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之东，境内有肥沃的平原、深邃的山谷和森林密布的山坡。这块土地的面积约3万4000平方公里，景色壮丽，各种野生动物在其中出没，包括狐狸、豺狼、野兔、獾、鹿、白鼬、鸡貂、野猪等。

摩尔多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盛产水果、谷物、蔬菜和其他农作物。境内水源丰富，有2200多道天然泉水和3000多条河流溪涧，全都向南流入黑海。水流湍急的德涅斯特河是航运的命脉，航道通往境内大部分地区。这条河流大部分沿着乌克兰的边界蜿蜒伸展，有的地段更是两国的边境线。摩尔多瓦的北部、东部和南部，与乌克兰接壤；多瑙河的支流普鲁特河，则在西部形成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的边界。

历尽沧桑

有多个世纪之久，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土地称为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前往欧洲的必经之地。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这个地区是西徐亚人的领土，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边陲。这片土地历尽沧桑，相继被好几个民族入侵，包括哥特人、阿瓦尔人和匈奴。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摩尔达维亚成了鞑靼人 的附庸国，16世纪又被奥斯曼帝国吞并。按照1812年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土耳其人把摩尔达维亚的一半国土和整个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罗斯，当时整个地区合称比萨拉比亚。

1918年，比萨拉比亚成为大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然而，苏联曾在1940年一度短期复得此地，到了1944年，比萨拉比亚才再次成为苏联的领土。苏联统治时期，这个地区称为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苏维埃政权崩溃，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随即脱离莫斯科，在1991年8月27日宣告独立，成为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希纳乌（前称基什尼奥夫）是国家的首都。

20世纪60年代，摩尔多瓦人口激增，但1970年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稳定下来，目前全国的人口约430万。摩尔多瓦的主要工业是酿酒，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百分之三。许多摩尔多瓦人都以此为业。摩尔多瓦生产的酒尤其受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的欢迎。（见71页附栏）可是，摩尔多瓦有一个更重要的葡萄园，生产许多比实际的葡萄更佳美的果实，就是献给耶和华的赞美。

“出产美酒的葡萄园”

耶和华通过以赛亚先知，把属灵的以色列描述为 “出产美酒的葡萄园”。正如上帝预告，这个比喻性的葡萄园提供大量使人富足的灵粮，“使世界结满果实”。（以赛亚书27:2-6）现今世上有几百万“另外的绵羊”，跟受膏基督徒一同敬拜耶和华。（约翰福音10:16）

摩尔多瓦的耶和华子民，能尽一份绵力使这个奇妙的预言应验，感到十分荣幸。由于耶和华的组织把灵粮源源不绝地分发出去，现在摩尔多瓦每个229居民中，就有一个是传道员。有一个乡村，每四个村民就有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

不过，我们随后会看到，为了取得这些成果，弟兄们曾经历不少如火的考验。前后约70年，罗马尼亚的君主政体、法西斯政府和共产党政权都相继禁止我们传道，对上帝的子民横加迫害，肆意监禁。尽管如此，摩尔多瓦却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耶和华使他那“出产美酒的［属灵］葡萄园”欣欣向荣，实现了自己的预言。他通过以赛亚先知说：“我耶和华护卫这园子，时刻浇灌，昼夜护卫，免得它受人侵害。”（以赛亚书27:2,3）回顾耶和华的子民在摩尔多瓦的历史，你会看出他们的勇气和信心确实堪作模范。愿他们的榜样加强你的决心，无论撒但在前面放置多少障碍，你都会继续结出果实，荣耀赞美耶和华。

罗素弟兄考察形势

葡萄树先萌发细小的新芽，然后长成枝干，结出果实。摩尔多瓦的属灵葡萄园，生长的过程也一样。 让我们看看耶和华怎样使幼嫩的新芽逐渐成长，最后长成一棵果实累累、粗壮坚挺的葡萄树，就像我们今天在摩尔多瓦所见到的那样。（哥林多前书3:6）我们的考查从19世纪末叶开始，当时，圣经研究者查尔斯·罗素在欧洲视察旅行，来到这个国家。

1891年9月刊的《锡安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声》报道，罗素探访一个归信基督教的犹太律师，名叫约瑟·拉比诺维奇。罗素写道：“我们到俄罗斯的基什尼奥夫［即现今摩尔多瓦的基希纳乌］探访拉比诺维奇弟兄。这是启程以来最令人兴奋的经历之一。我们到他家去，受到他和家人的热诚接待，对我们十分友善。他们全家都归信了主耶稣。……他很熟悉《千禧年黎明》，深深赞同其中的内容。”他们讨论圣经，对很多事都观点一致。既然罗素称这位摩尔多瓦朋友为“拉比诺维奇弟兄”，显然两人志同道合。

当时基希纳乌有5万多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和家人努力帮助他们接受基督，对弥赛亚将要拯救人类一事寄予希望。罗素提及，拉比诺维奇在住宅和办公室旁边建了一个“非常整洁的新崇拜处所，大约能坐125人”。他还有一台手工操作的印刷机，专门印制为犹太人而写的小册子。大约六年后，拉比诺维奇于1897年致信罗素，说：“亲爱的罗素弟兄：一年来，我有幸经常拜读贵刊《锡安的守望台》，灵性上获益良多，实在不胜感激。贵刊恍如商船，从远方运来宝贵的灵粮。”虽然这个犹太男子热爱圣经真理，但王国的种子直到 30年后才在摩尔多瓦扎稳根基，开始产生果实。（马太福音13:1-8,18-23）

战后许多人希望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使摩尔多瓦成为适合王国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壤。大战结束后，摩尔多瓦脱离俄罗斯（当时共产党已夺得 俄国政权），转投罗马尼亚的怀抱。许多摩尔多瓦士兵在大战期间目睹战争的残酷，感到非常失望。他们当中大部分以前都是东正教的忠实信徒，现在却对东正教的主张产生了怀疑。

扬·安德罗尼克就是这样的人之一。他曾被敌军俘虏，囚禁期间跟基督复临派和浸信会的信徒讨论过圣经，引起了他对圣经的兴趣。1919年，他返回家乡科杰蒂，并从战俘营带回一本圣经。他开始跟家人和邻居讨论其中的信息，结果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伊利耶·格罗扎是他的邻居，大战期间身在美国。战后，他把在外地得到的一本“新约”圣经带回家乡。安德罗尼克和格罗扎两家是近邻，于是一起讨论圣经。他们也得到一些由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出版的书刊。

伊利耶·格罗扎的女儿伊万娜回忆说：“我们初次得到圣经研究者的书刊时，我大约六岁。我已记不清书刊是从哪里来的，只记得父母和哥哥姊姊讨论书刊里有关圣经的清楚解释时，十分兴奋。”

后来，扬·安德罗尼克决定不献身给耶和华，但他的家人和格罗扎家庭的大部分成员并没有步他的后尘。伊万娜回忆说：“起初，只有我们两家人参加聚会。我们 家有四个女儿，安德罗尼克家则有几个儿子和女儿。不久，有人开始谈情说爱了。后来瓦西里·安德罗尼克娶了我的姊妹费奥多莉娜。

“不久之后，我们的远亲图多尔·格罗扎和他的妻子达里娅也加入了圣经讨论。图多尔十分热心研究圣经，甚至甘愿长途跋涉，到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分部办事处索取更多圣经书刊，同时找人回答他的许多圣经问题。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使我们这群人数不多的会众，得到很大的属灵支持。

“这一区的雅库博家庭，也加入了在我们家举行的圣经讨论。较早前，家主彼得鲁·雅库博接待过一个分发圣经的男子。这个访客引发了他对圣经的兴趣。彼得鲁曾研究过浸信会的信仰，很快就看出他们的主张并非真理，于是参加了我们的圣经研究小组。

“我们受圣经真理激励，热心大增，于是把王国的好消息告诉本村和邻村的亲戚朋友。”

王国信息在摩尔多瓦传播的多么迅速，从1921年12月15日《守望台》的一份报道足以见之：“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的旧称）有一位弟兄，以前是基督复临派 的传道人。他说：‘我们这里接受真理的人大约有200个，此外，还有不少邻近地方的人。’”

20世纪20年代早期，希勒乌齐村有个男子名叫伊拉里翁·布加扬，本来是东正教的中坚分子，后来认识了真理。他忠贞地事奉耶和华，直到去世为止。另一个男子名叫莫伊塞·乔巴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被囚时认识了真理。他回到家乡伯尔齐市没多久，就建立了一个研经小组，这个小组后来更成为伯尔齐市的第一群会众。

罗马尼亚分部予以援手

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分部派一些胜任的弟兄前往摩尔多瓦，协助当地的传道工作，同时强化新近与上帝的子民联络交往的感兴趣人士。瓦西里·丘卡舒是早期的一个传福音者，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他会说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当时，科杰蒂村的会众刚建立不久，每逢探访会众，他总是住在伊利耶·格罗扎家里。伊万娜很怀念那些日子，说：“当时我约莫八岁，但仍记得丘卡舒弟兄探访的情形。他对人十分仁慈，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趣事，没有人肯上床睡觉！姊姊和我老是争着坐在他身边。”

罗马尼亚派来的见证人和当地的热心传道员一同努力，把好消息传遍附近的乡村。卡齐米尔·奇斯林斯基住在塔巴尼村，离科杰蒂村11公里。他曾当过兵，在罗马尼亚军队里初次听见王国信息。卡齐米尔在所 住的村里努力传道，尽力把自己从圣经获知的美事告诉别人。杜米特鲁·戈罗贝茨是最先响应的村民之一，他热中学习圣经。由于杜米特鲁和其他人热心传道，现在塔巴尼村的3270个居民中，有475个是耶和华见证人。

20世纪20年代早期，王国信息也传到了离科杰蒂村约三四公里的卡拉库塞尼村。弗拉基米尔·伦古是最先接受真理的村民之一，1927年受浸。为了紧守信仰，他吃过不少苦头，直到2002年逝世为止，始终对耶和华保持忠贞。他一生目睹村里许多人接受真理。时至今日，村里4200个居民当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

