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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

1998年,捷克共和国的耶和华见证人亲身体验到,国际弟兄团体之间的情谊有多深厚。该年,“上帝的生命之道”国际大会在全球各地举行。

在美国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市举行的大会共有4万2763人出席,其中345人来自捷克共和国。出席大会的人分别来自美洲、欧洲、非洲以及亚洲至少44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另外,在德国纽伦堡的大会中,来自捷克共和国以及斯洛伐克的代表各有700人。在德国,同时举行的德语大会有五个,出席人数总共有21万7472人。

捷克共和国的代表抵达举行大会的各城市时,受到热烈欢迎;素未谋面的弟兄姊妹热情款待他们;大会首天,与会者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这一切一切,实在令他们太感动了。在纽伦堡,来自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的弟兄彼此亲切问候,为了能够再次聚首一堂而热泪盈眶,互相拥抱。这么感人的场面,实在教人刻骨铭心。

同一年,数以千计的人在捷克共和国参加当地举行的大会。与会者不单听到跟其他大会同样的节目,还收到译成捷克语、合共两册的圣经百科全书《洞察圣经》,令弟兄们大为雀跃。

不错,这些都是捷克共和国的耶和华见证人一些珍贵的历史片段。然而,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倒是漫长而艰苦的。故事开始于一百多年前。如果没有耶和华的支持和协助,他们根本不会见到今天的光景。

1891年,当时守望台社社长查尔斯·泰兹·罗素,在欧洲之行期间曾经短暂到访布拉格。在随后的日子里,耶和华见证人经历过可观的增长,也经历过艰苦、迫害与筛选的岁月。他们的工作完全受禁达46年之久。即使在没有受禁的时候,他们也并非总是得到法律的认可。

在捷克,耶和华见证人的经历跟耶利米先知颇类似。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1:19

以捷克为名

1918年10月,经过在世界各大外交中心举行的多轮政治谈判后,位于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布正式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曾经解体;经过六年多纳粹政权的压制,在战后才重新露面。其后,捷克斯洛伐克人受共产政权管治达四十年之久。七十四年之后,这个政治体系又再消失于无形。在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东部地区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领土。至于西部地区,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西里西亚的部分区域,则成为捷克共和国,简称捷克。

捷克共和国从东到西约长500公里,由南到北约250公里。在西面和北面,林木覆盖的群山葱葱郁郁,肥沃的农田点缀着锦绣的山川景色。可是,跟其他中欧国家一样,环境污染是个严重的问题。当地大部分人都聚居在城市或乡镇里。

有关耶和华见证人于1912年至1970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史,《1972年鉴》曾作过简明的论述;我们在这里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可是,这份报告主要集中于探讨现时捷克共和国内的情况。

宗教遗产

捷克首都布拉格素有尖塔之都的称誉。然而,尽管这里教堂林立,也无法扭转宗教的颓势。今天,捷克共和国内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然而,这倒不是一向以来的情况。

公元863年,拜占廷帝国国王迈克尔三世,应摩拉维亚的统治者拉斯季斯拉夫王子之请,把一个传教团派往摩拉维亚去。传教团由两个来自希腊塞萨洛尼基的教士组成,他们名叫康斯坦丁(后来称为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他们除了用当地语言主持礼拜之外,康斯坦丁还设计出一套能够配合斯拉夫语(即摩拉维亚人的本土语)的字母来,并且着手翻译了部分圣经。然而,对上帝话语有清晰了解,则还是后来的事。

宣扬一个紧急的信息

1907年,大约在罗素短暂到访布拉格之后十六年,一个年长的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每个月一次探访波希米亚的北部地区,把圣经书刊分发给当地的人。他是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埃勒弟兄。他每次探访利贝雷茨及邻近城镇,都至少逗留两三天,到处热心向人传道。他分发罗素弟兄编写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一书,充满信念地宣告,1914年将有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发生。

到了1912年,当地已有好些人积极撒播圣经真理的种子,成立了多个小组,同时为人施浸。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圣经研究者并不感到意外;只是他们所期望的事,并没有全部在同年实现。

在初期,圣经研究者分发的都是德语书刊。不少说德语的人都很赏识书刊的内容。家住比尔森的夏洛塔·扬科夫卓娃还记得,1925年,从德累斯顿来的一个圣经研究者登门造访,把罗素弟兄的一些书刊给了她妈妈。不久,她们一家人就开始参加聚会。她说:“我们十分注重个人研读及为聚会作准备。每周的星期日,我们整天出去传道。我们是圣经研究者;我们研读《守望台》,也研读各种圣经书刊以及《通报》[即现今的《王国传道月报》]。”

其后,社方的刊物逐步翻译成捷克语。1922年,《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这本振奋人心的刊物宣布发行时,三个全时服务的派书者迫不及待地把这本书分发到说捷克语的人的手中。到了1923年,16页的捷克语《守望台》月刊开始发行。

为了在捷克推广宣扬好消息的工作,社方在1923年把安东宁·格莱斯纳和他妻子从德国马格德堡的守望台分社调派到波希米亚来。格莱斯纳弟兄曾于1916年在莫斯特镇主持聚会;在他督导下,社方在当地设立了书库。

1928年,马格德堡分社开始更直接督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传道工作。结果,小组的结构更紧密,传道工作更富成效,协调派书者的工作也大有改善。与此有关的新安排是,每个小组以及派书者(即先驱的前身)都获派特定的传道地区。该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显示,全国共有106个传道员,25个小组,及6个派书者。他们分发的书刊册子共计6万4484本,杂志约2万5000本。他们努力帮助有兴趣学习圣经的人看出,上帝的王国才是解决人类难题的唯一希望。

次年,奥托·埃斯特曼从德国带来了守望台社拍制、扣人心弦的《创世影剧》,开始在全国各地播放。1933年下半年,这项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社方租用了布拉格市最大的卡皮托尔剧院,连续播放四场《创世影剧》。由于出席人数众多,弟兄不得不再租用场地两晚。凡是想听更多圣经演讲的人,都可以把姓名地址留下来。诚然,随着组织日益扩展,弟兄遭遇的反对也日增。这正是耶稣曾告诉门徒必然会发生的事。——约翰福音15:18-20

欣然接受好消息的人

在这段期间,好消息吸引了一个后来在该国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人——博胡米尔·米勒。米勒弟兄在1987年走完了地上的路程,他忠心耿耿地为上帝服务了逾55年。由于不肯放弃信仰,他在集中营及牢狱里度过了大约十四年的岁月。

1931年,16岁的博胡米尔刚开始学排字。他的兄弟卡雷尔则学书籍装订的手艺。他的爸爸,托马什·米勒是一个称为团结弟兄会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是以保存旧有传统与历史文化而引以自豪的。一天,卡雷尔的上司送给他《创世影剧》的入场券。那天晚上,卡雷尔回家时兴奋极了。他把所见所闻一一仔细的描述,还给了爸爸两本德语的书刊。次日晚上,他回来时比前一天更加雀跃,手里拿着捷克语版的《创造》。他缕述感受,并且表示已经留下姓名地址,好获邀请出席其他圣经演讲。

一个月后某个星期日,整家人刚吃完午饭,门铃忽然响起来。博胡米尔忆述说:“爸爸出去应门,在走廊跟那个访客交谈了一会儿。当他回到厨房时,一脸惊讶神色,开口就说:‘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想想看,竟然有人费心在星期日专诚拜访,只为了邀请我们出席一个演讲!这个聚会是由圣经研究者安排的。如果是团结弟兄会的人就肯定不会这样做。我们就是懒惰透了!’”后来,米勒一家人开始经常参加耶和华见证人小组的聚会。

不久,博胡米尔献身给耶和华,可是两年后才受浸。受浸时,他已经是会众监督(当时称为服务指导员)的助手,主持聚会节目,并在社方布拉格的伯特利之家服务。那个时代,并非人人都充分体会基督徒浸礼有多重要。

大概在同一时期,博胡米尔的堂姐妹利布谢·什特赫罗娃开始学习圣经,而且很快就受了浸。什特赫罗娃忆述经过说:“我的叔父托马什·米勒是个虔诚的教徒。1932年一个夏日,他告诉我很多事,例如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未来的世界会有什么遭遇,有一群叫耶和华见证人的基督徒,他们举行的圣经聚会如何精彩等。他还送给我一本书,是约瑟夫·卢述福编写的《拯救》。我开始意识到造物主正引导我明白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第一次参加服务聚会时,刚好听见宣布说在布拉格将举行历来第二次的浸礼仪式。我坐着听着,一点没有料到后来会有的事态发展。在回家路上,米勒叔父问我说:‘你不也想受浸吗?’‘可是我什么都不懂呢!’我为自己辩解说。‘你跟一个做传道的人其实没有分别。你认识圣经,现在你只需看出自己正身处什么时代,上帝对你有什么旨意,那就行了。’就这样,我请他代我报名受浸。1933年4月6日,我受了浸。”不错,她实在看出耶和华对她有什么旨意,并且忠心为他服务,直至在1995年辞世为止。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跟感兴趣的新人主持家庭圣经研究。训练新人传道根本上就是让他们看看另一个见证人怎样对某个户主传道,然后他就得一个人自己去做了。

在认识真理的人当中不少是女性。很多姊妹以传道工作为一生首务,成就斐然。她们带孩子一起出去传道,结果孩子们也能亲尝耶和华的祝福。布兰卡·皮霍娃在十岁那年开始跟妈妈一起传道。她忆述其中一次经历说:“妈妈和我被派到一个村庄去传道。妈妈吩咐我在村庄广场上传道,她则负责探访广场一带的村户。我到达广场上时,惊见有一大群鹅大哥在那里。我什么动物都不怕,就只怕鹅。它们向着我嘶嘶的叫,还开始用嘴啄我,我唯有用传道袋作盾牌。可是它们没有放过我,我情急之下,向上帝祷告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救救我!’不知怎的,鹅大哥们一下子四散奔逃,原来有一只巨型的圣伯纳德狗站在我身旁。我摸摸它,它就一直跟着我逐家逐户去传道,鹅大哥再也不敢惹我了。”后来,布兰卡的妈妈确保女儿明白,这是耶和华照顾他仆人的明证。

以各种方式接触人

1932年,在欧洲的这块田地上,弟兄们收到另一项传道工具。捷克语版的《黄金时代》(即现在的《儆醒!》)正式出版。一年间,弟兄们一共把7万1200份杂志分发到人们手里。许多读过《黄金时代》的人都愿意接受其他更深入探讨圣经的刊物。

为使更多人有机会听到上帝王国的好消息,社方从德国调派一些先驱到捷克斯洛伐克来服务。这些先驱生活简朴,为求使自己全神贯注于传道工作之上。在1932年填交工作报告的84个先驱中,34人来自德国。对许多从德国来的先驱来说,他们必须学习一种新的语言。那末,他们还未能掌握当地语言之前,可以做些什么呢?一个在布拉格服务的德国弟兄奥斯卡·霍夫曼说:“虽然我不懂当地语言,我还是每天出去传道。为了说明来意,我把见证卡拿出来,请户主读出以捷克语写的简短传道演讲。这样,数以千计的圣经书刊得以分发到人们手里。”

为遏止大量外国人涌入,政府后来制定了新的法律,结果所有外来的先驱都必须在1934年内离境。无论如何,到这个时候,先驱们已经成就了不少的善工。在一年间,凡是没有指派给小组的地区差不多都给先驱们踏遍了。

在外国先驱被迫离境的同一年,社方向当地见证人提供了另一项工具,就是以留声机播放圣经演讲的唱片。值得嘉奖的是当地弟兄表现的首创精神。布拉格会众购置了一部印第安750型摩托车,把扩音器放在边车上。他们把车开到镇上的广场或村里某个露天的地方,就把扩音器放在高高的三脚架上,一面逐户传道,一面播放音乐。等到音乐吸引了一批听众时,他们就播出一个简短的圣经演讲。这样,他们能够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到不同的村镇,向数以百计的人作见证。

