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必在列国中彰显为大”。（玛拉基书1:11）耶和华在大约2450年前说出了这个奇妙的预言，今天，耶和华的话在俄罗斯应验了。在俄罗斯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正当耶和华的忠仆看着太阳下山的时候，远在东部隔了11个时区、对着白令海峡与阿拉斯加遥遥相望的楚科奇半岛，传道员却看见了日出。没错，在俄罗斯，宣扬王国和使人做基督门徒的工作没有日落的时候。苏联时代的弟兄姊妹表现了无比的勇气，孜孜不倦地传道，因而得蒙耶和华大大赐福。我们稍后会看到，他们虽面对严酷的迫害，仍然立场坚定，为今天15万多个传道员打开了认识真理的机会。

俄罗斯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联邦”，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不是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正如其名显示，这是一个多国族的联邦，由不同的部族、语言、民族的人凑成，而各有独特的文化。我们的记载不是开始于今天民主的俄罗斯，而是从百多年前沙皇统治的俄罗斯帝国开始。当时，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地区里，许多民族汇聚在一起，说多种的语言，有不同的信仰。

勇敢地向莫斯科教士作见证

谢苗·科兹列斯基是个虔信宗教的人，毕业于俄罗斯正教的神学院。适逢宗教复兴的时候，他跟查尔斯· 泰兹·罗素相遇，当时罗素正负责督导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的旧称）的工作。谢苗的孙女尼娜·卢波说：“1891年，祖父到美国去，见到罗素弟兄，二人拍了张合照。他保留着这张照片，而且常常对人讲起他的 罗素弟兄。”19世纪末，罗素弟兄和他的同伴致力于复兴正确的崇拜，他们教导人认识圣经有力的真理，并揭露教会和教士的错误教义。谢苗深受圣经真理打动，而且看见罗素弟兄和他的同伴热心推广正确的崇拜，于是勇敢地向莫斯科的教士作见证。结果怎样呢？

尼娜说：“他被控侮辱莫斯科的大主教，没经审讯就马上被铐，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样，上帝的话语在1891年就传到西伯利亚了。”后来，谢苗·科兹列斯基搬到 西伯利亚一个现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在那里他继续热心宣扬上帝的话语，直到1935年去世为止。

“看来很难在俄罗斯传讲真理”

谢苗·科兹列斯基被流放的同一年，罗素弟兄第一次探访俄罗斯。关于那次到访，罗素弟兄说：“看来很难在俄罗斯传讲真理。”他这番话经常被人引用。他是不是说那里的人不想听到真理呢？不是。他是说那里的独裁政府不让人民有机会聆听真理。

罗素弟兄在1892年3月1日的《锡安的守望台》谈到俄罗斯的情况，他说：“俄罗斯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帝国内的每一个人，对入境的陌生人都诸多怀疑。访客进入或离开某个城市或小镇之前，都要在旅馆和火车站出示护照。旅馆的老板接到护照，就要交给警察局长，局长会扣押护照直到访客离开时才会交还。这样一来，政府就会清楚知道来访的陌生人的行踪，什么时候入境，什么时候出境。官员和当局的态度淡漠，表明政府不是欢迎访客，只是容许他们入境。访客携带的书籍甚至文件都会受到仔细检查，好确保内容跟政府的理念没有任何抵触。”

政府监察得这么严谨，看来宣扬好消息的工作很难有进展。可是，真理的种子仍会在俄罗斯扎根生长，谁也阻挡不住。

微小的开始

早在1887年，《锡安的守望台》报道，该杂志已经寄往世界不同的地方，“甚至寄到俄罗斯”。1904年，俄罗斯 一小群圣经研究者来信指出，虽然遇到困难，他们还是收到了圣经书刊。他们说：“书刊引起了政府审查员的注意，差点儿不让放行。”这小群圣经研究者收到书刊后，高兴不已，他们说：“这些书刊就像金子一样宝贵，在这里要获得书刊非常困难。”他们还在信里说：“愿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把书刊分发出去。”这番话表明他们明白这些书刊的用途。

没错，俄罗斯的传道工作正式展开了，正确的崇拜已经建立起来，虽然这只是个微小的开始，但意义却十分 重大。正如撒迦利亚先知说：“谁认为这日的事微不足道，就轻看这日呢？”（撒迦利亚书4:10）

接着几年，德国有些热心的弟兄将书刊送进俄罗斯。这些书刊大部分都是德语的，结果许多说德语的人接受了真理。1907年，俄罗斯德语浸信会的一些信徒收到《千禧年黎明》丛书，是有人寄给他们的。他们当中15个人采取立场拥护正确的崇拜，教会就把他们开除了。后来，反对他们的教士读了《千禧年黎明》后，也相信书中所说的是真理。

 1911年，有人前来协助当地传道工作，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德国的赫肯德尔夫妇结婚后，就到俄罗斯一边度蜜月，一边传道，好帮助那里说德语的人。令他们很高兴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些偏远小组，并给那里的王国传道员属灵的帮助。

早些时候，一个俄罗斯读者来信说：“在我看来，从德国寄来的书刊非常宝贵，就像从天上降下给以色列人的吗哪一样。……可是，没有俄语书刊，多么的遗憾啊！我会尽力把一些文章翻译成俄语。”翻译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后来，更多书刊被翻成俄语。

“很多人仍然热切寻求上帝”

1911年，住在波兰华沙的奥勒辛斯基弟兄把《死者在哪里？》这份传单印成俄语，当时波兰有一部分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在给罗素弟兄的信中，他写道：“我随信附上一份传单……印刷商印刷一万份传单的收费是73卢布。……我们面对许多困难，但很多人仍然热切寻求上帝。”传道员把这些传单和其他书刊分发给说俄语的人，这些人将刊物带回俄罗斯。于是在俄语地区刚开始的传道工作，就来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久之后，其他的传单、册子和小册子都陆续被印制。随着时间过去，书本也翻成俄语。

1912年，罗素弟兄探访芬兰，芬兰那时也属于俄罗斯帝国。罗素弟兄签署授权书，让芬兰的卡洛·哈特瓦有权代表守望台圣经书社。1913年9月25日，俄罗斯帝国 驻纽约的领事，沙皇的代表在授权书上盖上政府的官印，还签了自己的名字。

延长两个月的传道旅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约瑟夫·卢述福代表上帝的组织，从布鲁克林出发前往几个国家探访。他在波兰的罗兹市遇见一个叫多伊奇曼的圣经研究者。不久之后，多伊奇曼弟兄跟他的家人就一起出发到俄罗斯去，他们打算用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俄罗斯向人传道。但是由于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延长旅程。

多伊奇曼一家历尽艰辛，最后来到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小镇。1918年，他们打算回波兰去，可是天花瘟疫流行，他们回不去了。之后，因为内战爆发，边境就关闭了。在这些年间，三个孩子相继夭折，一个死于天花，一个死于肺炎，另一个则死于其他原因。

那时候，人人食不果腹，惊恐不安，大街小巷都有饿死的人，结果导致人心惶惶。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被指控跟“敌人”合作，他们不经审讯就立即被枪决。一天，一个男子带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多伊奇曼的家。

那个男子喊叫说：“他是敌人，把他抓起来！”

士兵问：“为什么说他是敌人？他做了什么事？”

多伊奇曼弟兄给这个男子做过一些木工活，这个男子不想付钱，就设计陷害多伊奇曼弟兄。士兵听完两人的话后，知道那个男子居心不良，就把他扔出门外。然后， 士兵对多伊奇曼弟兄说，他想起他们曾愉快地讨论过圣经。也许那次讨论救了多伊奇曼弟兄和他一家人的性命。1921年，共产党政府镇压了反革命的武装分子，内战相继结束。多伊奇曼一家很快就踏上返回波兰的路。

圣经研究者和布尔什维克党

俄罗斯的弟兄跟其他国家的弟兄本来已经很少接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蹂躏下，仅有的联系也中断了。他们像世界各地基督的弟兄一样，很可能不完全明白基督登基作王的全部意义。还有，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很快他们的国家就会经历20世纪一些最惊人的事件，其中许多事件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1917年下半年，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370年的统治。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临在，他们雄图壮志，想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有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因此，不出几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就成立了。后来，这个新国家占了全球大约六分之一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革命前几年，苏联第一个领导人列宁曾说：“每个人都该享有绝对的自由，不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也可以宣扬或改变自己的宗教。官员无权过问人的宗教信仰，这是每个人凭良心所作的选择，任何人也无权干涉。”

在一些地区，社会民主党采纳了这些原则，容许诚恳的人跟别人谈论圣经真理。不过总的来说，苏联一开始 就提倡无神论，而且反对宗教，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布尔什维克党一掌权后，采取的其中一个行动就是颁布法令，实行政教分离，宗教组织不可施行教导，教会财产一律充公。

分散在苏联的各群圣经研究者只会效忠于上帝的王国，那么新政府会怎样看待他们呢？俄国1917年革命以后，一个圣经研究者从西伯利亚写信，道出当地的情况不太好：“你们也许已经知道俄罗斯的情况是怎样了。苏联政府实行共产主义。一方面，人人看出，政府努力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弃绝任何跟上帝有关的事。”

到1923年，圣经研究者遭受的反对加剧了。弟兄写道：“我们写这封信是想让你们知道俄罗斯的情况。……我们有生活的必需品，如食物、衣服……但是我们非常需要灵粮。你们寄来的书籍全都被政府没收了。所以我们请求你们，从俄语的书刊挑选一些资料，以书信形式寄给我们……很多人渴望认识圣经的真理。不久前，有五个人用水浸礼象征献身给上帝，还有十五个前浸信会信徒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1923年12月15日的《守望台》评论：“组织正想方设法把书刊送进俄罗斯，而且凭着主的恩典会继续这样做。”到了1925年，《守望台》以俄语出版，这对俄罗斯的王国见证工作大有帮助。例如，一个福音会的教徒很难理解：如果上帝就是爱，怎会用地狱永火来惩罚人 呢？他向其他教徒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会为他祷告，求上帝帮他摆脱这些错误思想。后来，他和妻子收到一些《守望台》杂志，就立即认出这是真理。他写信索取更多书刊，并说：“我们期盼从大洋彼岸寄来的吗哪。”俄罗斯的其他弟兄也经常写信，确认收到这些“吗哪”，并且感谢美国的弟兄表现基督徒的爱心，印制这些强化信心的书刊。

“所有的书刊都寄一些给我”

1925年9月的《守望台》登载了一封感人的信，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个出自农民家庭的学校老师在信中说，1909年他和家人从俄罗斯南部迁到西伯利亚。他读到我们的刊物，欣喜不已，还说：“我衷心希望能够受到指导，更深入了解上帝的真理，好让我有力量战胜黑暗。”最后他在信里提到想要更多书刊，说：“请把所有的书刊都寄一些给我。”

同一期杂志也刊登了编者的回应。“我们尝试把书刊送到俄罗斯已好一段时间了，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受到俄罗斯政府反对和阻挠。这封感人的信连同其他类似的信件，就像来自马其顿的呼声一样：‘请……来帮助我们吧。’（使徒行传16:9）只要情况一旦容许，而且是主的旨意的话，我们就会马上来。”

事实证明，《守望台》和其他刊物确实是强有力的工具，有助人在俄语地区宣扬好消息，向人“作见证”。（马太福音24:14）2006年，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俄语书刊 数量达到6亿9124万3952本，数量多过许多其他语言的书刊，仅次于英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耶和华见证人努力宣扬王国，得蒙耶和华大大赐福。

向国外的俄罗斯人作见证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许多俄罗斯人移民到其他国家。俄语版的《守望台》和其他书刊是在苏联以外的地方印制的。这样，苏联政府就无法阻止灵粮在其他国家分发出去。20世纪20年代末，俄语书刊分发到世界各地说俄语的人，他们纷纷来信表示谢意，这些信分别来自澳大利亚、芬兰、法国、拉脱维亚、巴拉圭、波兰、美国和乌拉圭。

 后来，有些地方的弟兄用俄语举行基督徒聚会和向人传道。在美国，用俄语发表的圣经演讲定期在电台播出。俄语会众得以建立起来，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朗斯维尔成立的会众。弟兄也组织了俄语大会，例如1925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卡内基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俄语大会，共有250人出席，29人受浸。

形势转变

列宁死后，政府就加剧攻击所有宗教。1926年，无神激进联盟成立了，这个组织的名字清楚说明了其宗旨。无神主义的宣传随处可见，目的是要改变人民的思想，根除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不久，无神主义的思想就传遍苏联辽阔的国土。一个俄罗斯的圣经研究者写信给世界总部，说：“年轻人都接受了这种思想，这无疑大大妨碍他们认识真理。”

无神激进联盟出版了鼓吹无神论的书刊，包括一本称为《反对宗教》的杂志。1928年，这本杂志声称：“在沃罗涅日州，教派林立。”文章谈到这些教派， 指出其中一个教派有48人，都是“研读圣经的学生，领导他们的是津琴科和米特罗凡·鲍文”。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9月刊的《守望台》登载了米哈伊尔·津琴科从俄罗斯写来的信。他说：“这里的人渴求灵粮……我们的书刊非常少。特伦皮弟兄和其他弟兄正在翻译和复制俄语书刊，我们就这样得到属灵的喂养，互相扶持。我们送上俄罗斯弟兄姊妹的问候。”

1926年9月，特伦皮弟兄写信说，当局可能会容许弟兄收到俄语书刊。他请布鲁克林伯特利的弟兄通过德国马格德堡的分部，把传单、册子、书籍和《守望台》合订本寄给他们。卢述福弟兄作出回应，派乔治·扬格到莫斯科。扬格于1928年8月28日抵达莫斯科。扬格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经历，但我不知道当局还会容许我逗留多久。”虽然他能够跟莫斯科的一些高官会面，拿到签证，但有效期只是到1928年10月4日。

新成立的苏联政府还未清楚表明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一些文件表示政府希望将信徒同化，使他们加入政府的生力军。随后几年，政府采取政策实现这个希望。 我们需要明白，苏联政府并不想杀死耶和华见证人，只是想改变他们的思想，取得他们的支持。政府设法说服见证人顺从国家的要求，并强迫他们绝对效忠国家。政府最不想的，就是人选择忠于耶和华。

扬格弟兄离开莫斯科后，俄罗斯的弟兄继续热心宣扬上帝的王国。达尼·斯塔鲁欣受到委任，组织俄罗斯的传道工作。斯塔鲁欣弟兄为了扩大传道工作和鼓励弟兄姊妹，就走访了莫斯科、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俄罗斯的其他城市，以及乌克兰。他和其他弟兄在浸信会的崇拜地方向信徒传道，解释有关耶稣基督和上帝王国的真理。1929年1月，俄罗斯的弟兄租用了库尔斯克的一所教会建筑，租金每年200美元，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举行聚会。

同年稍后，布鲁克林伯特利总部的弟兄取得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许可，将一些圣经书刊运送到苏联。这些书刊包括：《上帝的竖琴》和《拯救》各800本、小册子2400份。但不到两个月，书刊被退回，箱子给盖了印，上面写着：“印刷品监管部禁止进口，退回原处。”然而弟兄没有就此放弃。有些人认为书刊被退回，是因为书刊用旧式的俄语字母印制。从那时开始，弟兄确保所有俄语书刊都翻译准确，并用现代俄语印刷。

需要优质的译文

自1929年以来，有好几期《守望台》都宣布：需要合资格的翻译员，要通晓英语和俄语。例如，《守望台》 （俄语）1930年3月刊宣布：“我们需要一个献了身而且胜任的弟兄，并且通晓英语和俄语，将书刊翻成俄语。”

耶和华看到了这项需要，弟兄在几个国家找到翻译员。其中一个翻译员是亚历山大·福斯特曼，他在1931年已通过哥本哈根的丹麦分部办事处，把翻成俄语的文章寄到布鲁克林的世界总部。福斯特曼弟兄住在拉脱维亚，是个勤奋的翻译员。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英语和俄语，能够快速地翻译圣经书刊。起初他每星期只用几个小时做翻译工作，因为他还要做世俗的工作，好照顾不信的妻子和孩子。1932年12月，福斯特曼弟兄成为 全职的翻译员。在从事翻译工作期间，他翻译过传单、册子和书籍。他在1942年去世。

弟兄非常关注翻译工作，希望书刊能够翻成优质的俄语译文，因为他们相信宣扬王国的工作不久就会在俄罗斯得到法律认可。北欧办事处的监督威廉·戴伊在写给卢述福弟兄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相信俄罗斯不久就会解除禁令。这事一旦发生，如果有翻译得准确的俄语书刊分发给1亿8000万人，那就太好了。”

电台广播

在俄罗斯广大的地区宣扬王国的好消息，一个好方法就是借用电台来广播。1929年2月的《守望台》宣布：“电台将会播放俄语演讲。”每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爱沙尼亚的电台会向苏联播放圣经演讲。

