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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

圭亚那

圭亚那

圭亚那是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南部边界离赤道仅130公里。“圭亚那”的意思是“多水之乡”。这个名字的确十分恰当,因为境内有40多条河流和无数支流。圭亚那占地21万5000平方公里,拥有大片雨林和森林,水源十分丰富,汇集成众多的大小河流。圭亚那毗邻巴西、苏里南和委内瑞拉,部分边界由河流所形成。河流也是通往内陆的生命线,沿河两岸散布着许多乡村和农场。圭亚那的商业和历史,以及耶和华的子民的历史,都跟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西至东,四条主要的河流分别是埃塞奎博河,德梅拉拉河,伯比斯河和科兰太因河。最长的一条河是埃塞奎博河,共长1000公里,河口宽达30公里,有365个岛屿。其中一个称为福特岛,在荷兰统治时期是政府所在地。几条大河都发源于南部的山区,蜿蜒向北流过狭窄的海岸平原,最后流入大西洋。沿途河水形成了多个壮观的瀑布,例如凯厄图尔瀑布,堪称世上最壮丽的瀑布之一。宽达120米的波塔罗河(埃塞奎博河的支流之一)从226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形成了凯厄图尔瀑布的前段。

圭亚那拥有许多天然美景,对爱好自然的人来说,的确是一块乐土。河里有巨型的水獭、黑色的宽吻鳄和巨骨舌鱼。巨骨舌鱼有的长达3米,重达220公斤,是世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这种呼吸空气的巨鱼是食肉为生的。在阴暗的树林里有美洲豹出没,在树上有猴子吼叫。林中有超过700种飞鸟,包括热带大雕、色彩缤纷的金刚鹦鹉和巨嘴鸟。

圭亚那的人口大约有77万,其中包括受雇做劳工的印度人的后裔,非洲黑种奴隶的后人,美洲印第安人(分别属于阿拉瓦克人、加勒比人、瓦皮西安纳人和瓦劳人),以及一些混血的人。虽然克里奥尔语在全国通行,官方语言却是英语。在南美洲,圭亚那是唯一说英语的国家。

真理之水流到圭亚那

1900年左右,能够予人永生的属灵真理之“水”开始慢慢流进圭亚那。(约翰福音4:14)当时一个名叫彼得·约翰森的男子在科兰太因河畔的伐木营工作。他获得了一份《锡安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声》,读后把杂志的内容告诉一位埃尔金先生。埃尔金随即写信向守望台社索取更多圣经书刊,包括《上帝的历代计划》一书。虽然埃尔金自己没有紧守所获悉的真理,他却引起了别人对真理的兴趣。后来,一个研经小组在伯比斯河口的新阿姆斯特丹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在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爱德华·菲利普斯获得了圣经研究者(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出版的一些书刊。他很渴望把自己学到的真理告诉别人,于是在家里经常跟亲友举行非正式的圣经讨论。1908年,他致信守望台社,请求组织派个代表到圭亚那(当时称为英属圭亚那)来。 *四年后,伊万德·科沃德抵达,在乔治敦和新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对数百名听众发表圣经演讲。

菲利普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回忆科沃德的探访,写道:“没多久科沃德弟兄就在乔治敦广为人知了。由于他努力传道,开始有更多人加入我们的研经小组。在那些日子,我们讨论《上帝的历代计划》《新的受造物》和其他的圣经书刊。不久我们的家就容纳不下所有参加聚会的人了,于是我们在乔治敦的萨默塞特楼租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从1913年到1958年,会众一直在这个地方举行聚会。”1914年,爱德华·菲利普斯再次开放他的家,但这次是用来做圭亚那的第一个分部办事处。他获委任为办事处监督,直到他在1924年去世为止。

1916年,传道员开始放映《创世影剧》这部兼具幻灯片和电影的影片,对当地的传道工作有颇大的激励作用。弗雷德里克写道:“当时我们环境顺利,灵性兴旺。当地的报章甚至把著名的圣经学者查尔斯·罗素的一系列演讲刊登出来。”

到了1917年,圭亚那的情势改变了。一般人都被战争的狂热冲昏了头,当地一个著名的牧师公开吁请人为英国和同盟国祷告。科沃德致信报馆,指出世界情势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并在乔治敦的市政厅发表了一个有力的演讲,题目是“拆毁巴比伦的城墙”。

据1983年10月1日《守望台》的一篇文章报道,“教士们大感愤怒,于是说服政府把科沃德弟兄驱逐出境,并禁止我们的一些书刊流通;直到1922年这个禁令才取消”。可是,科沃德弟兄所作的勇敢见证赢得了不少人的尊重。当他离去时,这些人站在码头上高声喊道:“只有他所传的才是真理。”为了抗议政府驱逐科沃德弟兄出境,码头工人甚至扬言要罢工,但弟兄们劝他们不可轻举妄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圣经研究者面对一场较不易察觉的考验,使宣扬王国真理的工作受到相当影响。一个以前在布鲁克林总部任职的弟兄沦为叛道者,他数次探访圭亚那,试图诱使当地的圣经研究者脱离组织。

上述的《守望台》继续说:“有一段时期,国内的圣经研究者分裂为三群,一群忠于组织,一群反对组织,另一群却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耶和华只赐福给忠贞的一群,使他们克服困难,再次兴旺。”保持忠贞的人包括马尔科姆·哈尔和费利克斯·波利特,两人分别在1915年和1916年受浸。两位弟兄都继续热心事奉耶和华,直到90多岁才去世。

为了进一步鼓励弟兄,1922年乔治·扬格从世界总部来到圭亚那,逗留了大约三个月。费利克斯·波利特说:“他做事勤奋,孜孜不倦。”扬格圣经知识丰富,声音洪亮,手势十分生动,演讲时喜欢采用视觉教材,结果促使许多人认真查考上帝的话语。1923年1月1日的《守望台》根据扬格的报告指出,“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出席公众聚会的人更多了,时常座无虚席,弟兄也比以前更热心,更积极”。例如在萨默塞特楼,虽然当地只有大约25个王国传道员,却平均有100人出席聚会。

到1923年,弟兄们开始设法把信息传给内陆的居民。他们时常只带着吊床和书刊上路,相信慷慨好客的人会给他们一点食物充饥。如果有人愿意接待他们留宿,他们会在那里过夜。不然他们就在树下的吊床睡一晚,常常要不停地驱赶大群咬人的蚊虫。次日早上,他们会根据耶和华组织出版的《每日属天吗哪》讨论一节经文,然后沿着小径前往另一个社区,或请求人允许他们一同搭乘小船上路。

弟兄们继续设法把信息传到较遥远的地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实施汽油配给,弟兄往来各地颇为不便。与此同时,圣经研究者在1931年采纳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散布海岸各处的小群圣经研究者都热切采纳这个新名字,更加热心传道。20世纪30年代后期,传道员开始用留声机播放圣经演讲。当时的分部监督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写道:“在那些日子,乡村里根本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村民听见我们所播放的音乐,划破寂静传到他们耳中,才发现我们来了。接着,我们会播放录成唱片的圣经演讲。社区里差不多所有人都会出来围着我们看热闹,有些还穿着睡衣哩!”

电台广播也有助于传播好消息。圭亚那有个电台,每星期天和星期三播出王国信息。当然,这一切活动撒但都看在眼里,于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主义狂热去干扰我们的工作。

大战期间和战后的活动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圭亚那总共有52个传道员参与宣扬王国的工作。《守望台》和《安慰》(即现今的《警醒!》)都被禁止流通。到1944年,耶和华子民出版的所有书刊都列为禁书。1946年7月1日的《守望台》报道说:“甚至其他圣经会出版的圣经,即使并不含有守望台的注释,也被禁止在耶和华见证人当中流通。”

1946年4月,世界总部的内森·诺尔探访圭亚那。他与刚从基列学校毕业不久的威廉·特雷西结伴同行。他们的目的是要鼓励弟兄,并且吁请政府取消禁令。诺尔弟兄出席在乔治敦举行的聚会,对在座的180个弟兄和感兴趣人士指出,耶稣的早期门徒向人传道,根本没有圣经和圣经书刊可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蒙耶和华大大赐福,人数迅速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传道。既然如此,上帝现代的仆人继续努力向人传道,他不是也会赐福给他们吗?的确会!

与此同时,弟兄们继续循法律途径,吁请政府取消禁令。比方说,大战结束后不及一年,弟兄们收集了3万1370个签名,呈交给政府,抗议见证人的工作受到禁止。除此之外,为了让圭亚那的人民充分明白事情的真相,耶和华的组织印行了一份传单,以大字标题宣布:“英属圭亚那禁止圣经流通,3万1000人连署吁请总督让国内所有居民,不论什么信仰,都享有崇拜自由。

此外,诺尔弟兄谒见殖民地大臣希普先生,请他解除禁令。他们商谈了30分钟,之后诺尔弟兄送了一本《真理必使你自由》给希普,请他仔细读一次。希普先生说他会这样做。不但如此,他还告诉诺尔弟兄,已有九位行政委员开始重新考虑是否应该继续禁止我们的书刊!他的确所言不虚,因为在1946年6月,总督果然宣布解除禁令。

之后不久,政府把130个尘封的纸箱发还给弟兄,箱中装有1万1798本书籍和册子。当时国内有70个王国传道员,能够再次在传道时向人介绍圣经书刊,令他们大感兴奋,结果他们仅花了十个星期,就把书刊分发完毕了。那年8月,弟兄们也开始在街上向人作见证,成绩十分良好。分部报道说:“杂志分发的速度,快得几乎就像卖报纸一样。”

甚至在受禁期间,凭着一位在乔治敦邮政总局工作的弟兄之助,弟兄们继续获得宝贵的灵粮供应。这个在邮局工作的弟兄写道:“我觉得有责任要让分部经常收到《守望台》。姊妹们用打字机或油印机把研读文章复制了许多份,分给各个家庭在会众聚会中使用。”