注册为合法机构

为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耶和华见证人提供一个合法基础去执行他们的工作,社方在1930年采取了一些措施。有关措施涉及成立一些法人团体,可以拥有物业权,收发书刊,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法人团体。

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中,与会者同意成立两个法人团体,并且一致通过它们的共同纲领。第一个法人团体称为“守望台圣经书社(捷克斯洛伐克分社)”,负责收发书刊,安排聚会以及书籍分发。第二个法人团体称为“万国圣经研究会,捷克斯洛伐克分社”,主要办事处设于布拉格,负责督导捷克斯洛伐克全国耶和华见证人的各种活动,旗下还设有三个办事处,分别管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不同地区的工作。总体督导工作则由设于布尔诺市的办事处负责,安东宁·格莱斯纳弟兄是办事处的监督。这些法人团体的设立无疑大大加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传道工作进展。

三年后,即1933年,守望台社在布拉格开设分社,在那里印刷部分的书刊。由于希特勒在德国势力日增,德国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社方才作出这项应变的措施。在德国,见证人的工作已经受禁,社方位于马格德堡的物业被充公。后来,来自马格德堡的埃德加·默克被任命作布拉格的分社仆人。本来在布拉格的卡雷尔·科佩茨基则负责照料伯特利之家以及办公室的事务。

然而,在布拉格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基于个人自骄心以及其他因素,上述两个弟兄之间出现了矛盾与不和。1936年,社方把布拉格分社拨归设于瑞士的中欧办事处统管。此后不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法人团体内两个负有职责的弟兄,卡雷尔·科佩茨基及约瑟夫·居特勒,同时辞职,他们的工作后来由约瑟夫·巴纳及博胡米尔·米勒接替。海因里希·杜恩格被委任为新的分社仆人。杜恩格弟兄性情温和,对耶和华忠心耿耿,曾担任很多不同的神治工作。各群会众受到仁爱的督导,继续喜乐地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在这个渐趋不稳的世界中生活的人,实在需要听到王国的好消息。

国际大会强化信心

在捷克斯洛伐克,耶和华见证人知道各地均有大会举行,他们也殷切期待能够在他们本国举行同类型的大会。

后来,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分社宣布在布拉格的国际大会将于1932年5月14日至16日在瓦列特剧院举行。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国际大会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题名为“灾难前夕的欧洲”的公众演讲特别合时。演讲同时被翻译为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俄语及斯洛伐克语。出席大会的人数达1500人。这是个多么有力的见证!在大会进行期间,弟兄们也参与逐户传道,把超过2万1000本圣经书刊分发到人们手里。

1937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另一次国际大会中,数以百计来自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及德国的弟兄欢乐地聚首一堂。正如米勒弟兄后来忆述说:“那次大会实在是振奋人心!”

在捷克斯洛伐克,宣扬好消息的工作继续有良好的进展。1937年年间,见证人善用7部扩音器和50部留声机,向公众人士播放圣经演讲。结果,在一年之内,弟兄播放圣经演讲的次数是2946次,听众人数达3万1279人之多。据同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报告显示:“在全国各地,宣扬好消息的工作正迈步向前。在大城镇、小村落、在皇宫,甚至山上的农庄,人们都有机会听到好消息。”

纳粹主义阴云密布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欧洲各国局势也日趋紧张。耶和华见证人怎样面对新情势呢?在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宗教理由而拒绝服役是鲜有听闻的事。没有任何主流宗教愿意紧守圣经标准,达到严守基督徒中立的程度。在这个国家里,第一个因为基督徒中立被判入狱的就是博胡米尔·米勒。他写道:“1937年10月1日是我要向军队报到的日子。可是我的良心告诉我,上帝的百姓不应该‘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我全心仰赖耶和华,赐我足够的力量和忍耐,应付前头的考验。到1939年3月底,我由于紧守中立被军事法庭传召已经四次,每次被判入狱数个月。回想起来,我要为那些日子而感激上帝,因为这些磨炼装备我有力量面对日后恶劣得多的情势。”

纳粹主义势力咄咄进逼,耶和华的百姓所受的压力也日重。在跟德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情势变得越来越不妙。1938年8月,政府下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举行聚会,于是他们唯有改为以小群形式聚集。利布谢·什特赫罗娃说:“1938年年间,由于政治局势紧张,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在新情况下向人作见证。在大战期间,我们尽量先熟悉对方,然后才跟他谈及自己的信仰。”

1938年,德军蠢蠢欲动,打算接管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兰德。英国与法国为避免引发战争,默许希特勒把苏台德兰德纳入德国的版图。于是,一夜之间,苏台德兰德的居民惊觉自己已身处纳粹政权之下。

被德军占领

1939年3月15日,德军已经完全占领波希米亚以及摩拉维亚的所有地区。希特勒还创制出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来,名为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受保护国——受保护国还拥有自己的总统以及一个傀儡政府。

耶和华见证人很快就成为盖世太保要对付的目标。3月30日,他们搜查守望台社设于布拉格的分社办事处。4月1日,因中立立场被判入狱的博胡米尔·米勒刚从监狱获释。从监狱到火车站途中,他跟分社弟兄通了电话。后来他忆述说:“我告诉他们,我次日会到分社去,看看情况怎样。那天,伯特利之家只有我们三个人。要办的事情实在很多。好些印刷设备早已送到某个港口,等候运往荷兰去。马泰卡弟兄和我负责把其余物资尽快收拾起来。卡皮努斯弟兄则负责把办公室及伯特利之家的物品清理妥当。与此同时,我们也继续翻译《守望台》和《安慰》(现今的《儆醒!》)。此外,我们成功把大批捷克语的书籍和小册运走,这批书刊是盖世太保在3月来突击搜查时没有拿走的。然而,在我们清理及撤离分社及其他物业的期间内,盖世太保曾多次前来监视。”

自从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军占领以后,继续传道显然变得十分困难。很多弟兄都陆续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杜恩格弟兄就在盖世太保前往逮捕他的前一天才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瑞士去。米勒弟兄也整装待发,并取得当局签发的离境批准。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伯尔尼分社的来信,表示他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岗位,当地弟兄就可以得到所需的督导和鼓励。米勒弟兄马上决定留下来,并且为了确保自己不能改变主意,连护照也毁掉。

四十八年后他回忆说:“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在1939年那个春天留下来,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后悔留守捷克斯洛伐克。后来,我意识到这里就是我的家,这就是耶和华和他的组织委派给我的工作岗位。真的,虽然我的确受过残暴的对待,可是,能够目睹这里的工作一年复一年地扩展,看见身边喜乐事奉耶和华的同工不断增加,我所经历的喜乐要远远超过我的磨难了!”

1939年以后,盖世太保到处逮捕我们的弟兄。布尔诺会众的中流砥柱奥托·布赫塔弟兄也被捕,他后来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去世。1940年秋天,曾在布拉格分社服务的卡皮努斯弟兄,及其他摩拉维亚的弟兄姊妹也相继遭当局逮捕。然而,耶和华忠贞的见证人却仍然尽力宣扬上帝的话语。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曾在较顺利的环境下事奉耶和华的人放弃了信仰,甚至跟敌人联手对付上帝的百姓。卡雷尔·科佩茨基曾是个能干热心的弟兄。可是,当米勒弟兄在1940年跟他碰头时,他简直判若两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圣经出版物的油印本放进信封后,米勒弟兄就把信件放进布袋里,骑着脚踏车,在布拉格从一家邮局到另一家,把信件分批放进邮箱内。他说:“当我走进一家邮局时,一个身穿党卫军装束的人正站在柜台前,我正犹豫去向之际,那个人转过身来。有好一阵子,我们两人互相对望。我不敢相信自己正看着一副熟悉的面孔,以前一个弟兄卡雷尔·科佩茨基的面孔!我迅速恢复镇静,从柜台一手抓了张表格,飞快走出邮局,跳上脚踏车,头也不回的走了。”

次年,负责督导捷克斯洛伐克工作的米勒弟兄被当局逮捕,投进毛特豪森集中营去了。

在“炽烈的火炉”里传道

多年来,对于集中营的情况以及弟兄们历尽的艰辛和虐待曾有不少的报道。捷克的耶和华见证人也被关进集中营里。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他们经历的磨难,集中看看他们在灵性上怎样获得强化,以及他们怎样在“炽烈的火炉”里也不忘造就别人。——请参看但以理书3:20,21,《新世》。

捷克斯洛伐克有个村庄叫利迪策,当代的人都听过它的悲惨故事。1942年6月9/10日,为了报复一个德国军官被杀,希特勒亲自下令将整个村庄拆毁,夷为平地。利迪策自此要从欧洲的地图上擦掉。从这场浩劫死里逃生的博任娜·沃德拉日科娃忆述当时的情景,说:“盖世太保把整个村庄重重包围。男子通通被枪毙,孩子被带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妇女则被送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去。在营内,我遇到主耶和华的见证人……。有一次,朋友告诉我:‘博任娜,我跟那些圣经研究者交谈过。他们谈的事情实在太奇妙了,就像神话似的;可是,他们坚称圣经的应许是真实的,还说上帝的王国快要来临,要把人间的罪恶通通铲除呢!’后来,我亲自结识了见证人。他们向我谈及上帝的王国,我深深的被这个信息吸引住。”不错,她后来更成了耶和华见证人。

事实上,不少囚犯都因为看见耶和华见证人在营中的好行为,留下了深刻印象。阿洛伊斯·米切克回忆说:“大战期间,我因为参与共产党活动被捕,投进毛特豪森集中营去。营内的见证人总有方法取得《守望台》及其他书刊,而且利用这些书刊来教导其他囚犯,就是党卫军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因此,党卫军为了杀一儆百,决定从每十个见证人中,挑一个出来枪毙。他们把见证人排列成行,每十个就有一个被挑出来,带到一旁等候处决。可是,突然之间,仿佛早有预谋似的,所有弟兄同一时间向着被挑出来要给枪毙的弟兄那里走过去,‘如果你们真的要每十个杀一个,就把我们都一并枪毙好了!’营内人人无不目瞪口呆,对眼前的景象叹为观止。甚至党卫军也大为感动,决定收回枪毙令。我目击这件事的发生。”(约翰福音15:13)这次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他的女儿玛丽·戈戈尔科瓦解释说:“家父因为看见在毛特豪森营中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优良品行,欣然接受真理。他在战后随即受了浸,热心宣扬上帝王国的信息,并且帮助不少人认识真理。”

家住布尔诺的奥尔德日赫·内斯罗夫纳尔也曾被关进集中营。为什么呢?他厌恶战争,企图越境逃到瑞士去。这其间,他被军队抓住,控以从事间谍活动,投进了达豪集中营去。他忆述说:“在送我们到营房的囚车上,我看见一个文静的13岁男孩,靠在窗边在读什么似的。他看来有点偷偷摸摸,不想人发觉他看的是什么书。我问他读的是什么,他说:‘是圣经。’他告诉我,他绝对不会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我当时不大明白他的意思,然而我还是跟他留在一起。他名叫格雷戈尔·维钦斯基,是波兰人。次日我才知道他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原来他拒绝在一份清单上签名。由于清单是用德语写的,他恐怕会错签了妥协声明书。他被人殴打,可是他意志顽强,坚不可屈……。

“我写信给家母,请她寄一本圣经来。出乎意料地,圣经果然寄来了。我开始每天读一点点圣经。一个来自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的人留意到我,问我是否明白圣经的内容。我说大概一半一半吧。‘你想多明白一点吗?’我说:‘想。’‘那么,明天下午6时以后,在某某地方等我吧。’就这样,我第一次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聚会在每天下午6时举行,星期日还分三次。主持人及聚会主题都是预先安排的。我的‘老师’是书籍仆人。他是个补鞋匠,他把所有手抄的书刊都藏在工作凳子下面。可是我一年半多没有听到格雷戈尔的消息了。1944年年底,我看见有些囚犯从别的营房回来,在人群中赫然看见格雷戈尔。他长高了差不多半米,可是看起来瘦得可怜。经过检疫隔离,他再次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彼此亲切的互相问候,然后他说:‘我曾祈求主耶和华,不要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耶和华的确垂听了他的祷告。”

在集中营内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在集中营内,弟兄还能够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吗?不错,的确能够。然而,有些弟兄姊妹确曾为这个问题感到焦虑。博任娜·诺瓦科娃追述说:“受难纪念聚会的日子越来越逼近。我想到自己大概不会有象征物可以领食,心里难受极了。可是,耶和华却自有安排。他晓得我的心意:在受难纪念聚会那一天,有人叫我到营房去。在那里,几个不同国籍的姊妹早已先到了。在那里,我们顺利举行受难纪念聚会,包括领食象征物的仪式在内。愿颂赞、荣耀、尊贵归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也归于他的绵羊羔!”