另一个忠心的弟兄是亚历山德鲁·米基托夫。1929年，他访游罗马尼亚的雅西市期间获知真理。他的儿子伊万说：“爸爸一回到家乡陶尔村，就立即开始传讲好消息。不久，我们家里就经常举行聚会了。”

伊万继续说：“父亲跟罗马尼亚分部办事处保持联络，不时有成熟的弟兄从罗马尼亚前来探访我们。1931年，一位弟兄探访期间，我妹妹不幸去世了。由于村里的人跟我们很熟，许多村民都来出席丧礼。丧礼由前来探访我们的瓦尼卡弟兄主持。当时教士们散布谣言，说圣经研究者不举行适当的丧礼。瓦尼卡弟兄作了一个有力的演讲，充分表明教士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不但如此，他还在演讲中清楚解释复活的希望， 把真理的种子撒在好些听众的心里。过了不久，这些人也立场坚定地拥护真理了。

“瓦尼卡弟兄的属灵鼓励，对我们一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我哥哥杜米特鲁决定投身全时服务，成为‘派书者’。他渴望尽力帮助更多人认识真理，于是离乡背井，到摩尔多瓦一些尚未有传道员的地区工作。我们一家都全力支持他。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十分怀念哥哥。每逢他回来探亲，总是告诉我们许多鼓励人的传道经历，真让我们开心透了！”

教士的反对加剧

东正教的教士自始就反对人宣扬好消息。他们留意到，属下的教友一旦认识了圣经真理，就不愿再划十字，也不让婴儿受洗。这令他们大感愤怒。

伊万娜·格罗扎大约十岁的时候，当地的东正教教士向她施加压力，要逼她放弃信仰。她回忆说：“父亲告诉我们，划十字是不符合圣经的。可是在学校，教士硬要我们打这种手势。我害怕教士，也害怕令爸爸不高兴，于是决定不上学，整天躲在谷仓里。几天后，父亲发现我没上学，但没有责骂我，只仁慈地叫我解释理由。我说，是因为害怕教士的缘故。他就牵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去见教士。

 “父亲坚定地对教士说：‘如果我的女儿由你负责抚养，你或许有权吩咐她信什么宗教。既然你没有抚养她，就无权干涉我教导儿女相信什么。’我很开心，因为从此以后，教士就不再找我的麻烦了。”

通常，教士都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他们跟耶稣日子的宗教领袖如出一辙，常常运用自己的势力，肆意污蔑上帝的仆人，令属下的教友不是害怕跟弟兄说话，就是不愿意听他们传道。教士也时常利用政治上的分歧给弟兄制造麻烦。比方说，当时有许多人不信任苏联，将来自那里的共产主义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东正教的教士就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说圣经研究者不肯划十字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

教士们居心叵测，还采用其他阴险的手段。他们像耶稣日子的抄经士和法利赛派一样，滥用职权，怂恿政府官员跟上帝的子民作对。（约翰福音18:28-30；19:4-6,12-16）

1918年至1940年，摩尔多瓦受罗马尼亚统治。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是君主政体，设有一个宗教部长，专责照料宗教事务。这个官员向东正教会屈膝，大力反对圣经研究者的工作，试图禁止他们的活动，不许他们的圣经书刊流通。你很可能已经猜到，敌人强加给弟兄的罪名是，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由于政府蔑视耶和华的子民，摩尔多瓦的监察长于1925年4月25日，向某个警察局长颁发了以下训令： “现谨通知阁下，按照警方安全训令第17274/925号，内政部决定禁止国际‘圣经研究者’的宣传活动。请即时采取必要的步骤，彻底执行这个训令。”

政府的压制对弟兄造成什么影响，从1927年10月17日罗马尼亚办事处向总部提交的一份报告足以见之。报告透露，国内各群会众的聚会都受到禁止，“数以百计的弟兄被捕，遭军事和民事法庭起诉”。报告还说：“从今年夏季起，各群会众都被特务和警察严密监视，要举行聚会十分困难。大部分弟兄都住在乡村，情况尤其严峻。弟兄们只好在树林里和隐蔽的地方聚集。”

报告继续说：“到了3月，监督的探访工作也大受限制。内政部长在同一个月下了一道密令，要搜捕所有派书者，把这些‘宣传家’一网打尽。没过多久，几乎所有派书者都被捕入狱了。我们和弟兄并不害怕，因为自从传道工作在本国展开以来，一向都受人反对。可是，这次政府打击我们的方法十分全面、彻底，使我们几乎动弹不得。”

20世纪20年代即将结束时，仍有一些人和一些家庭勇敢地脱离东正教会，立场坚定地拥护真理。一个乡村教士1928年写给上司的信足以表明这点。这封信列出了希勒乌齐教区43个大人和小孩的名字。教士在信中说：“我们谨此呈上‘圣经研究者’教派成员的名单。虽然他们相当活跃，却劳而无功，也没有任何教堂，只在私人家里聚集。”

 虽然教士声称圣经研究者“劳而无功”，但他列出的名单却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名单中的43个人，大多数都是以前东正教会的信徒。其中一个小孩是现在已经八十多岁的阿格里皮娜·伯尔布策，她至今仍热心为耶和华服务。

公开传道一旦变得十分困难，弟兄们就转而抓紧机会作非正式见证，特别留意向亲戚传道。在那个年代，亲戚往往花不少时间彼此交往。弟兄们就利用这个习俗，努力向人传讲好消息。当然，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亲属彼此交谈。

设法使传道工作受法律认可

传道工作在1925年被政府禁止以后，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分部办事处的弟兄，向宗教事务部呈交了一份长达50页的报告。报告简述了我们的信仰和主张，并正式请求政府解除禁令。1927年9月，一位弟兄 获准与宗教部长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会面。最后一次会面之后，弟兄希望政府能改变立场，容许人民享有崇拜自由。可惜，政府对弟兄的请求依然充耳不闻。事实上，政府官员继续以法令谋害人，以致上帝子民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诗篇94:20；但以理书6:5-9）一份注明是1932年5月29日颁发的政府文件说，国际圣经研究者的“每一项活动，都是受法律禁止的”。

不过，上帝的子民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所受的禁制，看来并不是中央政府统筹的。打击圣经研究者的行动，大多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策动的。因此，弟兄们设法在自己的地区里跟有关官员商讨，以求循法律途径确立好消息的工作。（腓立比书1:7）

弟兄们的努力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果。罗马尼亚的分部办事处从克卢日－纳波卡迁往布加勒斯特之后，弟兄们在这方面赢得了一场胜利。经过一场漫长的奋斗，分部终于在1933年于布加勒斯特注册，为耶和华见证人的守望台圣经书社取得合法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一些知名的法官也公开表示，不赞成政府对上帝的子民施加禁制。比方说，1935年5月8日，克卢日－纳波卡的上诉法庭果敢地裁决：政府对耶和华见证人颁发的禁令是违反宪法的。法庭的裁决还进一步指出：“被充公的册子（由耶和华见证人印制）劝人彼此相爱，相信上帝和基督。有鉴于此，说 这些册子有叛国性质是不对的。这些册子并没有威胁国家安全。”

对理性之声充耳不闻

大体上来说，政府仍然反对上帝子民的工作。例如1934年3月28日，摩尔多瓦索罗卡镇的公安局局长向基希纳乌的区域警察总长投诉，索罗卡附近的某个村落，1927年“只有两家人隶属这个教派，但他们却使另外33个家庭改变了信仰”。他也指责耶和华见证人“弃绝教会”，“不遵守教会的宗教传统和习俗”，“不请教士主持礼拜，另有一套自己的崇拜方式”。他在信中总结说：“［见证人］继续吸纳不少新教徒，对现行制度和国家安全均构成威胁。”

1937年5月6日，弟兄致信该区的行政长官，吁请他不要再把耶和华见证人列为非法教派。索罗卡镇的镇长1937年6月15日致行政长官的信，足以证明官方的反应，信里说：“［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是宗教艺术部……明令禁止的。既然他们继续大力推广这个教派的活动，我们无法允其所请，不再将他们列为非法教派。”

1939年7月12日，官方的喉舌《公报》证实了政府对上帝子民的敌视。该报声称，耶和华见证人和他们所运用的任何法人团体，都是“受政府禁止”的。正如上文提及，当时摩尔多瓦受罗马尼亚统治，这个国家信奉东正教，采纳君主政体。许多官员都怀有宗教偏见， 他们仇视耶和华的子民，不仅是想禁止见证人传道而已。

饱受官员残暴虐待

从杜米特鲁·戈罗贝茨和卡齐米尔·奇斯林斯基的经历可以看出，传道工作所遭遇的反对，时常因那些虔信东正教的官员仇视见证人而加剧。杜米特鲁和卡齐米尔在塔巴尼村认识圣经真理。他们俩品性良善，热心传道，不久就为人所熟悉，深受弟兄敬爱。1936年，他们在霍京镇（现属乌克兰）被捕，给带到警署审问。

警察先把杜米特鲁和卡齐米尔痛打了一顿，然后试图强迫他们划十字。虽然他们一再被殴打，却坚决不肯就范。最后，警察只好罢休，甚至让他们回家。不过，这两位忠贞的弟兄所受的磨难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也为好消息吃尽了苦头。杜米特鲁于1976年初在苏联的托木斯克去世，卡齐米尔则于1990年11月在摩尔多瓦去世。

20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分部负责督导摩尔多瓦的传道工作。当时的分部仆人是马丁·毛焦罗希，1922年受浸。当时，弟兄们正经历种种磨难，毛焦罗希弟兄和他的女婿帕姆菲尔·阿尔布由于深爱弟兄，前往摩尔多瓦北部探访多群会众，强化和鼓励上帝的子民。这些探访多么适时！为什么呢？因为不久之后，欧洲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摩尔多瓦被邻国觊觎，在强国的争夺中创巨痛深。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巨痛深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纳粹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星期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侵波兰，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6月26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要求罗马尼亚政府无条件地把当时称为比萨拉比亚的地区割让给苏联。罗马尼亚只好妥协。1940年6月28日，苏联军队进驻摩尔多瓦。1940年8月，苏联建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设于基希纳乌。