新海外传道员抵达,工作加紧进行

汽车换了档,就能开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些在基列受过培训的海外传道员抵达,圭亚那的传道工作就好像“换了档”一样速度大增。这些海外传道员包括在基列第三届毕业的威廉·特雷西及在第五届毕业的约翰·赫曼威和妻子黛西,米勒两姐妹(露丝和艾丽斯)。这些热心的见证人把他们在基列学到的宝贵知识跟本地弟兄分享,并在传道工作上树立优良榜样。

特雷西弟兄很关心住在僻远地区的人。他写道:“我到各地巡察,好几次沿着海岸和河流往来,联络住在僻远地区的感兴趣人士,也找着不少新近感兴趣的人。我所用的交通工具包括火车、公共汽车、自行车、大型内河船、小船,甚至独木舟。”

海外传道员也教导本地的先驱以有系统的方式在地区里传道,并鼓励先驱们在环境许可下,前往从没有人作过见证的地区工作。在1946年,圭亚那只有5群会众,传道员的最高人数也不过只有91人。可是,弟兄们在上帝的灵推动下,什么障碍都难不倒他们。(撒迦利亚书4:6

起初,许多跟海外传道员并肩工作的先驱都相当年长。可是,他们即使年纪不轻,对传道工作的热心却不落人后。这些先驱包括以撒·格雷夫斯、乔治·黑德利、莱斯利·迈耶斯、罗克利夫·波拉德和乔治·耶尔伍德。姊妹则包括玛格丽特·杜基、艾薇·海因兹、弗朗西丝·乔丹、弗洛伦斯·汤姆、阿塔兰忒·威廉斯和普琳莎·威廉斯(二人并非亲属)。她们带着各种书刊,把王国信息传遍远近。

艾薇·海因兹(现在是艾薇·怀亚特)和弗洛伦斯·汤姆(现在是弗洛伦斯·布里塞特)奉派到位于埃塞奎博河的巴蒂卡镇传道。这个镇深入内陆大约80公里,是通往内陆金矿和钻石矿的门户,只有一个弟兄住在那里。当时的分部兼分区监督约翰·庞廷写道:“不到两个月,就有20个人参加聚会,有50人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杰罗姆·弗拉维是接受真理的人之一,已经完全失明了。约翰·庞廷说:“没多久杰罗姆就能上台演讲了。只要艾薇·海因兹把资料多读几遍给他听,他就能应付裕如。”

先驱姊妹埃丝特·里士满和弗朗西丝·乔丹虽已接近70岁,却仍鼓起勇气学骑自行车,好扩大自己的传道地区。庞廷弟兄说:“玛格丽特·杜基甚至记不清楚自己做先驱已有多少年。她到各处传道,全靠步行,有时走到精疲力竭,我们发觉她竟在公园的长凳上睡着了。像这样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许多较年轻的人见到海外传道员和年长先驱所立的榜样,都受到感动投入先驱的行列。由于这一切热心的传道活动,有更多人接受真理,许多小组和会众在国内各地纷纷建立起来。1948年,圭亚那有220个传道员,1954年增至434人。与此同时,来自基蒂-纽敦的弟兄一直在萨默塞特楼举行聚会,这时他们的数目已增至可以成立新会众,于是称为纽敦的新会众就成立了,这是首都的第二群会众。现在乔治敦共有9群会众。

播音手推车、自行车与驴子

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分部办事处指挥之下,弟兄们在乔治敦市内各处举办露天的公众演讲,通常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下午举行。他们运用一辆自制的流动播音手推车,车上装有一个性能很好的扩音器、两个大喇叭筒、讲台和电线。1949年受浸的艾伯特·斯莫尔说:“白天我们在聚集的地方放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回答你的圣经问题’,并注明聚会的举行时间。这些演讲吸引了不少听众,有些后来还接受了真理。”

1954年初,内森·诺尔和他的秘书米尔顿·韩素尔在乔治敦的环球戏院发表演讲。出席的人数显示,未来会有进一步的增长。约翰·庞廷当时在场,他报道说:“戏院里有1400个座位,全部坐满了,另有700人要靠扩音器在戏院外边聆听。后来下起大雨来,许多人不得不挤进屋来。我们为诺尔弟兄的演讲预先安排宣传活动,白天有一队弟兄背着宣传演讲的招牌,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游行。入夜以后,则改由驴子拖着用灯照明的大宣传牌,随行的弟兄就用扩音器大声宣布。”

再三远征内陆

威廉·特雷西任分部监督期间,大力鼓励弟兄往僻远地区传道。他曾亲自探访埃塞奎博河和伯比斯河流域各处,并跟这一带的小组和会众举行分区大会。大会通常在戏院和公立学校举行,而往往只有戏院才足以容纳所有听众。1949年,见证人在接近埃塞奎博河口的萨迪戏院举行大会,公众演讲的题目是“利用地狱使人跌入陷阱”,在当地轰动一时。自那时起,有些人开始把耶和华见证人称为“不信有地狱的教会”。

1950年,威廉·特雷西新婚不久,即被调回美国服务。约翰·庞廷继他成为分部兼分区监督。约翰也参与河流两岸的传道工作。弟兄们搭乘普通的航船。在途中,沿岸的村民划着独木舟前来与船上的邮局交换信件,弟兄就请村民把他们载回岸上,深信有人会供应他们膳宿。他们在村里作见证,晚上接受一个家庭的款待。次日,村民划艇把他们送到下游,好让他们向另一个乡村作见证。一天下午,他们探访一个锯木厂。经理下令停工,把工人聚集起来,让弟兄作个15分钟的演讲。工人全都接受了书刊。

1952年7月,在基列第19届毕业的托马斯·马尔克维奇被派到圭亚那服务。他也深入内陆,到一些以前没有人作过见证的地区传道。托马斯说:“有机会向一些从没听过王国信息的人作见证,特别叫人喜乐。有时你会像我一样,有意想不到的经历。有一次,我乘船沿德梅拉拉河而下,深入到森林里。我来到一间小木屋门前,户主请我进屋里坐,很留心地听我说话。当我环顾四周时,不禁暗暗地吓了一跳,原来木屋的墙上竟然贴满了《守望台》的书页,全是40年代的!看来户主以前曾接触过王国信息,很可能是在内河船上,或当他在乔治敦或马更些的时候。”

海外传道员唐纳德·伯林格是第一个长途跋涉,经由陆路抵达凯厄图尔瀑布的见证人。他对当地的印第安人作见证之际,遇见一个在当地工作的政府官员。最后这个官员献身事奉耶和华,负责照料后来在该地成立的小组。有些传道员由于世俗工作迁到僻远的地区,例如钻石矿和金矿地区。虽然他们跟其他信徒距离很远,却仍旧在营里逐户向人传道。什么帮助他们在灵性上保持壮健呢?他们谨守优良的属灵常规,经常研读和传道。

“充满刺激,又令人深感满足”

从1946年至1961年,海外传道员约翰·赫曼威和妻子黛西在圭亚那服务。有时他们利用两周的假期,到接近委内瑞拉的西北地区作见证。当地的居民包括加勒比人、阿拉瓦克人和其他土著。有一次,他们分发了很多书刊给阿拉瓦克人,主办当地学校的天主教修女就很不高兴。而且,修女还质问学生,他们的父母是否已经接受了见证人的书刊。学生的父母知道这件事之后很是不满,于是告诉教士他们有权选择自己要看的书。教士却固执己见,在星期天讲道时大力抨击《你能够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地上吗?》这本册子,因为他知道很多村民都接受了这本册子。但他的策略却弄巧成拙。赫曼威夫妇离去的那天,许多村民还特地向他们索取这本册子。

约翰和黛西所探访的地区,深入内陆300多公里,所以他们要搭乘渡轮、火车、货车才能抵达。他们带备必需用品和书刊,还携带一辆自行车,因为他们要在泥路上走很远的路程,才能抵达印第安人的小路。约翰解释说:“这些小路向四面八方伸展,人如果要安全返回原处,就得凭记忆,或在交叉路口折断一些树枝做记号才行。如果在路上遇见某些猫科动物(譬如狮子、老虎、豹),就应该站着不动,瞪着这只动物,最后它就会静静地溜走了。猴子在树顶吼叫,抗议有陌生人闯进它们的天地;倒悬着的树懒则懒洋洋地望着路过的人。在林中的空地,你也许会见到色彩缤纷的巨嘴鸟在啄食木瓜树上的果子。”

在圭亚那从事海外传道工作15年之后,赫曼威弟兄总结他的感受说:“工作真是充满刺激,又令人深感满足!在印第安人的茅屋里,坐在泥地上对他们谈论上帝的王国,教导他们过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满足。看到这些谦卑的人接受圣经的教诲,献身事奉耶和华,这样的经历永不会从我们的脑海中消逝。”

本地先驱应邀往基列受训

好几个本地先驱也有幸应邀到基列学校受训,毕业后有些被派回圭亚那服务。这批先驱包括弗洛伦斯·汤姆(现今是弗洛伦斯·布里塞特),第21届,1953年;艾伯特·斯莫尔和妻子希拉,第31届,1958年;弗雷德里克·麦卡曼,第48届,1970年。

弗洛伦斯·布里塞特说:“我本来希望被派到海外传道,但却被派回圭亚那的斯凯尔顿服务,其实这也有不少好处。许多以前的同学、老师、朋友和相识的人因为认识我,都很乐意跟我研读圣经,有些人甚至主动要我教他们圣经!其中一个是爱德华·金,当时他的妻子已在跟我研读了。圣公会的教士听到爱德华的妻子跟见证人研读圣经,就要求他阻止妻子这样做。爱德华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自己也开始研读。”

艾伯特·斯莫尔和妻子从基列返国之后,有多年时间艾伯特在分部委员会任职,并且兼任分区监督。目前他和妻子虽然健康欠佳,仍然在当地会众做特别先驱,艾伯特也是会众的长老。当然,并非所有来自圭亚那的人都被派回本国服务。例如在基列第48届毕业的琳内特·彼得斯,就被派到塞拉利昂去,至今仍在海外紧守工作岗位。

影片激发兴趣

在20世纪5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广泛地在全国各地播放一部电影,称为《新世界社会的活动》。影片主要报道布鲁克林世界总部的工作,以及1953年在纽约市杨基运动场举行的国际大会。这部影片帮助所有人,包括见证人和其他人,更清楚认识耶和华的组织和这个组织的国际规模。影片无疑给住在雨林深处的土著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有许多人以前连电影都没看过!