究竟受难纪念所用的无酵饼与葡萄酒是怎样弄来的呢?她解释说:“在邻近的菲尔斯滕贝格镇内,有些见证人在国营农庄工作,象征物就是他们弄来的。”

诺瓦科娃姊妹心愿得偿以后不久,有过一次既惊险、又强化信心的经历。她回忆说:“一天,我被召到浴室去。浴室内有许多淋浴器,可是淋浴器喷出的是毒气,不是水。被毒死的女子——其中有些还有知觉——一并被投进火化炉去。我起初并不知情,直至一个女狱卒对我说:‘嘿!看你这个圣经研究者(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竟也要进毒气室去了!现在且看你的耶和华能救你不能吧!’”诺瓦科娃姊妹转过脸来,含着眼泪祷告说:“天父耶和华,如果我真的要死,就让你的旨意成全好了。可是,我为我的儿女祷告,我把他们全都交托给你了。”接着有什么事发生呢?她说:“我还在祷告,门突然打开了,主管医生走进来,看见我衣襟上的紫色三角,对我说:‘你这个圣经研究者,你在这里干吗?谁叫你来的?’我说是狱卒把我叫来的。他指着门口说:‘你快走!你该去的是那边!’。我离开的时候听到狱卒说:‘现在,我真的相信,他们信奉的耶和华正保护他们。’”

在纳粹党占领期间继续作见证

在这段时期,虽然弟兄无法收集传道工作报告,宣扬好消息的工作并没有松懈下来。来自克拉德诺镇的鲁热纳·利万措瓦写道:“妈妈教导我们信上帝,但不是学神父的那一套。我们学会要尊重别人。1940年,来自布拉格的一个姊妹向我们作见证。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耶和华,我们那无与伦比的上帝,仁爱的天父。1943年,妈妈、姊姊和我都受了浸。”

即使在战乱的不利环境下,耶和华仍然不断吸引“有正确态度,适合得永远生命的人”去归附他。(使徒行传13:48)来自布拉格的弗朗齐歇克·施奈德尔说:“我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却从来不上教堂。我是个机械工人,过着平凡的生活。我常到酒吧跟朋友玩纸牌。有一个人也常来,他喝点啤酒,然后就向人谈及圣经。酒吧里的人都取笑他。我一面玩纸牌,一面竖起耳朵听他讲话。他提及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时,我告诉他我喜欢那段经文。后来他请我到他家去。我到达时,有一群人正在聚会。当时屋内约有七个人,我问道:‘神父什么时候才来呢?’”其实没有神父要来。当时坐在弗朗齐歇克身边的约瑟夫·瓦伦塔负责主持聚会。

弗朗齐歇克继续学习圣经,后来在1942年8月受浸。次年他给盖世太保逮捕了。可是耶和华给他所需的帮助,使他在灵性上不断长进。弗朗齐歇克解释说:“我在毛特豪森认识了马丁·普辛格弟兄。他这个人又勇敢又精明。他给我造了一双便鞋,还常常把书刊带给我。每逢星期日,我们就在‘普拉特兹’(就是囚犯聚集点名的地方)举行聚会——当然都是秘密进行的。”

扬·马图斯兹尼也意识到自己在灵性上需要协助。他回忆说:“大战期间,我在矿场工作。我吸烟酗酒,并且跟两个哥哥加入了矿工乐队。我的健康越来越差,双手震颤像个老人家。一天,我喝醉了,心里烦乱,于是大声向上帝祷告,请他帮助我摆脱种种烦恼。”

过了不久,一个见证人上门探访扬的姊姊,跟扬谈了好久,还留下圣经和三本册子。他读过书刊之后,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他很快就戒了烟,也不再酗酒;他更脱离了矿工乐队,并开始参加聚会。1943年,他在一个鱼塘受了浸。他补充说:“在大战期间,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聚会。我们获知‘妥协’是什么意思,学会宁死也不出卖弟兄。这些知识给我们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助我们应付日后的迫害。”不错,甚至在大战结束之后,迫害还延续下去。

善用较为平静的岁月

大战结束后,耶和华的百姓在1945年至1949年间享受到一段较为自由和平静的日子。弟兄趁这段时期重新振作起来;他们热心重燃,积极执行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传道使命。——马太福音24:14

当时的首务是跟各群会众和个别的传道员再次取得联系。弟兄有的去世,有的迁往别处;有数以千计住在边境地区的德国人则被遣返本国。米勒弟兄也许是第一批返抵家园的人之一,他努力跟各群会众重新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他也尝试接触其他国家的分社办事处,但起初却劳而无功。后来在6月初,他终于成功地发了一封电报给瑞士伯尔尼的分社。自此以后,伯尔尼分社每次寄来数页的德语《守望台》。翻译工作迅速展开。1945年8月,战后第一期用油印机印制的捷克语《守望台》正式在布拉格发行。

许多人还记得见证人在战前宣讲什么信息,现在这些人较愿意聆听好消息。弟兄逐步安排公众演讲聚会。演讲不再是播放录音了,而是由具备资格的讲者讲出。有数以百计的人出席这些聚会。第一个演讲题名为“在新世界里享有真正的自由”,在1945年11月11日发表,地点是布拉格农业股票交易所的礼堂。在场的六百多名听众兴致勃勃地留心聆听聚会的节目。三年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举行的同类演讲多达1885次。许多现在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弟兄姊妹表示,他们当初正是受这些演讲所吸引而认识真理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现居于波希米亚的蒂博尔·托马绍夫斯基。一个见证人在工作地方结识了蒂博尔,大家闲聊之间谈起圣经来。蒂博尔很欣赏弟兄谦和的性情,于是请他到家里作客。后来他获邀出席一个聚会。蒂博尔回忆说:“我和妻子在聚会里的所见所闻,实在难以用言辞表达。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引人入胜的演讲。当时有三个讲者轮流发表演讲,我对身旁的人说:‘这几个人肯定受过高深教育。’‘不是,他们只是农夫罢了。’我们兴奋极了,演讲结束后仍久久不愿离去。在接着的星期里,我工作时心神恍忽,迫不及待等候星期日来临。自此之后,我们从没有错过任何聚会。”

当时见证人也到苦工营(战后拘留战犯和德国人等待驱逐出境的地方)去传道。一份有关当日这类活动的报告指出:“在苦工营内,弟兄接触到不少德国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前纳粹党员。”这些人会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接受圣经真理呢?耶和华见证人想给他们一个机会。

1945年11月,米勒弟兄正式受委任为分社监督。次年夏天,弟兄们在布拉格附近的苏赫多尔购置了一幢楼高四层、几乎全新的建筑物。这里环境清静,是伯特利成员办公及住宿的好地方。这时,社方把全国分成好几个环,每个环大约由二十群会众组成,环务大会也自此经常举行。这些大会的确是耶和华赐下的丰盛祝福。在大会举行期间,弟兄们也参加逐家逐户的传道工作;星期日下午举行的公众演讲更是个美好的见证。随着各群会众设立神治传道训练班,有更多弟兄在耶和华的灵帮助下成为具备资格的讲者,传道员也成为更优秀的教师。

此外,弟兄们也举行规模较大的集会。1946年,社方在布尔诺一个叫做贝塞德尼杜姆会所的礼堂举行大会,有1700人出席。大会的节目包括“你们欢乐吧”以及“和平的君”这两个演讲。当时,瑞士伯尔尼的分社监督弗伦茨·齐歇尔弟兄也有出席是次大会。次年,在布尔诺举行的另一个大会中,来自世界总部的三个弟兄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其中包括诺尔弟兄、韩素尔弟兄以及科温顿弟兄。弟兄们在市内用海报及传单邀请人聆听大会的公众演讲,讲题是“万国万族的人快乐了”。出席人数高达2300人。许多人还留下地址,希望获邀参加日后的聚会。

1948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出现严重危机。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另一方面,耶和华见证人继续热心宣扬好消息。在王国宣扬者的数目方面,该年有百分之25的增长。同年9月,另一个大会在布拉格举行。大会的公众演讲题目十分合时:“上帝的王国——人类的希望”。此外,鉴于前头的艰辛岁月,题名为“在考验下紧守忠诚”的演讲也极适切。事实上,甚至在大会举行期间,仇敌已经蠢蠢欲动,要向耶和华的百姓发动攻击了。

再次乌云密布

弟兄从集中营获释以后不及四年,政坛局势突然剧变。1948年11月,在波希米亚西部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环务大会上,暴风雨将临的先兆已清楚可见。大会节目虽然没有被打断,可是当米勒弟兄在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发表公众演讲时,会堂后排坐满了公安部便衣警察。同一天晚上,米勒弟兄正在进晚餐,卡罗维发利会众的监督奥尔德日赫·斯库平纳弟兄走进来,情绪激动地告诉他,公安部曾到一些弟兄家中搜查,并把搜出的书刊一律充公。

米勒弟兄急电布拉格分社,可是没有人接听。他心知不妙,连忙赶回布拉格去。他走近伯特利之家时,发觉有两个假装修理工人的密探正在监视分社内的情况。他进去以后,一个弟兄告诉他,公安部警察把整幢建筑物都搜索过,并下令将办事处封闭。米勒弟兄抵达后不及45分钟,内务部两个官员进来,宣布社方物业已被没收。米勒弟兄提出抗议,指出官员在取得法庭指令之前,无权没收私人的物业。官员离开以后,米勒弟兄连忙把未被警察发现的档案搬到他父母家里去。可是,他跟两个姊妹回到伯特利之家时,一个警察手里拿着法庭指令马上把他们三人逮捕。伯特利之家的其他成员早已被逮捕了。

法庭指令真的这么快就发下来了吗?不是的。几个月后,弟兄们仍被当局拘禁期间,卡皮努斯弟兄收到一封来信。信件是内务部于1949年4月4日签发的(即分社物业被充公后超过四个月),内容大致说当局决定终止分社的一切活动,并且没收社方的物业。

即使这样,国家法庭在7月开审时,却因为证据不足而终止对弟兄的刑事起诉。弟兄随即从拘留所获释,可是他们的自由却很短暂。他们还没有离开法院大楼,就给两个内务部人员截停,通知他们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决定判他们进苦工营两年。当局无法循法律途径治弟兄的罪,就干脆下令把弟兄关起来。米勒弟兄后来被送往克拉德诺的一个煤矿工作。

逮捕的狂潮席卷全国,为耶和华见证人带来了莫大的艰辛。然而,共产党员在一件事上却完全估计错误。他们对被囚的米勒弟兄说:“树倒猢狲散,擒贼先擒王。”他们一心以为米勒弟兄及其他身负重责的弟兄是见证人的“领袖”,却不知道天上的主耶稣基督才是基督徒会众的真正元首。——以弗所书4:15,16

纯真崇拜继续兴旺

在这段黯淡无光的日子,纯真的崇拜继续发出光来。弟兄们很快作出应变的措施,继续执行见证工作,向人宣告耶稣是弥赛亚君王。布拉格的约瑟夫·斯科豪季尔解释当时的处境说:“迫害开始没几天,当地的监督格罗斯弟兄到我家里来,把十个传道员的姓名交给我,请我负责照顾。”在以后有一段日子,弟兄们仍然设法逐户探访人,但后来却逐渐学会改用其他的方法传道。