爱沙尼亚分部办事处的监督华莱士·巴克斯特弟兄忆述：“经过一段时间商讨后，我们在1929年跟电台签订合同。之后不久，俄语的节目就开始播放了。我们听说列宁格勒的人也有收听。苏联政府的反应跟爱沙尼亚的教士一样，双方都警告人不要收听电台所播放的王国信息。”1931年，俄语节目在方便听众的时段播出，就是下午5时半至6时半，并以中频道播放。这个节目广播了三年半，于1934年6月停播。节目被禁止播放，为什么呢？爱沙尼亚分部办事处的弟兄在一封信中解释：“教士告诉［爱沙尼亚］政府，我们的广播节目对国家不利，说这些节目宣传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情况改变了

1935年，布鲁克林伯特利总部的弟兄派安东·凯尼伯到苏联，希望在那里设立一个分部办事处。他们想从德国运送一部印刷机到苏联，当时德国的希特勒刚刚上台。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凯尼伯弟兄却在俄罗斯跟几个弟兄会面。

有好几年时间，俄罗斯的王国传道工作稳步前进。在拉脱维亚分部办事处的督导下，圣经书刊翻译成俄语。可是，印制好的书刊却很难运进俄罗斯，所以大量的书刊都被储存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在此之前，苏联只有很少耶和华见证人，所以苏联政府不太在意或根本没有留意他们。可是这一切将会改变。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此后不久，苏联吞并了4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结果苏联由15个共和国组成。就这样，情况改变了，成千上万的见证人突然间住在苏联境内。不久，这个国家也卷入可怕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存亡竭力苦战。对千百万的苏联人来说，他们历尽艰辛，苦不堪言。对耶和华见证人来说，他们要在严酷的迫害下，对上帝保持忠贞。

决心屹立不移

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猛烈攻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完全意料不到。1941年年底，德国军队进攻到莫斯科的郊区，苏联看来一攻即破。

 斯大林知道情况不妙，不得不带动全国人民投入俄罗斯人所说的伟大爱国战争。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斯大林看出需要向教会让步，因为许多苏联人仍然虔信宗教。1943年9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公开接见俄罗斯东正教最高职位的三个代表。这使教会和政府的关系缓和起来，政府也开放了几百座教堂，让教会举行崇拜。

俄罗斯的弟兄姊妹跟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严守中立。他们做好准备，无论怎样都要坚决听从主耶稣的吩咐。（马太福音22:37-39）在1940年到1945年间，超过一千个耶和华见证人由于保持中立，被迫从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迁到俄罗斯中部的劳动营。

瓦西里·萨夫丘克回忆说：“1941年我在乌克兰受浸，那时我14岁。战争期间，差不多所有参加传道工作的弟兄都被关进俄罗斯中部的监狱或劳动营。但是耶和华的工作却没有停下来。忠心的姊妹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就要负起会众的职责，并带头传道。在我的村庄，一个患有残疾的弟兄没有被关起来。他告诉我：‘瓦西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没有足够的男子来做这件工作。’我看见这个弟兄虽有残疾，却这么热心要做耶和华的工作，忍不住掉下眼泪。我欣然同意，会尽己所能出一把力。我们在地下室设了临时的印刷所，印制我们的宝贵灵粮，然后分发给弟兄，尤其送给那些被囚的弟兄。”

 尽管忠心的姊妹和年轻人都无私地辛勤工作，生产出来的灵粮仍然不够用。弟兄想出一个解决方法，从俄罗斯到波兰定居的波兰弟兄向波兰分部报告当地的情况。结果，从波兰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弟兄和俄罗斯弟兄就把灵粮、蜡纸、油墨和其他工具带回俄罗斯。

“各归各家”

1946年，一些住在波兰的弟兄被迫移居到苏联辖下的乌克兰。伊万·帕什科夫斯克忆述：“弟兄们询问罗兹的分部办事处，他们该怎么做。弟兄回复时引用了士师记7:7，说：‘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家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在这些很难传道的地区，耶和华怎样明智地指引传道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家’就是耶和华差我们去的地方。我们看出，服从当局的命令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着手准备搬迁到一个无神主义的国家。

“首先，18个打算受浸的人被带到一个弟兄的家里，我们跟他们见面，讨论圣经的问题，并谈到将临的考验。我们也收集了许多俄语和乌克兰语的书刊，并将书刊收藏在行李里，这样搜查时就不容易被人察觉。不久天就亮了，我们的村庄被波兰军兵包围，他们命令我们准备上路，并准许我们带一个月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然后押送我们到火车站。这样，苏联辖下的乌克兰就成了我们的‘家’。

“我们一抵达目的地，就被人群和当地的官员包围。我们很想立即向人作见证，所以勇敢地告诉他们我们是 耶和华见证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当地农业委员会的秘书来探访我们，说他的父亲移民到美国去了，不时寄一些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书刊给他。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实在欣喜不已！特别令我们高兴的是，他提供书刊给我们。当他和家人开始参加聚会时，我们才明白，这个国家藏着很多耶和华的‘珍宝’呢！（哈该书2:7）不久，这整家人都成了耶和华见证人，多年来忠贞地事奉耶和华。”

前头还有许多工作

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俄罗斯的弟兄姊妹历尽艰辛，为要做耶和华的工作。1947年4月10日，波兰分部办事处写信给布鲁克林的世界总部，信中写道：“俄罗斯的宗教领袖威吓属下的成员，如果他们接受一本《守望台》或耶和华见证人的一张传单，就会被判十年的劳役和流放到远方。因此，该国的居民充满恐惧。可是，人们仍然渴望得到属灵的亮光。”

《1947年鉴》这样评论：“俄罗斯的见证人没有印制的书刊，没有印刷精美的《守望台》。……许多时候，《守望台》仍然是人辛辛苦苦地用手抄写的，抄本再传递给其他人……递送书刊的人有时会被拘留，要是搜出身上有《守望台》，就会被关进监狱。”

雷吉娜·克里沃库尔斯凯亚叙述：“在我看来整个国家都像被铁丝网围着，虽然我们不在监狱里，却像囚犯一样。我们的丈夫由于热心事奉上帝，大半生都在监狱 和劳动营里渡过。我们这些女子则要忍受许多艰辛：我们每个人都不时难以入眠；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经常监视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失去工作，还要面对其他考验。当局用尽各种方法使我们偏离真理之道。（以赛亚书30:21）我们深信是撒但利用当时的情况，试图阻止我们传讲王国的好消息。但是耶和华没有离弃他的子民，他常常扶持我们，这是明显不过的。

“弟兄历尽艰辛，偷偷把圣经书刊带进国内，使我们从这些灵粮得到‘超凡的力量’和智慧，能应付困境。（哥林多后书4:7）耶和华指引他的百姓，甚至在政府猛烈 的迫害下，仍然有新人加入他的组织。这些新人从起初就决心要跟耶和华的子民一同忍受艰辛，真是令人钦佩。只有耶和华的圣灵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

隔着铁丝网扔出来的信

雷吉娜的未婚夫彼得因为严守基督徒中立，在1944年被囚禁在戈尔基州的劳动营里。虽然这样，他仍然热心传道。彼得写了许多信，每封信都扼要地解释某个圣经道理。然后他把每封信封好，绑上一块石子。围着劳动营的铁丝网很高，他用力一扔，把信扔过铁丝网，信就落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彼得希望有人可以读到这些信，果然有一天，一个叫利迪娅·布拉托瓦的女孩捡到一封信，打开来读。彼得看见她就悄悄地叫她过来，问她是否想更深入了解圣经。利迪娅说，她想，他们就约好下次见面。从那以后，利迪娅就经常来拾取那些解释真理的宝贵信件了。

利迪娅成为一个热心的姊妹，努力宣扬王国的好消息。不久，她开始教导玛丽亚·斯米尔诺瓦和奥尔加·谢夫留吉娜学习圣经，这二人也开始事奉耶和华。为了在灵性上鼓励这些姊妹，劳动营的弟兄就向她们提供灵粮。彼得制作了一个有暗格的小手提箱，把杂志藏在暗格里。他安排既不是见证人也不是囚犯的人拿着箱子进出劳动营，这些人把箱子带到一个姊妹的住处。

不久，这几个姊妹就在她们居住的地区开始传道。警察发觉了，就派个奸细混进她们当中，这样的事在那时候 很普遍。这个奸细是个学校老师，假装对真理有兴趣而且取得姊妹的信任。姊妹既然没有经验，就很高兴跟这个新“姊妹”谈论圣经真理，后来还告诉她书刊是怎样送到她们那里的。下次，有人提着箱子从劳动营出来的时候，彼得就被扣押，并加判25年的徒刑。三个姊妹每人则被判25年徒刑。

“帮助他们明白我们的立场”

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苏联政府都猛烈反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1947年3月，波兰的弟兄的报告指出，苏联西部地区的一个高级官员声称，在春天结束前，那里将不会再有耶和华见证人。弟兄写道：“在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有消息传来，一天内已有100个弟兄姊妹被捕。”另一封信谈到在劳动营里的弟兄，说：“他们屹立不移，对耶和华紧守忠义，令人钦佩。许多人已经牺牲生命，劳动营的弟兄姊妹像集中营的弟兄姊妹一样，仰望耶和华的拯救。”

见证人也因为向人传道和不参与投票而被逮捕。负有职责的弟兄在1947年写道：“我们觉得，俄罗斯最高当局对我们弟兄姊妹的遭遇所知甚少，他们无意消灭我们。我们需要向他们提供资料，帮助他们明白我们的立场。”

申请注册

不久波兰分部办事处建议，两个俄罗斯弟兄和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准备必需的文件，好向苏联申请注册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从波兰发给俄罗斯弟兄的信 指出：“王国的好消息要传遍世界各地，包括俄罗斯。（马可福音13:10）”信的结尾这样说：“请保持忍耐。你们流泪的，耶和华必会使你们快乐并欢呼。（诗篇126:2-6）”

1949年8月，梅科拉·皮亚托哈、梅海洛·丘马克和伊利娅·巴比丘克向政府当局正式申请注册。政府同意让耶和华见证人得到法律认可，但是要有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弟兄要提交苏联境内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名单，当然弟兄不能答允。虽然我们的工作继续前进，传道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但是许多弟兄却被关起来。

 “你的耶和华不会救你出来的”

彼得·克里沃库尔斯克忆起1945年的夏天，说：“弟兄经审讯后，就被关进不同的劳动营。在我身处的劳动营里，很多囚犯态度诚恳，对真理很感兴趣。有一个囚犯是牧师，很快就看出所听到的是真理，于是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

“劳动营的情况非常恶劣。有一次，我被囚禁在一个非常细小的牢房里，牢房细小得我差点儿站不起来。这种牢房被称为‘跳蚤室’，房内到处都是跳蚤，多到可以把人体内的血液吸干。狱长站在牢房前，告诉我：‘你的耶和华不会救你出来的。’我每天的粮食配给是300克的面包和一杯水。室内空气不足，我只好贴着像发丝般细小的门缝，拼命吸入从门缝渗进来的空气。我感觉到跳蚤吸食我的血液。关在‘跳蚤室’的十天，我不断祈求耶和华赐我力量，使我能够坚忍下去。（耶利米书15:15）最后，牢房的门打开时，我却晕倒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另一个牢房。

“之后，劳动营的法庭判我到戒备森严的刑事劳役营里服刑10年，原因是我‘煽动人反对苏联政权，并进行反政府的宣传’。在刑事劳役营里，人不会收到信件，也不准寄出信件。关在那里的通常都是犯暴力罪行的人，如杀人犯。有人告诉我，如果不放弃信仰，这些罪犯会听从命令恶待我。我的体重只有36公斤，举步维艰。可是，甚至在那里，我也找到诚恳的人，他们的心受圣经真理吸引。

 “有一次我在灌木丛中躺下来，向上帝祷告，一个老人走到我跟前，问我：‘你因什么事来到这个鬼地方？’他知道我是耶和华见证人后，也坐下来，拥抱我和亲切地吻我。然后他说：‘孩子，我很久以前已想学习圣经！你可以教我吗？’我高兴得无法形容。我曾把福音书几片残页缝进我的破衣服里，于是我立即掏出来。老人的眼睛充满泪水，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他告诉我他在劳役营里的食堂做事，可以供给我食物。我们做了朋友。他在灵性上不断进步，而我逐渐得到力气。我相信这是耶和华的安排。几个月后，他被释放，我就被送到戈尔基州的劳动营去。

“在那里，情况好得多了。不过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四个囚犯跟我学习圣经。1952年，劳动营的工头查出我们有圣经书刊。我们等候审讯期间，受到盘问。我被关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当我呼吸有困难时，他们就打开箱子让我吸几口空气，然后又把箱子关上。他们想迫我放弃信仰。我们全都被判有罪。宣判刑罚时，我的圣经学生没有一个惊惶失措，我是多么的高兴啊！他们四人全都被判关押在劳动营25年。我的刑罚更重，不过后来被改为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再服刑25年，之后就遭流放10年。听完宣判后，我们感谢耶和华，因为他扶持我们。狱警很惊奇，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这么高兴。我的圣经学生被送到不同的劳动营里服刑，而我就被送到在沃尔库塔戒备森严的刑事劳役营那里。”

 紧守基督徒中立，因而得救

劳动营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许多不是见证人的囚犯都熬不过艰苦，因而自杀。伊万·克雷洛夫回忆说：“我从戒备严密的牢房出来后，在不同煤矿遇上服劳役的弟兄姊妹，并帮助他们彼此联系。凡抄写过杂志文章的人，都会把抄本传给其他人。见证人在每个劳动营里都向人传道，不少人很感兴趣。他们获释后，有些人在沃尔库塔河受浸。

“我们对耶和华和他的王国的信心不断受到考验。1948年，在沃尔库塔的劳动营里，一些囚犯策划一场动乱。带头造反的人告诉其他囚犯，如果他们按照国籍或宗教分为小组，动乱就很可能会成功。那时营里有15个见证人。我们告诉造反的囚犯，耶和华见证人是基督徒，不会参与动乱。我们向他们解释，早期基督徒都没有参与反罗马政府的叛乱。当然，很多人对我们的立场感到意外，可是我们坚定不移。”

这场动乱带来可悲的结果。武装士兵镇压了反抗行动，把造反的囚犯关进别的营房。他们往营房浇上汽油，然后放火烧了，里面的人差不多全都烧死。士兵却没有伤害到弟兄。

 伊万接着说：“1948年12月，我在一个劳动营见到8个弟兄，他们被判监25年。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在煤矿工作又十分艰辛，可是我从弟兄的眼神看出，他们怀有坚强的信心和希望。他们乐观的态度甚至激励了那些不是见证人的囚犯。”

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尽管要面对政府残酷的迫害，见证人依然热心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这使莫斯科中央政府很不高兴，国安会尤其恼怒。1951年2月19日，国安会在写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为了镇压耶和华教派 反苏联政府的地下活动，苏联国安部［国家安全部，后来的国安会］认为，已知的耶和华教派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必须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州和托木斯克州。”国安会知道谁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请求斯大林批准把苏联6个共和国内的8576个见证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请求得到准许。

玛格达林娜·别洛希茨凯亚忆述：“1951年4月8日星期天，凌晨2点我们从睡中惊醒，有人砰砰地敲门。妈妈立即起来去开门。一个官员站在门前，他大声宣告说：‘你们因为信奉上帝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们有两个小时收拾一切，可以带走房里的任何东西，但是不许带谷物、面粉和麦片。家具、木制品和缝纫机也不可带走。院子里的东西一律不准带。收拾好被褥、衣物、行李后就到外面去。’

“早些时候我们从书刊里读到，国家东部有许多传道工作要做，我们知道现在是时候去那里工作了。

“我们当中没有人号啕大哭或低声抽泣。那个官员很惊讶，说：‘你们居然连一滴眼泪也不掉。’我们告诉 他，从1948年起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们请求他让我们至少带一只活鸡上路，但是他拒绝了。那些官员当着我们的面把鸡分给自己，这个五只，那个六只，又有一个分得三四只。笼子里只剩下两只，官员下令把鸡杀了，然后交给我们。

“我那八个月大的女儿睡在木造的摇篮里，我们请求把摇篮带走，官员却下令将摇篮劈开，只把托着婴孩的那部分交给我们。

“很快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被政府流放。有人拿了一袋烤脆的面包，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把面包扔到车上，看守我们的士兵发觉了，又把面包扔回去。我们总共六个人：我、妈妈、两个弟弟、我丈夫和八个月大的女儿。出了村子，我们立即转乘一辆汽车。到了地区中心后，我们填妥文件，然后由卡车送到火车站去。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火车站人山人海，有被流放的人，也有来观看的人。卡车把我们直接送到火车车厢前，我们的弟兄已经在那里了。车厢满了后，士兵来一一点名。我们的车厢共有52个人。火车开行之前，站上送行的人开始哭，有的甚至啜泣起来。此情此景令我们很惊讶，因为我们跟其中好些人素不相识。但他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现在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火车发出响亮的鸣笛声，弟兄姊妹就开始用乌克兰语唱了一首歌：‘愿基督的爱与你们同在。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王国里再相见。’我们大多数人都满怀信心和希望，坚信耶和华不会离弃我们。 我们唱了几段诗歌，场面非常感人，一些士兵也禁不住掉下泪来。火车就这样开行了。”