影片时常在村落的露天广场放映。人们不惜长途跋涉,步行许多里路来观看。你也许会问:“在没有电力供应的地方,弟兄怎样放映电影呢?”在1957年抵达的基列毕业生艾伦·约翰斯通曾从事分区探访工作,多次放映这部影片。他写道:“如果当地没有电力供应,我们就跟当地居民借发电机发电;那些发电机是他们在晚上时用来照亮店铺的。然后再把一张大床单紧系在两棵树之间,当作银幕。”

有一次,约翰·赫曼威和妻子黛西放映完影片之后乘船回家。船上许多人都听过这部影片,很想有机会可以看看。赫曼威夫妇获得船长允准之后,在甲板上竖起银幕,放映机则放在甲板对面一个有窗的舱房里。约翰写道:“船上有不少天主教和圣公会的教士,虽然他们在岸上时不屑看这部影片,但在船上却不得不成为观众。而且,放映机就放在他们的舱房里。影片放映完后,乘客向他们提出很多问题,但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才知道如何回答。”

论到影片所发挥的影响力,约翰·庞廷写道:“在那些日子,见证人寥寥无几,一般人都把我们视为可有可无的小教派。但是看过影片之后,以前瞧不起我们的人都发觉,原来我们是个散布各国,成员包括许多种族的国际组织,于是都对我们另眼相看了。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说是个转捩点,促使他们同意跟见证人研读圣经。其中有些后来甚至成为长老。一个分区监督在两个星期内放映了这部影片17次,大部分在户外放映,观众高达5000人。

“另一次,一个分区监督在湍急的河上航行了两天,然后沿着森林的小径步行了许多里路,但这番努力是值得的,因为许多印第安人都很欣赏这部影片。事实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电影!虽然村子里大部分居民都是长老会的信徒,但次日他们都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杂志。由于这次探访,整条村对耶和华子民的观感都大有改善。”

从1953至1966年,圭亚那经历到不少政治和种族动乱。1961至1964年情况尤其恶劣,国内连连发生暴动、劫掠、杀戮和大罢工等事故。公共交通陷于瘫痪,社会上人心惶惶。弟兄们虽然没有直接受迫害,有些却由于当时的情况遭受损失。例如有两个弟兄被人殴打,其他两个,包括艾伯特·斯莫尔,被流弹所伤要住院治疗。国内情况变得十分严重,最后英军不得不出面干预。

在这段动乱不安的日子,《新世界社会的活动》向人指出,有一群来自万族的人能够表现真正的和平团结,实在十分适时!虽然公共交通工具陷于停顿状态,弟兄们却没有因此就不参加聚会和传道。他们只是比平时多走一点路,或者改以自行车代步。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间表现真基督徒的爱心。艾伯特·斯莫尔报道说:“他们互相关怀,甘苦与共。”

姊妹功不可没

姊妹们也全力把王国信息传到偏远地区。例如,艾薇·海因兹和弗洛伦斯·汤姆曾被派到森林边缘的巴蒂卡做特别先驱。马哈德奥跟妻子雅默娜是住在这个僻远地区的传道员。像当时大部分印度女子一样,雅默娜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不识字。可是她却很想了解圣经,也很想亲自教导两个年幼的儿子。弗洛伦斯说:“于是我教她识字。雅默娜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学会了写读和怎样向人作见证。”

弗洛伦斯和艾薇抵达之后两个月,还未找着适当的住所。她们也需要有个地方举行聚会,因为当时她们已主持十多个圣经研究。后来她们接获通知,分区监督将要前来探访,所以她们必须赶快找个地方才行。不但如此,分区监督探访的那个星期,正好是内陆的工人休假的时候。他们会蜂拥到巴蒂卡,同时也会有大批妓女从乔治敦来。届时镇上的人口会增至平常的三倍!

耶和华的手并没有缩短。弗洛伦斯回忆说:“分区监督抵达之前一天,近傍晚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房东,同意租给我们市中心一所有两个房间的小屋。我们拼命工作,粉刷墙壁,替地板打蜡。我们也挂上窗帘,摆好家具,直到凌晨才把所有工作做完。这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分区监督约翰·庞廷听到我们的经历,也觉得难以置信。他探访的头一天晚上,有22人出席聚会。这个好的开始使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巴蒂卡就会有一个会众了。”

《王国宣扬者号》穿梭河上

在早期的日子,弟兄们利用任何可以搭乘的船只和独木舟,到沿河两岸的村落传道。后来他们拥有自己的船只,命名为《王国宣扬者一号》《王国宣扬者二号》等,直到《王国宣扬者五号》。(第一、二号现已光荣退休了。)

弗雷德里克·麦卡曼叙述:“我们顺流而下,向波默伦河东岸的居民传道,直到离河口11公里的哈克尼。该区有一个替人接生的姊妹,名叫德卡布亚。我们会在她家里酣睡一晚,养足精神。次日清晨,我们会把船划到河口,转到西岸去,然后逆流而上,直到离河口34公里的查里蒂。”有五年之久,弟兄们划船在波默伦河上往来,之后才买了一艘装有六匹马力的二手机艇。

在河上航行通常没有什么危险,但弟兄们要很小心才行,因为河上还有其他船只往来。《王国宣扬者一号》和《王国宣扬者二号》都是划艇,速度不高。弗雷德里克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波默伦河上作完见证,正打算回家,一艘全速航行的货船跟我的船撞个正着。船长和船员都喝醉了酒,根本没有留意我。我被撞出船外,掉进河里,沉在货船底下。我在漆黑的水里挣扎,竭力要浮出水面,却老是撞到货船底,而我离强力的螺旋桨只有几厘米。幸好货船上有一个年轻人看见我在水里挣扎,立即跳进水里把我救上来。我遍体鳞伤,有好几个星期浑身疼痛,虽然如此,还是十分庆幸自己能死里逃生!”

这次惊险的经历并没有令弗雷德里克退缩不前,他解释说:“我决心继续留在岗位上,因为沿河两岸的人对圣经很感兴趣。离查里蒂11公里的西里卡镇有个书籍研究班,他们很需要我的支持和帮助。”

与分区监督共度一周

对分区或区域监督来说,要探访圭亚那的乡村地带,必须能够刻苦耐劳才行。除了搭乘河上的船只,在泥泞道路和森林小径步行之外,他们还得应付蚊子和其他昆虫的叮咬,有时还会遇上猛兽和倾盆大雨,有些地区更有强盗抢劫。这些监督也有染上疟疾、伤寒和其他热带疾病的危险。

一个分区监督曾探访德梅拉拉河岸一些孤立的传道员,他描述探访的经过说:“探访完马更些会众之后,我们在星期一搭船去探访一个住在亚鲁尼村的弟兄。这个村落位于德梅拉拉河岸的上游,离马更些大约40公里。抵达那里之后,我们乘坐独木舟顺流而下,向河两岸的居民作见证。

“当地的居民十分友善好客,送水果给我们,甚至请我们吃饭。星期五我们划艇到河中央去,登上一艘汽船。我们在苏斯特克转乘独木舟登岸,与一个弟兄会合。他带我们到德梅拉拉河对岸的佐治亚村,他就住在那里。当天晚上,我们还跟他一家人举行聚会。

“次日,我们一起到德梅拉拉河对岸的苏斯特克去,向当地和蒂梅里机场附近的居民传道。我们也到沙岗去,那里有许多工人把沙运到车上,送回乔治敦去。星期六晚上,我们跟住在佐治亚的那家人再次举行聚会。次日,我们所有人又渡河到苏斯特克去,早上向人传道,下午在邮政局的露天阳台上举行公众演讲。探访的一周就此结束。”分区监督的辛劳结出了美好成果,现今在苏斯特克已有一群欣欣向荣的会众了。1997年,弟兄更兴建了自己的王国聚会所。

分区监督也有不太顺利的时候。有一次,杰里·默里和妻子德尔蔓骑着摩托车上路,来到一条运河前,河上有一座十分简陋的小木桥。所谓的桥,不过是把几块木板绑在一起罢了。德尔蔓先在桥头等待,杰里则独自骑摩托车过桥。但过到一半时,杰里一不小心,连车带行李一起跌落桥下,消失在浑浊的河水中。德尔蔓大惊失色,高声尖叫,村民听见纷纷跑来搭救。没多久,他们的焦虑就化为笑声了。一个弟兄写道:“他们看见一个白人蹒跚地爬上岸来,身上披着水草,鞋上全都是烂泥。”

印第安人接受好消息

20世纪70年代早期,弗雷德里克·麦卡曼在查里蒂的市场作见证,分发了《守望台》和《警醒!》杂志给一个名叫蒙妮卡·菲查伦的印第安妇人(见176页附栏)。蒙妮卡住在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她把杂志带回家里。后来她因生病时无事可做,就打开杂志来看看。她一看就发现其中的话的确是真理,不久就开始向人传讲好消息了。她是当地唯一的传道员,后来在1974年受浸。