虽然有很多弟兄被捕入狱,外面的弟兄姊妹仍然继续经常聚集。他们固然无法租用社区会堂,可是他们却能安排在面积较大的住宅单位内举行节目缩短了的大会。他们甚至不时在树林内举行较大型的集会。1949年,在内代克镇附近的奥尔德日霍夫,首次有这类大会举行。他们利用山坡上突出的石头作座椅,出席是次大会的人多达200。附近还有一所被人弃置的房屋、谷仓和水池。为了举行浸礼,弟兄们把谷仓分隔成男女更衣室,把水池清理干净,受浸者沿着木梯走进水池。当天受浸的共有37人。

那末,弟兄们怎样获得圣经书刊供研读之用呢?据来自特普利采的维考里尔弟兄报道,情节相当曲折。报告说:“1950年,仍然留守在特普利采的只有我们三个人。瑞士的一个姊妹把法语的《守望台》寄给我们。我们曾一度失去联络,后来又恢复接触。随后,我收到许多用代号写的信。例如,信中请我先找某个人,这个人又认识另外某个人;经过多次转折,我们得以跟弟兄取得联系。由于带头弟兄都被囚狱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组织内部的联系。虽然我们没有正式受委派,人人都按需要尽自己所能。这样,《守望台》的供应从没有中断过。”

在捷克斯洛伐克耶和华见证人的历史上,一段艰难困苦的时期就此展开。全赖耶和华的帮助,这里的工作才得以继续下去。事实上,虽然弟兄历尽艰辛和考验,王国工作仍然不断增长。

短暂的喘息时期

出乎意外地,在1950年初,所有耶和华见证人,包括弟兄和姊妹,都从苦工营获释。苦工营外的情况又怎样呢?米勒弟兄回忆说:“在我们被囚期间,弟兄们竟然能够建立和维持这么紧密的组织,实在令我惊喜不已。”耶和华的灵无疑大大推动一些年青有为的弟兄在组织内热心带头,其中包括扬·塞宾和雅罗斯拉夫·哈拉。雅罗斯拉夫的父亲在1948年被捕(后来更死于狱中),可是雅罗斯拉夫立下极佳的榜样,大大激励弟兄姊妹保持积极热心。获释的弟兄同时发觉,在两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的传道员竟有百分之52的增长,从1581人增加至2403人。次年的增长也高达百分之38。

1951年,捷克语版的《“以上帝为真实”》分为六册发行,成为该国传道工作扩展的基础。弟兄们善用这本新书来主持家庭圣经研究。这本新书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装备圣经学生在事奉耶和华方面有个良好的开始。

然而,共产党官员对于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却没有半点好感。1952年,耶和华的百姓再次面临另一场持续的严峻考验。

再次掉进“炽烈的火炉”里

1952年2月4日清晨,米勒弟兄再次被公安人员逮捕。这一次,他被人用布蒙住眼睛押返监狱。他后来写道:“在其后的14个月,每次我离开单独监禁的牢房,都被人蒙住双眼。几乎每隔一天,我就受到长时间的盘问。他们试图说服我承认曾参与间谍活动,犯了叛国罪。盘问报告重写又重写。他们千方百计要把罪名加在我身上,哪怕是最隐晦的指控,我始终拒绝在这些报告上签名。大约十六年后,当我重获自由时,内务部一个官员告诉我,他们把我放在要处决的人的名单上。1953年3月27日,我被蒙上双眼,带到潘克拉茨的法庭接受审讯。聆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延续了两天之久。我和另一位同工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坐在旁听席上的,全部都是内务部负责盘问的人员。”

1952年2月4日那天,当局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大举搜捕见证人。光在一天之内,公安部一共拘捕了109个耶和华见证人(104个弟兄和5个姊妹)。

埃米莉·马齐茨科瓦是当天被捕入狱的姊妹之一。她回忆当日的情景说:“1952年2月4日,我丈夫刚在医院留医,公安部三男一女在凌晨3时30分到我家来,把我逮捕了。他们把屋子彻底搜查,搜出来的东西都一律充公。他们把我带返俄斯特拉发的区域警察局,当时不少见证人已比我先到了。那天,当局大批搜捕我们。他们把我们放进新近粉刷过的牢房,房里十分寒冷,而且有一阵难闻的恶臭。他们给我们冷水洗脸,然后牢牢锁上铁门。我们无论被带到哪里,都要戴上黑眼镜。他们派些暗探混进来,可是我们除了向他们谈及上帝的王国,就什么都没有说。这些奸细甚至假装跟我们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为要打垮我们,敌人无所不用其极。可是,耶和华却保护我们,赐力量给我们!”

布拉格一场荒谬绝伦的审讯

在那段日子,全国进行了多次政治审讯。法庭判下的刑罚极其苛刻,有的人被判多年监禁,有的被判处死刑。1953年3月27和28日,当局对耶和华见证人进行审讯。在前后相隔一个月的两轮闭门审讯中,该国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先后被判重刑。刑期如下:“米勒和福格尔被判18年徒刑。塞宾、格罗斯和哈拉:15年徒刑;纳哈尔卡:12年;诺瓦克:8年;波鲁布斯基:5年。被告的财产一概充公,同时丧失公民权。”

至于审讯的经过,大众人士只能从报章读到。报章的报道是怎样的呢?以下是3月30日共党日报《红色法律报》所载的歪曲报道:“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仇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社会,不择手段要令我国劳动人民偏离社会主义的正途。……布拉格区域法庭所举行的审讯,正是要打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受审的是一个教派的主脑人物,他们自称为耶和华见证人。这个组织以美国布洛克林为基地,自1949年以来在我国一直受禁。他们为什么受禁呢?因为他们的主张毒害人心。他们披着纯真基督教的面纱,偷偷散播广受宣传的道理,旨在腐蚀我国人民的道德规范。他们怂恿人仇视祖国,违抗法纪,积极装备信徒在日后的战事中进行间谍活动。”

这种极尽歪曲之能事,以求为法庭的判决辩解的报道手法创下了先例,成为各新闻媒介争相仿效的规范。

在狱中找到绵羊般的人

可是,即使弟兄被囚在狱中,他们仍继续争取作见证的机会。弟兄们足智多谋,懂得随机应变。狱中也有人愿意接受圣经的真理。其中一个例子是来自恰斯拉夫的弗朗齐歇克·亚内切克。他回忆说:“大战期间,我曾参与地下军活动。1948年,我反对政府新一轮的暴行,公开批评不公正的事,因而被判入狱11年。监狱当局容许我拥有圣经,我一有空就教人学习圣经。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们以为我是个教士。我和见证人被关在不同的囚房里,可是我们在营房外当值(即火警戒备)时也偶尔相遇。一个寒风刺骨,星月皎洁的晚上,我刚要值班。隔邻囚房的一个人也在这时出来。我对他说:‘你大概也是在这里服事法老的吧?’‘你知道法老是谁吗?’他反问我。‘知道,他是埃及的统治者。’‘那么你知道他预表谁吗?’‘这我倒不知道。’‘过来,我告诉你。’这样,我们一起走了两个小时,我获得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我进步得很快。上帝的确对我显示慈爱,看出我有渴求真理的热情。”弗朗齐歇克跟耶和华见证人一起学习圣经后不久,就每个月用七八十小时向人传道。

许多在狱中认识真理的人都在狱中受浸。这怎么可能呢?拉吉斯拉夫·斯梅伊卡尔本是个政治犯,后来在狱中认识真理,他解释说:“在我们工作的矿场内,有几个巨型的空气冷却塔。1956年6月,我跟其他几个人就在其中一个冷却塔的贮水池内受了浸。说起来,事情也不简单,因为我们要赶在下午换班时一段很短的小休期间完成浸礼。我们拿着内衣到冷却塔,受浸后匆匆更衣,然后上班去。”他们很感激耶和华帮助他的百姓,使他们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以水浸礼象征他们决定献身事奉上帝。——马太福音28:19,20

在煤矿工作的“圣人”

对于加诸耶和华见证人身上的禁令,当局实施的方式和程度其实各有不同。然而,无论身处什么环境,弟兄们仍然尽力紧守基督徒的忠诚。不少弟兄因此被捕入狱。

1958年,政府颁下新法令,容许30岁以下的矿工免服兵役。因此有些弟兄认为,与其等待被捕,然后也许被判到矿场工作,倒不如到矿场当雇工,反而可以享有若干程度的自由。(箴言22:3)就这样,不少见证人都受雇在矿场工作。其他矿工把他们叫做“圣人”或“教士”。在某些矿场内,耶和华见证人数目众多,一些灵性坚强的会众得以建立起来;在这些会众里,弟兄们不断迈向成熟,成为具备资格的服事者。

爱德华·索比奇卡在克拉德诺镇附近、卡门内热赫罗维采村内的煤矿工作了十年。他说:“就我记忆所及,在我工作的矿场内,弟兄的人数最多时有30人。我们轮班工作,而且协议不要老跟弟兄在一起,以免跟其他人明显分开。尽管这样,‘圣人’还是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耻笑我们,侮辱我们,可是心底里却尊重我们。”弟兄们争取机会向同事作见证;只要有人表现兴趣,他们就很乐意把珍贵的圣经书刊借出去。

跟见证人一起度假

虽然日子艰苦,耶和华的子民也有轻松的时候。只要安排得宜,一起消遣度假不但能够舒展身心,也可以强化灵性。对于只能跟十个人左右一起聚会的弟兄来说,你不难想象,能够跟30个见证人一起共度一两周假期是多大的赏心乐事!

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之一是邀请谁。负责筹划的弟兄尽量不厚此薄彼,例如不会挑选年轻的过于年长的,男子过于女子等。此外,总有几个灵性成熟的基督徒男子负责提供所需的督导。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安排一个平衡、合理的节目。每天的时间表大致如下:早上一起祷告、讨论每日经文以及诵读圣经。某些下午有长约一小时的聚会。在晚上,大家通常一起作属灵交往,节目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其余时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有的研读,有的远足,有的游泳,诸如此类。传道活动通常跟远足连结起来,可是大家都要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试想象,有20个人一起远足。他们走过村庄、森林和田野,沿途显然会碰到当地的居民。因此,如果弟兄或姊妹遇上当地人,就会离队设法跟对方交谈,其余队友则继续前行。

这种结伴同行、一起度假的安排的确有不少好处。弟兄们灵性受到强化之余,也可把握机会传播好消息。在捷克斯洛伐克耶和华见证人的现代历史上,结伴度假是个固有的特色。然而,无论身处何方,耶和华的仆人都不能在灵性上松懈下来。

奸狡的攻击

“谎话的父亲”魔鬼撒但极力要削弱人的信心,不惜歪曲事实,误传上帝的忠仆。(约翰福音8:44)他曾使用这些伎俩令古代的以色列人产生疑惧,使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敌挡基督,也借此破坏早期基督徒会众的团结。(民数记13:26-14:4;约翰福音5:10-18;约翰三书9,10)受撒但利用的人有的也许追求虚名,有的也许自觉有理,不明真相就妄加批判。撒但时常利用这两类人,在捷克的情形正是这样。

在5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的弟兄处境十分困难。不少弟兄仍然系身囹圄;他们跟耶和华见证人世界总部的联系早被截断。有些性格主动的弟兄向同工提出的指引只反映出个人的见解,而不是以圣经原则为依归。(提多书1:9;雅各书3:1)在当时各种压力之下,有些人即使对真相一知半解,却坚持自己的看法。(请参阅箴言18:13,17。)有少数人甚至开始“拉拢门徒跟从他们”。——使徒行传20:30

论到当时的事态发展,米勒弟兄后来写道:“1956年1月某一天,我在瓦尔迪采监狱被带到办公室去,当时有两个自称是内务部人员的男子正等着我。他们试图说服我,不要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过度执着。由于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会面很快就结束了。1957年,内务部的另外两个官员也来见我。这一次谈话延续了三小时,气氛却跟上一次有天渊之别。我率直地解释见证人对各事的观点与看法。例如,他们想知道见证人对兵役、输血、工会以及其他问题采取什么立场。会谈结束前,其中一个人问我:‘米勒先生,你认为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我回答说:‘朋友间关系亲密,志趣相投。我们耶和华见证人相信上帝,但你们共产党员却是无神论者;看来我们志趣并不相投。可是,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否则我们就无法信任你了。’我当时觉得,他这样问是要决定我们双方能否在未来作有意义的对话。如果大家能有沟通,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提高了。”

这次会面之后,有些弟兄能够跟政府官员有较坦诚的沟通。然而,鉴于当时的环境,有些弟兄听闻弟兄与官员会面,就贸然认为带头的弟兄准是跟仇敌妥协了。诚然,有些人之所以有这种反应,是由于不愿在基督徒的原则上作出任何妥协。可是,有少数人却态度专横武断,公然表示不信任那些与政府官员会面的弟兄。然而,这种怀疑有事实根据吗?