“事与愿违”

圣彼得堡赫尔岑大学的教授戈尔季延科博士在他的书里，谈到政府的迫害得到什么结果。他写道：“结果事与愿违，他们原本是要削弱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在苏联的力量，但事实上，他们反而使这个组织更加坚强。耶和华见证人到了新的地区居住，那里的人从未听过他们的宗教，于是见证人努力传道，用他们的信心和忠贞不渝的精神来感染当地人。”

许多见证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一些人数不多的会众建立起来，并获分派传道地区。尼古拉·卡利巴巴说：“在西伯利亚有一段时期，我们挨家逐户传道，或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做完一家，走过两三家，到下一家传道。可是，这样做很危险。我们是怎么传道的呢？第一次探访后，过了大约一个月，我们设法再去续访。初次探访时，我们会这样打开话题，问对方：‘你们售卖鸡、山羊或牛吗？’然后，我们渐渐把话题转到王国之上。过了不久，国安会知道了这件事，很快报纸就登出一篇文章，警告当地居民不要跟耶和华见证人谈话。文章说见证人挨家逐户向人要山羊、牛和鸡，但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绵羊’！”

加夫里尔·利维叙述：“虽然弟兄受国安会严密监视，但仍然努力传道。苏联的人民要是觉得有人想跟 他们谈论宗教的话题，就马上报警。尽管这样，我们继续传道，虽然起初没有什么成果。但是，随着时间过去，真理发挥作用，一些当地人开始改变了。举例说，一个俄罗斯男子喝酒喝得很厉害，他学了真理后，使生活跟圣经原则一致，成为一个热心的见证人。后来，国安会的官员把他叫去，对他说：‘你整天跟谁在一起？那些见证人是乌克兰人。’

“这个弟兄回答：‘过去我喝得醉醺醺，醉倒街头，你们也不管我。现在我改变了，做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你们倒说不喜欢。虽然很多乌克兰籍的见证人离开西伯利亚，但接受上帝教导、学习怎样生活的西伯利亚人却会留在这里。’”

几年后，伊尔库茨克的官员写信给莫斯科说：“这里的几个工人声称，所有［耶和华见证人］都应当被送到北方的一个地区，叫他们与世隔绝，使他们的思想受到改造。”西伯利亚当局也好，莫斯科当局也好，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叫耶和华见证人噤口不言。

“都会把你们所有人枪毙”

1957年年初，当局采取新的策略，对付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派人跟踪弟兄，又搜查他们的家。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回忆说：“有一次，我传道后回家，看见屋内所有东西都翻得凌乱不堪，原来国安会来找我们的书刊。他们逮捕了我，盘问了两个月。那时，我们的小女儿尤利娅才11个月大，大女儿就只有两岁。

 “负责盘问的官员问我：‘你不是德国人吗？’那时候，许多人认为德国人相信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憎恨德国人。

“我说：‘我并不热衷于国家主义，但如果你所说的德国人，是指被纳粹党关在集中营里的那群德国人，那么我就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在以往称为圣经研究者，现在叫耶和华见证人。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没有见证人发射过一颗子弹或大炮，伤害过任何人。这些德国人令我感到骄傲！’

“负责盘问的官员一言不发，我接着说：‘我深信，没有耶和华见证人参与任何叛乱或暴动。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就算受到禁止，他们还是坚忍不拔地崇拜上帝。见证人也承认政府的权柄，只要政府的法律跟造物主的要求没有抵触，见证人都会顺服政府。’

“这时，官员出乎意料地打断我的话，说：‘我们从没有这么仔细地研究过任何团体，像我们研究见证人和他们的活动那样。我们要是找到 任何对你们不利的记录，哪怕是流过别人一滴血，都会把你们所有人枪毙。’

“我想：‘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勇敢无畏地事奉耶和华，他们的好行为救了苏联弟兄姊妹的性命。所以，我们在苏联忠心事奉上帝，也许对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有所帮助。’这个想法增添了我的力量，使我决心遵行耶和华的道。”

见证人被囚在五十多个劳动营里

苏联的耶和华见证人严守中立、热心传道，激怒了当权的政府。（马可福音13:10；约翰福音17:16）很多时候，由于弟兄立场坚定、忠贞不渝，结果受到不公正的刑罚，被监禁许多年。

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在全球举行的199个大会里，46万2936个出席大会的代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后来这项决议提交给莫斯科的苏联部长理事会。以下是决议的节录：“耶和华见证人被囚在五十多个劳动营里，有的在苏联辖下的欧洲地区，有的在西伯利亚，还有的在北冰洋的地区，甚至远达北极的新地岛。……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耶和华见证人被人指为共产党员；可是在共产党国家，他们则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共产党政府指控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判处他们长达20年的监禁。但他们却从没有参与任何颠覆活动。”遗憾的是，这项决议并没有使苏联的耶和华见证人的境况得到改善。

 在苏联做父母的耶和华见证人，尤其在养育儿女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弗拉基米尔·索斯宁来自莫斯科，有三个儿子。他说：“苏联政府规定，孩子必须上学。老师和其他学生向我们的孩子施加压力，要孩子加入倡导共产思想的组织。我们固然希望孩子接受所需的教育，并且从旁辅导他们的功课。可是，学校提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养成爱耶和华的心，确实不容易。所以，父母要格外耐心，并坚忍地教导孩子。”

被诬告割下女儿的耳朵

家在西伯利亚的谢苗·科斯特列夫和达里娅有三个孩子。谢苗说：“那个时候，人们认为耶和华见证人是狂热的教徒。1961年，我们的二女安拉上一年级。有一天她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有个孩子不小心弄伤了她的耳朵。第二天，老师问她怎么回事，安拉没有回答，因为她不想说出是那个孩子做的。老师知道我们是见证人，于是断定我们打她，强迫她按照圣经原则生活。学校向公诉官员报告这件事。我工作的地方也获悉这事。调查持续了约一年，最后于1962年10月开庭审讯。

“审讯前两周，在文化宫大楼外悬挂着这样一幅标语：‘危险的耶和华教派即将受审’。我和妻子被指控的罪名是：按照圣经养育孩子和残暴不仁。法庭声称我们强迫女儿祷告，而且用铁桶的边割下她的耳朵！这件案的唯一证人就是安拉，可是她已被送进了基廉斯克 的孤儿院，就在我们居住的伊尔库茨克以北约700公里。

“法庭里挤满了共青团员，当法庭退庭商议时，群众骚动起来。我们被人推挤，受人咒骂，有些人要我们脱下‘苏维埃’的衣服。人人都呼喊说，‘杀死他们’，有些人甚至想即时把我们杀掉。群众越来越激愤，可是法官还没有露面。退庭商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当人群涌上来的时候，一个姊妹和她不信主的丈夫就站在我们面前挡住人群，恳求他们不要伤害我们，这对夫妇设法向群众解释，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全靠他们，我们才得以死里逃生。

“最后，一个法官和人民法庭的判事顾问走了出来，宣读判决：我们失去做父母的权利。我被拘留，然后被送到劳动营监禁两年，接受改造。我们的大女儿获知，她要住进孤儿院里，因为她的父母属于一个危险教派，会危害她的成长。

“我们的儿子因为只有三岁，获准跟达里娅一起生活。刑满后我回到家。我们跟以往一样继续做非正式见证。”

 “我们为孩子感到骄傲”

“安拉13岁时离开孤儿院，回家跟我们一起生活。1969年，我们看见她受浸象征献身给耶和华，心里乐开了花！大约这个时候，市内的文化宫举办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演说。我们决定去听听他们会怎样说。一如既往，他们谈得最多的，总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有个发表演说的人举起一本《守望台》，说：‘这本杂志既有害又危险，也破坏我们祖国的团结。’然后他举了个例子：‘这个教派的成员强迫他们的孩子读这些杂志和祷告。有一个家庭的小女孩不想读这本杂志，耳朵就被爸爸割了下来。’安拉非常震惊，因为她就坐在听众中聆听演说，两只耳朵还好好的。她没有吭声，因为担心会再次失去爸妈。

“我们的儿子鲍里斯13岁时，献身给耶和华并受了浸。有一次，他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见证人一起在街上传道，那时我们的活动仍然受到禁止。他们没有带圣经，也没有圣经书刊。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所有孩子都被带到民兵站。民兵审问他们，并搜查一番，却没有发现什么，只找到一张写了几节经文的纸条。孩子都获准 回家。鲍里斯回到家里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和其他弟兄怎样为耶和华的名受到迫害。我们为孩子感到骄傲，在考验的时候，耶和华扶持了他们。这事以后，有好几次国安会传唤了我和达里娅。一个官员说：‘你们的孩子应该被送到少年刑事营去，不过很可惜他们还不到14岁。’结果，由于儿子传道，我们要付罚款。

“今天，我跟儿孙一起住，他们都按着真理行事。大女儿住在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她还没有事奉耶和华，但她尊重我们，也尊重圣经，经常来看我们。2001年，达里娅去世，至死忠心事奉耶和华。至于我，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跟会众一起到偏远地区传道，寻找‘秉性适宜得永生的人’。（使徒行传13:48）我相信不久耶和华会满足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就像以赛亚书65:23所说的那样。”

父母树立榜样

弗拉季斯拉夫·阿潘丘在俄罗斯的伯特利服务。他记得父母从小就教导他和弟妹要爱上帝。他说：“1951年，父母从乌克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教导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努力使耶和华的心欢喜。我真的很感激父母，他们总是能在儿女面前坦诚地谈论自己的缺点，他们不会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显然，他们很爱耶和华。爸爸妈妈经常乐呵呵的，特别是跟我们讨论属灵话题的时候。我们看出，他们真的很喜欢沉思属灵的事和谈论耶和华。这推动我们也沉思有关耶和华 的真理。我们憧憬在新世界里人们怎样生活，一切都会非常美好，不再有疾病和战争。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整班同学都加入了一个苏维埃的少年组织，叫做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对苏联大部分孩子来说，加入少先队是很大的荣幸，我的同学都热切期待这一天。学校要求每个人写一份正式的誓言，表明自己准备好加入苏维埃少先队，少先队是共产社会的未来栋梁。我拒绝加入，因而受到老师惩罚，被关在教室里。她说：‘你不写誓言就别想出来。’过了几个钟头，有些同学敲窗户，引逗我出来跟他们一起玩耍。我却留在教室里，坚决不写誓言。近傍晚时，另一个老师来到，看到我一个人在教室里，最后让我回家。这是我第一场胜利，能够做一点事叫耶和华的心欢喜，使我感到自豪。（箴言27:11）我回到家，告诉爸妈所发生的事，他们很高兴，爸爸说：‘孩子，做得好！’”

他们认为圣经含有反苏维埃的思想

有时候，弟兄只是因为拥有圣经就会被控和受审。娜杰日达·维什尼亚克说：“我和丈夫那时还没有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但真理已经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有一次， 警察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我还穿着工作衣服就已被他们带走。我的丈夫彼得也在上班的地方被警察带走。在这之前，警察搜查过我们的家，搜出一本圣经和《渡过哈米吉多顿，进入上帝的新世界》册子。彼得没想到他们把我也逮捕了，因为我已有七个月的身孕。

“当局指控我们反对苏联政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相信圣经，并相信上帝的权力高过苏联的政权。

“我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想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

“最后我们受审，这离我的产期只有两周。法官容许听审期间有小休的时间，好让我在武装士兵陪同下， 到外面走动走动。有一次，士兵问我犯了什么罪，这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向他做见证。

“法官宣布，从我们家里没收的圣经和书刊含有‘反苏维埃’的思想。能够跟书刊甚至圣经一同被控是反苏联的，我感到很荣幸！法官问我们在什么地方认识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说在沃尔库塔的一个劳动营，法官就很气愤的喊道：‘我们的劳动营竟容许这样的事发生！’我们两人都被定罪，判在劳动营里关押10年，接受改造。

“彼得被送到俄罗斯中部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但我却被单独监禁起来。1958年3月，我生下儿子。在那些艰难的日子，耶和华是我最好的朋友，常常给我帮助。我母亲接了孩子到她的家并照顾他。我则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关押在一个劳动营里。

“八年以后，我刑期未满就被释放了。我记得营房的女警卫向众人大声宣布，指出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反苏联’的话，我们的书刊纯属宗教性质。重获自由后，我在1966年受浸。”

在监狱和劳动营里，圣经和圣经书刊尤其珍贵。1958年，在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里，弟兄定期举行聚会。一群人讨论《守望台》的时候，为了避免给劳动营的警卫撞过正着，几个弟兄会把风，这些弟兄彼此的距离不远，可以听到对方说话。如果弟兄一看见警卫出现，就会对不远的弟兄说“来了”。弟兄一个传一个， 传到正在聚会的小群人。他们马上散开，把杂志收藏起来。但很多时候，警卫是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的。

有一次弟兄被警卫撞见了，鲍里斯·克雷利佐夫决定分散警卫的注意力，不让他看见他们的杂志，于是抓起一本书就跑出营房。警卫紧追不放，追了很久终于追上了他，才发现他手里的书是列宁的著作。虽然他被单独监禁了七天，但是他很高兴杂志没有落在警卫的手中。

在莫斯科撒播真理的种子

起初，只有一小群人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热心宣扬王国的好消息，鲍里斯·克雷利佐夫就是其中一个。他忆述：“我在建筑工地做监工。我和一小群弟兄姊妹设法向人作非正式见证。国安会获悉我向人传道，就在1957年4月搜查我的家，找到圣经书刊，立即逮捕了我。督察盘问我的时候告诉我，耶和华见证人是国内最危险的一群。他说：‘如果我们释放你们，很多苏联公民就会加入你们的阵营。所以，我们认为你们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

 “我说：‘圣经教我们要奉公守法。但圣经也说我们必须先追求王国和上帝的正义。真基督徒从不会参与任何颠覆活动。’

“督察问：‘我们搜出来的书刊，你是怎样得到的？’

“我问他：‘书刊有什么问题？书刊只谈论圣经的预言，没谈到任何政治话题。’

“他回答：‘你说得没错，但书刊却是外国出版的。’

“后来，我被关押在弗拉基米尔市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我虽然被彻底搜身，但还能把抄写在薄纸上的四期《守望台》带进营里，这真叫我感到意外。显然耶和华帮助了我。在我的囚房，我将这四期《守望台》重抄一遍。我知道还有其他见证人在营里，他们已经七年没有收到任何灵粮了。我通过一个负责清洁楼梯间的姊妹，把这些杂志抄本传给其他人。

“可是，有个跟弟兄们来往的人向狱长告密，说有人在传递圣经书刊。他们马上搜查每个人，把杂志拿走。一会儿，他们来到我的囚房，在床垫下找到四本杂志。我被单独监禁了85天。尽管这样，耶和华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们。”

苏联政府弄巧成拙

苏联政府想方设法要改造耶和华见证人的思想，要他们接受苏联的政治见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派人到营中演说。维克托·古特什米特说：“有人经常来我们 的劳动营发表演说，提倡无神论。弟兄常常发问，有时最简单的问题，发表演说的人也答不上来。通常礼堂里坐满了人，人人都认真聆听。他们是自愿来听的，因为感到好奇，想听听演说结束后见证人会说些什么。

“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劳动营发表演说，他以前是俄罗斯正教会的教士。大家都知道他关在劳动营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他发表演说后，一个弟兄问他：‘你进监前已是个无神论者？还是之后才相信无神论的？’

“他回答：‘想想，有人进了太空，却没有看见上帝。’

“弟兄问：‘你当教士的时候，真的认为上帝只在地球上面200多公里的地方观看世人吗？’他无言以对。这番话令很多囚犯再三思考，之后，有些人开始跟我们学习圣经。

“在另一次演说中，有一个姊妹请求获准说话。发表演说的人说：‘好吧，你很可能是个耶和华见证人。’

“姊妹说：‘假如有一个人站在田里，大喊大叫说：“我要杀你！”但他周围什么人也没有，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发表演说的人回答：‘他肯定有点不对劲。’

 “‘假如上帝不存在，为什么要攻击他呢？他要是不存在，根本就没有攻击的对象！’听众立时爆出笑声来。”

传道的人一定会回来

当然，政府当局不仅派人到劳动营发表演说，宣传苏维埃的理念。他们也派人到各地，特别到大城市发表演说，那些老练的人就会走访城镇，特别到访那些有许多耶和华见证人的城市，例如沃尔库塔、因塔、乌赫塔和瑟克特夫卡尔。古特什米特弟兄说：“1957年 的一天，有个人来到因塔的文化宫向矿工发表演说，有300人聚集在那里。他谈到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和传道工作。他准确无误地描述了我们的传道方法，说我们探访人15次，逐步向人讲解圣经的信息，他也说：‘如果你不拒绝传道的人，他一定会回来。第二次探访之后，如果你再不拒绝，那么他就会来第三次啊。’