可是，苏联对摩尔多瓦的管治并没有延续多久。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了1939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挥军进侵苏联。罗马尼亚利用情势的转变，宣告支持德国，然后着手从苏联手中夺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罗马尼亚终于如愿以偿。1941年7月26日，罗马尼亚军队把苏联军队逼到德涅斯特河。于是，摩尔多瓦受苏联管治一年多之后，又再次受罗马尼亚统治，但上帝子民的情况就更差了。因为从1940年9月开始，罗马尼亚就受极端的国家主义政府统治，国家元首是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将军。他的政府奉行法西斯主义，绝不容许人民因支持上帝的王国而政治中立。

在法西斯暴政下饱受考验

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政府很快就步希特勒和轴心国的后尘，试图强迫耶和华见证人就范。请看看安东·潘泰亚的经历。他生于1919年，十多岁时认识真理，很热心地逐户传道。有好几次，他险些被反对者殴打，但他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是罗马尼亚公民，有权向人谈论自己的信仰，才免受皮肉之苦。不过，他最终还是落在法西斯警察手中。他们把他抓到警察局，整夜不停地殴打他，后来却出乎意料地释放了他。潘泰亚弟兄现已84岁了，仍然对耶和华保持忠贞。

另一个紧守忠义的人是帕尔菲·帕拉马尔丘克。20世纪20年代，他在摩尔多瓦认识圣经真理，并且热心地宣扬好消息。他时常离家几个星期，走遍切尔诺夫策和乌克兰的利沃夫一带，到各城各村传道。由于帕尔菲不肯当兵，1942年被法西斯党人逮捕，在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

帕尔菲的儿子尼古拉回忆往事，说：“总共有100个 弟兄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刑罚即时执行。军官聚集所有弟兄，先挑10个人枪毙。他们强迫被选上的人在另外90个人的注视下，为自己挖掘坟坑。军官在枪决他们之前，声称再给一次机会，要他们放弃信仰，加入军队。有两个人妥协了，其他8个人被立即枪毙。然后他们再挑10个人。这10个人在行刑前，得先埋掉被处决的人。

“弟兄正在掩埋尸体之际，来了一个高级军官。他问有多少见证人改变主意。获知只有两个人妥协，就说，如果杀死80人才能找着20人当兵，倒不如把剩下的92个通通送到苦工营去，对政府反而更有利。于是，法庭把死刑改为25年苦工。可是还不到3年，苏联军队就把耶和华见证人从罗马尼亚的苦工营里释放出来。我父亲经受了这次考验和许多艰辛，在1984年去世，至死忠于耶和华。”

不依从教会就是犯罪！

1942年12月，已婚青年瓦西里·盖尔曼被法西斯党人逮捕时，妻子刚刚生下一个女儿。瓦西里被控犯下两宗“大罪”：不肯当兵，不肯让女儿受洗加入东正教会。他叙述接着发生的 事：“1943年2月，我和另外69个忠心的弟兄在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判刑前，当局强迫我们观看6名罪犯被处决。因此，我们都觉得肯定生还无望了。

“我们一起商讨将要面对的情势，决定不但要信心坚定，还要尽力在磨难中保持喜乐。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做到了。不出所料，我们70个人全被判处死刑。大家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为义受苦，没有人灰心沮丧，这种反应令仇敌大失所望。接着的事却令我们大感意外，法庭竟然主动把死刑改判为到罗马尼亚阿尤德的苦工营服刑25年。可是，连这项刑罚也没有彻底执行，因为18个月之后，1944年8月，苏联军队就解放了苦工营。”

1942年，法西斯党人在摩尔多瓦的希勒乌齐村，为安东内斯库将军的军队征召约莫800个男子。这批人当中有几个是耶和华见证人，其中一个是尼古拉·阿尼斯凯维奇。他回忆说：“起初，警察吩咐我们参与一个宗教仪式，我们是见证人，当然拒绝了。我们也不肯拿起武器，于是警察指控我们是共产党员，要逮捕我们。不过，他容许我们入狱之前向在场的人解释，见证人为何要严守中立。

“第二天，我们被押到该区的司法中心布里切尼。 我们被剥光衣服，彻底检查，然后受一个兼任高级军官的教士盘问。他态度友善，表示明白我们基于良心的立场，并且为我们安排膳食。不但如此，他还在报告中解释，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才不愿拿起武器。

“警察把我们从布里切尼解到利帕卡尼的警察局去。他们毫不留情地殴打我们，直到深夜才把我们关进牢房。那里还关着另外两个弟兄。令人意外的是，牢房里竟然有个女子，后来我们才发觉她是个密探。一连好几天，我们都饱受毒打。最后，他们把我解到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并派了一个律师为我辩护，他给了我不少帮助。然而，我因为受尽折磨，当时已奄奄一息了。当局认为我可能活不了多久，就决定不用判刑，把我送回家去。”

勇敢的姊妹紧守忠义

姊妹们也饱受法西斯党的迫害，其中一位是马丽亚·盖尔曼（跟瓦西里·盖尔曼同属一群会众，但不是亲属）。马丽亚1943年被捕，给带到伯勒西内斯蒂的警察局去。她回忆说：“警察逮捕我，因为我不肯上东正教的教堂做礼拜。他们把我解到摩尔多瓦的利帕卡尼，然后再送到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在那里才正式判刑。

 “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肯上教堂，我说，因为自己唯独崇拜耶和华。我和另外20个姊妹， 因这宗‘罪行’被判入狱20年。我们当中有些人被关进狭窄的牢房，跟30个囚犯挤在一起。不过，他们白天派我到有钱人家去做家务。这些人待我比监狱官好，至少让我有足够的食物！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跟囚在监狱另一翼的弟兄取得联系。这对弟兄们帮助很大，因为我们能够协助他们获得灵粮和食物。”

这些忠贞的弟兄姊妹饱受法西斯党人的迫害之后，又像摩尔多瓦的其他见证人一样，在信仰上受到猛烈的攻击。这次，攻击来自当时管辖该地的强国——共产党掌权的苏联。

苏联大举放逐见证人

1944年，德国连连失利，大战接近尾声。罗马尼亚政府的某些人，在国王迈克尔率领下，推翻了安东内斯库将军的政权。于是，罗马尼亚脱离轴心国阵营，转投苏联的怀抱。同一年，节节胜利的苏联军队把摩尔多瓦重新纳入苏联的版图，成为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起初，摩尔多瓦的共产党统治者并没有干预耶和华见证人 的活动。但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耶和华见证人严守中立，不肯参与当地的政党选举，不肯投票，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的制度绝不容许人民保持政治中立。因此，政府计划1949年开始，把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不良分子”都放逐到外地去，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难题。

至于放逐什么人，一份公文阐明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这些人包括“以前的地主、大商人、德军入侵时的帮凶、德国和罗马尼亚警察的走狗、亲法西斯政党的成员和组织、白卫兵（非社会主义分子）、非法教派的成员，以及上述各类人的家属”。政府打算“无限期地”把这些人放逐到西伯利亚西部。

第二次放逐潮在1951年开始，但这次唯独针对耶和华见证人。斯大林亲自下这道称为 “北方行动”的放逐令。超过720个见证人家庭，大约2600人被迫离开摩尔多瓦，放逐到托木斯克去。托木斯克位于大约45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西部。

官方指示，当事人被解往火车站之前，应当有充分的时间收拾个人物品；此外，火车的“车厢应当宜于载人”。可是，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

当局派往一户见证人家中的官员和士兵，就超过八个人。军人在深夜唤醒各人，出示放逐令，只给他们几个钟头收拾财物，就把他们押送到火车站去。

这些所谓的火车只是运货的棚车，每个车厢都塞了差不多40个人，不分男女老少，拥挤不堪。虽然车程长达两个星期，车厢里却没有座位，也没有御寒的设施，在棚车的角落挖个洞，就算是厕所了。当地的官员本该在递解前登记所有人的全部物品，但他们却只登记不值钱的东西，贵重物品往往不翼而飞。

弟兄们虽然饱受不公平的待遇，历尽种种艰辛，却从没有失去基督徒的喜乐。事实上，每当见证人的棚车在铁路交汇处暂停时，总能听见不同的车厢传出高唱王国诗歌的歌声。这样，每辆棚车的弟兄都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跟数以百计的见证人同工一起放逐外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目睹大家表现喜乐的精神，听见大家高昂的歌声，所有人都不禁大受激励，越发坚定，无论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都决心继续忠于耶和华。（雅各书1:2）

 值得效法的信心

摩尔多瓦有不少耶和华见证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伊万·米基托夫是其中一个。1951年，伊万在摩尔多瓦初次被捕，跟其他的见证人一起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去，在针叶林做伐木的苦工。虽然他没有被关在苦工营里，却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行动自由相当有限。即使这样，他和其他的属灵弟兄仍然一有机会，就向别人作见证。

伊万说：“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新环境里，组织了若干会众，甚至开始印制书刊。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接受真理而受了浸。后来，当局发现了我们的活动，把其中几个人送到苦工营服刑。

“我跟帕维尔·丹达拉、米纳·戈拉什和瓦西里·沙尔班一起，被判在严密的监视下做苦工12年。当局希望其他的见证人被这些严厉的惩罚吓倒，噤口不言。可是这个计谋却劳而无功，无论弟兄被放逐到什么地方，都继续传道。1966年，我刑满离开苦工营，返回托木斯克，在那里待了三年。

“1969年，我搬到顿涅茨盆地，在那里邂逅了热心、忠贞的姊妹马丽亚，跟她结为夫妇。1983年，我再次被捕，刑罚加重，监禁五年后还要被放逐五年。对我来说，这次刑罚比以前的更难忍受，因为要跟妻儿分离， 他们也得忍受艰苦的生活。幸好我不用服满刑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之后，我在1987年提早获释了。当局批准我返回乌克兰，后来再回到摩尔多瓦。