问题也牵涉到其他因素。忠贞事奉耶和华逾五十年的尤拉伊·卡明斯基解释说:“在负领导责任的弟兄及其他长老被捕后,一些在会众和环内带头的弟兄开始为其他人定下许多硬性的行为准则,规定弟兄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实,他们如果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提倡“基于信心的服从”反而好得多!(罗马书16:26)由于法律规定人民有义务要投票,有些见证人遵命到投票站去。可是,由于良心的缘故,他们没有实际投票支持任何候选人。其他弟兄认为,这样做就是跟仇敌妥协。此外,可以理解的是,有些弟兄看见基督徒同工饱受当局虐待,就对政府怀有强烈的不满和反感。米勒弟兄评论说:“我为这些情况深感苦恼。因此,在1957年秋天,我[从监狱]给弟兄写了封信,想帮助他们以合理、客观的态度去看这些问题。”信的其中一段内容如下:

“还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担心。……请弟兄不要忘记,我们举行聚会的目的是要学习圣经,训练耶和华见证人成为更优秀、更具备资格的服事者。因此,在聚会期间,哪怕在场只有两个人还是许多人,讨论政治或者公开发表反政府的言论,都是不可取的。弟兄们,请切记,不要在你们中间讨论这一类的话题。你们当中有人因为我和其他弟兄被囚在监里,因而对政府心怀怨恨吗?如果有,我代表自己以及其他弟兄恳求你们,要把心中的怨恨除掉。不要被恼怒和仇恨所胜,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事交托给上帝,你们也应该同样行。”——罗马书12:17-13:1

忠贞的弟兄姊妹读过这封来信后大受鼓舞。扬·泰萨尔日说:“我们收到这封在1957年写于狱中的信。信中没有半点妥协的迹象,弟兄只是表现基督徒通情达理的精神罢了!”可惜并非人人都有这种看法。米勒弟兄的信后来竟引起了不少争论和猜测。

脱离会众

1960年5月,当局大规模特赦政治犯,大部分见证人也得以从监狱获释。弟兄们都乐透了!他们没有理会威吓,迅速重整旗鼓,恢复宣扬好消息的工作。弟兄们记得耶稣基督的早期使徒所立的榜样。使徒们获释后,随即祈求上帝赐予胆量,使他们能够继续宣讲他的话语。(使徒行传4:23-31)可是,另一种考验接踵而至。

当时在弟兄间形成了一种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精神。在一些会众里,看法主观、专爱挑剔的人竟然阻止会众读出米勒弟兄为了澄清问题而寄来的信。195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有2105个活跃的见证人,可是,其中有超过1000人虽然自称事奉耶和华,却跟他们以往的基督徒同工分道扬镳。不但这样,另立门户的人的领导分子甚至声言,自己受到纽约布洛克林总部守望台社社长诺尔弟兄的认可。

后来的事态发展令那些脱离组织的人对昔日的同工猜疑更深。这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官员大都明白耶和华见证人并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们也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是禁不了的,要说服他们在信仰上妥协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奉行共产主义的极权政府转而跟见证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在政府强迫下进行的。公安部要确保见证人的宗教热忱不会被用来对抗政府;如果可能,甚至要利用他们来支持政府。对话的方式各有不同:有时米勒弟兄或某个周游监督会被传召到警察局接受问话;有时双方会在咖啡室内闲谈,气氛看来轻松友善。

在有些不知情的旁观者看来,跟公安部人员作这种对话的弟兄正与官方勾结。这些弟兄甚至被人列在黑名单上,声称他们刻意修改社方的文章,以求迎合公安部的想法。

受到仁爱劝导,要“寻求耶和华”

诺尔弟兄为主的工作劳心劳力,对许多努力跟耶和华组织一起忠贞服务的人关怀备至。1961年12月7日,他致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弟兄,信中引述了弥迦书2:12和诗篇133:1的经文。他阐释社方对各事采取的立场,并表示确认和支持一些被授予职权的弟兄。他仁爱地提醒弟兄,要努力“寻求耶和华”,认清耶和华的灵正怎样发挥作用去实现他的话语;要跟上帝任用的渠道通力合作。(撒迦利亚书8:21)以下是信中的一段:

“我亲爱的弟兄:……我所听到的消息显示,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弟兄正按照神治方式跟基督徒同工保持团结。然而,由于我们之间的通讯设备极不完善,有少数人容许谣传和闲话在他们心中挑起了疑虑,结果他们没有跟弟兄合作,也没有提交传道报告。这样做只会为人增添苦恼和麻烦,而这正是他们的遭遇。我写信给你们,是特地要让你们知道,亚当·亚努什卡弟兄、博胡米尔·米勒弟兄,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跟他们一起负督导责任的基督徒监督,都是受社方确认的。我在这里恳请你们,要谨记保罗在希伯来书13:1,7,17的勉励。这些弟兄关心你们,渴望帮助所有人对耶和华上帝保持忠贞。因此,要虚心跟他们通力合作,他们也乐意跟你们通力合作,使赞美全归给耶和华。”令人遗憾的是,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亚当·亚努什卡弟兄由于行为跟基督徒身份不符而被开除了。

不少弟兄很赏识诺尔弟兄的来信,可是并非人人都愿意虚心接受劝告,调整自己的想法。事实上,难题在1962年更进一步恶化。该年《守望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解释基督徒对上帝负有首要的义务,但也有义务要顺服罗马书13:1所提及的“在上的当权者”,即当权的世俗政府。这系列文章调整了社方以往对这节经文的理解。于是,专爱猜疑、诸多挑剔的人遂散播流言,声称文章是米勒弟兄在内务部官员指使下编造出来的。弟兄应该怎样应付这种情势呢?他们并没有浪费时间去说服那些不想被说服的人;相反,他们专心致志向饥渴慕义的人传播好消息。

多年后,有些脱离了组织的人终于看出耶和华确实祝福他的子民,于是请求重返组织。另外一些人则等到1989年收到治理机构的信之后才返回组织。这封信向“所有渴望崇拜耶和华,并团结一致事奉他的人”指出,撒迦利亚书8:20,21和以赛亚书60:22的预言怎样正在现代获得应验,并强调人人都必须按照马太福音24:45-47、哥林多前书10:21,22,以及以弗所书4:16的劝告及标准行事。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你们迄今还没有像普世各地上帝的子民一样,按照神治安排及程序跟上帝的显形组织密切联系。我们写信给你们,是要鼓励你们以行动证明,自己的确渴望跟耶和华在世界各地以及本地所设立的显形组织代表通力合作,同心同德。你们接受社方所挑选的这些弟兄,就可以显出这种正义的心愿来。他们很乐意来探望你们,向你们读出这封来信。你们可以放心,凡是来探访你们、以这封信证实身份的弟兄,都是经我们授权和认可的。他们热诚邀请你们返回上帝手下团结合一的羊群,不再跟组织分离。——约翰福音10:16。”

撒但趁着当地各群会众无法跟耶和华显形组织的其余部分经常保持联络,施狡计造成了不少伤害。可是,治理机构的这项仁慈之举,大致把有待抚平的伤痕都给抚平了。

组织起来,受训作更大服务

见证人在1960年从监狱获释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宣扬好消息的工作仍有不少扩展的余地。要完成使命,妥善的组织和优良的训练是不可或缺的。弟兄能够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环境下达到这些目标,足以证明耶和华的确保护他们,祝福他们。

1961年,社方举办了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让周游监督及组务仆人(即现在的主持监督)接受专门的训练,神治组织从此跃进了一大步。来自布拉格的卡雷尔·普尔扎克当时正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他还记得第一届训练班的情况。训练班本来定于在卡罗维发利附近举行。后来,由于公安部也获知训练班的举行地点,弟兄不得不临时安排在一个私人住所内聚集受训。

那时,不少年轻弟兄很珍视为耶和华服务的特权。他们在灵性上迅速成长,很快就获邀参加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其中一个例子是亚罗米尔·莱内切克。他14岁就主持会众书籍研究班;16岁被任命作监督的助手;20岁应邀参加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现在,他是分社委员会的成员。

1961年,另一项训练计划也大大有助于提高服事职务的素质。这项训练计划委派经验丰富的传道员协助经验较浅的新人。他们为外勤服务一起作准备,一起工作。训练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要协助新人进步,直到他们也能协助其他新人。虽然当时弟兄们只能作非正式见证,这项训练成效卓著,帮助许多人成为耶和华手下优秀的赞美者。

在极权统治下,信件时常受当局严密监控。因此,周游监督成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神治组织内彼此沟通的重要环节。弟兄们热切期待每一次的环务探访。爱德华·索比奇卡回忆说:“周游监督都必须有一份世俗工作,所以他们只能每隔一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黄昏跟会众一起工作,相当于每个月约有五天时间。这等于在崇拜自由的国家里,环务监督每星期跟会众一起工作的时间。因此,每个环通常只有六群会众。”通过周游监督的探访,弟兄们不但跟各群会众保持紧密联系,并且能够获知最新的消息。

有些人忘记谨慎行事

随着王国工作进展顺利,弟兄很容易忘记了耶和华见证人仍然是受禁的。负责督导的弟兄勉励同工凡事要思想健全、谨慎明智。可是,有些人并不满足于当时所用的传道方法;他们希望更快看见工作的成果。

1963年某天,在布拉格的一个公园里,两个弟兄召了一群人来。其中一个弟兄站在长凳上,开始发表演讲。群众中有人表示异议,弟兄说他是魔鬼的臣仆。后来警察到场,要求弟兄表明身份。然而,事情并非至此为止。这次事端引发了警方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数天之内,布拉格有一百多个弟兄姊妹被当局拘留。事情的结果是,弟兄受到拘控,同时也学到教训。被捕的人有六个受到审讯和定罪。

这次事件并没有令传道工作缓慢下来,可是弟兄们受到提醒,行事要表现实用的智慧。(箴言3:21,22)在60年代末,当解禁看来指日可待之际,行事谨慎尤其重要。

崇拜自由真的在望吗?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坛风起云涌。共产党内部的所谓改革派大权在握,社会步向民主化。这项发展深受老百姓欢迎,人人大谈“富人情味的社会主义”。

对于这些改变,耶和华见证人有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是静观其变。他们固然希望社会制度更自由,见证人的活动不再受禁止,可是他们不想轻举妄动,以免将来后悔。这种有所保留的做法证明十分明智。(箴言2:10,11;9:10)在人民享受过八个月的自由日子之后,华沙公约组织五个成员国的大军压境。75万个士兵和6000架坦克转眼间把“富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彻底粉碎,老百姓的希望也完全幻灭。可是,耶和华见证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严守中立,对于他们日后的处境十分有利,因为当局不得不承认,耶和华见证人绝不会对政府构成任何威胁。

出人意表的一项发展是,在随后的一段短时间内,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可以自由到西欧各国去。许多耶和华见证人把握机会到西欧参加该年(1969年)举行的“地上的和平”国际大会。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三百多个弟兄姊妹前往最接近的大会城市——德国的纽伦堡,参加这次大会。大会节目无疑为弟兄注入了额外的属灵力量。可是不久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跟欧洲接壤的边境又再次关闭了。

70年代早期,政府发起了所谓的政治正常化运动。支持1968年改革运动的人纷纷从政治及文化活动上被淘汰出去,受牵连的几乎有三万人。公安部的官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因为曾支持改革运动而被革职。有些人说,黑暗时代再次重临了。

