖然我和妻子已上了年紀，又要應付健康欠佳的問題，但我們仍然很喜歡為耶和華服務。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他們的優良榜樣，既能繼續激勵我，又有助我實踐使徒保羅的話：「在希望中要歡喜，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堅持不懈。」（羅馬書12:12）

［第16,17頁的圖片］

父母的合影，攝於20世紀20年代晚期

［第17頁的圖片］

我的媽媽（右邊）和幫她認識真理的安卡

［第18頁的圖片］

我和妻子斯坦卡，攝於結婚不久

［第19頁的圖片］

1955年，會眾在我們家裡聚會

［第20頁的圖片］

跟我的妻子，兒子菲利普和兒媳祖西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