“我回到摩尔多瓦的第二大城市伯尔齐。那时，当地只有3群会众，370个传道员。时至今日，传道员已增至1700多人，有16群会众！”

“你想跟瓦西里同样下场吗？”

为了削弱弟兄们紧守忠义的决心，苦工营的管理阶层和国安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的特务刻意折磨弟兄，想出一些残酷不仁的手段。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索贝讲述他的祖父康斯坦丁·索贝有什么遭遇：“1952年，祖父在一个苦工营服刑，这个苦工营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边的赤塔区。营里的官员恐吓他和别的见证人，如果不肯放弃信仰，就枪毙他们。

“弟兄们不肯妥协，于是被官员带到营外的树林边。天快要黑的时候，他们把祖父最好的朋友瓦西里带进树林，说要枪毙他。弟兄们焦急地等候。不久，两声枪响划破了傍晚的寂静。

“卫兵们又回来带走我的祖父，把他押进树林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在一块空地上停下来。空地掘了几个坟坑，其中一个已填上泥土。司令指着那个坟坑，转头对祖父说： ‘你想跟瓦西里同样下场吗？还是想恢复自由，回去跟家人团聚？我给你两分钟作决定。’祖父根本不需要考虑两分钟，立刻回答说：‘你们枪毙的瓦西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期待在将临的新世界里，当他复活时跟他团聚。我坚信自己和瓦西里都会在新世界里，但你会在那里吗？’

“军官绝没有想到祖父会这样回答，于是把祖父和其他人押回营房。事实上，祖父不用等到新世界就跟 瓦西里团聚了。原来，整件事只是敌人所设的狡计，想迫使弟兄就范而已。”

宣传伎俩弄巧成拙

为了挑起大众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仇视和怀疑，共产党人写了不少书籍和册子，甚至制作电影去诬蔑上帝的子民。其中一本册子名为《暗格》，指弟兄们在衣箱或袋子里暗中另设一层，用来偷运书刊。尼古拉·沃洛森诺夫斯基忆述，有一次苦工营的司令怎样当着其他囚犯的面，用这本册子羞辱他。

尼古拉说：“司令把所有囚犯召集到营房里，当众读出《暗格》里的几段，包括一些对我进行污蔑的话。他读完之后，我请他允许我提几个问题。司令准以为这使他有更多机会嘲笑我，就批准了。

“我问司令是否记得，我刚入营时受他查问的情景。他说记得。然后我问他是否记得他一边登记一边提出的问题，例如我在哪里出生，是哪个国家的公民等。他说也记得，甚至当众说出我当时回答的内容。我请他把实际填在表格上的资料告诉大家。他承认所填写的跟我回答的并不一样。我就转身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册子上的资料也是这样编出来的。’囚犯们都鼓掌叫好，司令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阴谋分化弟兄

20世纪60年代，苏联当局虽大力镇压耶和华见证人，却劳而无功，于是试图用新伎俩来破坏耶和华见证人 的团结。1999年出版的《剑与盾》，谈及一些现已解禁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当中有不少曾是国安会的机密文件。该书说：“1959年3月，负责‘处理耶和华派’的国安会高层官员举行会议，认定正确的策略是‘压制与破坏双管齐下’：一面捏造罪名，逮捕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一面分化瓦解该教派的成员，破坏他们的声誉。”

当局所用的手段包括发起运动进行破坏，使苏联全境的耶和华见证人互不信任。为了达到目的，国安会散布恶毒的谣言，声称有些担任领导的弟兄已经跟秘密警察合作。当局散播的谣言十分奸狡，似是而非，以致许多见证人都开始怀疑，不知道应该信任谁。

国安会的另一个诡计，是训练一批特务，假装成“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混进他们的组织，取得信任，肩负重责，然后把组织的一举一动通知当局。国安会也暗中向真正的见证人下手，试图重金收买他们跟政府合作。

 不幸的是，这些奸计对团结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在弟兄中形成了一种怀疑的气氛，摩尔多瓦的情况也一样。有些弟兄还脱离组织，另立门户，以“反对派”自居。

发生这些事之前，苏联的弟兄视耶和华的组织，以及组织委任的弟兄为提供灵粮的渠道。现在，弟兄们对这个渠道开始感到困惑怀疑了。怎样才能消除弟兄们的困惑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问题竟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真相大白。不错，始作俑者制造的难题，最后竟由他们解决了。怎会如此呢？

仇敌忽视了圣灵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当局把全国各地的见证人“领袖”关在莫尔多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苦工营里，这里离苏联西部的萨兰斯克市约150公里。在此之前，弟兄们相隔很远，沟通不便，容易产生误解，但现在，没有另立门户的见证人和“反对派”都被关在一起。结果，他们能够当面倾谈，把谣传弄个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要把弟兄们关在一起呢？看来，他们 以为弟兄们一定会彼此冲突，越加分裂。这个蹩脚的计谋看似聪明，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耶和华的灵具有使人团结的力量。（哥林多前书14:33）

其中一个被囚在莫尔多维亚的弟兄是格奥尔基·戈罗贝茨。他回忆说：“我入狱后不久，一个加入‘反对派’的弟兄也被关进来了。他见到负责的弟兄仍然被囚，不禁大感意外，因为敌人说，这些弟兄都已恢复自由，并在国安会的资助下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

戈罗贝茨弟兄继续说：“我入狱第一年，有700多人因宗教缘故被囚，其中大部分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被派到同一家工厂工作，因此有机会跟那些加入‘反对派’的人倾谈。结果，许多问题都在1960年和1961年期间澄清了。1962年，国安会的阴谋彻底失败。那一年，负责苏联传道工作的督导委员会，从苦工营发了一封信给苏联境内的所有会众，消除了谎言在弟兄当中造成的破坏。”

辨明上帝任用谁

1964年6月，戈罗贝茨弟兄从苦工营获释，立即返回摩尔多瓦。他抵达塔巴尼时，发觉当地许多见证人 仍然不清楚耶和华到底任用谁来喂养和指导他的子民。有些弟兄只肯阅读圣经。

组织委任了三位成熟的弟兄，协助澄清当时混乱的局面。他们首先前往探访摩尔多瓦北部的各群会众，因为大部分见证人都住在那里。这几位弟兄和其他基督徒监督，虽然饱受迫害，仍然忠贞不二。这使许多人坚信，耶和华以往通过这个组织教导他们认识真理，现今必定仍然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安会意识到，即使他们用尽迫害和其他手段对付上帝的子民，传道工作仍然继续扩展。《剑与盾》一书描述国安会的反应，说：“［国安会］总部接获报告，知悉甚至在苦工营内，‘耶和华派的领袖和高层人士不肯放弃信仰，相反，不管营内情况多么恶劣，他们仍继续传道’。这种情形令当局深感不安。1967年11月，专责打击耶和华见证人的国安会官员［在基希纳乌］举行会议，商讨采用新措施‘制止这个教派的敌对活动，防止他们散布颠覆思想’。”

受假弟兄骚扰

可悲的是，有些人被新措施愚弄，落入国安会的圈套。有些人起了贪念，放弃原则；有些则惧怕人，因而屈膝跌倒；还有些以前的弟兄倒戈相向，仇视见证人。当局利用这些人诱使弟兄变节不忠。有些曾在监狱和苦工营里受过苦的见证人说，受假弟兄（有些已沦为叛道者）骚扰，是最痛苦的经历之一。

 许多叛道者来自“反对派”阵营。起初，这群人大多是误信了国安会的谎言，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有些人仍然依附“反对派”，当中有些人更表现出“邪恶的奴隶”那种恶毒的精神，不理会耶稣的警告，“动手打其他的奴隶”。（马太福音24:48,49）

虽然国安会和他们的爪牙不断施压，试图分化和制服上帝的子民，敌人的诡计却未能得逞。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内的弟兄大都依附“反对派”。摩尔多瓦的忠心弟兄开始设法恢复上帝组织的团结。到了1972年，大部分弟兄都返回耶和华身边，忠贞地跟他的组织通力合作。

赢得反对者的赏识

共产党统治时代留在摩尔多瓦的忠心基督徒，都在能力范围内继续执行传道工作。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作非正式见证，因为摩尔多瓦 有许多官员都是狂热的共产党人。可是，并非所有共产党员都蔑视耶和华见证人。

西缅·沃洛森诺夫斯基回忆说：“警察到我家来搜查，充公了不少圣经书刊。带队的警官把带走的书刊列了一份清单。他之后又回来，叫我核对清单。我核对时发现少了一本《守望台》，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家庭问题的，说明怎样改善家庭生活。我问官员那本杂志怎么不见了。他讪讪地说：‘是我拿走了，带回家跟家人一起阅读。’我问：‘你喜欢读到的资料吗？’他说：‘文章写得很好，我们实在爱不释手！’”

反对稍缓，持续增长

20世纪70年代，共产党政权不再放逐耶和华的子民。然而，弟兄们向人传道或参加基督徒聚会，仍不时被当局逮捕和检察起诉，但刑罚已没有以往那么重了。

1972年，摩尔多瓦像世界各地一样，在会众中落实了有关长老的安排。格奥尔基·戈罗贝茨回忆说：“弟兄们对新安排感到非常高兴，看出这是进一步的证据，显示耶和华的灵在发挥作用。更多男子受委任作长老，摩尔多瓦各群会众在灵性上茁壮成长，人数也大大增加。”

当时，弟兄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知该怎样组织传道工作和秘密印制圣经书刊。共产党政府开始压制见证人时，摩尔多瓦的弟兄在国内有两个印制书刊的地点。猛烈的迫害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在这段悠长 的岁月里，印制书刊的弟兄只得在晚上工作。因此，参与这件工作的弟兄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白天像其他人一样从事日常活动，晚上则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工作到凌晨，为会众印制所需的书刊。

后来，政府停止反对，不再监视我们，情形就好多了。地下印刷厂继续运作，不但提高了效率，还能投入更多志愿人员，结果印制量大增。

弟兄也改善了印刷技术。例如，采用能以打字机制作的模板，还改善了印刷机的性能，可以在纸张的两面同时印刷。技术的改良大大促进了书刊的印刷量。曾几何时，供研读用的圣经书刊是手抄的，但这仿佛已是岁月久远的往事了！