虽然这段时期跟50年代的情况并不相同,在这段期间,公安部又再次严密监视耶和华见证人的动向。在若干地区,有些弟兄被捕入狱。见证人并没有停止传道,只是更加谨慎而已。

“人类六千年历史”

1969年,捷克语的《守望台》刊载了一系列取自《永生——在上帝之子的自由中》的文章。在题名为“人类六千年历史行将结束”的第一章里,社方就千禧年及圣经的年代计算作出仔细分析。这些资料对有些人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但却同时惹起了许多疑问和揣测。

1972年2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分社办事处致信给各群会众,详细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就哈米吉多顿大战何时来临的问题作出任何揣测和声称。信中同时指出,社方的出版物从来没有提到哈米吉多顿大战会在哪一年来临。信的结尾说:“普世各地的耶和华见证人熟知这些事实,因此任何人也不该就1975年期间或之前将有什么事发生,妄自提出个人的见解。任何揣测都没有圣经根据,而且可能对传道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要‘全都说话一致。你们中间不可分裂,只要融洽地团结起来,思想相同,想法相同’。(哥林多前书1:10)那个日子,那个时辰,谁也不知道。”——马太福音24:36

当年的“大事”

1975年2月,警方拘捕了几个弟兄。该年,在国内各地有更多弟兄被当局逮捕。布尔诺的斯坦尼斯拉夫·西梅克弟兄曾多次被捕入狱,他说:“我在1975年9月30日被逮捕,我的住所和办公室被警方彻底搜查。他们把五大袋书刊全部充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出动了二百多个公安人员进行搜捕,到过40个住所搜查,充公的物资多达半吨。弟兄们分别被判入狱13至14个月不等。”

被警察搜查住所是很恼人的事。监督们时常有会众报告的存档在家里,这些东西并不容易收藏。可是,耶和华不只一次把企图伤害他子民的人的眼睛遮蔽了,使他们视而不见。来自比尔森的马扎克弟兄讲述其中一次经过,说:“我当时是外勤监督。我家里有个装上玻璃门的陈列柜,我把传道报告、捐款以及所有长老和服事仆人的名单全都放在柜中的一个大信封里。当警察走近陈列柜时,我妻子瞧着我,开始在心里向上帝默祷求助。搜查人员的视线穿过玻璃门,直望着那个灰色的大信封,可是他们的眼睛仿佛被弄瞎了一般,竟然没有看见那个信封。我们多么衷心感激耶和华的保护。”

有时候,当局对待弟兄的方式也有引人发笑的一面。于1936年受浸,曾多次被捕入狱的米哈尔·法泽卡什就有过这样的经历:“1975年,我再度被判入狱,但这次是缓刑执行。有趣的是,在同一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30周年,政府增加了我的退休金作为奖励,因为我曾紧守基督徒的中立,被送进集中营里,就等于‘有份削弱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力量’!”

划分会众的地区

1976年2月1日,由五个弟兄组成的国家委员会成立,专责照料耶和华见证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活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翁德雷·卡德莱茨、米哈尔·莫斯卡尔、博胡米尔·米勒(统筹者)、安东·穆林和爱德华·索比奇卡。

同年稍后的时间,翁德雷·卡德莱茨私下探访耶和华见证人的芬兰分社。他在服务部看见一幅芬兰地图,把全国各区、各环以及各群会众的地区清楚划分开来。他回国后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建议,捷克斯洛伐克也应该有类似的安排。可是米勒弟兄认为这样的地图只会引起政府官员的疑心,甚至招惹严重的后果。卡德莱茨弟兄回忆说:“我绝没有打算重提旧事。可是在两个月后,米勒弟兄竟然主动提出同一的建议。”显然弟兄们看出有划分地区的必要。不久,各群会众都参与其事。

问题是,弟兄应该怎样把捷克斯洛伐克划分成8个区、35个环,以及220群会众呢?分社把这项任务交由来自布拉格的雅罗斯拉夫·鲍德尼弟兄担任。他解释说:“弟兄给我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能够跟做事一丝不苟的米勒弟兄一起工作实在是乐事。我抱着满腔热诚,对上帝作过恳切祈求后,全神投入工作。我的任务包括记录数以千计的边界线,以及绘制许多许多的地图。”

到其他地区服务

各群会众接获委派地区后,弟兄吁请有余力的会众,领取未经委派的额外地区。各会众的反应十分热烈,尤以在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的各群会众为然;他们乐意服务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有些弟兄甚至要走200公里路才能抵达传道地区。

传道工作是怎样安排的呢?弟兄们通常在星期六一早出发,星期日晚上才归家,让自己有足两天时间做传道工作。每部汽车都坐得满满的,费用由弟兄自付。传道员可以每隔一个星期参与这种传道安排一次。

他们的举止像游客一样,把汽车停在村外,朝一个方向穿过大街小巷,跟遇见的人闲聊,慢慢转入正题;如果遇上不友善的反应,就马上返回原来的话题,然后客气地跟对方道别。在十年期间,传道员极少遇上麻烦。

为了到较远的地区传道,有些受长老举荐的先驱获派在一段时期内到某个地区工作。跟以往的安排一样,他们通常在地区内逗留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布拉格首批参与这项活动的先驱中有两位姊妹——玛丽·班巴索瓦及卡拉·帕夫利奇科瓦,她们结伴作先驱差不多有三十年之久。卡拉回忆说:“玛丽在1975年退休。退休第二天,我们已出发到摩拉维亚做先驱去。由于见证人仍然受禁,加上我们的地区是在接壤奥地利的边境,这个任务也有一定的危险。当地一个姊妹给我们所需的指示:‘随身不要带任何书刊。如果有人抓你,就说你是来旅游的,然后尽快离开,不要回来找我。我会在稍后把你们的东西送到你们那里的。’然而,耶和华大大祝福我们。我们的先驱工作一直十分顺利。我们每年都这样做先驱,每次被派到不同的地区工作。”

有时候,先驱可能要到更远的地区服务。“弟兄,保加利亚需要你!你懂得俄语,正好适合这份工作!”70年代末,有人对来自布拉格的一个弟兄这样说。于是,他和妻子自告奋勇到保加利亚传道,有时一年去两次,一直做了13年。

这是不是说,捷克斯洛伐克本土没有足够地区可做,以致传道员要前往保加利亚,到更困难的地区工作呢?不是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不少工作要做,只是弟兄渴望到有需要的地区提供协助罢了。

从布拉格到保加利亚传道的弟兄评论当日该国的情况说:“保加利亚人生性好客,跟他们熟悉并不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逐渐了解到他们的处境。他们主要对亲友谈论真理,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在街上向人作见证。有一次我奉派到索非亚主持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我趁着有一群传道员在场,向他们讲述经历,并且示范说明传道员可以怎样‘安全地’向人作见证。例如,我们不要一开口就说:‘我是研究圣经的。’我们应该先跟人聊聊天,谈些不致引起争议的话题,然后慢慢转到圣经去。我们可以说:‘曾有人告诉我,圣经说……。’传道员很乐意尝试这种新的传道方法,于是,有关上帝的信息得以传开到亲朋戚友以外的圈子去。”

热心传道激怒了官员

尽管弟兄处事审慎,我们在宣扬好消息方面的活动只要稍有增加,反对者马上就能察觉出来。例如,在卡罗维发利附近的内代克会众,就曾引起了政府官员和警方的注意。曾从事周游工作多年的尤拉伊·卡明斯基说:“有一度,当局甚至认定内代克就是指挥全国传道工作的中心。共产党要员经常举行会议,商讨怎样遏制见证人的活动。有一次,一群专家从布拉格远道而来,在卡罗维发利的酒店内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两名政府官员,各部门代表和警方。出席人数达二百多人。

“会上有个讲者站在台上,手里拿着我们的《真理》书。他详细阐述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结构如何紧密,说我们的组织能力十分卓越。他对见证人的表扬达到高潮时,他大声喊道:‘因此,我们必须比他们更有组织,否则就无法控制他们了!’”

为了尊荣基督而受人迫害

要向共产党的公安人员隐瞒耶稣受难纪念的日子,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住在布拉格的博任娜·皮耶特尼科瓦讲述其中一次经历,说:“那时,因为会众里弟兄的数目不多,姊妹也获派在私人家里主持聚会。我们的聚会最多只有十个人参加。1975年,我们安排在一个从来没有举行过聚会的地点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聚会进行了大约四十分钟,门铃突然响起来,有人用脚猛力踢大门。经过了一阵子的喧哗扰攘之后,家主出去应门。三个人走进来,两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着便装。‘嘿!皮耶特尼科瓦太太,没想到会在这儿看见你!你在这里干什么?’穿着便装的那个人问我。‘我们正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请你们坐下来,让我们先开完会好吗?’我镇静地答道。他们当然没有允准我的请求。他们要我们出示身份证,然后逐一向在场的人查问,要他们解释在屋子里干什么。等到他们要查问一个老年姊妹时,我不禁有点担心她会说什么。可是,她的回答令我们人人都大受鼓励,她说:‘我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我尊崇耶和华。’警察说:‘你能活到这把年纪,也该觉得高兴了。’她所表现的勇气显然令他们感到惊讶。最后,我们被迫离去。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要我签名确认我曾主持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十二年后,即1987年,在波希米亚有些地区,公安人员趁着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期间把许多弟兄拘捕。他们主要想探知聚会举行的地点和主持人的姓名。在其中一个聚会里,警察要求出席的人自报身份,还把一个弟兄扣留问话。在另一个聚会被捕的三个姊妹遭控犯了刑事罪,罪名是她们探访另一个女子,并且“研读由一个受禁教派——耶和华见证人——所出版的书刊”。

在帕尔杜比采,米卢谢·帕夫洛瓦姊妹被法庭判罪,原因并不是当局抓到她做了违法的事,而是她有违法的嫌疑。官方宣告的罪名是:“被告涉嫌分发及复印受禁书刊。上诉法庭确认原判,并补充说:‘她被定罪是要惩一儆百,以儆效尤。’”

供应灵粮

在共产政权下,弟兄提供灵粮时都得格外小心谨慎。一般见证人并不知道书刊由谁翻译,由谁印刷和分发开去。翻译员、校对员、负责印刷以及书籍装订的弟兄都不会向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翻译员把《守望台》译成捷克语,交给校对员后,就要等到文章在会众聚会里讨论时才再次读到。所有书刊,包括书籍册子,一概都是这样译过来的。尽管这样,译文的水平却相当不错。《儆醒!》当时还没有捷克语版。

甚至长老团也不知道会众里有谁参与翻译工作。有时候,由于翻译工作格外繁重,弟兄用于外勤服务的时间相应减少,长老们还以为他们热心冷却,需要灵性上的协助。即使这样,翻译员和校对员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环境下,一项非同凡响的翻译计划同时展开。弟兄着手把整部《圣经新世界译本》翻译为捷克语。在1982年至1986年间,这部分为五册的圣经译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本土进行印刷和装订,每个见证人家庭都获派一本。弟兄们以同样方式翻译和出版斯洛伐克语的《圣经新世界译本》,只是过程则稍长一点。

怎样印刷书刊

在50年代,没有被关进监里的弟兄尽力使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在灵性上获得适当的喂养。在见证人工作受禁以及负督导责任的弟兄被捕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几群会众只能共用一本《守望台》。后来情况逐渐有所改善,每群会众各有一本杂志;再后,每个家庭可以拥有一本。传道员则各自用手抄写杂志的文章,因为他们都没有打字机。

来自内代克会众的尤拉伊·卡明斯基弟兄描述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形,说:“有一次,弟兄弄来了一部旧打字机。把打字机卖给弟兄的人,就在各人面前把打字机从洞里掘出来。后来,弟兄找到些门路购置一些新打字机和放大照片的设备。”