蒙妮卡回忆说:“我挨家逐户向人作见证,把自己学到的新知识跟社区里的人分享,内心很是高兴。可是,为了探访这些人,我时常要划艇才到达他们的家。感兴趣的人数目逐渐增加,我就开始跟他们举行聚会,把《导至永生的真理》这本圣经书刊读给他们听,跟他们讨论其中的资料。”

蒙妮卡的辛劳有没有结出成果呢?的确有。现在她已有13个同工跟她一起并肩工作,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儿子、媳妇和孙女。以往,这小群传道员每次都要划独木舟12个小时,到最接近他们的查里蒂会众参加聚会。但现在他们已在自己的社区举行聚会,出席人数相当于传道员数目的三倍。

与此同时,查里蒂会众也有良好的增长,现在已有50个传道员,其中许多要从波默伦渡河前来参加聚会。聚会的平均出席人数超过60人;2004年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出席人数达301人。查里蒂会众也拥有一栋新的王国聚会所。

巴拉米塔的迅速增长

在圭亚那的另一个地区,也有许多原住民接受王国信息。这个地区就是位于西北部的巴拉米塔,是加勒比印第安人聚居之处。加勒比人是加勒比海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加勒比海即从他们得名。他们的语言称为加勒比语。

1975年,本身是加勒比原住民的露比·史密斯从外婆获得一份传单,引起了她对真理的兴趣。(见181页附栏)当时露比16岁。她在灵性上继续进步,1978年在“胜利的信心”国际大会受浸。之后不久,她一家人为了工作缘故迁到乔治敦去,她在那里跟欧斯塔塞·史密斯结为夫妇。欧斯塔塞不会说加勒比语,但他和露比却很想搬到巴拉米塔去,好向露比的亲属和其他人传讲王国信息。露比说:“耶和华看出我们心里的愿望,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终于在1992年成行,搬到巴拉米塔去。”

露比继续说:“我一抵达,就立刻开始向社区里的人作见证。我们所住的小屋离地大约一米半,于是我们利用屋底下的空地举行聚会。聚会人数增加得很快,不久就坐不下了。于是我们借了几个帐篷,在帐篷里举行聚会。消息传出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达到差不多300人!因为我懂加勒比语,所以我负责用这种语言讲解《守望台》。但怎样使人人都听得见呢?我们使用一台廉价的调频发报机,许多听众带备收音机,只要调到正确的频道,就能听见演讲了。

“到这时候,欧斯塔塞和我觉得当地的小组真的需要有王国聚会所才行。我们计算费用,跟其他人商讨过之后,就着手兴建。我的哥哥塞西尔·贝尔德捐出大部分建筑材料,其他人则献出劳力。工程在1992年6月开始,次年初就完成了,刚好来得及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讲者是分区监督戈登·丹尼尔斯。令我们大感惊讶的是,出席人数竟高达800人。

“1996年4月1日,巴拉米塔的小组正式成为会众,王国聚会所则在同年5月25日举行呈献礼。后来我们把聚会所扩大了,现在能够舒适地容纳500人,弟兄也在这个聚会所举行分区大会和特别大会日。起初我们只是一个小群,人数不多,但现在已成立会众,差不多有100个传道员。公众演讲聚会平均有300人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则有1416人出席!”

盛大的婚礼!

巴拉米塔区有不少夫妇,原本只是同居,后来为了符合圣经标准而正式注册成为夫妇。其中有些人没有所需的证件,例如出生证明之类的文件,办手续相当困难。但他们作出很大努力,弟兄也予以援手,终于取得出生证明和其他必要的文件,让他们能够如愿以偿,正式结为夫妇。

有一次,共有79对夫妇一起注册结婚,由分部委员会成员埃丁·西尔斯发表婚礼演讲。三天之后,有41个人(大部分是新近结婚的)表示想成为未受浸传道员。

巴拉米塔有很多居民都对上帝的话语深感兴趣,结果使社区的情况大有改善。在王国聚会所的呈献礼上,一位长老说:“巴拉米塔现在是个和平宁谧的地方了。能够有这种情形,是因为社区里有超过百分之90的居民都时常参加聚会。”

1995年,巴拉米塔发生严重旱灾。耶和华的子民经历如何?当时吉莲·佩尔绍德正在巴拉米塔教书。一天她听见有一架小型飞机在附近的机场降落,就急忙跑去机场找那个飞机师。她说服飞机师把她送到乔治敦去。她一抵达就马上跑到分部办事处去,把巴拉米塔区弟兄的困境告诉分部办事处。

当时的分部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汤普森回忆说:“中央长老团批准我们把食物和其他救济品空运到巴拉米塔去。我们也作出安排,让巴拉米塔区的36个传道员飞到乔治敦参加区域大会。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是首次出席大会的。”

组织事务训练班

自从组织事务训练班在1987年创办以来,许多独身的长老和助理仆人都受到培训,他们的辛勤服务令不少国家得益不浅。圭亚那也不例外。训练班在邻近的特立尼达举行,许多圭亚那弟兄受过培训之后,能够对圭亚那的王国工作有更大贡献。有些弟兄目前是正规先驱、特别先驱和会众长老。返回原本会众服务的弟兄,正作出很大努力去牧养耶和华的羊。

有几个从组织事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能够肩负更重大的职责。比方说,弗洛伊德·丹尼尔斯和弟弟拉瓦尼被委任为特别先驱,奉派到一些急需长老的会众服务。戴维·佩尔绍德被委任为分区监督。他的同学埃兹尔·海素尔则奉派在圭亚那的分部委员会任职。论到受过培训的弟兄,一位分区监督说:“我留意到这些弟兄都在灵性上继续长进,参加过组织事务训练班之后,进步尤其显著。”

到需求大的地方服务

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大西洋海岸有大约3万人口,却只有30个传道员。因此分部不时差派特别先驱到这个地区去,每次逗留一个月。负责带领传道的弟兄说:“弟兄们在地区里作了彻底的见证,分发了1835本书,续访了许多住户,也开始了不少圣经研究。”

另一个弟兄报道说:“我们划小艇两个钟头,航行了27公里。有时我们不得不踏着深及膝盖的烂泥,拖着或推着小艇前行。行程虽然辛苦,却也非常值得,因为我们遇到的住户都很慷慨好客。其中一个是教音乐的,甚至把我们的歌集当作教材。他说:‘我很喜欢你们所编的音乐。’他奏了两首歌曲给我们听,并且接受了六本书。”

还有其他弟兄姊妹也自告奋勇,到需求大的地区服务。请想想舍洛克·帕哈兰和妻子朱丽叶的经历。舍洛克写道:“1970年,朱丽叶和我应邀到埃克尔斯会众帮忙。这个会众位于德梅拉拉河畔,在乔治敦以南约13公里。会众里发生了难题,不得不把一些人开除。结果会众只剩下大约12个传道员和一些未受浸的儿童。有一段时候,我是当地唯一的长老。除此之外,会众还负责照顾一个在莫查的僻远小组。星期一晚上,我要先主持莫查的书籍研究班,然后再主持埃克尔斯的研究班。

“我也要主持《守望台》研究班。通常杂志都不够供应,因此要先把课文读出来,然后再提出问题。这跟当时所用的研读程序刚相反。除此之外,电力供应也时常中断,因此我们要带备蜡烛,在雨季还得忍受大群蚊子叮咬。在那些日子,大部分弟兄参加聚会和传道,不是步行就是骑自行车。莫查的传道员到埃克尔斯参加聚会,大都要靠步行。聚会结束后,我会尽量让多些人挤进我的小货车里,送他们回到莫查去。”

这一切辛劳值得吗?帕哈兰弟兄回顾那段日子,写道:“在埃克尔斯的时候,妻子和我跟好些人研读圣经,其中许多至今还和家人一起持守着真理。有些男子现在是会众的长老。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莫大的福分!”

在“先驱乐园”服务!

过去几年,大约有50个弟兄姊妹,其中大部分是先驱,从英国、加拿大、法国、爱尔兰和美国来到“多水之乡”,跟本地的传道员一同向人发出邀请,说:“来吧!……谁愿意,都要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22:17有些人能够逗留几个月,有些逗留几年。有的人积蓄用尽了,就回国工作一段时期,存够了钱再回来。大部分人都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在圭亚那服务一段时期。能够跟当地人谈论属灵的事,尤其叫他们高兴。一般说来,圭亚那人都十分尊重圣经。就算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也喜欢跟耶和华见证人讨论。有时户主会请弟兄吃一顿饭。目前是分部委员会统筹者的里卡多·海因兹说:“说圭亚那是先驱的乐园,绝不夸张!”