书刊增加了，弟兄们就能作更多的个人研读。此外，他们彼此的沟通也大有改善。这些因素有助于消除以往遗留的困惑感。 种种改变固然令人欣慰，但前头还会有更多福分临到摩尔多瓦的耶和华子民身上。

正确的崇拜欣欣向荣

即使苏联的全盛时期，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都如日中天，也不能消灭正确的宗教。事实上，政府大力执行放逐政策，反而有助于把好消息传到地极。（使徒行传1:8）耶和华通过以赛亚应许说：“凡为了攻击你而造的武器，都必失去功用。……这是耶和华的仆人所承受的产业，他们的正义是我所赐的。”（以赛亚书54:17）这话的确所言不虚！

 1985年，苏联政府经历重大的转变，境内耶和华见证人的处境也大有改善，不再受秘密警察跟踪监视，也不再因参加宗教集会缴交罚款。摩尔多瓦的弟兄继续以小组形式举行聚会，人数不超过十人。他们也开始利用一些特别的场合，例如婚礼和葬礼，举行小型的分区大会。

1989年夏天，三个国际大会相继在波兰的霍茹夫（近卡托维兹）、波兹南和华沙举行，摩尔多瓦派出数以百计的代表参加大会，传道员受到很大激励。以往，这些忠心的弟兄一向只出席人数不多的集会，还得悄悄的，避免引人注意。现在，却能够跻身于大群来自世界各地、喜气洋洋的见证人当中，一同敬拜耶和华。这个难忘的经历令他们感动不已！

1991年，摩尔多瓦的弟兄得享另一种宝贵的属灵福分。自从他们在该国展开传道工作以来，这还是首次公开举行分区大会。1992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国际大会。出席这个大会的摩尔多瓦代表，人数比1989年到波兰出席三个大会的总人数还多。的确，耶和华打开天上的水闸，再三倾福给地上的忠仆。

培训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

弟兄们既享有更大的自由，苏联的督导委员会跟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的接触就更频繁了。1989年12月，共有60个灵性成熟的弟兄，集中在乌克兰的利沃夫 接受培训。所有参加培训的人都曾坐过牢，进过苦工营或经历过别的迫害，你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培训班里得到多大的教益和喜乐！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以往的艰苦岁月里，已经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班上有四位来自摩尔多瓦的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他们回国之后，把自己在利沃夫学到的明智劝告，特别是与传道工作有关的训示，传达给各群会众。例如，他们忠告弟兄，虽然现在享有较大的自由，但传道时仍要小心谨慎。（马太福音10:16）为什么呢？因为严格来说，传道工作依然受禁制。

 急需王国聚会所

自从摩尔多瓦确立了传道工作，弟兄们就意识到需要有聚会的地方。事实上，科杰蒂村的圣经研究者，1922年就自费兴建了一个礼堂，多年来一直在那里举行聚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的反对温和了许多。当时，不少村镇都建立了会众，有些会众有几百个传道员。他们分成小组，在私人家里聚会。兴建王国聚会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弟兄们想确知答案，于是向各村镇的地方官员查询。

有的官员十分合作。摩尔多瓦北部的费泰什蒂村就是个例子。这条村有3150个居民。1990年1月，当地的弟兄跟村长会面。村长说，在他管治的村子里，工程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弟兄们仍有点担心，觉得村长的话难以置信。虽然会众有185个传道员，他们却只向村长提出，把某个弟兄的住宅改建为小型的王国聚会所。

村长批准了这项工程。弟兄们马上动工，但不久就遇到严重的障碍。如果他们按原计划拆掉一道墙，房子就很可能会倒塌！工程只好暂停了。该怎么办呢？弟兄决定再去见村长，把难题告诉他。令他们兴奋不已的是，村长竟然允许他们建一栋全新的王国聚会所！于是会众全力投入工程，只用27天就建好了聚会所。

 为了让所有传道员都能使用新聚会所，费泰什蒂的弟兄们把会众一分为二。既然当时会众里有许多新传道员还没有受浸，何不将呈献礼和浸礼一并举行呢？弟兄们决定这样做。于是，呈献礼和浸礼演讲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到附近的一条河去，见证80个人受浸表明他们献身事奉耶和华。

当然，还有不少会众也急需王国聚会所。有些弟兄在圣经书刊里见到王国聚会所的图片，认为自己也能兴建类似的聚会所。于是大家群策群力，集中资源，动工兴建聚会所。这样的事屡见不鲜。1990年至1995年期间，弟兄们兴建了30多栋王国聚会所，全都是本地的劳力用自筹的经费建成的。

有些王国聚会所还用来举行分区大会。可是，大会往往座无虚席，许多人不得不站在聚会所外面聆听演讲。因此，弟兄们考虑兴建一座大会堂。1992年，他们再次表现一往无前的精神，只花了三个月，就建成了摩尔多瓦的第一座大会堂。大会堂坐落在科杰蒂村，设有800个座位。第二年，见证人又自力自费在费泰什蒂建造了一所有1500个座位的大会堂。

这些建筑工程看来蒙上帝悦纳，选择的时间非常恰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政局动荡，经济低迷，摩尔多瓦的货币大幅度贬值。结果，90年代早期足以兴建整栋王国聚会所的钱，几年后连买椅子也不够！

 在南部兴建聚会所

南部的会众不像北部的会众，拥有自己王国聚会所的不多。20世纪90年代，传道工作迅速扩展，会众纷纷建立，却很难找着聚会的适当地方。有些会众曾经租用公立学校的礼堂，但租用礼堂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耶和华再次通过他的组织协助弟兄。中央长老团在需求最甚的时候，决定从王国聚会所基金拨出款项，帮助较贫穷的国家兴建王国聚会所，例如摩尔多瓦。

弟兄们充分善用这项安排。基希纳乌就是个好例子。1999年，市内连一栋王国聚会所都没有，但2002年7月，已有10栋聚会所了，另外3栋正在兴建中。当地的37群会众中，有30群可以在聚会所聚会了。

 终于获法律认可！

1991年8月27日，摩尔多瓦宣告独立，成为共和国。既然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的法令是前苏联政府颁布的，也就从此无效了。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已有大约4000人，却还没有正式注册，成为受法律认可的宗教团体。

摩尔多瓦的办事处接获中央长老团的指示，迅速向有关的政府部门提出申请，为耶和华见证人办理法律认可。新政府接纳了申请，但手续却相当费时。1994年7月27日，办事处终于收到了正式的注册文件。

对摩尔多瓦的耶和华见证人来说，这是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受禁制、迫害和监禁达六十多年之久，现在终于能够公开敬拜耶和华，随意向人传讲好消息，也能够在国内举行区域大会了。1994年8月，耶和华见证人获得法律认可之后仅一个月，就租用基希纳乌市最大的运动场，举行了摩尔多瓦有史以来第一个区域大会。那个场合令人多么激动！

扩充伯特利

1995年，王国传道员的数目已突破1万大关。当时，基希纳乌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办事处，负责照料摩尔多瓦的部分传道工作，全盘的督导工作则由2000公里外的俄罗斯分部负责。可是，罗马尼亚分部就在500公里外，而且大部分摩尔多瓦人都懂罗马尼亚语。事实上，罗马尼亚语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认真考虑过以上因素之后，中央长老团建议，由罗马尼亚分部负责督导摩尔多瓦的传道工作。

基希纳乌虽设有办事处，却只是楼房里的一所住宅。传道工作不断扩展，本来就不大的办事处越发显得不敷应用。显然，在本地设立一个伯特利家庭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伯特利的第一批成员包括扬·鲁苏和他的妻子尤利娅。1991年至1994年，鲁苏弟兄奉派做代理分区监督。格奥尔基·戈罗贝茨是伯特利的另一个成员，他未接获这项委派之前是区域监督。他不住在伯特利，每天回来上班。京特·马祖拉和妻子罗萨里娅是基列学校第67届的毕业生，曾在罗马尼亚工作了几年，1996年5月1日调到摩尔多瓦服务。

随着传道员的数目日增，伯特利需要更多工作人员，但办事处的面积却很有限。到了1998年，摩尔多瓦的伯特利家庭成员竟要分别住在市区内五处不同的楼房里！因此，弟兄们着手找寻适当的地点，好兴建一座伯特利大楼。基希纳乌市政府很合作，愿意在市中心拨出一块3000平方米的土地。弟兄们自然乐意接受。他们想到将来有可能进一步扩展，于是买下了隔邻的一块土地。

大楼的外部框架交由当地的建筑商承建，其余工程则由国际义务工作人员和当地的弟兄合力完成。工程在1998年9月动工，仅14个月后，伯特利家庭的成员就欢天喜地迁进了新家。他们终于能够在一起生活了，大家都为此兴奋不已。

 2000年9月16日，新伯特利大楼举行呈献礼，观礼的人来自11个国家。第二天，中央长老团的勒施弟兄在当地的运动场，向一万多名听众发表演讲。所有与会者都感受到弟兄团体的温情厚爱。凭着这种爱心，耶和华的普世子民得以团结起来，和睦共处。

目前，摩尔多瓦的伯特利家庭共有26个人，有的是从外地派来服务的伯特利成员，比如达维德·格罗泽斯库和妻子米丽娅姆。另一些人，例如恩诺·施伦齐希，曾在自己的国家接受组织事务训练班的培训，然后奉派到摩尔多瓦服务。所以，虽然摩尔多瓦的伯特利家庭人数不多，却来自许多国家。

培训收割的工人

在工作受禁制和饱受迫害的几十年间，摩尔多瓦的耶和华见证人一直努力传讲好消息。当年他们得非常小心，所用的方法都是非正式见证。但现在他们可以公开逐户传道和在街头做见证了。弟兄们服从组织的指示，努力学习新的传道方法，他们尤其喜爱街头见证。由于传道员数目越来越多，他们有必要保持各种传道工作的适当比例。因此分部鼓励会众多做挨家逐户的传道，弟兄们都乐意遵嘱而行。