参与复制书刊的人老老少少都有。许多姊妹,有些已七十多岁,开始学习打字。弟兄们甚至想出方法把书刊偷运进监狱去。1958年,他们开始把《守望台》制成微型照片,把多至三套照片藏进肥皂和牙膏里,送给在狱中的弟兄。狱中的弟兄抄制副本后,就把照片毁掉。

1972年,赫伯特·阿达米获邀协助复制书刊的工作。他的任务是要协调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印刷工作。他回忆说:“起初,书刊是由会众中数以百计的传道员抄制的。在共产政府倒台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不少设备齐全的秘密印刷所,能够印制的书刊数量远超过当时的实际所需。”

阿达米弟兄忆述他们使用第一部蜡纸油印机的情形,说:“大约一年四次,我们得把整个印刷所迁到另一个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去。在某次为期一星期的印刷‘行动’中,弟兄们印刷、汇集、装订及运出1万2000本书刊。工作人员早上四时就起床,时常工作到午夜过后才休息。每次印刷行动完成,我就把一包一包的书刊送到邻近的火车站去。负责接收的弟兄从那里把书刊运送出去,有时目的地远达600公里以外。”

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弟兄们开始在自建的生产中心秘密制造油印机。弟兄自制的油印机多达160部,其中一些供应给罗马尼亚的弟兄使用。

从80年代开始,捷克斯洛伐克的弟兄采用了平版印刷术,书刊的质量因而大大提高。他们还学会自制这些平版印刷机。一年半之内,他们自制了11台印刷机,全部设有电子化的旋转式纸张输送器。每部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制1万1000张质量上乘的印刷品。

布拉格两间印刷所遭查抄

1986年年底,我们有两间印刷所被公安人员发现,遭他们查抄。在其中一次查抄行动之后,内务部的部门公报刊登了是次行动的报告。见证人从一个友善的警察手上取得一份。报告照例先来一番宣传,说见证人跟外国某些政治运动互相勾结云云。接着报告详细报道警方的查抄行动,以及见证人被判徒刑等等。在结语部分,官方作了以下出人意表的承认:“耶和华派对教外人士十分亲切友善。他们乐于助人,工作勤恳,可是其他事就一概不理了。他们不愿加入社会工人团或参与任何类似的工作。可是,见证人涉及偷窃、吸烟、酗酒或吸毒,是闻所未闻的事。……从来没有耶和华派的成员因为行为不检或者蔑视产权而被当局拘控。他们的信徒总爱说实话。他们从不肯透露同工的姓名,只称他们做‘弟兄’‘姊妹’。他们只谈自己的事,对于其他人的任何资料,他们一概守口如瓶,不但在自己被控时是这样,被召出庭作证时亦然。”

当然,一两间印刷所被查抄绝没有使宣扬上帝王国的工作停顿下来。事实上,王国工作在1987年仍有增长。该年捷克达到9870个传道员的新高峰。平均来说,有699人参与辅助或正规先驱工作。

能否取得合法地位?

1972年,社方在全球设立长老团去督导耶和华见证人的各群会众,捷克斯洛伐克也采纳了同一的安排。1976年,由五个弟兄组成的国家委员会成立,奉派照料捷克国内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

然而,不论是耶和华见证人,抑或他们用来照料一般事务的法人团体,均未获准注册。当时社方也没有在国内设有任何办事处。因此在1979年3月,两个见证人以私人名义在布拉格购置了一幢尚未完成的三层高楼房。每星期,以10至12人为一组的志愿工作人员轮流帮忙装修。其中有些人甚至远道从斯洛伐克的边区来到布拉格作志愿服务。六个月后,宿舍部分已经可以入伙;一年后,办公室也装修妥当。直至1994年春天为止,这幢楼房一直是社方的办事处。

70年代末期,时机看来已经成熟,可以跟当局谈判取得正式注册的问题。因此,在1979年6月1日,弟兄把有关信件呈交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务委员会辖下宗教事务部的秘书处。信的部分内容如下:“请允许我们代称为耶和华见证人的宗教团体的请求跟你们会面。我们想让你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组织内负有督导职责的人切望跟你们面谈,商讨如何改善及加强他们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现行法制之间的关系。”

差不多一年后,当局回复弟兄,结果会谈在1980年4月22日举行。随后,弟兄正式向内务部提交申请书,请求让守望台圣经书社注册为合法的宗教团体。申请书除了列明组织的章程之外,还包括13项理据充分的声明。现引述第五项声明如下:

“耶和华见证人如蒙当局认可,各群会众就无须分为许多小组,整群会众将在指定地点一起举行聚会。由于主持聚会的都是具备资格的人,守望台社也能够较容易督导各群会众的事务。此外,政府当局可以更清楚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众的活动。政府代表可以随时亲临见证人的公开聚会,以确定聚会内容对人绝对有益无损。”

申请书呈交以后仿佛石沉大海,音讯渺然。

屡遭公安人员盘问

1985年,国内政坛风云变幻,社会不稳。当局对于任何威胁国家稳定的事,都异常敏感。正因为这缘故,政府官员更频于召弟兄问话,尤以布拉格的弟兄而言。不少弟兄从警察局长受到口头警告,情况无异于被判处缓刑。

该年,耶和华见证人的布拉格办事处五次致信各群会众,仁慈而坚定地勉励弟兄要跟从腓立比书4:5的原则行事:“当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通情达理。”

公安部提出饶有意义的建议

1988年年初,公安部建议当地负督导责任的弟兄安排让见证人总社的代表来访,以便跟联邦政府内务部的官员作非正式的洽谈。洽谈的议程将包括“双方关系的各方面,……作为跟有关当局举行进一步会谈的基础”。这无疑是当局态度的一大改变。

当这次会面还在安排之际,“上帝的公平”区务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在当局完全知悉的情况下,一批数目相当大的捷克斯洛伐克见证人得以前往维也纳出席大会。

与此同时,总社代表跟内务部要员会面的安排也渐有眉目。1988年12月20日早上,双方终于在布拉格富伦酒店的会议室举行会商。社方的代表包括治理机构成员米尔顿·韩素尔和西奥多·杰拉斯,以及德国分社的维利·波勒。治理机构的弟兄清楚明白,解决问题是需要耐性和时间的,因此对会谈并没有抱很大期望。无论如何,能够跟政府官员会面,已经是向前跨了一大步。结果,是次会面显然为次年的大事铺了路。

社方宣布在波兰的三个城市举行大型的国际大会。捷克斯洛伐克的耶和华见证人渴望能够出席。弟兄就这个问题跟公安部的官员商讨。结果,当局批准一万个见证人出境到波兰参加大会,令弟兄们欣喜不已!这等于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有超过半数的耶和华见证人可以出席这次大会。后来,内务部要求社方提交出国见证人的名单,有些弟兄开始感到疑虑。可是,对那些终于成行的弟兄来说,他们所获得的鼓励和强化,远远超乎他们想象之外。以“敬虔的效忠”为主题的大会节目、与会者的热情和积极、波兰见证人对他们的热烈接待,无不令他们深深受到感动。

目光集中在上帝委派的工作上

同年稍后的时间,1989年11月17日,一场学生暴动在布拉格爆发。共产政权以武力镇压,派遣特种警队到布拉格的国民大道驱散示威群众,结果引发了一场自发的反共和平示威。这场骚乱后来被人称为天鹅绒革命。在这段日子,耶和华见证人不得不格外审慎。由于当时民情汹涌,情绪激昂,要紧守基督徒的中立立场殊非易事。

1989年11月22日,布拉格分社致信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群会众,部分内容如下:“弟兄们继续在传道工作上专心致志,没有让任何事令自己分心,实在值得称许。……我们十分赏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作的善工以及行事审慎的精神。他们的传道工作及其成果在在证明,耶和华的确跟他在这里的子民同在。我们十分珍惜这项恩典,并且祈求耶和华上帝继续嘉许我们。我们深爱你们,谨致弟兄的亲切问候。”服务年度在这封信发出之前不久结束,在这个服务年度内,捷克传道员的数目达到1万1394人的新高峰,标志着另一年杰出的增长。

到了1989年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新政府上台。见证人的国家委员会马上趁机为耶和华见证人争取合法地位。委员会的成员会晤过官方的常务委员会后,取得一份对当时的事态发展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份由国家要员签发的文件作出以下的声明:

“根据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筹备委员会所作的宣布,我们获悉见证人的教会将从1990年1月1日起恢复公开活动。他们的活动曾于1939年被法西斯政权所打断,1949年4月4日以后再次在本国受禁制。”这份文件成为迈向正式注册的第一步。

获许正式注册的漫漫长路

虽然政府承认“耶和华见证人教会”已恢复活动,社方还需经过四年耐心的等待和努力,才在捷克共和国取得合法地位。

1990年1月12日,耶和华见证人申请注册为合法宗教团体的文件正式在捷克共和国文化部登记备案。审核过程期间,治理机构成员、总社的法律部以及当地律师均与当局保持紧密联系。该年3月1日及2日,韩素尔弟兄到访布拉格。在穆林及索比奇卡弟兄陪同下,他拜访总理府和文化部,目的是促请当局批准我们的注册申请。然而,由于新的注册法例还没有订定,此行并未获致实质的成果。后来,我们也尝试其他方法,包括提交请愿书及跟国家总理面谈等。

1992年3月19日,政府批准了有关新成立的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注册安排。按新法例规定,申请书必须连同附上一万名成年教友的签名。(过去数十年来,在共产党政权下获准公开活动的各传统教会,都自动获得注册。)因此,耶和华见证人接获通知,他们必须按照新法例提供有关资料,重新申请登记。1993年1月1日,当申请书仍在受审核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于是形势又再出现变数。最后,在1993年9月1日,捷克通讯社发布了以下的消息:

“今天,1993年9月1日上午10时,耶和华见证人宗教团体的代表接获由捷克共和国文化部签发的注册文件。耶和华见证人代表向官员致谢后表示,他们个人不需要经济上支持,也不需要国家拨款资助。注册今天正式生效。”

全国报章都报道这项重大发展。有的报章只发表一则简短通告,有的报章则以大字标题宣告:“耶和华派终于如愿以偿”,“耶和华见证人是受认可的宗教”。这是否标志着捷克共和国的耶和华见证人从此不再受人反对和迫害呢?绝不是!

数天之内,传媒已经对见证人展开一连串苛酷的抨击。一如所料,宗教报章对见证人的抨击最猛烈,最不留情面。报道偏颇的文章提及当局在审核申请期间向见证人提出的问题,执笔者也妄自猜测见证人作了什么回答。一方面,他们指控社方的发言人说话有欺骗之嫌,因为发言人声称见证人从没有被迫相信或奉行某些信仰。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社方代表背弃了自己组织的处事原则。

见证人被人大事抨击的情势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弟兄虽然不再受监禁虐待,却成了受人揶揄的对象。这个时候,耶和华手下每个见证人都必须勇敢面对另一种攻击;这种攻击使他们对耶和华上帝及他组织的信心和忠贞大受考验。

按信心行事

甚至还未获得合法认可之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耶和华见证人已公开举行聚会,甚至筹办大会。他们在1990年1月通知政府官员,见证人将恢复公开活动。在同一个月,所有会众都举行一个特别节目。节目的主题十分适时:“服从上帝的训令而得益”。这次聚会相当于两小时的环务大会节目。虽然每个聚会出席的人数不太多,弟兄还是租用了若干礼堂,让一群至两群会众在同一地点聚集起来。在接着的春天,有些规模较大的环务大会相继在各地举行。

既然这些大会得以顺利举行,弟兄于是着手筹备夏天在布拉格举行为期四天的全国区务大会。大会在布拉格的埃夫任罗希茨基运动场举行,治理机构成员,韩素尔弟兄及杰拉斯弟兄,在会上发表演讲。出席大会人数的最高峰是2万3876人,共有1824人受浸。这个大会可说是纯真崇拜一场辉煌的胜利。大会的气氛跟前一年在波兰举行的大会十分类似。但不同之处是:这一次,大会是在本国举行,并且节目以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讲出!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掬掬感激之泪,场面之感人实在难以言喻。