阿琳·海素尔目前跟丈夫埃兹尔一起在分部服务,她回忆在圭亚那乡村工作的岁月,说:“1997年,我们奉派到莱瑟姆去。这个市镇位于内陆深处,接近巴西边境。除了我们之外,那里还有一对加拿大夫妇,罗伯特·韦尔奇和他的妻子乔安娜,以及一个美国姊妹,名叫萨拉·迪翁;她比我们早几个月抵达莱瑟姆。当地只有一个弟兄,就是做兽医的理查德·阿切,他住在我们的地区里。分部给了我们一个名单,列出20多个人的名字;这些人都在以往研读过圣经,但我们发觉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感兴趣。可是,其中有两个人想成为未受浸传道员。

“我们的第一个聚会在一棵芒果树下举行,有12人出席,包括我们6个先驱。几个月后,有60人出席当地首次举行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与此同时,先驱的数目减到三个人,可是我们一共主持40个圣经研究。分区监督探访时,吩咐我们如果有人不参加聚会,就不要跟他们研读圣经了。这是个好劝告,因为剩下来的圣经学生都进步得很好。”

四年后,莱瑟姆成立了一群会众,有14个传道员。在莱瑟姆举行的特别大会日有100人出席。耶和华的仆人辛勤努力,显然蒙上帝大大赐福,令他们所经历的艰辛都显得微不足道。

租用礼堂和“楼底屋”

自从传道工作在圭亚那展开以来,找个适当的崇拜处所一直相当困难。早在1913年,乔治敦的几个弟兄在萨默塞特楼租了一个房间做聚会所,留在那里达45年之久。到1970年,只有两群会众有自己的王国聚会所——乔治敦的查尔斯敦会众和伯比斯的帕尔迈拉会众。可是在此之前三年,圭亚那的传道员数目已越过了1000人的大关。大部分会众都在租来的地方聚集,情况时常不太理想。

例如在50年代后期,位于德梅拉拉河的维斯马会众人数渐增,弟兄不得不设法找个适合的地方作聚会所。他们原本所用的地方称为岛屿堂。他们在周中举行传道训练班和传道工作聚会,星期日晚上举行公众演讲聚会和《守望台》研究班。但每次举行聚会,弟兄都得花不少时间精神把各事安排妥当。首先弟兄要乘小船渡过德梅拉拉河,从马更些到维斯马去。一个弟兄拿着一箱杂志,另一个弟兄拿着一箱书,第三个弟兄则携带各种表格和捐献箱。当然,这些工夫都得在聚会开始前就做妥。聚会结束后,弟兄们又得收拾所有东西乘船过河。

聚会也在所谓的“楼底屋”里举行。为了避免被水淹没,圭亚那的房屋通常建在木柱或水泥柱上,高高远离地面,因此屋下的空间可供举行会众聚会之用。可是在圭亚那,许多人认为一个宗教如果没有能力找个适当地方举行聚会,就一定不蒙上帝悦纳了。

不但如此,在“楼底屋”举行聚会有时会受到打扰,破坏了聚会应有的庄严。例如有一次,一只鸡被狗追赶,飞进聚会的地方,停在一个六岁女孩的头上。女孩吓得高声尖叫,令人人都吃了一惊。这件事虽令弟兄们忍不住发笑,却清楚表明会众实在需要有个好一点的聚会所。值得考虑的另一点是,在“楼底屋”举行聚会,很难吸引感兴趣的人来参加。

兴建王国聚会所

弗雷德里克·麦卡曼回忆说:“我跟查里蒂会众共事了32年,这期间我们租用过五个不同的‘楼底屋’。由于楼板很低,我们要留意避免使头撞到上面的木梁。有一次一个姊妹错估了一条木梁的高度,结果她孩子的头就撞到木梁了。后来她把事情告诉她那不信的父亲。她的父母认为,会众实在需要有自己的崇拜处所。后来,她母亲捐出一块地给会众,她父亲则答应支付兴建王国聚会所的费用。这件事真的实现了。到目前为止,原本的王国聚会所已扩建过好几次,现在仍然是社区中正确崇拜的中心。当地的分区也在这里举行大会。”

在早期的日子,王国聚会所要花许多个月的时间才能建成。埃克尔斯的聚会所就是这样。当时在埃克尔斯会众做长老的舍洛克·帕哈兰回忆说:“我们借一所学校举行聚会。我们深知,如果会众有自己的王国聚会所,一定能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聚会。但是埃克尔斯的传道员寥寥可数,而且都很穷。即使这样,他们却通过决议要兴建一栋聚会所。我设法在当地找块适合的地皮,却徒劳无功。

“与此同时,乔治敦的弟兄借给我们两个模子,并且教我们怎样造混凝土块。起初我们花了几小时才制成12块,但熟能生巧,我们的效率大有改善,姊妹们尤其熟练。另一个难题是,当时水泥是配给的。我必须申请才能买到有限的数量。为了确保得到我们的配额,我清早就到码头去排队。然后我得找一辆去埃克尔斯的货车,而且货车要够大才行。每次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但我们仍然没有地。”

舍洛克继续说:“1972年,我和朱丽叶到加拿大度假,顺便探访我的外甥。他并不是见证人。他提及自己在埃克尔斯有两块地,请亲戚代他照顾,但亲戚却没有忠于所托。他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我说我很乐意帮他一把,同时提及我其实很想在埃克尔斯找块地皮兴建王国聚会所。他立即说我可以随便选其中一块。

“在兴建期间,我们见到进一步的证据,显示耶和华的确支持我们。当时除了水泥之外,其他许多建筑材料也很短缺,但我们总有办法找着代用品,使工程能够完成。很多弟兄都没有所需的技能,因此我们要很仔细编排时间,好有足够的志愿工人在场地工作。我的小货车来回接送弟兄,走了几百里路。王国聚会所终于落成,我们甚至请来中央长老团的一位成员,卡尔·克赖恩弟兄,发表呈献演讲。我们感到多么荣幸!”

速建的王国聚会所

直到1995年,圭亚那还有一半以上的会众在租来的地方或“楼底屋”举行聚会。因此,分部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建筑委员会去应付这项需要。同年10月,弟兄们在乔治敦以东约50公里、位于马艾科尼河岸上的马艾科尼,盖了第一栋速建的王国聚会所。弟兄告诉一个邻人,耶和华见证人打算利用四个周末把一栋王国聚会所盖好,那人说:“如果你说的是个鸡棚,那还有可能;如果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根本就不可能。”很快地,这人就改变了他的想法。

圭亚那的种族关系有时相当紧张,王国聚会所的工程向所有人表明,耶和华见证人不论属于什么种族或国籍,都能够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一个老妇人目睹马艾科尼的工程进行,惊讶地对一个分区监督说:“我留意到有六个不同种族的人,在一起工作呢!”

兴建分部

1914年,圭亚那的第一个分部设在菲利普斯家里,直到1946年。那一年圭亚那有91个传道员。到1959年,传道员的数目已增至685人,工作仍继续扩展。因此在1960年6月,弟兄们购置了位于乔治敦布里丹路50号的物业,稍加装修之后成为分部办事处兼海外传道员之家。但是到了1986年,原有的建筑物已不敷使用,于是中央长老团批准在原址兴建一个新分部。在国际工人和本地弟兄共同努力之下,工程在1987年完成。

在尼希米的日子,沙龙的女儿们协助父亲修复耶路撒冷的城墙。同样,在兴建分部期间,姊妹们也作出很大努力。(尼希米记3:12)比方说,有120个姊妹,分为10组,制成了工程所需的1万2000个混凝土块。她们使用16个模子,在55天内完成了任务。这件工作绝不简单!混凝土必须混和得恰到好处,才能凝结得牢固;如果太稀,混凝土块一从模子拿出来就散了。

本地弟兄负责做守夜的工作,时常一下班就直接到工地来。有些弟兄跟国际仆人一起工作,得以学会有用的技能。一个名叫哈林阿里·佩尔绍德的年轻弟兄回忆说:“我的差事是安装窗台的装饰线条。我从没做过这件工作,但我小心翼翼地做,直到做对了为止。监督检查过我的成品之后,显然觉得颇满意,因为他对我说:‘现在整个分部的窗台都交给你做了。’”今天这个年轻弟兄在兴建王国聚会所时,也把自己学会的技能传授给别人。

由于某些建筑材料要从外国进口,弟兄必须要取得政府的合作才行。结果不少官员来到工地视察,甚至总统福布斯·伯纳姆也曾带着随员前来参观。他们对建筑工程的素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一个本地木匠说:“你们房子的手工素质的确一流!”1988年1月14日,布鲁克林总部的唐·亚当斯弟兄以海外特访监督的身份前来探访期间,为新分部发表呈献演讲。

2001年2月12日,分部有另一项新建筑工程动工,这次在一个新地点。国际仆人和本地弟兄再次携手合作。新分部在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举行呈献礼,来自德国分部的理查德·凯尔西弟兄对在座的332名听众发表呈献演讲。

许多早期的海外传道员都回来观礼,其中一些已有数十年未踏足过圭亚那了!然后在星期天,来自12个国家的4752人,一同出席一个特别的聚会。出席人数比圭亚那传道员的总数还多一倍有余。

举行大会煞费思量

弟兄们时常租用场地举行分区大会和特别大会日。在乡村地区,他们甚至要自备场地。1952年至1956年在圭亚那服务的托马斯·马尔克维奇说:“大会在离乔治敦60公里、德梅拉拉河岸边的一个地点举行。大约有200个来自乔治敦的见证人想前往参加,好给当地的弟兄打气。我们决定用本地的建筑材料盖一座临时的大会堂。用竹子造支撑和长凳,用香蕉叶盖顶。

“我们收集了建筑材料,搬到铁路上一个装货的小车厢里,引导车厢向前滑行。很不幸,在转弯的时候车厢突然失控,急冲上前,车上的建筑材料全都掉到河里。可是,我们却反而因祸得福,因为货物在水上漂流,一直流到建筑工地那里!大会开始时,外来的弟兄见到有几百个村民跟他们一起欣赏大会三天的节目,都高兴极了。”

托马斯继续说:“大会之后,我们顺便到附近一些未经委派的地区传道。在一个村落,我们举行公众演讲,全村的居民都来听,包括一只被人饲养的猴子在内。它听了一会儿,决定要从另一个有利地点看看四周的景象,于是一跳一蹦,跳到我的肩膀上。幸好它只看了一会儿,就跳回主人那里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举行大会

在上个世纪早期,通常要等到有世界总部的特别代表,例如科沃德弟兄和扬格弟兄,到访才会举行大会。1954年,内森·诺尔和米尔顿·韩素尔来到圭亚那出席新世界社会大会,出席人数达2737人。

数十年后,在1999年,有7100名代表出席圭亚那举行的两个大会,一个在乔治敦,一个在伯比斯。在乔治敦举行的大会,忽然要在最后一刻作出重大改变,对弟兄们来说的确不容易应付。分部报道说:“一个著名影星带着歌舞团从印度抵达。虽然我们已事先预定了场馆,国家文娱局却觉得无法更改歌舞表演的日期,因此临时取消了我们的合约。

“我们迅速租了另一个场地——市内的板球场,并立即通知各群会众。还有八天大会就要开始了!但难题并非至此为止。在加勒比海一带,人们十分重视板球,几乎把板球场视作圣地。场地的管理阶层认为,让我们在草地上行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要是这样,我们的圣经戏剧又怎能上演呢?讲台该放在哪里才好呢?