现在，传道员比以前更清楚知道地区的人十分渴求真正的灵粮。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耶和华的组织向会众提供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的《守望台》、《警醒！》，以及其他的研经读物。同时，传道员都努力改善 传道的素质，切实采用《王国传道月报》提议的传道介绍词。他们也从传道训练班提供的逐步训练得益不浅。

不少成熟而经验丰富的弟兄从其他国家前来，特别在组织层面上提供协助。这些能干的外援甘心乐意地献出自己，像支撑葡萄藤的架子一样，给会众所需的支持，使会众得以稳定地成长。

迅速增长

摩尔多瓦的增长有多迅速，从首都基希纳乌的情形足以见之。基希纳乌的人口有66万2000人。耶和华见证人取得法律认可之前，1991年1月，基希纳乌只有两群会众，大约350名传道员。但2003年1月，市内已有37群会众，超过3870名传道员！一群会众仅在9个月之内，就有101个圣经学生成为新传道员！增长既然这么迅速，市内的会众成立两年就一分为二，绝不是罕见的事。

1993年8月，摩尔多瓦全国有6551名传道员。2002年3月，传道员的数目已增至1万8425人，9年内增加了百分之280！同一时期，正规先驱的数目也由28人增至1232人。

副市长成为先驱

在认识耶和华的人中，有不少是以前的共产党员，有的更曾经身居要职。其中一个是瓦列留·默尔扎，他以前是索罗卡市的副市长。这个城市大约有3万9000人。 每逢举行游行的特别场合，默尔扎都会跟其他要人一起站在贵宾台上，接受群众敬礼。由此可见，他是市内的一个知名人物。

默尔扎开始研读圣经，后来更受了浸。他向别人传道时，别人有什么反应呢？默尔扎弟兄说：“几乎人人都请我进屋坐，我有很多机会向人传道。我和妻子发觉，在我们的地区传道，成绩好极了！”没多久，默尔扎弟兄成为特别先驱。他和妻子也曾在伯特利服务了一年，现在正从事分区探访工作。

先驱施以援手

摩尔多瓦的传道员与人口的比率，是欧洲百分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可是，许多乡村和较小的城镇还没有耶和华见证人。由于经济低迷，大部分传道员和先驱都无法搬到需要较大的地方服务。为了确保地区内 的居民都有机会听见好消息，罗马尼亚分部委任了将近50名特别先驱到摩尔多瓦境内工作。这批先驱中，有20多名曾在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举办的组织事务训练班接受培训。

这些勤恳的传福音者成效卓著。例如，同是特别先驱的谢尔盖·齐格尔和妻子奥克桑娜，1995年奉派到考塞尼传道，当时镇上只有15个传道员。这对夫妇帮助当地的弟兄建立了许多新圣经研究。许多人效法他们喜乐的先驱精神，加入全时服务。现在考塞尼有两群会众，大约155个传道员。仅仅7年，传道员的数目就增加了10倍！目前，齐格尔夫妇正从事分区探访工作，协助许多会众。

虽享自由，仍有困难

无论什么形式的人为统治都免不了难题。以往，摩尔多瓦的耶和华子民经历过罗马尼亚君主政体、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受到教士的反对、政府的禁制、猛烈的迫害和放逐外地的惩罚。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得应付经济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有些父母不得不双双出外谋生，有些人则发觉很难找到工作。

与此同时，注重物质的思想大行其道，道德情况越来越差，各种罪行和贪污事件大增。这对耶和华子民的灵性，无疑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他们能够抵抗吗？的确能！他们从亲身经历体验到，耶和华永不离弃 他的忠贞仆人。每逢遇到考验和试探，他们都全心仰赖耶和华。（提摩太后书3:1-5；雅各书1:2-4）

目前的情势，使我们不禁想起启示录第14章含有象征意义的两场收割，其中一场是收割“地上的葡萄树”。正如启示录预告，在这最后的日子，遍地都是这棵“葡萄树”的邪恶果实。（启示录14:17-20；诗篇92:7）不久，这棵结满腐败果实的“葡萄树”就会被连根拔起，扔进“上帝发怒的大酒榨里”。耶和华的仆人多么渴望这个日子来临！

现在，受膏基督徒和他们的同伴，正为所享有的属灵繁荣欢欣鼓舞。不错，耶和华“出产美酒的葡萄园”会继续生产大量丰美的灵粮，供绵羊般驯良的人享用。为什么耶和华的子民能够肯定，这种情形会延续下去呢？因为耶和华亲自保护这个珍贵的葡萄园。（以赛亚书27:2-4）耶和华的保护在摩尔多瓦昭然可见！诚然，撒但用各种诡计，包括迫害、放逐、虚谎的宣传和假弟兄去打击上帝的子民，却从未能在属灵的意义上战胜他们。（以赛亚书54:17）

确实，“在考验下保持忍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得蒙悦纳之后，就会获得生命的冠冕。这是耶和华应许赐给始终爱他的人的”。（雅各书1:12）既有这个宝贵的应许，愿你读过摩尔多瓦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事迹之后，受到感动永远爱耶和华，在考验下保持忍耐，“不断多结果实”。（约翰福音15:8）

［脚注］

［第71页的附栏或图片］

俄罗斯和东欧的酒窖

摩尔多瓦夏日长长，土地肥沃，是酿酒的理想之地。这个地区的酿酒业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公元前3世纪末叶以及公元2世纪，摩尔多瓦人先后跟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了贸易关系，酒的产量也相应增加。

今天，葡萄酒是摩尔多瓦的主要农产品，国内约有130家酿酒厂，每年的产量接近1亿4000万公升。所生产的酒，百分之九十出口外销，其中约百分之八十运往俄罗斯，约百分之七运往乌克兰。

 ［第72页的附栏］

摩尔多瓦简介

地理 摩尔多瓦的中部和北部是森林地带，有青葱的高地和大草原。南部地区大都是种植的牧草。

民族 摩尔多瓦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他的主要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有少数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摩尔多瓦人大都信奉东正教。

语言 罗马尼亚语是官方语言。居民大多会说俄语，城市居民更是两种语言通用。

经济 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和食物加工业，制造业正在发展中。

食粮 农作物有葡萄、小麦、玉米、糖用甜菜和向日葵；牲畜主要是牛、乳牛和猪。

气候 一月份的气温约摄氏零下4度，七月份约摄氏21度。全年气候温和，冬天较为寒冷。每年平均降雨量约为50厘米。

 ［第83－85页的附栏］

基督徒严守中立的杰出例子

乔治·沃卡尔丘克：沃卡尔丘克弟兄在耶和华见证人家庭长大，自幼就敬拜耶和华。1942年12月，法西斯党人召他入伍。他不肯服兵役，当局就把他关在一个黑漆漆的牢房里，只给他很少食物。过了16天，当局再次传召他，说只要顺应政府的要求，就不用服刑。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判了什么刑，却一口拒绝了当局的要求。

乔治因而被判监25年。1944年9月25日，苏联军队进城，他提早获释。可是还不到两个月，苏联政府又召他入伍。他谨记圣经的教诲，不肯违背良心，结果被判处十年徒刑，在多个苦工营服刑。他的家人整整一年不知道他的下落。沃卡尔丘克弟兄服刑五年之后，于1949年12月5日获释返回家乡科杰蒂。他继续保持忠贞，直至1980年3月12日逝世为止。

帕尔菲·戈雷亚乔克：戈雷亚乔克弟兄生于1900年，1925年至1927年期间，跟兄弟扬、尼古拉，在赫利纳村认识圣经真理。他们从村上最早的两个圣经研究者达米安·罗舒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德鲁那儿获知真理。

 1933年，帕尔菲和另外几个见证人被警方逮捕，押送到霍京镇去接受盘问。他因向人传道而被罚款。1939年，由于村里的教士诬告，帕尔菲被带到附近的格希拉瓦村的警察局去。警察把他面朝下绑在光板床上，然后不断地用力打他的脚掌。

法西斯掌权后，帕尔菲再次入狱。同年稍后，苏联接管政权，释放了他。可是他随后又因不肯服兵役而被捕，在基希纳乌的监狱里囚禁了几个月之后才获释。

1947年，苏联当局因帕尔菲宣扬上帝的王国而再次把他逮捕，放逐外地八年。1951年，他的儿女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但没能跟父亲重聚。事实上，他们无法见到父亲了。帕尔菲在放逐期间患上重病，于1953年去世，至死保持忠贞。

瓦西里·珀杜雷茨：珀杜雷茨弟兄1920年在科杰蒂出生，1941年法西斯统治期间认识真理，在法西斯政权和苏联政府手中吃过不少苦头。他无畏地告诉苏联官员：“我以前不曾杀害俄共党人，现在也不会杀害法西斯党人。”

由于听从圣经的吩咐，按良心紧守中立，瓦西里被判在苏联的苦工营服刑十年。后来当局把刑期减为五年，他于1949年8月5日返回家中。当他第三次被捕时，“北方行动”开始了。1951年4月1日，瓦西里和家人上了一辆开往西伯利亚的铁路棚车。在那里熬了五年。后来，他们获准返回摩尔多瓦的科杰蒂。本文撰写期间，瓦西里于2002年7月6日去世了。他至死忠于耶和华。

 ［第89,90页的附栏或图片］

“一生事奉造物主，是我千金不换的无上光荣”

扬·萨瓦·乌尔索伊

出生年份：1920年

受浸年份：1943年

简介：共产党执政期间担任分区监督

我出生于摩尔多瓦的卡拉库塞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认识真理。我的妻子1942年去世，举行葬礼时，一群暴民把我逐出墓地。为什么呢？因为我改变了宗教。同年稍后，法西斯政府企图征召我入伍，但我决心严守政治中立，拒绝服军役。当局把我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入狱25年。我曾在不同的监狱服刑。当我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服刑时，苏联军队来到，释放了所有囚犯。