有四十年之久,“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在捷克斯洛伐克只能悄悄地提及。由于国内流传着有关见证人的一些荒谬无稽的谣传,他们常常被人称为“非法教派”。现在所有人,包括新闻从业员在内,都有机会看清楚见证人的真面目了。总的来说,传媒对大会的报道还算是好评居多。对于见证人在大会举行前把运动场弄得焕然一新,他们无不表示赞叹。事实上,弟兄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准备场地,9500个志愿工作人员花了5万8000小时把运动场清理干净,将坐椅及污水处理系统修理好,同时把整个运动场粉刷一新。《布拉格晚报》一个记者认为,最不可思议的是:处处都是欢乐的笑脸,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各地及其他国家的人都能融洽相处,相亲相爱,场内没有听到半句粗言秽语。

同年还有另一件大事发生。1990年8月30日,贝希涅会众的王国聚会所举行呈献礼,在本国是首次。

然而,另一次历史性的盛事还在前头。

毕生难忘的大会

社方计划在1991年8月9日至11日在布拉格举行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租用一个适当的场地。该租用什么场地呢?弟兄打算租用布拉格的斯帕尔塔基阿德运动场,这是世界最大的运动场之一。由于当时见证人还没有取得正式注册,国家委员会的统筹者安东·穆林只能以私人名义租用场馆。此举实在需要有很大勇气才行。弟兄们对耶和华表现坚强的信心,耶和华也实在祝福他们。

为大会代表安排住宿是个极艰巨的任务,卢博米尔·米勒奉派照料这项工作。治理机构的弟兄清楚明白,拣选适当的旅馆是至为重要的事。韩素尔弟兄及杰拉斯弟兄亲自到布拉格,视察市内经弟兄推荐的旅馆。他们不但到房间巡视,还亲自试用床铺,看看是否舒适。他们认为,没有私人洗手间的旅馆是无庸考虑的。为什么呢?韩素尔弟兄解释说:“在普通的情况下,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住客会在不同时间使用洗手间。可是,参加大会的弟兄进出的时间却大致相同。你能够想象洗手间的情景会是怎么样吗?我们绝不能让弟兄经历这么大的不方便。”对当地负责统筹的弟兄来说,亲自体验到治理机构成员对参加大会的弟兄怎样体贴入微,实在是最佳的实用训练。

出席“爱好敬虔自由者”国际大会的最高人数是7万4587人,其中2万9119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2万6716人来自德国,1万2895人来自波兰。其余5857个与会者则分别来自36个其他国家地区。最令人雀跃的是看见2337人献身受浸,其中1760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480人来自德国,97人来自波兰。

8月10日星期六无疑是大会的高潮。说捷克语的听众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如雷的掌声不绝于耳,足足延续了十分钟!各人的脸上洋溢着欣喜。究竟什么事令他们这么雀跃呢?治理机构成员艾伯特·史劳德弟兄在演讲的末了首先宣布一本新书以英语 发行。正当听众不禁面露失望的神色之际,讲者才给大家一个惊喜,宣布重新印制、合为一册的《圣经新世界译本》以捷克语及斯洛伐克语同时发行!与会者有很多人都禁不住喜极而泣。

大会节目在与会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传媒的报道又怎样?一如以往,有的报道失于偏颇,有的尚算中肯。8月12日星期一,《乡村日报》以“斯特拉霍夫运动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大字标题报道说:

“从星期五到星期日,耶和华见证人在布拉格举行国际大会,7万5000个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欧洲、美国及日本各地。自1912年以来,耶和华见证人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从事活动。他们的信徒一向以体贴别人、懂得自律著称。大会秩序井然,节目内容经过精心安排。星期六当浸礼开始时,天开始下雨,听众却依然留在自己的座位上,以不绝的掌声欢迎新近加入的成员。”

尽管情况看来颇有利,见证人还得多等两年才取得正式注册的地位。

扩展的时候到了

虽然审核注册的程序进度缓慢,神治组织的步伐却不断加快,令需求也相应增加。从1980年开始,弟兄把布拉格一幢三层高的楼房充作办公室,可惜住宿的空间仍然十分有限。见证人活动在1990年较公开以后,弟兄重新装修这幢建筑物。他们拆去住房,把整幢楼房改装为办公室。怎样的办公室呢?弟兄把面积较大的房间用木板隔开,分为较小的工作间。办公室除了是工作地点之外,也是工作人员的寝室;弟兄的床榻就摆在桌旁。他们的确需要更大的空间。

1993年春天,有人把布拉格一幢十层高的全新楼宇捐赠给社方,作为推广圣经教育之用。全国各地的义务工作人员合力把楼房加以装修。1994年5月28日及29日是举行呈献礼的日子。许多以往在共产政权下对耶和华紧守忠诚的弟兄均获邀出席。治理机构成员艾伯特·史劳德弟兄在呈献礼上发表演讲。出席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奥地利、英国、丹麦、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士、乌克兰及美国等地。

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一分为二,两个国家仍然在奥地利分社督导下,受一个国家委员会所管理。然而,两个国家的情势都逐渐改变。次年,两国各自成立本国的国家委员会。后来在1995年9月1日,捷克共和国的分社办事处开始运作。扬·格吕克泽利希、翁德雷·卡德莱茨、亚罗米尔·莱内切克、卢博米尔·米勒和爱德华·索比奇卡获治理机构委任为分社委员会成员。后来卢博米尔·米勒被转派往俄罗斯作特别服务,彼得·日特尼克则被委任填补他在捷克共和国分社委员会内的空缺。

速建的王国聚会所

耶和华见证人的各群会众需要有举行聚会的地方。在捷克共和国,寻找适合的聚会地点殊非易事。许多人都不愿意把礼堂租给耶和华见证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听信一些新新旧旧、不尽不实的谣传。有鉴于此,许多会众开始设法建筑自己的聚会所,或者把旧的楼宇加以改装。在各种建筑法中,他们发觉“速建”法始终最切合实际。1993年11月20日,捷克共和国第一所“速建”的王国聚会所举行呈献礼。这个聚会所位于塞济莫沃乌斯季镇,由两群会众共用。

王国聚会所的数目日渐增多。直至1999年5月为止,全国242群会众一共使用84间属于见证人的王国聚会所。捷克共和国的弟兄姊妹们深知,如果不是其他国家的同工在经济上予以协助,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么多漂亮的王国聚会所。不错,国际弟兄团体的慷慨精神令捷克的弟兄深受感动。他们切望向各地的弟兄表示衷心的谢意;与此同时,他们感谢耶和华引发弟兄们乐善好施的精神,并一手创建出这个无与伦比的组织来。——哥林多后书8:13-15

隐伏在自由背后的陷阱

共产政权在1989年倒台时,一般人都十分兴奋乐观;时至今日,这种心情早已复归平淡,新的难题纷纷涌现。一方面,人民可以靠勤恳工作来致富,这样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社会上缺乏安全感,罪行猖獗、通货膨胀和其他负面因素却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不利影响。生活费日益高涨,促成了物质至上主义的人生观。人们彼此竞争,互相妒忌。许多在城市居住的人在乡间另有村舍,作为周末度假的地方。有越来越多人到外地作昂贵的旅游。新近获得的民主为人带来了什么事都可随意批评的自由。与此同时,不道德的放任生活方式受到广泛的宣传和鼓吹。在共产政权下,这些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心理准备去应付这些新情势,结果有些人支持不住。

有些耶和华见证人也受到这种精神所影响。有些人不再事奉耶和华了,也许因为过度专注于物质生活、社交活动频繁,偏离了圣经就婚姻所订的崇高标准,或者喜欢凡事挑剔,包括批评耶和华的神治组织安排在内。有些选择留在组织里的人则企图改造会众以求迎合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些问题制造了不少紧张,幸好有些处事果敢的监督把事态纠正过来。

今天,在捷克共和国内,努力事奉上帝的人发觉自己处身于一个相信无神论和进化论的社会里。人们普遍视宗教为幼稚的传统,或是古怪的哲学理念。传媒仍然经常抨击耶和华见证人,毫不留情。这种情势对信心构成的严峻考验,并不下于纳粹党和共产党监狱内的磨炼,也不下于敌人利用诡计和圈套所造成的破坏。可幸的是,绝大多数的耶和华见证人在面对这些考验时仍然保持坚定,紧守忠诚。

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蔑视宗教,1999年春天,捷克宪法法庭却颁下了一项非比寻常的裁决。捷克《人民日报》1999年3月11日版在“布尔诺处事公允”的标题下报道(布尔诺就是法院的所在地),宪法法庭裁定,人若因为良心缘故拒服兵役,他只可被召出庭受审一次。这为不少耶和华见证人带来了若干舒解。法庭所作的这项裁决被广泛视为耶和华见证人对捷克法律制度的一大贡献。

受爱心所推动

在捷克共和国内,耶和华见证人继续向邻人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他们渴望帮助更多人认识我们仁爱的上帝耶和华,帮助人看出耶和华为一切表现信心的人提供多么丰富的灵粮。然而,为了这样做,见证人时常要先克服人们心中的疑惧。由于许多人听信诋毁见证人的谣言,以为他们是个“危险教派”,这构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另一个障碍是:由于数十年来处身于共产主义的无神社会中,许多人都对宗教不屑一顾。那末,见证人的努力有没有产生成果呢?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在242群会众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的人当中,除了1万6054个耶和华见证人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席。全国出席受难纪念聚会的人数高达3万1435人。

耶和华见证人渴望帮助人踏上基督徒的赛程,并且坚持到底。除了向人传道之外,他们也彼此鼓励和帮助,以求在信仰上坚定不移。他们清楚记得,耶稣论及我们这时代的世事发展时曾经说过:“你们忍耐,就会得着自己的魂了。”(路加福音21:19)使徒彼得则在上帝灵示下写道:“一切事物的终结已经近了。所以要思想健全,也要保持警惕,随时祷告。无论怎样,总要极力彼此相爱。”(彼得前书4:7,8)不错,这种爱正继续推使见证人努力向人传讲圣经的真理,并且跟基督徒同工相亲相爱、精诚团结。

[第165页的精选语句]

“我绝对没有后悔留下来。后来,我意识到这里就是我的家”

[第168页的精选语句]

“‘如果你们真的要每十个杀一个,就把我们都一并枪毙好了!’营内人人无不目瞪口呆”

[第184页的精选语句]

“他们耻笑我们,侮辱我们,可是心底里却尊重我们”

[第187页的精选语句]

“没有半点妥协的迹象,弟兄只是表现基督徒通情达理的精神罢了!”

[第150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德国

波兰

斯洛伐克共和国

奥地利

捷克共和国

波希米亚

布拉格

利迪策

克拉德诺

卡罗维发利

莫斯特

特普利采

利贝雷茨

摩拉维亚

布尔诺

西里西亚

[第148页的整页图片]

[第153页的图片]

来自德累斯顿的埃勒弟兄

[第155页的图片]

奥托·埃斯特曼在全国各地播映《创世影剧》

[第157页的图片]

博胡米尔·米勒

[第167页的图片]

博任娜·沃德拉日科娃在一个集中营里认识真理

[第169页的图片]

弗朗齐歇克·施奈德尔和阿洛伊斯·米切克被关进毛特豪森集中营去

[第173页的图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人出席公众演讲聚会

[第175页的图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伯特利家庭成员和分社办事处

[第178页的图片]

1949年在林中举行的大会

[第185页的图片]

一起消遣度假,建立弟兄的灵性

[第194页的图片]

分社委员会成员亚罗米尔·莱内切克,从年轻日子已经热心传道

[第207页的图片]

米尔顿·韩素尔、西奥多·杰拉斯和其他同工,努力促请当局批准我们的注册申请

[第210页的图片]

捷克代表出席1989年在波兰举行的大会

[第216页的图片]

1991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大会——非比寻常的一次盛事

[第218页的图片]

捷克语的翻译组

[第223页的图片]

布拉格分社

[第223页的图片]

分社委员会成员(从左至右):扬·格吕克泽利希、亚罗米尔·莱内切克、翁德雷·卡德莱茨、彼得·日特尼克和爱德华·索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