“即使这样,我们仍继续筹备,深信耶和华必定会为我们打开出路。他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会场当局说,只要我们使讲台和通往讲台的走道离地面某个高度,就允准我们使用草地。为了完成这个工程,人人都通宵拼命工作。可是,连天气也好像跟我们过不去,大部分时间雨都下个不停。即使障碍重重,大会节目仍能差不多准时开始。

“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天气也很不错。可是,到了最后一天星期日,我们一觉醒来,听见连绵的雨声。没多久,板球会的场地积满了水,走道和讲台下的积水升高了5厘米。节目快要开始时,雨才停下来。幸好电线不是安放在地上,而是附在木板下面。由此看来,我们事前不得不建造架空讲台和走道,实在是先见之明!”

戏剧开始时,在场的6088名观众在灿烂的阳光下观看精彩的演出。两周后,第二个大会在伯比斯举行,有1038人出席。两个大会的出席人数共计7126人,是至当时为止的最高数目。在较近期举行的大会,出席人数几乎达到1万人!

未来一片光明

以西结在异象里,看见耶和华那复兴了的荣耀圣殿,有水从圣殿流出。水流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直到最后成为“涌着双倍的水量”的洪流,甚至为多盐的死海也带来生机。(以西结书47:1-12

自1919年以来,正确的崇拜扩展神速,上帝的子民亲眼目睹以西结的预言获得辉煌的应验。今天,各种属灵供应源源不绝而来,包括圣经、圣经书刊、聚会和大会,使普世各地渴慕真理的人得到饱足,不再饥渴。

圭亚那的耶和华见证人能够参与上述预言的应验,感觉十分荣幸。在今后的日子,他们会继续在实际的河流穿梭往来,把予人生命的灵粮带给所有“秉性适宜得永生的人”。无论这些人住在“多水之乡”的什么地方,他们的属灵饥渴都能得到满足。(使徒行传13:48

[脚注]

^ 8段 英属圭亚那在1966年5月宣告独立,改名为圭亚那。除非内容需要提到这个国家的旧名字,否则文章一律使用新名。

[第140页的附栏]

圭亚那简介

地理沿海地带大都低于海平线,河流把土壤冲积到岸边,形成了绵延230公里的天然土堤。国内八成土地都是森林。圭亚那的河流大都源自中部的高原地带,而这些高原地带也是森林茂密的地区。

民族一半人口是印度人,四成人口是非洲黑种人的后代以及混血的人,美洲印第安人仅占人口的百分之5。人口当中有百分之40是基督徒,百分之34是印度教徒,百分之9是伊斯兰教徒。

语言官方语言是英语。克里奥尔语也在全国通行。

经济百分之30的劳动人口以务农为生。其他行业包括渔业、林业和采矿业。

粮食主要的粮食有大米、可可豆、柑橘果、椰子、咖啡、玉米、木薯、甘蔗,以及其他热带蔬果。肉类包括牛肉、猪肉、鸡肉和羊肉。海产有鱼和虾。

气候圭亚那位于热带,季节不明显。沿海平原每年降雨量为150-200厘米。虽然圭亚那接近赤道,但由于受大西洋吹来的信风调节,所以气候比较温和。

[第143-145页的附栏或图片]

无人能“封住”他的嘴

马尔科姆·哈尔

出生年份:1890年

受浸年份:1915年

简介:莱关岛岛民,是最早在当地传讲好消息的人之一,后来奉派照料该区建立的小组。

由侄孙女伊冯娜·哈尔讲述。

有一次,一个选举官员对伯爷(爷爷的兄弟)说:“你真的不投票吗?你不投票的话,我就把你关起来,没收你的圣经!”伯爷直瞪着官员双眼,回答说:“但是,你要怎样处理我的嘴巴呢?你的教士一直没有告诉你真理,我却告诉你真理,你还要封住我的嘴吗?”官员无言以对,只草草地说了一句:“我等一下再跟你说!”

伯爷在1915年受浸,是最先在圭亚那传讲王国好消息的人之一。一个弟兄这样形容伯爷:“他简直是个真理斗士!”伯爷初次听见王国真理时,正在乔治敦工作。他在萨默塞特楼听完一个公众演讲后,就认定这是真理了。当天,他回家后,就翻开自己的圣经,查阅在聚会里听到的所有经文。

后来,伯爷回到莱关岛,并马上开始向人作见证。最先接受王国信息的人包括他两个亲姐妹以及好几个侄儿。他们都在伯爷家里聚会,并成为这个小群的核心分子。

在早期的日子,教士严严地操控着岛民,要向岛民传道真是恍如上阵作战。教士常常讥笑伯爷,说他是“疯子,圣经狂人”。但伯爷的热心并没有消减。例如,每逢星期天的上午,伯爷就会在屋前的门廊架起留声机,播放圣经演讲。行人往往站在街上聆听。

久而久之,有些人的态度开始改变了。从耶稣受难纪念聚会的出席人数,就可以看得出来。纪念聚会当晚,伯爷的楼上房间总是挤满了人。伯爷身兼多职,既是主席,又是讲者,还是唯一领食饼和酒的人呢!他的一个圣经学生勒罗伊·登博,后来成为先驱,有一段时间奉派探访各会众。

伯爷的世俗工作是在埃塞奎博河的船上当事务长,他退休后,就投入先驱工作,在莱关岛和邻近的瓦凯纳姆岛传道。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于凌晨四点半,先挤牛奶后喂猪。七点半,他就穿好衣服,阅读每日经文和一段圣经经文,吃过早餐后就去传道了。我还记得他出外前,都会先替自行车的轮胎打气。他每天传道所走的路程都超过20公里。

1985年11月2日,伯爷完成了地上的路程。他忠心耿耿地事奉耶和华70多年,这期间从没有人能“封住”他的嘴。今天,莱关岛和瓦凯纳姆岛都建立了会众。

[第155-158页的附栏或图片]

寻得真理而改变一生

艾伯特·斯莫尔

出生年份:1921年

受浸年份:1949年

简介:1953年开始先驱工作。1958年偕同妻子希拉到基列受训,之后被派回圭亚那服务。

小时候,别人常常告诉我:“人是上帝造的。”因此,当妈妈说我是四个孩子中最捣蛋的一个,我就会自辩说,上帝造了三个好孩子,一个坏孩子!

我10岁的时候,问主日学老师:“上帝是谁造的?”他却无法回答我。尽管这样,我还是像当时的人一样,长大了就信教。当时,我加入了长老会。然而,我还是满脑子疑问,无奈却找不到答案。举例说,有一首圣诗部分的歌词是:“富人住堡垒,穷人蹲门前。上帝命定他们的等级,一高一低。”我很困惑,上帝真的“命定他们的等级”吗?有一次,我问一个牧师:“如果上帝只造了亚当夏娃,那么其他种族来自哪儿呢?”他的回答表示,创世记的记载不过是个神话而已。

二次大战期间,教会呼吁人为英军祷告。这件事终于让我看出,教会所教的跟我从圣经所读到的天差地远。然而,我自忖:“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因此,我依然继续上教堂。24岁的时候,我跟希拉结了婚。

有一天,我从教堂回来,碰巧耶和华见证人上门探访。他们一向被人称为“不信有地狱的教会”,而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又不穿教士袍服。况且,我一生的际遇也不差,包括娶得一个贤妻,这一切使我相信上帝一直眷顾我。

这个见证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内西·鲁滨逊,我却顾着修补自行车的轮胎。我说:“这个轮胎被戳破了,如果你是基督徒,就给我修好!”说罢转身进屋,态度很是无礼。第二个星期,我拿着圣经,步出家门预备上教堂,却见内西迎面而来。我说:“我对你的宗教没兴趣,我的太太在屋里,你可以跟她谈谈。”之后我就走了。

在教堂里,我越想越后悔,完全听不进牧师在说什么。我在想:“如果鲁滨逊先生跟我的太太谈个不停,她就没时间为我烹调星期天的好汤了。”其实我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回到家里,看见汤已经煮好了。我好奇地问希拉:“你有没有跟那个鲁滨逊交谈?”她说:“有啊,他进来坐着,我边煮汤,边听他讲道。”

不久,希拉接受了一个圣经讨论,同时也产下我们第一个儿子。很不幸,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我质问鲁滨逊先生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他回答说,这不是上帝造成的,而是亚当夏娃反叛上帝所带来的恶果。此外,我们从祖先承受到不完美,所以会死亡。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合情理。

内西常常到我的家具工场探访我。我们谈的大多跟我的工作有关,但每次他离去前,总会巧妙地把话题引到圣经上。慢慢地,我们少谈了家具,却多谈了圣经。一天,我决定把从小就困扰我的问题拿出来问他。我想,照理来说,他一定答不出来。不过,这也无所谓,反正“正规”的牧师也答不出来。

我跟内西说,他的答案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才可以。接着,我马上提出第一个问题:“上帝是谁造的?”内西随即翻开诗篇90:2(和合本),经文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他望着我,说:“你看出经文的意思吗?没有人 造出上帝来,上帝一直都存在。”这个清晰而合乎逻辑的答案令我大感意外。于是,我把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问题,全都掏出来问内西。我滔滔不绝地问,内西就根据圣经一一解答。当我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使地球回复乐园时,我特别兴奋,开心得不得了。

我第一次到王国聚会所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什么令我这样难忘呢?就是听众在聚会期间发表评论,这种情形是我在教堂里从未见过的,所以觉得很诧异。当时我太太还没开始参加聚会,而且那天她刚好出去了。后来我把聚会的情形告诉她,她说:“我们一起去吧。”直到55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一起参加聚会呢!