恢复自由没多久，共产党政权又把我关进监狱，然后解往苏联的加里宁。两年后，1946年，他们让我重返家乡。于是，我开始协助弟兄重新组织传道工作。1951年，苏联当局再次逮捕我。这次，他们把我和许多见证人一并放逐西伯利亚，直到1969年才获释回家。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记得在许多不同的情势下，耶和华都赐予力量，使我能够紧守忠义。一生事奉造物主，是我千金不换的无上光荣。现在我已年老力衰，要应付这种情况的确不容易。但是我怀有稳确的希望，能在将临的新世界里恢复青春和健康。因此，我决心继续努力行善，绝不放弃。（加拉太书6:9）

 ［第100－102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大有理由放声歌唱

亚历山德拉·科尔多

出生年份：1929年

受浸年份：1957年

简介：苏联统治时期饱受苦楚，现在是会众的传道员。

我很喜欢唱歌。当初，这个喜好帮助我找到了真理；后来，信心受考验的时候，这个喜好又帮助我保持灵性坚强。我的故事，要从20世纪40年代讲起。十多岁的时候，我常跟科杰蒂的一群年轻人来往。空闲时，他们喜欢一起唱唱王国诗歌，谈谈圣经真理。我从讨论和所唱的歌曲中学到不少属灵的真理，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不久就成为传道员，开始宣扬好消息。1953年，我跟另外十个见证人一同被捕，关在基希纳乌一所监狱里，等候审讯。在监牢里，唱王国诗歌使我保持属灵的力量。可是，这显然使一个守卫相当恼火，他说：“这里是监狱，不是唱歌的地方！”

我回答说：“我一向都喜欢唱歌，现在有什么理由不唱呢？你可以锁住我，却封不住我的嘴，更锁不住我的心。我爱耶和华，所以大有理由放声歌唱。”

 我被判刑25年，到离北极圈不远的因塔苦工营服刑。在当地短促的夏季里，我和其他见证人一起，到附近的树林里干活。我们已经把许多首王国诗歌熟记于心，一边干活一边唱歌。这样不但能使自己保持灵性壮健，心里也感到畅快。看守我们的卫兵跟基希纳乌那个可不一样，他们还鼓励我们多唱点歌呢！

我在因塔营里囚禁了三年零三个月又三天。然后，政府宣布大赦，我提前获释。当局不准我返回摩尔多瓦的老家，于是我到苏联的托木斯克跟丈夫团聚。他也刚从狱中出来，我们四年没见面了。

我因为被捕，所以还没有受浸，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献身事奉耶和华，就问托木斯克的弟兄该怎么办。既然当时有好几个人也想受浸，弟兄就很快安排妥当，为我们施浸。由于工作受禁制，弟兄们决定夜间在附近树林的湖里举行浸礼。

我们在指定的时间离开托木斯克的近郊，两个两个地走进树林，以免别人怀疑。原定计划是每一对跟着前面那一对，直到大家都安全抵达湖边为止。很不幸，我们前头那一对年老的姊妹迷了路。我们跟着她们，后面的几对又跟着我们。不久，大约十个人完全迷失了，在黑暗中摸索。潮湿的树丛打湿了全身，冷得我们直打哆嗦。一想到林中有熊和狼出没，我们就不禁提心吊胆，每个怪异的声音都令人毛骨悚然。

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更不能灰心胆怯，惊惶失措，就提议大家静静地站着，用口哨吹一首王国歌曲，希望别人能够听到。我们也恳切祷告。没过多久，我们就听见黑暗里传来同样的口哨歌曲。你不难想象，我们简直欣喜若狂！是的，弟兄听见了我们的口哨声！他们随即开亮手电筒，为我们引导方向。不久，我们在冰凉的湖水里受浸，几乎不觉得冷，因为我们开心透了。

我现在74岁了，住在科杰蒂，就是我当初认识真理的地方。虽然年事已高，我仍然大有理由放声歌唱，特别是歌唱赞美我们的天父耶和华。

 ［第104－106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尽力跟从父母的榜样

瓦西里·乌尔苏

出生年份：1927年

受浸年份：1941年

简介：曾任会众仆人，并参与印制书刊的地下工作。

我的父亲西缅·乌尔苏和母亲马丽亚，在1929年受浸。他们有五个儿女，我是老大。在法西斯统治期间，爸妈因严守中立，遭当局逮捕，在苦工营服役25年。邻近的科杰蒂会众的弟兄姊妹仗义照管我家的农场和几个孩子。因此，我们总能吃得饱，穿得暖。年老的外祖母虽然不认识真理，也帮忙照顾我们。当时我14岁。

多亏父母树立好榜样，我尽力像他们一样照料弟妹的属灵需要。我要他们每天清早起来，一起讨论圣经书刊里的资料。他们并不总是愿意清早起床的，但我不给他们选择的余地。我深知养成研读的好习惯多么重要。1944年，当爸妈提早获释回到家中，看到我们灵性健康，十分欣喜。能够跟爸妈重聚，叫我们开心透了！只可惜好景不常。

 第二年，苏联政府逮捕爸爸，把他囚禁在西伯利亚北极圈以内的诺里尔斯克。三年后，我跟埃米莉娅结为夫妇，她是个性格活泼、灵性成熟的姊妹。我们自幼一起长大，所以彼此很熟悉。结婚才一年，我跟母亲就一起被捕了。我们被解到基希纳乌，判处做25年苦工。现在，我的弟妹不但失去父母，连一向照顾他们的大哥也失去了。不过，埃米莉娅怀着爱心，毅然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

最后，我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煤矿场做苦工。这个苦工营位于北极圈的北部，一向臭名昭著。两年后，1951年，埃米莉娅和我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西部的托木斯克。1955年，埃米莉娅请求当局把她转解到沃尔库塔，好跟我在一起。她在那里生下大女儿（我们共有三个儿女）塔玛拉。

1957年9月，政府宣布特赦，我们重获自由。但一个月后，我又再次被捕。这一次，当局判我在莫尔多维亚的苦工营服刑七年。这个苦工营离苏联的萨兰斯克市不远，许多弟兄也被囚在那里。后来，更多见证人被送到这个苦工营来。每逢妻子来探视丈夫，总能偷偷带些圣经书刊给我们。因此，我们能够经常得到灵粮，对此实在感激不尽。1957年12月，埃米莉娅迁往西伯利亚西部的库尔干，好照顾我们的女儿塔玛拉。在此之前，我们请埃米莉娅的 父母照顾塔玛拉。现在，如果埃米莉娅不亲自照顾塔玛拉，就要被迫把她交给政府的托儿所照管了。由于这缘故，我和埃米莉娅不得不分居两地七年。

1964年，我获得释放，但政府不准我返回摩尔多瓦。虽然我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却获准到库尔干跟妻子、女儿重聚。我在当地的会众主持书籍研究班聚会。1969年，我们搬到高加索的克拉斯诺达尔。在那里服务了八年之后，我们又迁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尔奇克。我在那里参与地下印刷工作。1984年，我们终于获准返回摩尔多瓦，在提吉纳定居。这个城市共有人口16万，当时只有18个传道员。随着时间过去，传道员的数目不断增加。时至今日，市内共有9群会众，差不多1000个传道员和先驱。

我曾为主的缘故，在苦工营和监狱里度过了悠长的岁月。有没有为此感到遗憾呢？绝没有！甚至我14岁受浸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爱上帝，要么爱世界！我既决定事奉耶和华，就义无反顾、百折不回了。（雅各书4:4）

［图片］

左：瓦西里·乌尔苏

最左：瓦西里和妻子埃米莉娅，以及女儿塔玛拉

 ［第108－110页的附栏或图片］

手拿花朵的小男孩打动了我

瓦伦丁娜·科若卡鲁

出生年份：1952年

受浸年份：1997年

简介：曾在苏维埃政权下当教师，向学生灌输无神论。

1978年，我在摩尔多瓦的费泰什蒂一个幼儿园任教，当时我是个无神论者。校方在教务会议上，吩咐我们要特别留意耶和华见证人的孩子，向他们灌输无神思想。我认为这个构想很好，于是想了些别出心裁的方法，去打动见证人学生的心。我觉得自己的主意蛮不错。

我叫学生预备两个花床，其中一个种上花，还要经常浇水、除草，另一个却不准碰。我告诉学生，后一个花床属于上帝，上帝自己会照料。学生们反应很热烈。他们用心在自己的花床上浇水除草，花自然长得很好，但“上帝的小花园”却长满了野草。

后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叫学生们站在花床前面。我称赞他们的努力，然后提出那些经过深思熟虑 的问题。我问学生：“你们有没有留意，上帝并没有照料自己的花床呢？我们不是能够清楚看出，这个花床根本不属于任何人吗？”

学生们都同意，情形看来确实是这样。接着，我使出绝招，对他们说：“孩子们，这个花床长满了杂草，是因为根本没有上帝。上帝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上帝既然不存在，又怎能照料花床呢？其实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孩子们的反应。留意到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都是见证人）变得越来越激动。最后，他忍不住跑到附近的草地，摘下一朵蒲公英，拿给我，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是谁叫这朵花长出来呢？我们也没有照料它啊。”他的逻辑推理叫我无法招架，我心底里知道，这孩子说得没错。

由于自幼就受共产党的教育，我等了好几年才采取下一个步骤——查阅圣经。1995年，我请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帮助我学习圣经。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以前的那个学生，现在竟是我的圣经老师之一！

诚然，共产党的制度为我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却没有教导我认识人生的真谛。感谢耶和华和一个勇敢的小男孩，使我今天能够运用属灵的真理和世俗的知识，帮助别人也看出，上帝不但存在，还深深关爱他所创造的人类。

 ［第113－115页的附栏或图片］

生于异乡，仍蒙眷爱

利迪娅·塞瓦斯蒂安

出生年份：1954年

受浸年份：1995年

简介：由见证人母亲和不信的父亲养育成人，曾跟耶和华见证人失去联络多年。

我妈妈和外祖母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成为耶和华见证人。虽然父亲是个顾家的好人，当时却没有接受圣经真理。1951年，妈妈已有两个儿女，还怀着一对孪生子。那年4月，当局决意拆散我们的家庭。他们趁爸爸上班时，把妈妈（当时她即将临盆）和我的哥哥姊姊押上火车，准备送往西伯利亚。可是，妈妈在出发前想办法通知了爸爸，他立即赶来了。爸爸虽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却毅然登上火车，跟家人一起放逐异地。