“有两小时，他谈到我们做其中六个续访时会说什么话，只字不漏，还从笔记中读出我们会用的所有经文。他发表这个演说时，我在劳动营里服刑，我妻子波利娜写信告诉我这事，还说出席的弟兄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演说后，报纸刊登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负面报道，但也详尽叙述见证人对上帝王国的信仰。另外，整个演说也在电台广播。多亏他们这样做，许多因塔市的居民可以听到，耶和华见证人怎样传道和传讲什么信息。

“1962年，一个从莫斯科来的人发表了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演说。他谈到见证人的现代历史，之后他说：‘每个月都有大量的自愿捐款送到布鲁克林，好资助见证人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他们当中做领导的，甚至不拥有自己的衣柜。家务员和社长都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他们当中没有区别，全都以弟兄姊妹互相称呼，就像我们彼此称呼同志一样。’

“有一会儿，礼堂里鸦雀无声。发表演说的人又说：‘尽管他们的信仰理念也许看来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接纳， 因为我们要凭自己双手和头脑来创建我们的思想理念，我们不需要上帝。’

“这个演说大大鼓励了我们，这是头一次我们听到政府谈到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实情。这些演说也给许多人机会，从政府当局听到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真实报道。但是，人们仍然需要知道圣经真理怎样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监视不一定成功

许多年来，国安会常常窃听见证人的电话、截取他们的邮件和用其他方法监视他们。有时候，国安会在负有职责的弟兄的家里秘密安装窃听器。格里戈雷·西武尔斯克在受禁制的25年期间做区域监督，他忆起1958年时怎样发现阁楼有了窃听器：“我们住在西伯利亚的图伦城郊一栋两层楼的公寓，我们在二楼。有一次我回到家，听见从阁楼发出电钻声，就知道国安会正在安装窃听器，好偷听我们的话。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惯常这样做。我们大部分的书刊藏在阁楼里和屋檐下。

“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我告诉他们我的疑虑，大家同意暂时在家里不谈论会众的事。我们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整个星期都开着。到了周末，一个弟兄和我爬上阁楼，找到窃听器的电线。电线穿过两排木板中间，绕过屋檐，向着城市延伸，最后连接到国安会的办公室。毫无疑问，他们录下了一切，但只是录得电台的节目。”

 国安会混进上帝的组织

国安会看出，公然迫害见证人，并不能消减他们的热心，于是决定用狡计来分化见证人。国安会在弟兄当中撒播怀疑的种子，使他们不但不信任做监督的弟兄，也对上帝的组织产生怀疑。国安会所用的一个计策，就是安排老练的奸细渗入会众。

有几个内奸获得委任，在组织里负有督导的职责。这些假弟兄用尽方法使传道工作缓慢下来，他们制造令人惶恐不安的气氛，使人对带头的弟兄产生怀疑。此外，他们还将弟兄运来的书刊收起来，交给国安会。一份报告显示，从1957年到1959年，仅是两个内奸就将500本《守望台》及其他书刊交给国安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些弟兄开始不信任苏联的督导委员会。那时谣言四起，有人说督导委员会的一些弟兄其实是为国安会工作，出卖忠心的弟兄，包括那些负责复制书刊的弟兄。伊万·帕什科夫斯克回忆说：“1959年4月，新的督导委员会成立了，我是其中一个成员。我们下定决心，无论撒但 用什么手段破坏弟兄的团结，我们都要捍卫真理。那时，我们踏入了苏联耶和华见证人的历史上的最艰难时期。”

有些弟兄由于疑心重重，就不再把会众的报告发给督导委员会。会众的传道员依旧热心传道，按时递交报告，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报告不再交给督导委员会了。到了1958年，由于一些弟兄的做法，几千个传道员跟督导委员会的联系就中断了。在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后来甚至在苏联的其他城市，离心分子的数目不断增长。1958年3月，这些人还组成自己的“督导委员会”，希望所有会众都承认这个委员会。

中央长老团用尽一切方法，好帮助苏联的弟兄再次团结一致地崇拜耶和华。艾尔弗雷德·拉泰文住在瑞士，是北欧办事处的监督，那时正督导苏联的工作。1959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俄罗斯的弟兄，说明耶和华只会赐福给那些努力保持团结、热心宣扬王国好消息的人。一些分离分子接受这个劝告，设法对组织委任的督导委员会重建信心。可是，还要过了好几年的时间，他们才完全恢复信心。这其间，督导委员会仍然通过运送书刊的弟兄，向他们提供灵粮。这些人虽然研读书刊，但他们还是没递交传道报告。

国安会继续在弟兄当中散播怀疑的种子。他们故意不监禁某些人，却将另一些人关进监狱。这使弟兄觉得，那些没有被监禁的见证人跟国安会合作。于是，许多人起了很大的疑心，也挑剔负有职责的弟兄。

 受到广泛宣传的审讯

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官员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提交一份报告，说：“［伊尔库茨克州的耶和华见证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地下活动。1959年下半年，国安会找到了五个地下印刷室。”这些印刷室位于西伯利亚的济马市和图伦市，以及在基托伊、十月镇、扎拉里等乡村。当局发现了这些印刷室后，就开始逮捕参与印刷工作的人。

最早被捕的四个弟兄写下了有关印刷工作的证言。负责盘问的官员用狡计强迫四个弟兄这样做。然后，国安会 扭曲了他们的证言，并刊登在当地的报章。这四个弟兄获释，另外八个弟兄被捕。这宗案件定于1960年4月在图伦市开审。国安会准备大肆宣传，使审讯广为人知。他们打算用那四个获释的弟兄做控方的证人。会众里不少人以为，那几个弟兄已经加入了国安会那一边。

国安会也打算利用这个虚有其名的审讯，来破坏听审的见证人的信心，还使当地居民反对见证人。于是开审前，国安会组织参观活动，让公众看看多年来弟兄用来印刷书刊的地下室。之后，市内很快就流言满天飞，说有个地下“教派”在市内活动。审讯的日子到了，超过三百人挤满大堂，当中有报章和电视台的记者，甚至有来自莫斯科的记者。很多耶和华见证人也到场听审。

法庭里顿时一片混乱

可是，国安会的阴谋未能得逞，这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那四个弟兄觉察到自己做错了，不应该提供证言。审讯前一天，他们全都下定决心，尽一切所能荣耀耶和华。审讯期间，他们声明他们是被骗的，他们的证言也被扭曲了。然后他们宣布：“我们甘愿跟我们的弟兄一起坐在被告席。”法庭里顿时一片混乱。

当被告的弟兄接受盘问时，他们的回答没有牵连到其他人。例如，法官问格里戈雷·季姆丘克，谁在他的家设立了印刷室，他回答：“是我。”问他是谁印刷书刊 的，他回答：“是我。”再问是谁分发书刊，他回答：“是我。”那么是谁购买和运送纸张，他回答：“也是我。”然后检察官问：“你真厉害！难道你是老板、供应商，也是工人吗？”

“信的内容暖人心窝！”

由于控方没有证人，于是检察官转而指控弟兄勾结外国人。他拿出一封信作为检控证据，这封信来自布鲁克林伯特利的内森·诺尔。米哈伊尔·萨维茨基也在场听审，他说：“国安会截获了诺尔弟兄写给苏联弟兄的信，检察官在法庭上将信朗读出来。对于在场的所有见证人来说，这封信是来自耶和华的宝贵礼物。信的内容暖人心窝，谈到圣经的明智劝告，鼓励我们怀着爱心为信徒同工服务，并要在考验下保持忠贞。此外，这信也激励耶和华见证人要在一切事上信赖耶和华，恳求他赐予智慧和指引，也要跟受委任的弟兄紧密合作。检察官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出来。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觉得好像在参加大会一样！”虽然弟兄获判不同刑期的监禁，但在场的见证人都坚定不移，决心事奉耶和华。

再次团结起来，喜乐地崇拜耶和华

国安会认为，他们已经使耶和华见证人在苏联的活动停顿下来，于是他们想乘胜追击。1960年，450多个弟兄，包括一些带头的弟兄，突然被关在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劳动营。这些带头的弟兄当中，有的是忠于上帝 的组织，有的是离心的弟兄。国安会以为，把他们关在一起，会使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彻底分裂。劳动营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煽风点火的文章，谈到谁会跟谁斗争。可是，弟兄却抓着机会，化解争端，设法团结合一。

约夫·安德罗尼克回忆说：“忠于组织的带头弟兄劝勉每个见证人，包括离心的弟兄，都要竭力保持和睦。他们特别提到《守望台》（俄语）1961年9月1日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上帝应许蒙悦纳的人会团结一致》。文章说明耶和华怎样指引他的古代子民，举出圣经的原则和例子，并讨论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努力使会众保持团结和睦。仔细研读过文章后，许多人都有良好的 反应，他们意识到弟兄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灵粮有助于弟兄团结起来

上述的《守望台》文章也帮助在监狱外面的见证人再次团结起来。负有领导职责的弟兄向上帝祷告，一起研读文章。文章提到卢述福弟兄患病在身，在1941年8月的大会发表了他最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鼓励弟兄要紧紧依附耶和华的组织，不要跟随世人的领袖，他说：“每当某个运动开展得很好，人们会说，带头的一定是个一呼百应的人，所以许多人跟随他。如果你们相信我只是主的一个仆人，我们团结一致，并肩为上帝和基督服务，就请说‘是’。”全场热烈回应，异口同声地说：“是！”

米哈伊尔·萨维茨基忆述：“在那些日子，苏联的见证人特别需要团结合一。我们非常感激耶和华，他本着爱、耐心地在灵性上扶持我们。一个离心的弟兄也在场聆听演讲，他立即向我要那本杂志，他说：‘可以把杂志给我吗？我想读给布拉茨克和其他地方的弟兄听。’我告诉 他这期杂志我们只有一本。他向我保证一个星期后会交还给我。他真的如期交还杂志，同时也交了许多会众多个月来的传道报告。结果，许多弟兄姊妹重新投入耶和华那精诚团结的大家庭的怀抱。”

三十多年来，伊万·帕什科夫斯克是督导委员会的成员。他忆述：“我们通过一个从外国来的弟兄，请诺尔弟兄呼吁苏联全国的弟兄都要团结起来，顺服组织的安排。诺尔弟兄答应了，并在1962年寄了信来。他的信以英语写成，翻成俄语，我们共收到25份副本。这封信确实叫许多人醒悟过来。”

绵羊听到牧人的声音

督导委员会努力使弟兄同心同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真不容易。到了1962年夏天，有一个区域的弟兄已跟组织再次团结起来。灵性成熟的弟兄受到委任组成特别的委员会。耶和华赐福给这些弟兄，给他们“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3:17）阿列克谢·加布尔基亚从1986年到1995年做分区监督，他回忆说：“1965年，我们在西伯利亚－乌索利耶跟督导委员会的弟兄会面。委员会的弟兄吩咐我们，设法联络所有因为流放、监禁和纷争而分散各地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跟会众再次团结起来。他们给我们一些地址，好让我们着手寻找这些人。我负责的地区包括托木斯克州和克麦罗沃州，还有新库兹涅茨克和新西伯利亚这两个城市。其他弟兄则负责另外的地区。我们的工作是要组织会众 和各小组，还要委任会众的仆人和训练他们。另外，我们需要策划运送书刊的路线，并安排会众在受禁期间的困难情况下举行聚会。不久之后，我们探访了84个跟组织失去联系的弟兄姊妹。耶和华的‘绵羊’能够再次听到优秀牧人的声音，跟他的子民并肩事奉他，这令我们多么高兴！”（约翰福音10:16）

不久，许多离心的弟兄再次接受督导委员会的指引，并开始提交他们的传道报告。到了1971年，超过4500个传道员跟耶和华的组织再次团结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见证人的活动仍然受到禁制，传道工作却继续进行，不断有新人加入会众。

珍贵的缩微胶片

在苏联，既勇敢又谨慎的弟兄要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复制灵粮。可是，灵粮首先是怎样送到他们那里的呢？

弟兄利用缩微胶片来保存灵粮，这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邻国的弟兄把杂志、书籍和册子拍摄在缩微胶片上，这些书刊主要是俄语、乌克兰语，也有一些其他的语言。缩微相机装有长达30米的胶卷，弟兄会小心翼翼地将书刊逐页拍摄，而且要重复拍摄很多次，这样就会有许多储存了灵粮的胶片，方便分发。结果，在受禁制期间，大量灵粮被拍摄在许多公里长的缩微胶片上。为了方便处理，胶片被切成每片大约20厘米长，然后由弟兄偷偷运进苏联。

 西伯利亚的地下印刷室

复制圣经书刊的工作非常艰巨，但耶和华赐福给弟兄，使他们能够做到这项工作。单在1949至1950年的一年间，弟兄复制了大量灵粮，并且运送了4万7165份书刊到各群会众。此外，督导委员会报告，同一段时间中，尽管受到猛烈的反对，全国举行了3万1488个聚会。

由于书刊的需求不断增加，弟兄需要设立更多印刷室。斯塔赫·萨维茨基说：“1955年，弟兄想在我的家设立一个地下印刷室。我父亲不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事先征得他的同意。我们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在门廊下面挖了一个地洞，挖出30立方米的泥土，建了一个2米乘4米的房间。我们将挖出来的泥土运走，并想办法藏起来，不让别人发觉。我们挖到1.5米的深度时，遇到了冻土。于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妈妈就用干柴点燃小火，使泥土解冻，同时设法不引起邻居的注意。地洞挖好后，我们用木板建造了一个天花板和地板。这个地下印刷室一旦完工，一对夫妇就搬了进去。他们住在那里，也在那里工作。妈妈帮他们煮饭洗衣，照顾他们。这个印刷室一直运作到1959年。

“1957年，负责督导复制书刊的弟兄问我：‘你能帮手印刷吗？我们每个月要印制至少200本杂志。’起初我印制200本杂志，后来增至500本。可是，书刊的需求日益增加。印刷工作要在夜间进行，因为我们这些被 流放的人，白天要在监管下从事生产劳动，每周只许休息一天。

“放工回家，我就到地下印刷室工作。我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因为印刷工作一旦开始，就要继续下去，直到印完为止，否则油墨就会干了。我不可以印刷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下，待迟些才继续印刷。有时候，我印刷好500页的纸张后，要仔细检查，用针头除去多余的油墨，让字迹清晰。地下室里不通风，印刷好的纸张很难吹干。

“我连夜把印刷好的杂志送到离我家20公里的图伦市。我不知道这些杂志随后会送到哪里去，但我知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西伯利亚－乌索利耶，以及其他城镇的耶和华见证人，都会用这些杂志。

“1959年，负责督导的弟兄请我协助设立新的印刷室，地点就在图伦市的火车站附近。由于在我家设立印刷室时，我曾做过挖土、安装电灯等工作，这次做起来就驾轻就熟了。耶和华也赐我们智慧。完工后，一个家庭搬了进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左右。国安会后来发现了这个印刷室。当地的报纸报道：‘电灯路线的设计真不简单，就算经验丰富的电工也摸不着头脑。’

“除了我的家人，就只有几个弟兄知道我做印刷工作。会众的弟兄姊妹一到晚上就看不到我的人影，于是很担忧我的属灵情况。他们来我家找我，想鼓励我，但我总是不在家。那些日子我们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所以参与印刷工作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莫斯科复制书刊

见证人急需更多圣经和圣经书刊，这是政府当局清楚知道的。中央长老团一次又一次请求苏联政府，允准见证人印刷或进口圣经书刊。可是，当局不是拒绝就是置之不理。由于书刊短缺，弟兄不断在全国各地包括在莫斯科，想方设法复制更多书刊，好能提供灵粮给会众和小组。

1957年，斯捷潘·列维茨基被判监禁10年，因为当局在他餐桌的桌布下找到一期《守望台》。斯捷潘说：“监禁了三年半后，最高法院撤销对我的判决。获释之前，弟兄建议我搬到莫斯科附近的地方，从事传道和其他属灵的活动。我找到一个住所，离莫斯科有两小时的路程。我开始在首都的各个地区努力传道，并获得耶和华赐福。几年后，一个小组在莫斯科成立了。1970年，我奉派做分区监督，探访的地区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戈尔基（现称下诺夫哥罗德）、奥列尔和图拉。我也负责提供书刊给会众。

“我深信耶和华的旨意是，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地方的弟兄都能收到圣经书刊。我在祷告里向耶和华表达了我的愿望，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出色的专业印刷技师，他跟莫斯科几个印刷厂都有联系。有一次，我不经意地问他，可不可以通过莫斯科的印刷厂印制一本袖珍版的书。

“他问：‘什么书？’

 “我紧张地回答：‘《从乐园的失落到乐园的复得》。’