1949年,我和希拉在大西洋受浸。1953年,我开始先驱工作,两年后,希拉也加入先驱的行列。50年来,我们一直留守在全时服务的岗位上。1958年,我们获邀到基列学校第31届受训,之后派回圭亚那服务。有23年的时间,我们奉派探访会众,后来以特别先驱的身份从事传道,直到今天。的确,我衷心感激耶和华回答了我儿时的问题,也感激他任用我和妻子为他服务。

[第163-166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乔斯琳·拉马略(婚前姓罗奇)

出生年份:1927年

受浸年份:1944年

简介:从事全时服务54年,—有段时间跟丈夫一起探访会众。—现在是寡妇。

我在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出生。妈妈独力抚养我,她是循道会教友,职业是护士。她教导我要信奉上帝。由于妈妈的工作关系,我们搬到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居住。在接着的星期天,我们参加循道会的聚会,坐在教堂内一张长凳上。几分钟后,有教友告诉我们,这张长凳的“凳主”已经来了,我们得坐到别处去。虽然一个教友很乐意让我们坐“他”的长凳,但妈妈决定以后再也不上这座教堂了。之后我们转而加入圣公会。

40年代早期,妈妈探访朋友时,遇到一个从圣基茨岛来的见证人,对方把一些书刊送给妈妈。妈妈是爱看书的人,所以很快就把书看完了,她发现书中所说的就是真理。不久,妈妈再婚,我们举家搬到特立尼达。在当地,见证人的书刊受禁制,但我们可以前往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过没多久,妈妈就脱离圣公会,跟我的继父詹姆斯·汉利一起事奉耶和华。

在特立尼达,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姊妹露斯·库菲。没想到11年后,露斯竟成了我的海外传道同伴。现在让我先继续我的故事。当时,我越来越渴望事奉耶和华。我还记得第一次单独传道时,站在第一个门口,住户出来开门,我突然说不出话来。我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才打开圣经,念了但以理书2:44后,马上拔腿就跑!

1950年,我开始先驱工作。两年后,我获邀到基列学校第21届接受培训,实在开心极了!那一届共有三个毕业生被派往圭亚那:弗洛伦斯·汤姆,她原本来自圭亚那;还有我的室友琳德·洛雷赫和我。1953年11月,我们抵达圭亚那的斯凯尔顿。这个城镇距离乔治敦180公里,接近科兰太因河河口。当地孤立的小组热切盼望我们到来。

斯凯尔顿区的居民大部分是印度人,信的是印度教或伊斯兰教,而且许多人都不识字。因此,我们传道的时候,他们往往嚷着:“姊妹呀,说简单点!”起初,有二三十人参加聚会,后来数目渐渐减少,一些不是真正感兴趣的人就不再来了。

有一个妇人进步良好,打算参加传道工作。我在约好的时间到她家里去,发觉要跟我去传道的,原来是她那14岁的儿子。这个孩子已穿戴整齐,兴致勃勃地要跟我去了。他的妈妈说:“罗奇小姐,我不出去传道了,你可以带弗雷德里克一起去。”后来我方知道,由于妇人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所以阻止她跟见证人来往。尽管这样,妇人的儿子弗雷德里克·麦卡曼不但在属灵方面继续进步,后来更获邀到基列学校受训。(参看170页的附栏)

后来,我被调到亨利埃塔传道,那里只有一个弟兄。这个偏远地区由查里蒂会众照料。我的新先驱同伴就是我之前提过的露斯·库菲。我和露斯每个星期用四天的时间在亨里埃塔传道,星期五一大清早就骑自行车走30公里的路,风尘仆仆地来到查里蒂参加聚会。我们随身带着各样物品、床单、毛毯和蚊帐。

途中,我们会向人传道,或停下来鼓励一些住在偏远地区的传道员,并探望一个停止传道的姊妹。我们通常跟他们研读《守望台》。星期天,我们回到亨里埃塔主持《守望台》研究班,那里的圣经学生都参加这个聚会。我们骑车来来回回,还好没遇上什么严重的意外,只是有时候轮胎漏了气,或下大雨浑身湿透而已。

我们从没灰心丧气。一天,一个妇人对我们说:“你们脸上天天挂着笑容,看来一点烦恼也没有啊!”由于耶和华赐福,我们享受到传道工作的成果,自然是乐上加乐。甚至那个曾一度停止传道的姊妹,也再次事奉上帝,这50年来,她都一直保持忠心。

1959年11月10日,我跟伊曼纽尔·拉马略结为夫妇,他也是个先驱,婚后我们一同在亨里埃塔以南23公里的萨迪服务。后来我怀孕了,却不幸流产。我努力在传道工作上保持忙碌,心情总算平复了下来。之后,我有了两个儿女,但仍和丈夫从事先驱工作。

1995年,伊曼纽尔去世了。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我俩并肩为耶和华服务,在许多不同的地区传道。一些人数不多的小组,现在已发展成“很有规模”的会众,既有足够的长老和助理仆人,也有自己的王国聚会所!有10年的时间,我们有幸四处探访会众。到了今天,我仍很怀念伊曼纽尔,但耶和华和会众给我的仁爱支持,使我深感安慰。

先知以赛亚响应耶和华的呼吁,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8)先夫和我也努力效法以赛亚这种优良的态度。像以赛亚一样,我们也曾忍受艰辛,甚至有失意的时候,但我们所得的喜乐,却足以盖过所有不愉快的经历!

[第170-173页的附栏或图片]

基列毕业后奉派回乡

弗雷德里克·麦卡曼

出生年份:1942年

受浸年份:1958年

简介:在基列受训后,被派回圭亚那。现在,他和妻子玛莎琳一起从事先驱工作。

我12岁那年,一个名叫乔斯琳·罗奇(婚后姓拉马略)的海外传道员,开始教导我妈妈学习圣经。我也参加这个圣经讨论。后来,妈妈停止研读,我却没有放弃,并开始参加所有聚会。14岁那一年,我跟几个海外传道员出去传道,通常我会坐在她们的自行车上。这些传道员包括罗奇姊妹、露斯·库菲和琳德·洛雷赫。她们勤奋热心,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刚刚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的时候,正打算受洗成为圣公会教徒。有一次,牧师试图解释“圣三一”道理,我听了一会儿,就忍不住说,我不相信这个道理是圣经的主张。他反驳说:“我知道你近来在看某些书,但那些书是有害的,不要再看。你一定要相信三位一体。”自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上教堂了,却继续跟见证人学习圣经。我在1958年受浸。

1963年9月,我收到分部来信,邀请我成为特别先驱。我接受了这个委派,之后被派到科兰太因河的费里什会众,我的传道伙伴是沃尔特·麦克贝恩弟兄。我们共事一年,在河的上下游来回传道。第二年,即1964年,我们被派到另一个地区,就是帕拉代斯会众,当时会众只有10个传道员。我们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四年多,有幸看到传道员的数目增加到25人。

1969年,我获邀到基列学校第48届接受培训。同年,我应邀到布鲁克林的伯特利家庭作客,有幸出席1969年举行的“地上的和平”国际大会,实在高兴得不得了。能够跟这么多忠心的弟兄姊妹欢聚一堂,叫我灵性振奋,喜乐大增!当时,中央长老团的成员法兰兹弟兄邀请我到他房间,他房中的书堆积如山,我真不知他的床放在那儿。那次跟他的交往,叫我难以忘怀。另一位优秀的圣经学者是基列导师格拉斯。他的教诲至今仍言犹在耳,他曾说:“出色的写作和教导有三个要诀:准确、精简、清晰。”

当我知道我会被派回圭亚那时,不禁感到失望。圭亚那是我的家乡,不是海外传道地区啊。格拉斯弟兄把我拉到一旁,很仁慈地帮我用不同角度去看事情。他提醒我,能够参与基列的培训,本身就是很大的殊荣。此外,我返回圭亚那,很可能会被派到一个僻远地区去,对我来说,跟到海外传道没有什么分别。他果然说对了,我被委派到波默伦河的查里蒂会众,那里只有5个传道员。

我的同伴艾伯特·塔尔博特和我都不熟悉水上交通,所以我们要先学会划船。划船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应付水流和风向,你的船就只会在原处动也不动或只是转来转去。幸好,我们得到当地一个姊妹耐心指点,总算掌握了划船的技巧。

有十年的时间,我们凭着粗壮的臂膀,奋力划着船桨在河上穿梭往来。后来,一个居民表示,他可以把一台电动机卖给我们的会众,可惜我们买不起。不久,我们竟收到分部寄来的一张支票,是给我们买电动机的,真叫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有几群会众听到我们的需要,所以筹钱给我们。不久,我们也拥有其他船只,都命名为《王国宣扬者号》,每艘船以不同的号码来识别。

我先后跟好几个先驱伙伴一同传道,最后终于找到了终身伴侣,可以一生并肩工作,她就是玛莎琳·约翰逊。她是个特别先驱,奉派到马更些会众服务。她的父亲是欧斯塔塞·约翰逊,死前有十多年时间探访会众,所以圭亚那的见证人都很熟悉他。时至今日,我和玛莎琳总共用了72年从事全时服务,当中有55年的时间是特别先驱,同时育有六个儿女。现在我们是正规先驱。