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当局允准妈妈暂时留在阿西诺镇，生下那对孪生子。其他家人则继续上路，最后到了托木斯克区，爸爸找地方安顿下来。当局派他跟弟兄们一起干活。几星期后，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孪生子来跟家人会合。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环境非常恶劣，两个婴儿不久就夭折了。

 放逐期间，妈妈又生了四个儿女，包括我的孪生哥哥和我。父亲尽心尽力地照顾家人。1957年，我们终于获准返回故乡。母亲虽然被秘密警察监视，却继续使圣经原则铭刻在我们心里。

至于爸爸，他最关心的却是让儿女接受优质的教育。因此，我16岁那年到基希纳乌进大学攻读。后来我结了婚，迁往哈萨克斯坦。在那里，我不但远离父母，也跟耶和华的组织失去了联系。1982年，我一回到基希纳乌，就立即寻找耶和华子民的会众，却劳而无功。足足八年，我觉得自己是市内唯一渴望敬拜耶和华的人。

后来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站听见两个妇人谈论耶和华。我走近她们，想听清楚一点。她们却以为我是国安会的密探，马上转换了话题。妇人离去的时候，我跟着她们，反而使她们更惊慌。于是，我迅速上前解释，最后使她们看出我的诚意。我一直渴望跟耶和华的组织恢复联络，终于如愿以偿！但不幸的是，丈夫却反对我这样做。

当时我们已有两个儿女。1992年，我的脊椎施了手术，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六个月。可是，在我一生的这个低潮，却发生了一件令我兴奋的大事：我的儿子帕维尔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在1993年基辅的国际大会受了浸。我逐渐康复，能够再次行走。1995年，我也受了浸，借此公开表明自己献身事奉耶和华。

今天，我有许多家人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为此深深感激耶和华，也感激母亲。母亲忠贞坚定，她的榜样常留在我心头。父亲一生对家人忠贞不渝、爱护备至，他在去世之前也成为耶和华的仆人，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事。

 ［第117,118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的厚恩无与伦比

米哈伊·乌尔索伊

出生年份：1927年

受浸年份：1945年

简介：曾饱受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迫害

我在1941年成为好消息的传道员。1942年，我15岁，学校要求这个年纪的学生开始接受军训。不但这样，教室的墙上还挂着罗马尼亚国王迈克尔、安东内斯库将军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学生步入教室时，不但要向画像鞠躬，还得作划十字的手势。我们有三个人不肯这样做。

因此，警察把我们痛打了一顿。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在学校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给送到科杰蒂之后，又被毒打了一顿。接着，我们被辗转带到几个地方，再步行大约100公里，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我的脚因步行而磨损，流出血来。最后我被释放了，没有判刑，很可能是我年纪还小的缘故。

18岁那年，苏联当局要我当兵。我仍然坚守中立，不肯妥协。结果，我和朋友格奥尔基·尼曼科 一同遭受毒打。六个星期以后，他不幸伤重去世。可能由于我年轻，又被遣送回家。1947年，苏联当局再次逮捕我，并且恐吓说，如果我仍然不肯当兵，就把我枪毙。不过，他们只把我单独监禁了两个月，就送到苦工营去。当局要我们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修筑一条运河。这项工程十分危险，死了不少人。我也几乎在一宗死伤惨重的意外中丧生。此后，当局把我送回了摩尔多瓦。

我在摩尔多瓦结了婚。1951年，我和妻子薇拉一同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当时她已经怀孕。我们先乘火车，再乘轮船，到达西伯利亚的森林区。我被指派到一个广阔的针叶林做伐木工作。我们跟另外16个家庭，挤在同一间小木屋里。幸好，我们于1959年获准返回摩尔多瓦。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和后来的日子中，有几件事曾使我充满力量。其中之一，是我哥哥扬所立的榜样，他的信心十分坚强。（见89页）哥哥曾被判处死刑，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后来会减刑，也坚决不肯妥协。另外，每逢想到天父对我们的眷爱，就不禁力量大增。结婚之后，我和妻子曾因忠于耶和华的名而受过不少磨难，但耶和华一直看顾我们。还有，耶和华恩待人类，差他的爱子舍命救赎我们。无论我们为上帝牺牲过什么，都实在微不足道，无法跟天父所作的牺牲相比。沉思耶和华的奇妙安排，使我能够怀着喜乐的心迎接每一天。

 ［第121－123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深感耶和华的温情厚爱

米哈伊利娜·格奥尔基策

出生年份：1930年

受浸年份：1947年

简介：传道工作被禁制期间，曾参与送信和翻译的工作。

我于1945年认识真理，在家乡格洛代尼村和邻近的彼得鲁内亚村向人传讲好消息。由于我在学校里作见证，学校当局不肯给我毕业证书。即使这样，我仍然能够善用所受的教育，协助弟兄把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的圣经书刊翻译成俄语。

我受浸没多久，就在翻译圣经书刊的时候被捕，判刑25年。我被送到北极圈内极北之地沃尔库塔做苦工，许多姊妹也囚在那里。虽然营中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仍继续向人传道，也有办法得到圣经书刊。事实上，我们在营里所用的书刊，有些甚至是自己复制的。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年轻女子，当局误以为她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而逮捕了她。我劝她查考一下 上帝的话语，因为只要耶和华愿意，绝对有能力使他的子民恢复自由。她终于同意研读圣经，后来更成为我们的姊妹。之后不久，她提早获释离开了苦工营。

后来，我被转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最后，于1956年7月5日获释。我搬到托木斯克，在那里结识了亚历山德鲁·格奥尔基策。他曾为信仰入狱六年。我们结为夫妇，合力在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中传道，心知仍受秘密警察的监视。之后，我们迁到贝加尔湖西边的伊尔库茨克，继续暗暗地制作书刊。我们后来也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克服务。虽然亚历山德鲁向人作见证时小心翼翼，还是被警察逮捕，判了十年刑。

亚历山德鲁等候审讯期间，检察官告诉我，可以到狱中探视丈夫。当局通常不准人在这个阶段探监，因此我问他为什么额外通融。他说：“你们夫妇俩很年轻，又要照顾孩子，也许你们愿意重新考虑一下所作的决定。”我告诉检察官，亚历山德鲁和我早已决定，要事奉耶和华，一生坚守忠义。他回答：“连圣经也说，活着的狗胜过死了的狮子。”（传道书9:4）我说：“圣经确实这么说，但你所说的活狗，却不能承受上帝的新世界。”

亚历山德鲁坐牢满十年后，又被软禁了一年。他获释以后，我们搬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又迁到乌兹别克斯坦，协助当地的传道工作。最后，于1983年返回到摩尔多瓦。有幸在不同的地方帮助心地忠实的人认识耶和华，令我们多么高兴。

回顾以往，我承认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可是，我那些邻居的处境也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虽然不是见证人，也要应付许多难题，但我们是为好消息的缘故受苦，跟他们不一样。因此，我们感受到耶和华的慈爱照顾和保护。不但如此，我们还深知磨难不久就会过去，一个永恒的光明前途在等待着我们。

 ［第80,81页的附栏或图表］

摩尔多瓦——历史及属灵大事年表

1891 罗素弟兄探访比萨拉比亚的基什尼奥夫（即现今摩尔多瓦的基希纳乌）。

1895

1921 年度报告显示接受圣经真理的人数超过200。

1922 科杰蒂村兴建了第一个聚会的地方。

1925 圣经研究者的工作受禁制。

1930

1940 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给苏联，易名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41 罗马尼亚收回摩尔多瓦。法西斯主义和高涨的参战情绪，导致耶和华见证人受迫害。

1944 苏联再次占领摩尔多瓦。迫害持续。

 1949 苏联政府开始放逐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人。

1951 斯大林的“北方行动”开始。

20世纪60年代 国安会试图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制造分裂。

1965

1989 耶和华见证人享有较大的自由。摩尔多瓦的见证人前往波兰参加大会。

1991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易名为摩尔多瓦共和国。举行第一个分区大会。总部的代表首次探访摩尔多瓦。

1994 耶和华见证人获法律认可。第一个区域大会在基希纳乌举行。

2000

2000 基希纳乌的新伯特利大楼举行呈献礼。

2003 传道员共有1万8473人。

［图表］

（见出版物）

传道员总数

先驱总数

20,000

10,000

1895 1930 1965 2000

 ［第73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乌克兰

摩尔多瓦

布里切尼

塔巴尼

利帕卡尼

希勒乌齐

科杰蒂

陶尔

费泰什蒂

索罗卡

伯尔齐

彼得鲁内亚

基希纳乌

考塞尼

德涅斯特河

普鲁特河

罗马尼亚

雅西

 ［第66页的整页图片］

［第74页的图片］

伊利耶·格罗扎，摩尔多瓦早期的耶和华见证人之一

［第75页的图片］

图多尔·格罗扎

［第78页的图片］

伊万娜·格罗扎

［第92页的图片］

帕尔菲·帕拉马尔丘克和儿子尼古拉

［第93页的图片］

瓦西里·盖尔曼

［第94页的图片］

尼古拉·阿尼斯凯维奇

［第95页的图片］

马丽亚·盖尔曼

［第96页的图片］

运载耶和华见证人到西伯利亚的棚车

［第98页的图片］

伊万·米基托夫

［第99页的图片］

康斯坦丁·索贝

［第107页的图片］

尼古拉·沃洛森诺夫斯基和《暗格》册子

［第111页的图片］

格奥尔基·戈罗贝茨

［第126页的图片］

费泰什蒂的大会堂

［第131页的图片］

摩尔多瓦督导委员会，从左到右：达维德·格罗泽斯库，阿纳托列·克拉夫丘克，蒂贝留·科瓦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