“他有个好朋友在一个印刷厂工作。这人是个共产党员，并领导一个党组织。他为了赚些钱，同意为我们印刷小量书籍。弟兄拿到这本研读圣经的课本，多么喜出望外！

“为了印刷我们的书刊，我和印刷技师都要面对很大的风险。书籍一旦印刷好了，通常是在夜间，就要马上运走，而且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使这个安排顺利进行。这个印刷厂印刷了很多圣经书刊，包括《真理必使你自由》和《导至永生的真理》，还有诗歌集！ 我们确实在适当的时候得到灵粮。（马太福音24:45）有九年的时间，这个印刷厂为我们印刷书刊。

“可是有一天，出乎意料，正当印刷技师为我们印刷书刊的时候，印刷厂的主管突然到来。印刷技师立即转而印刷一本有关健康的杂志。可是他由于太匆忙，一不留神，把我们书刊的六页也放进杂志里。主管把刚印好的杂志拿到办公室看。她读到杂志里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时，感到很惊讶，叫印刷技师来到办公室，问杂志里怎么会有这些资料。之后，这事交由国安会处理。印刷技师害怕会被判处长期徒刑，于是和盘托出。国安会很快就找到我，他们很熟悉我，认为我是莫斯科唯一的耶和华见证人。我被判入狱五年半。”那个印刷技师则被判了三年。

“愿哈米吉多顿早日来到！”

许多弟兄姊妹被关在监狱里一段很长的时间。格里戈雷·加季洛夫曾坐牢15年。他回忆说：“我被关进的最后一个监狱，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白天鹅’。监狱坐落在高加索山脉五个山头上的其中一个，这里风景如画，位于山脉的丘陵地带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皮亚季戈尔斯克。在这个监狱里，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可以跟不同的人谈及真理。我的牢房就是极佳的‘传道地区’，我不用去其他的地方。狱警把新的囚犯带来，隔几天就把他们带走，而我总是关在那里。他们偶尔会把我带到另一个牢房。我努力 向每个囚犯彻底作见证，跟他们谈论上帝的王国。很多人问及哈米吉多顿。有些囚犯很惊讶，竟然有人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囚禁这么长时间。囚犯甚至狱警有时问：‘何不放弃信仰，回家去罢！’每当有人对真理感兴趣，我都非常高兴。有一次我看见有人在牢房的墙上涂鸦，写了‘愿哈米吉多顿早日来到！’尽管狱中的生活毫无喜乐，但能够向人谈论真理，却令我非常高兴。”

“你们当中有约拿达吗？”

很多热心事奉耶和华的基督徒姊妹也被关进劳动营。（诗篇68:11）季娜伊达·科济列瓦想起在营中，姊妹怎样彼此相爱，还对不是见证人的囚犯表现爱心。她说：“1959年，我受了浸还不到一年，薇拉·米哈伊尔洛瓦、柳德米拉·叶夫斯塔菲耶瓦和我被关在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劳动营。这个劳动营关押了550个囚犯。我们抵达时，有几个妇女站在门口。

“她们问：‘你们当中有约拿达吗？’

“听到这话，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我们亲爱的姊妹。 她们立即拿食物给我们，并问我们一些问题。她们热情洋溢，流露出由衷的爱，我在自己的家里也从未体验过这样的爱。这些姊妹得知我们刚刚来到，就关照我们，扶助我们。（马太福音28:20）不久我们就知道，这里提供灵粮的安排已经组织得井井有条。

“我们精诚团结，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尤其珍惜夏天到田里收割禾草的时候。劳动营的主管不怕我们会逃跑或违犯营规，只派一个士兵看管我们20至25个姊妹。老实说，其实是我们照看他！每当有人走近，我们都叫醒他，免得他因打瞌睡而受处罚。他睡着的时候，我们利用休息时间讨论属灵的话题。这个士兵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安排。

“1959年年底，一些姊妹和我被送到戒备森严的劳役营。我们被关在一个冰冷的囚房，房里有个窗口，但没有玻璃。我们夜晚睡在木板上，白天要劳动。当局派我们将蔬菜分类，并从旁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过了不久，他们看出我们不像其他囚犯那样会偷东西，就给我们一些干草铺在地上睡觉，还给窗口装上玻璃。我们在那里监禁了一年，之后所有姊妹都被送到伊尔库茨克的劳动营，这个营戒备得没怎么严密。

“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大约有120个姊妹被关在这个劳动营里。我们的第一个冬天极其寒冷，而且经常下大雪。我们在木厂里做苦工。监工经常搜查我们，想找到我们收藏起来的书刊。这看来是他们打发时间的唯一方法。我们学会怎样收藏书刊，但有时候却藏 得太隐秘了。有一次，薇拉和我把写着每日经文的纸藏在工作服里，藏得太好以致自己也找不到，可是，监工却找到了，结果我和薇拉俩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五天。当时正值严冬，室外的温度降至摄氏零下40多度，牢房里没有暖气，墙上都结了霜。

“牢房里有小小的水泥墩，只够我们坐。我们感到非常冷的时候，就腿靠墙、背靠背坐着。我们这样坐着睡觉，有时突然惊醒就会跳起来，因为担心睡着时冻死了。每天我们只有一杯热水和300克的粗麦面包。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很高兴，因为耶和华赐给我们‘超凡的力量’。（哥林多后书4:7）我们回到营房的时候，姊妹表现无比的爱心，准备了热腾腾的食物给我们吃，又预备了热水好让我们洗洗。”

“跟其他人合得来”

季娜伊达接着说：“在这个劳动营传道很不容易，因为囚犯不多，而且大家都认识见证人。面对这种情况，彼得前书3:1的原则最适用不过。我们看出，可以用不着一言一语，也能向人‘传道’。我们把营房打扫干净，把东西收拾整齐，彼此以温情相待，大家亲密无间。（约翰福音13:34,35）此外，我们跟不是见证人的囚犯保持良好关系，努力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为人，并留意别人的需要。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帮助那些不是见证人的囚犯。例如，如果有些囚犯需要人帮助他们计算数目，一个姊妹就乐意帮个忙。很多人看出耶和华见证人跟其他宗教的人不一样。

 “1962年，我们从伊尔库茨克的劳动营转送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在这里，我们也努力保持仪容整洁，注重个人卫生。我们的床铺总是干净的，而且折叠妥当。我们的营房约有五十个囚犯，大部分是姊妹。只有姊妹才会打扫营房，其他囚犯不喜欢做清洁工作。我们经常打扫营房的地板，先用沙打磨，然后再冲洗得干干净净，营房的主管提供我们所需的清洁用品。关在营房里的修女拒绝做清洁工作，知识分子也不愿做，我们得靠自己的劳力，使居住环境保持清洁。每当有姊妹获释，在她的品行报告上总会记录着：‘努力适应劳动营的生活，并跟其他人合得来’。”

身处在高高的花丛里，不易为人察觉

季娜伊达说：“有一次，几个姊妹写信给家人，叫他们寄一些开花植物的种子来，但开的花一定是大朵的。我们告诉主管想种一些漂亮的花，问能不能运一些肥沃的黑土到劳动营。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很喜欢我们的建议，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在营房旁边种植花圃，另外，还种了许多花，造成一条长长的小径。很快劳动营里百花齐放，有长茎的玫瑰、石竹和其他漂亮的花朵。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开花植物都很高。在花圃的中间，盛放着艳丽的大丽菊，和一簇簇五彩缤纷的大雏菊。我们在花间散步，在花丛后面学习圣经，把书刊藏在茂密的玫瑰花丛中。

“我们趁着散步的时候举行聚会。我们分成五人一组， 获派圣经书刊中的五段课文，每个人预先熟记一段。聚会以祷告开始，之后我们轮流背诵课文，并讨论课文的资料，最后以祷告结束聚会。祷告完毕后，我们继续散步。《守望台》印制成小型的册子［请看161页的图片］。我们每天都研读一些资料，特别是每日经文。我们也会背诵聚会的资料，一周举行三次聚会。除此之外，每个人还熟记整章的经文，彼此背诵，借此互相鼓励。由于我们努力将资料记在脑中，即使当局搜查时没收了我们的书刊，我们也不会因失去书刊而过度忧虑。

 “劳动营的主管想从其他囚犯查出，我们是怎样组织活动的，但很多囚犯对我们都有好感。跟我们住在同一个营房的奥尔加·伊温斯凯亚，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人兼作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的密友。奥尔加是个作家，她很喜欢我们，而且很欣赏见证人在营里组织得有条不紊。耶和华赐给我们智慧，特别在获得灵粮这事上，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做。”（雅各书3:17）

“已经受够了！”

季娜伊达继续讲述：“书刊是通过不同的途径，送到我们那里的。显然，耶和华指引一切，确保我们得到灵粮，就像他所应许一样：‘我决不离弃你，决不撇下你。’（希伯来书13:5）有时候，他使警卫变成好像瞎眼一样。有一次，正是冬天，我们的工作队进入劳动营的大门，警卫如常搜查我们，叫我们脱掉所有衣服。我是最后一个，身上有新收到的灵粮，我穿了两条裤子，灵粮就藏在里面的裤子之内。

“由于天气寒冷，我穿了很多衣服，像洋葱那样一层又一层！女警卫先是搜查我的冬天大衣，然后那件没有袖的棉外套。我决定拖延时间，希望她感到不耐烦，就不搜查下去。我慢慢地先脱下一件毛衣，又再脱一件。她仔细地搜查，我慢动作地解下几条围巾，然后脱下背心，一件衬衫，又另一件衬衫。最后只剩下两条裤子和那对毛毯靴子了。我慢慢脱下一只靴子，再脱另外一只。然后我开始脱下外面的裤子。这时我想： ‘现在该怎么办？如果她叫我脱下里面的裤子，我就得赶紧逃跑把书刊扔给其他的姊妹。’我刚脱下第一条裤子，那个女警卫就不耐烦地喊叫说：‘我已经受够了！快滚！’我立即穿上衣服，跑进劳动营去。

“我们从哪里获得书刊的呢？弟兄把书刊放在预先约定的地方，我们轮流到那里取书刊，并带进劳动营。书刊带入劳动营后，就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藏书的地方偶尔更换。我们也不断抄写书刊，把手抄本藏好。在夜间，我们躲在毯子下，但留着一个小开口，让窗外路灯的光照进来，就这样抄写书刊。我们常常保持忙碌， 不浪费一分一秒。我们去食堂用餐时，每个人也带着一张写了一节经文的纸。”

“你们等候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5年，出乎意料，苏联政府颁布特别命令，释放从1949年至195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所有见证人。可是，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获准返回原居地。那些不想留在西伯利亚的弟兄姊妹，就决定搬到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地区。

玛格达林娜·别洛希茨凯亚说：“自从被流放以来，我们在西伯利亚住了差不多十五年。那里冬天的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60度，而在夏天，牛蝇和蚊子成群结队，有时甚至飞进我们的眼睛里。全靠耶和华的帮助，我们才能熬过艰辛。可是，能够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撒播真理的种子，叫我们多么兴奋！15年来，我们每个月都要到当地的主管的办公室签署声明，申明我们不会逃离流放之地。主管 有时会来我们家住一夜，那时他对我们特别仁慈，问许多关于圣经的问题，以及怎样做才能按照圣经的教诲来生活。他想知道，我们既知道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会受到迫害，什么推动我们还这样做。有一次我们问他，我们有希望获释吗？他摊开手掌，问：‘掌心会长出毛来吗？’

“我回答：‘不会。’

“他接着说：‘你们获释的希望也是这样。’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如果你们的上帝采取行动，或为你们创造奇迹，那么就会有希望了。’

“1965年夏日里的一天，我到火车站去寄一封信。那个主管远远的看见我，就喊道：‘玛格达林娜，未经许可你要到哪里去？’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只去寄封信。’他走上前来，说：‘今天，你们会重获自由。你们等候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说：‘上帝使你们重获自由！’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可以搬到苏联境内的任何地方，只是不能返回原居地。我们仿佛听到耶和华呼吁我们：‘你们要分散到各地，热心传道。由于时势紧急，不要迟延，要四处传福音吧。’假如我们获准返回老家，许多人都会回到家乡定居。但由于政府不准我们这样做，人人不得不搬迁到新的地方去。我们一家决定在高加索定居下来。”

 结果，许多见证人分散到苏联各地。那一年，在俄罗斯联邦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一个官员脸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问道：“谁能告诉我，这个耶和华教派从何而来？我们这个秩序井然的新兴城市，刚由一群年青的志愿人员建成，这个耶和华教派就突然出现！”政府当局对耶和华见证人束手无策。上帝应许“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遍满大地”，任何人也不能阻挡上帝的旨意实现。（以赛亚书11:9）

“你们有‘圣水’”

见证人因为向人传道而被关进劳动营里。尼古拉·卡利巴巴在劳动营服刑很多年，他回忆说：“我们四个人被送到伊尔库茨克州维霍列夫卡村庄的劳动营，那里关押了大约七十个弟兄。营里没有饮用水供应，我们唯有从连接到污水系统的水管取水喝，但喝这样的水很危险。食物也是不能吃的，可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在这个劳动营里，只有耶和华见证人勤勤恳恳地工作，其他人都不想工作。不久，营里的主管留意到我们勤奋工作，将我们送往营外的其他地区做工。在那里，我们可以用水桶装满饮用水带回营里。很多囚犯来找我们说：‘我们听说你们有“圣水”，分些给我们吧，半杯也可以了。’当然，我们乐意把水分给他们。

“囚犯当中也有心地良善的人。他们有的以往是小偷或犯了其他的罪，但学习真理后，就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另一些囚犯却看来反对真理，并且公开跟我们作对。有一次，一个人来到劳动营发表演说，攻击耶和华见证人， 那些看来反对我们的人竟然为我们辩护，说他的话毁谤见证人。”

“我们会分组来见你们”

弟兄时常祈求耶和华赐予智慧，好让他们知道该怎样善用当前的处境，努力推广王国的工作。尼古拉接着说：“我们听说不久我们就会被转送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那里离莫斯科不远。我们离开之前，营里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想不到，看守耶和华见证人多年的某些官员和警卫对我们说：‘我们想听你们唱诗歌和谈论你们的信仰。我们会分组来见你们，每次有10人、20人，也许更多人。’

 “他们担心如果其他人知道，可能对他们对我们都不利，于是说会安排人在会面的地方望风。我们说，既然在这方面我们更有经验，所以也会安排自己的人把风。他们把风的方法跟我们的一样，在警卫室和会面地点之间，每隔相当距离就有士兵站岗。你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一群耶和华见证人唱诗歌给一群官员和警卫听，之后一个弟兄发表简短的圣经演讲，这情景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在王国聚会所举行聚会一样！我们就这样跟几群感兴趣的人举行聚会。我们亲身体验到，耶和华不仅照顾我们，也照顾那些诚恳的人。”

尼古拉又说：“我们从这个劳动营带了很多杂志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很多见证人关押在那里。弟兄给我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个暗格可以放书刊。弟兄想方设法，尽量使手提箱在检查时不会引起警卫的注意。在莫尔多维亚劳动营，我们受到非常仔细的检查。一个警卫拿起我的手提箱，大声说：‘这么重！里面一定有珍宝！’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我的手提箱和其他东西放在一旁，开始检查其他人的物品。检查完后，另一个警卫说：‘拿起你的东西，走！’我的箱子没有被检查，于是我能够带着新的灵粮进入营房，那里的弟兄非常需要这些灵粮。

“还有，我好几次把手抄的传单藏在靴子里。因为我双脚很大，靴子可以藏很多传单。我把传单藏在鞋垫下面，故意在靴子上涂上厚厚的润滑油。这种润滑油很难闻又很滑，所以警卫都不走近我，要远离我和我的靴子。”

 “警卫看守我们，而我就看守警卫”

尼古拉继续说：“在莫尔多维亚劳动营，弟兄派我督导复制圣经书刊的工作。我其中一个职责是要留意那些警卫，如果他们出现，就要让抄写书刊的弟兄有时间藏好所有的东西。警卫看守我们，而我就看守警卫。有些警卫决心要撞见我们抄写书刊，所以经常突然冲进营房。要留意这些人的行踪真不容易。其他警卫只是一天来营房一次，这些人比较宽容，不会为难我们。

“在这段日子，我们以书刊为底本来抄写，然后将底本藏在安全的地方。有些藏在炉子里，有些甚至藏在劳动营主管的办公室的炉子里。打扫主管办公室的弟兄在炉子里造了一个特别的小格子，许多珍贵的《守望台》底本就是藏在那里。无论警卫搜查得多么仔细，底本还是安安全全地放在主管的办公室。”

弟兄很善于收藏书刊。窗台是藏书的好地方。弟兄甚至学会把书刊藏在牙膏管内。只有两三个弟兄知道书刊的底本藏在哪里，如有需要，一个弟兄会拿出底本，抄写后又放回原处。这样，底本一直都藏在安全的地方。大部分弟兄都认为抄写书刊是一项殊荣，即使给人发现后会被单独监禁15天。维克托·古特什米特说：“在劳动营的10年，大约有3年我被单独监禁。”