我们在传道工作上全力以赴,结果蒙耶和华赐予厚福。例如,70年代早期,我们在波默伦河传道期间,遇到一个年轻的裁缝,他不但愿意接受圣经课程,而且十分勤奋。我们鼓励他熟记圣经各卷书的名称。一个星期后,他不单记得所有 书名,连各书从哪一页开始也熟记在心!他和太太,连同九个儿女中的七个都接受了真理。现在我和他都是查里蒂会众的长老。回想起来,由于早期热心的海外传道员树立优良的榜样,推使我也追求全时服务的职分;要不然,我就很可能尝不到今天的种种福分了。

[第176-177页的附栏或图片]

借着通信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蒙妮卡·菲查伦

出生年份:1931年

受浸年份:1974年

简介:由于住在偏远地区,有两年时间借着通信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并很努力向印第安人同胞传道。现在虽已失明,却把许多经文熟记于心,凭记忆向人传道。

我所住的印第安人居留地叫做瓦拉穆里,位于圭亚那西北区的莫鲁加河岸上。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接触到真理,当时离我最近的会众是波默伦河上的查里蒂会众,划独木舟要花12小时才能抵达。

我在查里蒂购物时遇到耶和华见证人。弗雷德里克·麦卡曼分发了《守望台》和《警醒!》给我。我把杂志带回家,放在衣柜里,两年都没碰过。后来我卧病在床,需要一段时间休养。当时我的情绪很低落,忽然想起那两本杂志。于是我翻开来阅读,马上看出其中的内容是真理。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的丈夫尤金需要找工作,他决定到接近查里蒂的下游闯闯。我的健康渐有起色,所以也跟他一起去。其实,我去的主要目的是要找耶和华见证人。我还没开始去找,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姊妹就上门探访了。我问:“你是《守望台》的人吗?”她说是的,我告诉她两年前我在市场遇到一个男子,不知她认不认识。她马上找了弗雷德里克·麦卡曼来,当时麦卡曼弟兄正在附近跟一群传道员探访住户。

姊妹带着麦卡曼弟兄回来,麦卡曼弟兄就用《导至永生的真理》,向我示范讨论圣经的方式。我接受了这个圣经课程。不过,尤金和我却要回居留地了,我只好用通信的方式继续学习圣经。就这样,我先后讨论了两本书,《导至永生的真理》和《上帝所不可能说谎的事》。在讨论《真理》书期间,我正式脱离了圣公会,成为未受浸传道员。牧师写信给我,说:“不要听信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知识很肤浅。我会来看你,跟你谈谈这件事。”但他始终没有来。

我是居留地唯一的传道员,所以我尽力把学到的新知识告诉邻居。我也向丈夫尤金作见证,他在我受浸一年后也采取同一行动,叫我欣喜不已。今天,居留地共有14个传道员,包括我的丈夫。

最近,由于患了青光眼和白内障,我已看不到东西了。传道时,我就凭记忆向住户讲论圣经经文。虽然有种种不便,我还是很感激耶和华让我继续事奉他。

[第181-183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使我如愿以偿

露比·史密斯

出生年份:1959年

受浸年份:1978年

简介:加勒比人。她在巴拉米塔积极宣扬好消息,贡献良多。巴拉米塔位于圭亚那中部,是印第安人的居留地。

我第一次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是在1975年,那时我16岁。外婆从继子收到一份传单,因为她看不懂英语,就叫我帮她翻译。传单上的圣经应许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填好传单的回条,向分部办事处索取一本圣经书刊。我收到书刊后,就认真研读,还告诉别人书中的圣经真理。我先向外婆和阿姨谈论圣经,可是,爸爸却不赞成我这样做。

不久,外婆和阿姨也开始向人作见证。一些村民很感兴趣,就来我家里学习圣经。我了解的圣经知识越多,就越看出有必要改变自己才能蒙耶和华悦纳。我要作的改变包括向爸爸认错,因为我在他的工场里偷过东西。此外,我也得跟弟弟冰释前嫌,重修旧好。我热切祷告后,终于做到这两件事了。

这个时候,分部办事处委派特别先驱谢赫·巴赫什来探访我们的地区。可惜,巴赫什弟兄不能逗留太久,我只好通过书信,继续跟他和另一个弟兄欧斯塔塞·史密斯学习圣经。后来,欧斯塔塞成了我的丈夫。

1978年,我往乔治敦参加“胜利的信心”国际大会。我一抵达首都,就直奔分部办事处,向弟兄表明我想受浸。分部安排了艾伯特·斯莫尔跟我讨论受浸的温习问题。我返回巴拉米塔时,已是耶和华手下一个受了浸的仆人,内心真是兴奋!

由于我满腔热诚,马上就忙着向人传道,不少人开始对圣经感兴趣,我就请其中一些人盖一座简单的房子,用来做崇拜的处所。每个星期天,我都用加勒比语给他们讲解英语的《守望台》。可是,爸爸很反对我这样做,硬要我在星期天留在家里。于是,我偷偷地把资料录下来,然后把录音带交给哥哥,让他在聚会所里播放出来。当时,大约有100人经常来参加聚会。

不久,为了工作关系,我们全家人搬到乔治敦去,外婆则搬到马修斯里奇。阿姨继续留在巴拉米塔,后来却停止向人传讲好消息。因此,王国的工作在巴拉米塔暂时停了下来。

我在乔治敦遇到了欧斯塔塞·史密斯,过没多久我俩就结婚了。虽然欧斯塔塞不懂加勒比语,但他也很渴望跟我回巴拉米塔去,好激发当地人对圣经的兴趣。1992年,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我们抵达后,随即投入传道活动,并安排聚会。过了不久,参加聚会的人数就达到300多人!

我们还开办了一个识字班,在《守望台》研究班之后举行。长女约兰德也是我们的得力助手,她开始在识字班“执教”时,不过11岁,还是个未受浸传道员。今天,她和妹妹梅利莎都是正规先驱。

1993年,耶和华的确倾福给我们,一来巴拉米塔有了王国聚会所,二来上帝“把人赐下,作为恩赐”,因为会众里已有懂加勒比语的弟兄带头督导会众的工作。(以弗所书4:8)1996年4月1日,巴拉米塔会众正式成立。会众成员包括我妈妈、外婆和我大部分的亲兄弟姐妹,你说我怎能不高兴呢?无可置疑,耶和华的确把我心里所求的都赐给我了!(诗篇37:4

[图片]

我和欧斯塔塞的近照

[第148-149页的附栏或图片]

圭亚那属灵大事年表

1900 国内开始有人阅读和讨论《锡安的守望台》及其他圣经书刊。

1910

1912 科沃德弟兄在乔治敦和新阿姆斯特丹向数以百计的人发表圣经演讲。

1913 弟兄在萨默塞特楼租了一个房间举行聚会。这个地方一直用作聚会所,直到1958年。

1914 在乔治敦开设分部办事处。

1917 教士向政府施加压力,结果政府禁止见证人的一些书刊在国内流通。

1922 取消禁令。乔治·扬格到访。

1940

1941 《守望台》和《安慰》(即现今的《警醒!》)被禁制。

1944 耶和华见证人的出版物全面被禁止流通。

1946 禁令在6月取消。第一批基列海外传道员抵达。

50年代影片《新世界社会的活动》在圭亚那全国放映。

1960 分部在乔治敦购置新物业,用作分部办事处和海外传道员之家。

1967 传道员数目突破了1000大关。

1970

1988 原有的分部物业经扩建后,举行呈献礼。

1995 第一所速建王国聚会所落成。

2000

2003 分部的新大楼举行呈献礼。

2004 圭亚那有2163个传道员。

[图表]

(见出版物)

传道员总数

先驱总数

2,000

1,000

1910 1940 1970 2000

[第141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圭亚那

巴拉米塔

哈克尼

查里蒂

亨里埃塔

萨迪

乔治敦

马艾科尼

苏斯特克

巴蒂卡

亚鲁尼

新阿姆斯特丹

马更些

维斯马

斯凯尔顿

伯比斯

奥里拉

莱瑟姆

埃塞奎博河

德梅拉拉河

伯比斯河

科兰太因河

委内瑞拉

巴西

苏里南

[第134页的整页图片]

[第137页的图片]

伊万德·科沃德

[第138页的图片]

从1913年至1958年,圭亚那乔治敦的萨默塞特楼一直是会众聚集的地方

[第139页的图片]

乔治·扬格

[第146页的图片]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内森·诺尔和威廉·特雷西,摄于1946年

[第147页的图片]

1946年6月,政府颁布法令,不再禁止我们的书刊在圭亚那流通

[第152页的图片]

内森·诺尔、露丝·米勒、米尔顿·韩素尔、艾丽斯·特雷西(婚前姓米勒)、黛西和丈夫约翰·赫曼威,摄于1954年

[第153页的图片]

约翰·庞廷

[第154页的图片]

詹姆斯·汤普森和妻子杰拉尔丁在圭亚那服务了26年

[第168页的图片]

一群传道员乘船出发传道

[第169页的图片]

乘着《王国宣扬者三号》在莫鲁加河沿岸作见证

[第175页的图片]

杰里·默里和妻子德尔蔓

[第178页的图片]

弗雷德里克·麦卡曼和菲查伦夫妇(尤金和蒙妮卡),向一个正在修理独木舟的印第安人传讲好消息

[第184页的图片]

2003年在巴拉米塔举行分区大会

[第185页的图片]

巴拉米塔区有许多人接受圣经真理

[第186页的图片]

乘着独木舟出发传道

[第188页的图片]

舍洛克·帕哈兰和妻子朱丽叶

[第191页的图片]

圭亚那——“先驱的乐园”

[第194页的图片]

圭亚那奥里拉镇的王国聚会所

[第197页的图片]

位于乔治敦布里丹路50号的前分部办事处,1987年落成

[第199页的图片]

分部委员会成员,从左至右:埃兹尔·海素尔、里卡多·海因兹、埃丁·西尔斯

[第200,201页的图片]

新落成的圭亚那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