用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抄写《守望台》

弟兄看出，劳动营的官员已想出特别的方法，来搜查并没收见证人的圣经书刊。有些官员尤其热中这样 做。伊万·克利姆科讲述：“有一次，带着猎犬的士兵把莫尔多维亚19号劳动营的弟兄带到劳动营外面，进行彻底的搜查。每个见证人都脱光衣服，甚至脚上穿着的破布也要脱下。但弟兄已把抄写了书刊资料的几页纸贴在脚底，所以士兵搜不到。还有，他们制了迷你册子，可以夹在手指中间。当警卫命令他们举起手来的时候，册子就藏在手指中间，于是有些册子就不致落在警卫的手中。”

弟兄还有其他方法保存灵粮。阿列克谢·涅波恰托夫说：“有些弟兄能写像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他们用笔头削得很尖的钢笔，在方格纸的每行抄写三四行的字。用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抄写杂志，一个火柴盒可容纳五六份《守望台》抄本。抄写的人要有非常好的视力，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晚上，所有的灯都关掉，人人入睡之后，这些弟兄才躲在毯子下面抄写书刊。唯一的照明来自营房门口那个昏暗的灯泡。弟兄连续几个月这样抄写，视力就受到损坏。偶然有个警卫留意到弟兄在抄写书刊， 要是他对我们有好感，就会说：‘还在写写……什么时候睡觉啊？’”

克利姆科弟兄忆述：“有一次，我们损失了很多书刊和一本圣经。这些书刊都藏在一个弟兄的假肢内。警卫强迫弟兄脱下假肢，然后把假肢摔碎。纸张散落在地上，他们拍了照，刊登在劳动营的报章上。然而，这个报道仍然对见证人有利，因为让许多人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只会致力于宗教活动。这件事过后，劳动营主管得意洋洋，对弟兄说：‘你们的哈米吉多顿到了，你们还能做什么！’可是，到了第二天，有人向他报告，耶和华见证人像往常一样举行聚会，唱歌和看书刊。”

跟检察长谈话

1961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检察长来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当他在营里视察时，走进了见证人的营房。检察长允许弟兄发问。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回忆说：“我问他：‘你认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真的对苏联很危险吗？’

“检察长说：‘不，我认为不是。’后来跟见证人谈话时，他无意中说：‘单在1959年，伊尔库茨克州获政府拨款500万卢布，用来应付耶和华见证人。’

“他言下之意是，既然政府花了500万卢布的国家刑事基金，来查清楚耶和华见证人这个组织，所以政府当局对见证人了如指掌。500万卢布是许多金钱。那个时候，5000卢布就可以买到一辆很好的汽车或一所 舒适的房子。所以，莫斯科当局一定清楚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不是危险人物。

“检察长接着说：‘假如我们任由苏联的人民对待见证人，他们会将你们全都杀掉。’他的意思是，苏联社会以整体而言，对见证人都没有好感。他这番话使我们意识到，千百万苏联人都受到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所影响。

“我们回答：‘他们真的会杀掉我们吗？当见证人在全苏联，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大会的时候，就会真相大白。’

 “他说：‘那时也许会有50万人站在你们那边，但其他人仍会留在我们这边。’

“我们跟检察长的谈话到此为止。他差不多说中了，今天在前苏联境内，超过70万人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他们聆听圣经真理的纯洁语言，而不是误导人的宣传。”

“你们把劳动营改建成耶和华见证人的度假酒店”

维克托接着说：“劳动营的官员带检察长去看看见证人所种植的花草树木，还有他们收到的包裹，包裹的东西依然放在他们的营房里，没有被人偷窃。检察长看着这一切，掩饰不住惊奇的神色。但是后来我们得知，他命令劳动营的主管砍下所有花草树木，并告诉主管：‘你们把劳动营改建成耶和华见证人的度假酒店。’他禁止见证人接收包裹，也关闭了售卖食物的亭子，不准见证人购买额外的食物。

“可是，令弟兄高兴的是，主管没有执行所有的命令。举例说，姊妹依然可以种花。秋天的时候，她们摘下花朵，扎成花束，送给劳动营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孩子。孩子在劳动营门口等着爸妈，拿到鲜花后就蹦蹦跳跳地上学去，笑脸像鲜花一样灿烂，这情景真感人。劳动营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孩子都很喜欢见证人。”

维克托说：“1964年年初的一天，一个警卫告诉我们，他的兄弟在国安会工作，说苏联政府正计划一个 反耶和华见证人的大型运动。可是那年年底，国家元首赫鲁晓夫突然被迫下台，迫害的浪潮随后也减退了。”

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唱王国诗歌

20世纪60年代，莫尔多维亚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劳役营容许囚犯一年可以接收一次包裹，作为“特别的奖励”。警卫经常搜查见证人。如果抓到任何人有抄着经文的纸条，就会将他单独监禁10天。此外，劳役营的食物配给比劳动营的更少。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所做的工作也更艰辛，见证人要挖树墩，而这些树墩都是又粗又大的。阿列克谢·涅波恰托夫说：“我们经常都筋疲力竭，但我们仍然时刻警醒，坚忍下去。弟兄保持喜乐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唱王国诗歌。我们组成男声合唱团，以几个声部重唱，即使没有女声和唱，歌声也美妙无比。唱诗歌不仅令见证人精神振作，也使那些官员很开心，他们要求弟兄工作时唱诗歌。有一次我们砍树的时候，卡车队长来对我们说：‘唱几支歌吧，是地区的主管吩咐的。’

“地区的主管多次听过弟兄唱王国诗歌。他这个要求来得正是合时，因为我们累得体力不支了。我们开始唱歌，欢欢喜喜地用我们的歌声荣耀耶和华。通常我们在劳动营唱歌的时候，官员的家眷会从邻近的房子走出来，站在门廊，留心聆听，一听就是很长时间。她们特别喜欢旧诗歌集的第六首诗歌《让大地荣耀上帝》。这首歌歌词动人，旋律优美。”

 “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有时候，见证人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机会，可以让人看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回忆说：“辛勤工作了一周，周末快到了，我们坐在劳役营的院子里歇一歇。就在那时，有些非常昂贵的电器运到来。负责运送货物的司机不是见证人，而是我们营里的一个囚犯，跟他一起的是来自另一个劳动营的采购经理。当时储物室已经关门，负责人在休假，于是，他们俩就叫见证人点收货物和卸货。

“我们卸下电器，堆放在储物室旁，那地方离我们的营房不远。由于储物室的负责人不在，所以没有人签收货物，经理很不放心。但是司机向他保证：‘不要怕，没有人会偷东西的。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不管劳役营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在这里你大可以脱下手表，放在任何地方，明天回来，手表仍会在原处。’可是，经理仍然不放心，因为货物的币值高达50万卢布，不能没拿到签好的收据就离去。

“一会儿劳役营的主管人员来到，吩咐司机把卡车开走。一个主管人员叫经理把收据留下，明天早上才回来取。经理勉强同意。第二天他回来，要求进营取收据，但出乎他意料，守卫手上已有签好的收据，并交给他。

“后来，守卫告诉我们，那经理顿时愣住了。他站在劳役营的大门口有半小时，看看大门又看看收据，转身离去， 又转回来再看看。也许他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他把贵重的货物送到目的地，签署收据时他不在场，然而没有人尝试欺骗他。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关在这里的都是‘特别危险的罪犯’。没错，不管传媒对见证人作怎样的负面报道，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其他人都能清楚看出耶和华见证人是怎样的人。”

“现在他们又再向人传道了”

1960年，许多弟兄被转送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见证人齐集在1号劳动营，过了几天，超过100个见证人被挑选出来，关在位于乌达尔内村附近的10号劳动营。在这个特别的营里，当局拿见证人来做“实验”，试图改造他们的思想。被囚的人要像纳粹集中营的囚犯一样，穿着有条纹的囚衣。他们要做不同的工作，还要在森林里挖掘巨大的树墩，每人规定每天至少要挖11-12个树墩。可是，有时候，就算一组弟兄合力工作了整天，也不能将一棵橡树的粗大树墩挖出来。弟兄经常唱王国诗歌来互相鼓励。劳动营的主官听到他们的歌声，有时会大叫：“耶和华见证人，你们唱歌？今晚休想有东西吃，看你们还唱不唱歌。我要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劳动！”一个弟兄忆述：“耶和华一直扶持我们。尽管处境艰难，我们仍能时刻警醒，保持灵性坚强。我们经常互相打气，彼此提醒，在宇宙至高统治权的争议上大家都已经表明立场，站在耶和华这边。”（箴言27:11）

 监狱里有几个“教官”，另外，每个囚房也各自有教官，他们是上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军官。教官的工作是要使见证人放弃信仰。任何见证人要是屈服，放弃信仰，就可以获释。教官每个月都为见证人写品行报告，然后给几个监狱的工作人员签字。在见证人的报告上，每次教官都写着：“不接受改造，仍坚守信仰。”伊万·克利姆科说：“我十年的刑期，有六年在这个监狱里渡过。我跟其他弟兄一起被列为‘特别危险，屡犯不改’。教官告诉我们，当局特别为难见证人，就是想看看我们会怎样做。”

约夫·安德罗尼克被关押在这个监狱五年。有一次，他问劳动营的指挥官：“我们会被关多久？”指挥官指着森林回答：“直到你们所有人死去，都埋在森林里为止。”约夫说：“他们不想我们向其他人传道，于是将我们隔离。他们密切监视我们。即使有一个见证人要到劳动营的其他地方，都会有警卫尾随。几年后，我们被转送到戒备不甚严密的劳动营去，一些不是见证人的囚犯告诉劳动营的主管：‘耶和华见证人胜利了。你们把他们隔离，可是现在他们又再向人传道了。’”

一个官员认出自己的圣经

要把书刊带进10号劳动营是极度困难的，带圣经入营就更不用说了。对弟兄来说，将圣经带进这个劳动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关押了几年的一个弟兄说：“在耶和华，凡事都可能。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让囚禁在这里的100个见证人至少拥有一本圣经， 可是，我们却有了两本！”（马太福音19:26）怎样来的呢？

一个上校获派做监狱的教官。可是，一个没有任何圣经知识的人怎么能够“教育”见证人呢？他不知怎的找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休假前，他叫囚犯中一个年长的浸信会教徒把圣经重新装订好，并事先吩咐警卫不要没收他的圣经。那个浸信会教徒向见证人夸口他得到一本圣经，还答应借给他们看看。弟兄一拿到这本珍贵的圣经，就马上将圣经拆开来，分给营中所有见证人抄写。在以后的几天，每个见证人都在囚房里忙碌抄写，将每页圣经抄写两遍。一个弟兄回忆说：“我们将所有纸张收集起来，就有了三套圣经书页！上校拿回他那本装订好的圣经，而我们则有两套抄本。一套用来研读，一套放在‘安全’的地方。我们在有高压电缆的管道里，找到藏书的好地方，警卫不喜欢走近这些管道，所以从不会有人到那里搜查。这样一来，看守我们书刊的，竟是这些高压电缆。”

可是，在一次搜查中，上校找到一页手抄的经文。当他明白到发生了什么回事时，就懊恨不已，大声叫道：“这些经文是我带进来的啊！”

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弟兄每年都设法在劳动营里举行主的受难纪念聚会。在莫尔多维亚一个劳动营的所有弟兄，被囚在这个营时都没有错过这个聚会。劳动营的主管当然想阻止弟兄 举行这个聚会。他们知道耶稣受难纪念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每当这日来到，他们就下令所有警卫要提高警惕，保持戒备。可是，由于没有人知道举行聚会的地点和时间，警卫整天都要严密监视见证人，到了晚上，大部分警卫都已疲惫不堪。

弟兄总会设法得到红酒和无酵饼。有一次，在耶稣受难纪念日那天，警卫队发现抽屉里藏有酒和饼，于是没收了。后来，另一个警卫队来接班。一个弟兄打扫指挥官的办公室时，趁着没有人看见，就把酒和饼拿了回来，交给弟兄。那天晚上，在第三个警卫队守卫时，弟兄举行了受难纪念聚会。他们有酒有饼，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晚有一个弟兄领食。

姊妹在劳动营里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其他劳动营的见证人也要应付同样的难题。瓦莲京娜·加尔诺夫斯卡亚记得在克麦罗沃女子劳动营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极为困难。她说：“这个劳动营关押着180个姊妹，我们不许聚集在一起。在十年间，我们只举行了两次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有一年，我们决定在我负责清扫的办公室里举行这个聚会。聚会开始之前好几个小时，姊妹已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偷偷地来到办公室。大约八十个姊妹来参加聚会。我们把无酵饼和红酒放在桌子上。

“我们决定开始聚会时不唱王国诗歌，只由一个姊妹代表我们祷告。聚会充满既庄严又喜乐的气氛，就在 这时，出乎意料，我们听见嘈吵声，知道警卫队在找我们。突然之间，我们看见警卫队长透过窗户望进来，虽然窗户离地面很高。与此同时，有人大力敲门，并叫我们立即开门。警卫涌进来，抓住发表演讲的姊妹，将她带去单独监禁。另一个姊妹勇敢地代替她继续发表演讲，警卫将她也抓走了。第三个姊妹想继续演讲，警卫于是把我们所有人都赶进另一个房间，威吓我们全都会被单独监禁。我们在房间里唱诗歌，并以祷告结束当晚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回到营房的时候，其他囚犯一见我们就说：‘当你们所有人突然全都消失的时候，我们以为哈米吉多顿来到了，上帝把你们带到天上去，把我们留在这里等待毁灭！’这些囚犯跟我们关押在一起已有几年了，但是都没有接受真理。这事以后，她们当中有些人开始听我们传道。”

我们紧紧靠拢在一起

沃尔库塔的一个劳动营关押着许多见证人，他们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各个国家和苏联其他共和国。伊万·克利姆科回忆说：“那是1948年的冬天，虽然我们没有圣经书刊，我们却在小纸片上写下我们记得的杂志资料，然后将纸片藏起来，不让警卫找到。但是警卫知道我们有这些纸片，只是等候机会，彻底搜查我们。在严寒的冬日，警卫将我们赶到外面，要我们五人排成一行。然后他们通常一次又一次地数点人数。看来他们认为我们如果不想站在严寒的雪地上，就自然会交出 那些纸片来。当警卫三番五次数点我们的时候，我们紧紧靠拢在一起，讨论一个圣经话题，我们总是将思想集中在属灵的事上。靠着耶和华的扶持，我们得以紧守忠义。过了些时候。弟兄能够把一本圣经带进劳动营里。我们把圣经拆分成几份，这样，在搜查的时候就不至于整本圣经都被没收了。

“有些警卫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不该被关进劳动营里。这些善良的人尽他们所能帮助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我们收到包裹的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常，每个包裹都藏着一两页《守望台》的资料。这些纸张虽然只有几克重，却比那几公斤重的食物更为珍贵。劳动营里的所有见证人都食不果腹，但在属灵方面却很富足，没缺乏灵粮。”（以赛亚书65:13,14）

“他会分成50份！”

每周，弟兄都教导那些对真理感兴趣的人学习圣经。有几个囚犯，包括一些对圣经不感兴趣的囚犯都知道，晚上七时以后，弟兄会在营房里跟人讨论圣经，于是他们会特别安静。约夫·安德罗尼克说：“显然耶和华看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做他的工作。此外，我们努力实践圣经原则，彼此表现爱心。例如，我们收到包裹时，就会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在劳动营里，很少人会这样做。

“在一个劳动营，梅科拉·皮亚托哈负责分发食物给所有弟兄。一个国安会的官员曾说：‘给梅科拉一粒糖果， 他会分成50份！’弟兄就是这样彼此相爱。在劳动营里，我们收到的无论是食物还是灵粮，都会跟其他弟兄分享。这样做不仅使我们得益，也向其他囚犯作美好的见证，帮助诚恳的人响应真理。”（马太福音28:19,20；约翰福音13:34,35）

好员工获派红利

在一个劳动营里，凡跟耶和华见证人有接触的员工都获派红利，可多达薪金的百分之30。这是怎么回事？维克托·古特什米特说：“一个以前在劳动营当出纳的人告诉我事情的因由。她说在那些关押了许多见证人的劳动营里，工作人员不许发脾气和说粗话，他们说话行事要得体，要有礼貌。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就会得到额外的酬报。当局特意这样做，是要表明除了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其他人都是品行良好、堪作模范，耶和华见证人跟其他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样。换言之，员工表现良好行为，就会获派红利。劳动营里有很多员工，包括医疗人员、工人、会计、警卫，共有约莫一百人。他们都不想错过这个赚钱的好机会。

“有一天，一个弟兄在劳动营外面做事，听到一个工作队的监工大声讲粗话。第二天，弟兄在劳动营里遇到他，说：‘肯定是守卫室里有人惹你生气，你那么大声叫嚷！’那个人承认：‘不是有人惹我，只是要压抑自己真不容易，最后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到营外发泄。’事实是，要他们像耶和华见证人那样行事为人，真是个重担。”

 边安装玻璃，边传道

弟兄把握每个机会努力向人作见证，有时候蒙耶和华赐福。尼古拉·古楚利亚克说：“我们经常到劳动营的食物亭，排队买食物。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总会跟食物亭的女子聊几句，谈谈圣经，她很留心聆听。有一次，她叫我读一些资料给她听。三天后，一个官员叫我到大门口。他派我和另一个见证人到劳动营指挥官的家安装窗户的玻璃。

“弟兄和我在士兵的陪同下进入市区。我们到了指挥官的家，开门的竟是在食物亭工作的女子，她原来是劳动营指挥官的妻子！一个士兵跟我们进入屋内，另外两个则站在街上，在房子的窗户附近。那个女子请我们喝茶，并要我们告诉她更多圣经知识。那天我们除了在 她家安装玻璃，还向她彻底作见证。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她说：‘不用害怕我。我父母都是虔信上帝的人，就像你们一样。’她偷偷阅读我们的书刊，没有让她丈夫知道，因为他憎恨见证人。”

“返回木厂去吧，继续在那里工作”

有些高级的官员对耶和华见证人颇有好感，并愿意为他们说话。20世纪70年代，在伊尔库茨克州的布拉茨克，当地木材加工厂的共产党支部决定解雇所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告诉弟兄：“既然你们不喜欢苏联政府，政府就无须照顾你们。你们喜欢耶和华，就让他照顾你们好了。”被解雇的弟兄认为，既然没有工作做，最好就是去传道。于是他们挨家逐户向人传道。有一天，一个女子开门，弟兄介绍自己，然后简短地说明探访的目的。从厨房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在跟谁说话呢？让他们进来吧。”弟兄进入屋内，男子问：“为什么你们不上班？今天不是星期天。”弟兄向他讲述被解雇的经过。

这个男子原来是当地的检察官，刚回家吃午餐。他为弟兄愤愤不平，于是打电话给木厂，查问党支部是否解雇了所有耶和华见证人。当对方证实这事后，检察官问：“你们有什么理由解雇他们？你们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吗？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命令你们要重新雇用所有见证人，并赔偿他们三个月的工资，因为你们的决定使他们失去了收入。”检察官放下电话，对弟兄说：“明天返回木厂去吧，继续在那里工作。”

 “我打从1947年起就开始收藏书刊”

到了20世纪70年代，弟兄已经很有经验，善于制作、分发和收藏书刊。可是，有时一些突发的情况出现，弟兄就要人急智生，才能应付。格里戈雷·西武尔斯克回想当年，说：“1976年的一天，我们的家被国安会搜查。前一天晚上，我很大意，将弟兄的地址和一些传道报告放在五斗柜的下面。国安会的人进行搜查，好像很有把握，看来知道要在哪里搜查和找什么东西。一个国安会的特务对我说：‘拿钳子和螺丝刀来，我们要把沙法拆了。’我向上帝祷告，然后镇静地回答：

“‘如果你们突击搜查，像搜查其他见证人的家一样，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可是现在太迟了，你们不会找到任何东西。’

“特务问：‘如果我们真的突然出现，会找到什么呢？’

“‘《守望台》和《警醒！》杂志。但是今天你什么也找不到。’

“我把工具递给他们，说：‘搜查罢，之后，要把沙法再装好，像现在的一样！’

“他们站着，犹豫了一会儿。我察觉到他们犹豫不决，就对一个年轻的男子说：‘我猜想你搜查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不到三年，但我打从1947年起就开始收藏书刊。你们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书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出乎意料，他们真的走了。他们本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那些传道报告和弟兄的地址。”

苏联推行改革

1985年宣告的改革政策并没有立即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一些地区，见证人仍然像以往一样被判有罪和关进监狱。尽管如此，1988年德国分部办事处写信给见证人的世界总部，说：“今年的工作年度开始时，迹象表明苏联政府愿意给［苏联的弟兄］更多自由。如果会众向当地政府申请注册，政府也许会让他们举行聚会或甚至得到书刊。在苏联许多地方，弟兄都能够举行主的受难纪念聚会，不受到当局干扰。他们觉得，政府对见证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后来，受委任的弟兄将一些苏联弟兄的地址交给德国分部，分部可以将灵粮邮寄到这些地址。弟兄收到灵粮后，就会通知长老，而长老则确保每个人都收到这些灵粮。到1990年2月，德国分部每月一次将灵粮寄到苏联大约1600个不同的地址。

1989年，苏联的几千个见证人能够前往波兰，参加特别的大会。叶芙多基娅是来自卡马河畔切尔内的见证人，她说：“我们热切向耶和华祷告，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大会。公司的主管听说我要到国外去，就大叫：‘什么！你没看电视吗？边境已经关闭啦，他们不让任何人出境！’

“我满怀信心地回答：‘边境是会开放的。’事情果然 是这样。在布列斯特的边境检查站，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才可以通过。海关官员甚至不搜查我们，而且对我们很有礼貌。有一个人不是见证人，试图假装是大会代表，想跟我们一起过境。但是，海关官员很快发现了他，把他扣留。官员怎么认出他不是见证人呢？大会代表全都笑容满面，并且只提着小提包。”

在莫斯科受到款待

自从1949年耶和华见证人向莫斯科当局申请注册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弟兄由于良心的缘故，不能满足斯大林政府的要求。可是，时移世易。1990年2月26日，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在莫斯科接见耶和华见证人的代表，与会的还有两个副主席和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代表耶和华见证人的共有15人：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共和国的11个弟兄，来自布鲁克林的米尔顿·韩素尔和西奥多·杰拉斯，还有来自德国分部办事处的维利·波勒和尼基塔·卡尔斯特伦。

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很高兴跟耶和华见证人会面。我以往听过很多关于你们的事，但跟你们见面还是第一次。我们怀着开明的态度跟你们对话。”弟兄表明，他们想向苏联政府申请注册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主席回答：“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这样说，现在是申请注册的适当时候了。不久春临大地，是播撒种子的好时候。所以，我们都期待事情会有好的结果。”

 主席请弟兄自我介绍，之后，政府的代表清楚看出，从加里宁格勒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全国各地都有耶和华见证人。一个分区监督说：“我代表伊尔库茨克州的四个会众。但是我也照顾苏联的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以及新西伯利亚州和鄂木斯克州。”主席惊叹：“你探访的地区很大啊，比许多国家的面积还要大！”

一个副主席说：“我们需要更了解你们的信仰，因为你们有些信仰，我们不太明白。例如，你们在一本书 里说，上帝会洁净地球，消除现存的所有政府。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波勒弟兄回答：“耶和华见证人不参与任何动乱。书上的话是跟圣经某些预言有关的。耶和华见证人传讲上帝王国，告诉人永远生活在地上乐园的希望。”

副主席说：“这没有什么不妥。”

对话结束的时候，主席说：“我们很高兴跟你们见面。你们应该尽快申请注册。”

1991年3月，俄罗斯的耶和华见证人获得政府认可。那时，苏联的人口超过1亿5000万，传道员的人数是1万5987。禁制取消了，俄罗斯的弟兄姊妹需要耶和华进一步的指引。（马太福音24:45；28:19,20）

“多么快乐，多么自由！”

由于芬兰跟俄罗斯毗邻，中央长老团邀请芬兰分部办事处协助俄罗斯的弟兄组织国际大会，这个大会于1992年6月26-28日在圣彼得堡举行。弟兄在禁制下生活了50多年后，能公开举行大会，他们有什么感受呢？一个弟兄忆述：“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运动场里，大家泪水不住往下流。我们多么快乐，多么自由！我们从没想到会在这个制度里重获自由，但是耶和华却成就了这事。我们想起身处在劳动营里，深锁在高墙之内的时候，我们五个人躺在囚室里，与其他囚犯隔绝，我们轮流四个人保着一个人暖和。运动场也是有高墙围住，我们可不想离去，只想留在这里。这种感觉难以描述。

 “整个大会期间，我们的眼眶都含着泪水。我们看到耶和华施行的奇迹，喜极而泣。虽然我们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却像长了翅膀似的，在运动场四处走，去跟不同的人会面交谈。五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期待重获这样的自由。起初耶和华容许我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来我们又被关进监狱和劳动营，现在我们却身处在运动场里！耶和华的力量无人可及。我们站着彼此对望，哭泣起来。我们所有人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围着我们问道：‘你们没事吗？为什么这么伤心啊？’我们不能停止哭泣，无法回答他们。不过我们当中有个人含着泪说：‘我们是因为太高兴才哭起来的！’我们告诉他们在受禁制时期我们已经事奉耶和华。现在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耶和华这么快就改变了一切。”

那个大会实在令人难以忘怀。之后，芬兰分部办事处接获通知，派15个特别先驱到俄罗斯去。1992年7月1日，芬兰的一对夫妇汉努·坦尼宁和埃亚，到达他们获派的地区圣彼得堡，他们非常热心传道。他们首先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上了第一次的语言课后，他们出去传道，鼓励人学习圣经。汉努说：“20世纪90年代初，在圣彼得堡，几乎每个人都想学习圣经。在街上传道的时候，人们自愿留下地址给我们。所有人都想要书刊。在街上，要是有人看见你给一个人一本杂志或一张传单，就会有10个人上前来索取书刊。人们不只是接受书刊，常常马上就在街上或地铁里读起来。”

 自从1992年10月以来，许多特别先驱从波兰派来。第一群先驱包括很多单身的姊妹。不久，第二群特别先驱也从波兰来到，他们被派往圣彼得堡。一年后，一群波兰的先驱奉派到莫斯科。后来，超过170个来自波兰的志愿人员，主要是从组织事务训练班毕业的弟兄，受到委任在俄罗斯服务。

通向活动的一扇大门

圣彼得堡的国际大会过后，中央长老团批准弟兄在索尔涅奇诺耶村购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17公顷），那块土地 有些旧的建筑，离圣彼得堡不远。俄罗斯兴建分部的时候到了。芬兰分部办事处受到指示，协助这项建筑工程。1992年9月第一批志愿人员从芬兰来到索尔涅奇诺耶。奥利斯·贝里达尔是其中一个，后来成了俄罗斯分部委员会的成员。他说：“我和妻子埃娃·莉萨很高兴接受邀请，协助俄罗斯兴建分部办事处。我们清楚看出，是耶和华在指挥这项工作。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支持这个工程。”

阿尔夫·塞德勒夫来自芬兰，是这项工程的监督，他和妻子玛丽亚－莱纳是好榜样，大大激励了工地的所有弟兄。芬兰的分部委员会也全力支持建筑工作。在工程进行期间，布鲁克林的弟兄也来到索尔涅奇诺耶。奥利斯说：“1993年，米尔顿·韩素尔参加完在莫斯科举行 的国际大会后，就来探访我们。无论是在工地对志愿人员发表演讲，还是私下跟他们谈话，韩素尔弟兄都给他们很大的鼓励。”

大约有七百个志愿人员参与分部的建筑工程，他们分别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他们有不同的文化和背景，工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工程一样能够完成，因为正如撒迦利亚书4:6所记述：“‘不是倚靠军队，不是倚靠 能力，而是倚靠我的灵，才能成事。’这是万军之主耶和华说的。”确实是耶和华建造这个“家宅”。（诗篇127:1）俄罗斯的弟兄甘愿献出自己，为王国工作。大多数人都很年轻而且在真理的时间不长，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投入先驱服务。他们热切学习以快速的方法兴建高质量的建筑，并学会按照会众的安排组织工作。

组织俄罗斯的传道工作

近1993年年底的时候，俄罗斯督导委员会的成员获邀抵达索尔涅奇诺耶。他们是：伊万·帕什科夫斯克、德米特里·利维、瓦西里·卡林、阿列克谢·韦尔日比茨基、阿纳托利·普里比特科夫、德米特里·费杜尼申。 一年以后，米哈伊尔·萨维茨基加入跟他们一起工作。中央长老团委派德国分部办事处的霍斯·亨舍尔协助他们组织俄罗斯的传道工作。

他们首先组织的工作是安排弟兄探访各群会众。起初，弟兄设立了五个分区，两个在圣彼得堡，三个在莫斯科和周边的地区。五个弟兄受到委任做全职的分区监督。阿图尔·鲍尔、帕维尔·布盖斯克、罗伊·厄斯特被派到莫斯科；克济兹托夫·波普瓦夫斯基和汉努·坦尼宁就前往圣彼得堡。后来，罗曼·斯基巴也获派做分区监督。来自美国的马修·凯利，于1992年从组织事务训练班毕业，他受到委任，有时候会做探访区域的工作。

汉努·坦尼宁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初次探访分区的情形：“我发信给卡雷利亚共和国彼得罗扎沃茨克的一群会众，说我会探访他们，并列出那周怎样举行聚会。我和妻子抵达当地的火车站，一个长老接我们到他的家。他把我的信拿出来，说：‘我们收到你这封信，但是不明白信的内容，所以决定什么也不做，等你来向我们说明一切。’

“第一次探访摩尔曼斯克的会众时，我获悉会众有385个传道员，主持1000多个圣经研究。但研究圣经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因为许多时候，一群感兴趣的人一同学习圣经。例如，一个先驱姊妹主持13个圣经研究，但其实有50多个人跟她学习圣经！

“我们被派往的第二个分区包括伏尔加格勒州和罗斯托夫州。 单在伏尔加格勒市就有100万人口，但只有4群会众。弟兄很热切学习怎样主持聚会和教导圣经学生，怎样挨家逐户传道。每次探访会众时，都会成立新的会众。分区监督写报告时，都要数数自从上次探访后有多少人受了浸。每群会众在两次探访的期间都有50,60或80人受浸，有一群会众甚至有超过100人受浸！结果仅在三年内，伏尔加格勒市就成立了16群会众。”

1996年1月，几个弟兄被委任为俄罗斯分部委员会的成员。同时，第一群全职的区域监督也奉派到不同的区域服务。例如：罗曼·斯基巴获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罗伊·厄斯特到白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 及乌拉尔山脉；汉努·坦尼宁前往高加索地区及伏尔加河一带；阿图尔·鲍尔则去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在那些日子，所有区域监督除了探访自己的区域外，还要探访一个分区。

长途跋涉，探访会众

1993年年初，第一群从波兰来的特别先驱到达俄罗斯，其中一人就是罗曼·斯基巴。他说：“1993年10月，我获派探访一个分区。我第一个分区包括圣彼得堡的南部、普斯科夫州和白俄罗斯。虽然要探访很多地方，但这并不是俄罗斯最大的分区。不久，我就要适应在广大的地区里长途跋涉。1995年11月，我被派到乌拉尔山区做分区工作，并被委任做代理区域监督。我探访的地区包括乌拉尔山区，西伯利亚全区和苏联的远东地区。一个弟兄算了算，这个区域的面积可容纳38个波兰，跨越8个时区！大约两年后，分部也叫我去探访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个小组。”

斯基巴弟兄说：“有一次，我要从在北极圈以北的诺里尔斯克前往叶卡捷琳堡，我得乘飞机先从诺里尔斯克到新西伯利亚，然后再搭乘另一架飞机到叶卡捷琳堡。我不会忘记这次的旅程，因为这段旅程好像是没完没了的。从诺里尔斯克起飞的航班延迟了12个小时，结果我和妻子柳德米拉在机场逗留了一天。但我们从这个经历得益，学会在旅途中做个人研读。

“有时候，尽管我们很努力，但仍然不能准时到达 下一个要探访的会众。有一次，我们前往阿尔泰探访一群会众，这群会众是在乌斯季坎的山上一个乡村里的。我们在没有铺砌的山路上驾车。不幸的是，车子在途中抛锚了，到达目的地时，我不但没有时间查看会众的记录，而且是在聚会开始后两小时才来到。我们很泄气，以为所有人都很可能走了。令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看见有175个人在租来的礼堂里等着，而这会众的传道员还不到40人！看来由于我们迟到，许多感兴趣的人有时间从山上的其他乡村前来参加聚会。” *

令人难忘的大会

在有些大城市，弟兄是第一次举行区域大会，没有筹备大会的经验。1996年，弟兄在叶卡捷琳堡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运动场，可以举行区域大会。罗曼·斯基巴说：“运动场的座位都长了草，运动场内种了2米高的桦树。距离区域大会的日期就只有三个星期，在这个城市连同市郊地区，也只有三群会众。可是，幸好运动场的经理很合作，即使他不明白我们怎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大会。弟兄于是着手清理场地。到了预定的日期，运动场焕然一新。经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很感激弟兄，于是让他们在运动场的一座建筑举行先驱训练班。一个弟兄说：“大会之后，运动场又可以用来举办球赛或开运动会了，为城市带来收入。”

 有时候，弟兄需要灵活变通和表现忍耐，才能使大会顺利举行。1999年，弗拉季卡夫卡兹的弟兄预备举行一个会有5000人出席的分区大会，但他们租不到合适的地方。于是他们立即调整一下节目，举行一天的分区大会。他们租了一个电影院，连续五天举行分区大会。之后，在接着的周末，弟兄在纳尔奇克市租了两个相距大约2公里的场所，来举行为期两天的分区大会。一个大会首先开始，两个小时后另一个大会才开始，这样讲者就有时间从第一个会场赶到第二个会场发表演讲。有几个奉派探访会众的监督看来不用等到大会结束就会失声了。一个弟兄后来计算了一下，在那一周他发表了35个演讲！大会顺利进行，可是星期六近中午的时候，一个大会节目被中断。几个身穿制服的男子带着警犬进入会场，宣布会场出现一些技术问题，叫所有人立即离开。弟兄姊妹如常保持镇静，离开会场，在外面他们一边吃午餐一边享受交谊。后来，弟兄得知，原来有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打电话报警，说这个建筑里有个炸弹。经过检查后，警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于是让弟兄继续举行大会。弟兄对大会节目做了些微的改动，大会顺利举行并结束，人人都从大会的节目得益。

石头、盾牌、剑

真理的种子很快就撒播在全国各地。埃亚·坦尼宁回忆说：“1998年，我们打算乘火车15小时从一个区域大会赶到另一个区域大会。弟兄问我们能不能带着大会 戏剧的一大批道具同行。这样做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列车员通常不喜欢带着很多行李的乘客。但我们决定帮个忙。在弟兄的帮助下，我们带着石头、盾牌、剑和大包小包的戏剧服装，勇敢地走进我们的四人车厢。我们坐下，四周都是我们的行李，还有另外两个人跟我们共用一个车厢。

“列车员来检查车票，问我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行李。我们向她解释，大多数东西都是耶和华见证人区域大会的戏剧道具。她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不久前，我们探访她家乡的会众，我丈夫发表公众演讲，她也在场聆听。我们感受到耶和华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从旁学习怎样教导圣经学生

姊妹可以相互学习，并学到很多东西。埃亚说：“我们在俄罗斯开始传道时，我的俄语说得不好。我只能试着猜想，俄罗斯的姊妹表现了多大的耐心和谦卑。我看到她们热切学习怎样教导圣经学生，深受感动。她们当中有许多是新人，另一些则在禁制时期传道，那时这些姊妹往往得不到来自耶和华组织的指引。

“从1995年到1996年，我们在伏尔加斯基服务。如果一个姊妹邀请我陪同她教导圣经学生，经常有好几个姊妹问能不能一起去。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要这样做，后来她们解释，她们想从旁学习怎样教导圣经学生。我告诉她们假如圣经学生不反对，不会因为有这么多人而感到不自在，她们就可以一起去。通常有6至10个 姊妹陪同我们，她们认为圣经学生是不会介意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几个月后，我看到许多圣经学生自己也开始帮助感兴趣的人认识圣经。那时，伏尔加斯基有两群会众，其后10年间，有11群会众成立起来。”

她的祷告得到回应

显然，上帝组织的指引大有益处，不仅使新认识真理的弟兄姊妹得益，而且也造益那些多年在禁制下事奉耶和华的弟兄姊妹。汉努·坦尼宁说：“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经常感受到天使的指引，亲眼看见令我们难忘的事。1994年，我们到了诺夫哥罗德（现在也叫大诺夫哥罗德）探访一群新的会众，弟兄带我们到一个公寓，那个星期我们会住在那里。在公寓里，我们遇见一个年长的姊妹玛丽亚，她特地从5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参加这周的活动。她事奉上帝有50年了，很想跟禁制解除后首批分区监督中的一个见面。我们请她讲述认识真理的经过。她告诉我们，17岁时被关进德国的集中营，在那里遇到耶和华见证人。她接受了真理，一个受膏基督徒姊妹为她施浸。后来她获释，回到俄罗斯传讲王国的好消息。过了些日子，她因传道被捕入狱，囚在苏联的劳动营里很多年。

“她讲完经历接着说，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向耶和华祷告，求耶和华让她知道自己的崇拜有没有不当的地方。听到这个谦卑的姊妹说这番话，我们深受感动。那天晚上，我告诉她很久以前《守望台》刊登了一篇 ‘读者来函’，文章指出蒙耶和华悦纳的浸礼，必须是由基督徒弟兄施行的。玛丽亚非常感激这个提醒，觉得她的祷告得到回应。她很高兴在浴缸里受浸，自从她在1944年献身事奉上帝后，50年已经过去了。”

灵粮的供应跨越11个时区

从1991年年初开始，小包小包的书刊从德国或芬兰寄到俄罗斯。1993年7月，第一架载了20吨书刊的卡车从德国开到索尔涅奇诺耶。俄罗斯分部的卡车将书刊转送到莫斯科、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但运送书刊的弟兄也遇到重重困难。例如，将书刊运到哈萨克斯坦，路途 单程已是5000公里。有时，通过边境关口需要很长时间。冬天下起大雪时，卡车不能行驶。

现时，索尔涅奇诺耶每个月接收200吨书刊。伯特利的卡车司机运送书刊时，把握每一个机会向边境的警卫或海关官员作见证，他们当中有些人喜欢读圣经书刊。有一次，一个警察检查伯特利的卡车时，看出卡车属于一个宗教组织，于是大声批评所有宗教。他说他曾拦截一个违犯交通规则的教士，教士竟然对他讲粗话。弟兄向他解释上帝是怎样待人的，并谈到上帝对地球和人类所定的旨意。警察开始改变语气，待弟兄也比较友善，甚至提出问题。弟兄拿出圣经，跟他展开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这个讨论触动了那个警察，他说：“我要找个见证人继续讨论圣经。”

1995年至2001年期间，日本分部供应书刊给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会众。然后，弟兄通过海运把书刊送到堪察加的各群会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弟兄认识了一些去堪察加的船长。一个船长答应免费为弟兄运送书刊，还帮忙把书刊装进他的船。他对弟兄说：“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都想做一点好事。我喜欢你们这些人，也喜欢你们组织得很好。到达卸货地点，不用等多久，你们的人就像飞鸟一样，一下子扑前来，很快把所有箱子搬走了。”

 优质翻译，需求甚殷

多年来，俄语《守望台》是16页的月刊，版面比现有的格式稍大一些。所有研读文章都翻译成俄语，分发给苏联各地的弟兄姊妹，但俄语杂志比英语杂志迟很多才出版。弟兄要等6个月至2年不等，才拿到研读文章，其他文章就来得更迟。1981年年初，俄语《守望台》增至24页的月刊，1985年成为半月刊。第一本四色32页跟英语同期出版的《守望台》是1990年6月1日刊。

塔尼娅从事翻译工作，她说：“回顾过去，我们知道以往出版的许多文章，都不是翻译得自然流畅， 好读好懂。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已尽力而为。但是，在那些日子，这些书刊却满足了灵性上如饥似渴的人的需要。”

由于前苏联国家解除禁制，传道工作能够公开进行，书刊也能够广泛地分发出去。在德国的俄语翻译员非常渴望得到帮助。有两件事的发展对翻译工作很有利，因而提高了翻译的水平。首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几个弟兄姊妹能够到德国分部接受训练，做翻译工作，这使他们欢喜雀跃。他们五个人于1991年9月27日抵达德国，后来也有其他人来到。俄语翻译小组开始重组。但他们也遇到困难，“木、石”不是立即变成“金子”，而是要经历以赛亚书60:17所提到的各个阶段。

其次，刚成立的翻译服务部也向俄语翻译员提供帮助。大约在第一批从俄罗斯来的弟兄姊妹抵达德国塞尔特斯的时候，一个训练翻译员的课程也在德国分部举行。

翻译工作应当在说译语的国家进行，这是最理想不过的。所以1994年1月，俄语翻译小组从德国分部搬到索尔涅奇诺耶的分部，当时建筑工程还在进行，事情的发展确实叫人兴奋。

许多年来，俄语翻译员一同辛勤工作，为铁幕后的弟兄姊妹默默翻译。可是有些人由于环境不容许，不能跟其他翻译员一起到俄罗斯去，大家分手告别真不容易。1994年1月23日星期天，17个弟兄姊妹，连同两个 奉派到俄罗斯做特别先驱的弟兄，跟德国分部的弟兄姊妹拥抱告别，含泪离开塞尔特斯。

“我就是病人的上帝”

几十年来，俄罗斯的医生和医疗人员由于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又鉴于苏联的医疗制度广泛使用血，所以很难明白病人的宗教立场。因此，每当见证人请求医生以不输血的疗法医治他们，医生都困惑不解，甚至粗暴无礼地对待病人。

医生甚至常常说：“在医院里，我就是病人的上帝！”如果病人不同意医生的话，就可能会立即被赶出医院。此外，由于见证人基于圣经理由不接受输血，反对者常常以此为借口，试图禁止见证人在俄罗斯的活动。

1995年，俄罗斯分部办事处的医院资讯处开始运作，向医疗人员提供资料，帮助他们明白耶和华见证人的立场。医院资讯处开设了几个训练班，训练来自六十多个医院联络委员会的长老，教导他们怎样向医生和医疗人员提供所需的资料，并怎样寻找愿意用不输血疗法治疗见证人的医生。

1998年在莫斯科，俄罗斯医生和一些外国的医生合力举办一个国际会议，主题是“不输血疗法和外科手术”。这是俄罗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会议，五百多个医生从俄罗斯的许多地区前来参加。俄罗斯的医生学会了怎样举行这类会议，于是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在几个大城市举办多个会议，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沃罗比约夫博士是俄罗斯联邦的前卫生部长和首席血液学家，写了一封公函给为见证人争取病人权益的律师。他指出由于医生现在谨慎考虑是否应该为病人输血，苏联“国内产妇分娩的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34”。沃罗比约夫博士又说：“在此之前，国内医院的分娩死亡率比欧洲的高出八倍，因为助产的医疗人员给产妇不必要的输血。”

2001年，俄罗斯联邦的卫生部向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发出一套指示，说明如果病人因信仰的缘故拒绝接受输血，医生就应当尊重。2002年，俄罗斯卫生部发行了《使用血液成分的指示》。卫生部的规定明确指出，只有病人写了书面同意，才可以为他输血。规定也指出，如果病人因信仰的缘故，拒绝接受输血，医生就应当采取其他疗法。

许多医生跟医院资讯处的代表会面后，改变了对输血的看法。一个外科医生告诉医院资讯处的代表：“［见证人］的病人和你们都告诉我，你们不接受输血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是有圣经的命令为根据的。我决定要核实一下你们是否说实话。我看了你们给我的资料，查看所有引录的经文。经过深思，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的立场确实是有圣经根据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教士却缄口不言呢？现在，要是有人提起这个问题，我会告诉其他医生，见证人是跟从圣经的人。”今天，在俄罗斯超过二千个医生向见证人的病人提供不输血疗法。

 到奉派的地区喜乐地工作

阿尔诺·廷勒和妻子索尼娅从德国的基列分校毕业，自1993年10月以来在俄罗斯的不同城市服务。在这些城市，耶和华的工作有怎样的进展呢？且听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

阿尔诺说：“我们奉派到莫斯科。几个星期后，我们就在传道训练班发表演讲。到俄罗斯六个星期后，我在大会发表演讲。我们所属的会众约有一百四十个受了浸的传道员。会众的地区相当于德国一个分区那么大小！我们第一个传道地区靠近我们的先驱之家， 而我们是最先在那区挨家逐户传道的见证人，这令我们多么兴奋！”

索尼娅说：“虽然我们只懂得一点点俄语，但有时候也在街上做见证工作，设法跟人谈话，向人分发传单和书刊。当地的弟兄姊妹很支持我们，如果我们约他们一起出去传道，他们都很乐意奉陪。他们表现出仁慈和耐心。尽管我们的俄语不流利，但他们仍然让我们用俄语跟人交谈。住户也很有耐心。由于苏联瓦解，人们都对宗教深感兴趣。”

阿尔诺说：“挨家逐户传道和教人学习圣经，对学习俄语都帮助很大。1994年1月，我们到俄罗斯的第四个月，已经有22个圣经学生，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听和讲俄语的日常用语。

“那时候，在大会受浸的人数非常多，有时是大会参加人数的百分之十或更多。有些会众很欠缺长老和助理仆人，因为没有符合资格的弟兄。有一个长老甚至要做五群会众的主持监督！他邀请我在其中一群会众发表耶稣受难纪念演讲。聚会的出席人数是804人，聚会一结束他们要立即离开，因为另一群会众会接着进来。怎知原先会在第二个聚会发表演讲的讲者，在参加聚会的途中发生了车祸，不能准时到达，结果我得再次发表演讲。这次共有796人出席！仅是这两群会众，就有1600人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表明那时确实有许多人对真理感兴趣。”

 耶和华“加速”收割的工作

耶和华在圣经里应许会“加速”收割的工作，聚集他的“珍宝”。（以赛亚书60:22；哈该书2:7）1980年，圣彼得堡有65个传道员，他们虽然受到国安会的严密监视，但还是设法跟市内的居民谈论圣经。到1990年，超过170个见证人在市内各处的街上作非正式见证。1991年3月，俄罗斯的耶和华见证人获得正式注册，不久之后，圣彼得堡就有五群欣欣向荣的会众。1992年，圣彼得堡举行国际大会。这个大会及其他属灵活动使传道工作迅速增长。2006年，圣彼得堡已有70多群会众，弟兄热心地向人传道。

1995年，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阿斯特拉罕只有 一群会众，但他们没有长老和助理仆人。尽管这样，弟兄还是举行分区大会和特别大会日。在大会发表演讲的长老，来自700公里以外的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打算在大会受浸。罗曼·斯基巴回忆说：“我和另一位长老提早两个星期到达，想跟会众一起出去传道，并跟打算受浸的人温习问题。但我们没有传道，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跟20个打算受浸的人讨论问题！”

1999年，叶卡捷琳堡的弟兄邀请当地市场的几个商贩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商贩问能否也邀请他们 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见证人看到约有一百人来到聚会的地方，多么惊喜！虽然租用的会堂很大，可是还得有些人要站着呢。

50人一起学习圣经

伊万诺沃州离莫斯科不远，1991年年底，帕维尔·季莫夫和妻子阿纳斯塔西娅搬到那里的伊万诺沃市，开始向当地的居民传道。在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地区传道，真不容易。他们该怎样着手呢？他们决定用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摆个书摊。他们在市内的大广场设了一个书摊，展示我们的册子、杂志和书。路人会停下来看看，不少人表现出真正的兴趣。所有对真理感兴趣的人都受到邀请学习圣经，但不是在家里学习，而是到租来的地方学习，有时会有50个人参加。帕维尔教导这些人认识圣经就像举行聚会一样，是有两个部分的，首先他们会研读《你能够永远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然后讨论《守望台》的一篇文章。一周学习圣经三次，每次三个小时。帕维尔在市内不同的地方举行了三个这样的聚会。他在报告上填写三个圣经研究。那时候大部分传道员都主持10至20个研究，有人问他为什么只主持几个研究，才发现原来他主持的每个研究，都有50个感兴趣的人参加！显然耶和华赐福给他，让这个安排很有成效。过了不久，许多学习圣经的人都想开始传讲王国的好消息。有一次，学习圣经后，帕维尔宣布那些打算成为传道员的人，请留下。没有一个 人离开，全部人都成为了传道员。市内书摊的数目日增，不久，在城市广场和公园许多地方，都见到摆满了我们书刊的摊子。

现在是时候传道员要学习另一种传道方式了，就是挨家逐户向人传道。可是大部分的传道员都没做过这种工作，怎么着手训练他们呢？那些想学习怎样挨家逐户传道的人，会随同帕维尔或他的妻子传道。通常很多传道员都想跟他们学习。有时候，十个传道员跟着帕维尔一起挨家逐户传道！很奇怪的是，住户没被吓倒，反而很高兴跟一大群人谈话。有些人更邀请整群人进入他们的家。

不久，新传道员渴望不只在伊万诺沃市传道，于是弟兄安排传道员到伊万诺沃州的其他城市向人宣讲好消息。传道员分成50人一组，每次一组人上火车。他们在途中已开始向人传道，抵达目的地后，就分为二人一组，到公寓大楼传道，并邀请人参加当晚的聚会。在聚会里，弟兄播放耶和华见证人制作的录像带，也发表演讲。聚会结束前，弟兄邀请所有出席的人学习圣经，感兴趣的人可以把地址留下来。多亏这些传道活动，伊万诺沃州的这几个城市，每个都成立了新会众，有的多达五群。

1994年，单在伊万诺沃市就有125个传道员，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的人数多达1008人。同一年，伊万诺沃市有62个人在区域大会受浸，这好像成立了一群 新的会众似的！现在伊万诺沃州共有1800个王国传道员，忙于从事主的工作。

尽管遭到反对，仍然聚集起来

在好几个城市，弟兄很难获准使用运动场来开大会。在新西伯利亚，反对者受到教士鼓动，到举行大会的运动场入口示威抗议。反对者在一个标语牌上写着：“要小心耶和华见证人”。但是反对者没留意到标语牌上第一个字的最后两个字母变得模糊，所以标语牌现在是说：“要照顾耶和华见证人”。

1998年，弟兄在鄂木斯克举行分区大会时遇到了困难。当局屈服在反对者的压力下，在最后一分钟迫使会堂的经理取消跟耶和华见证人的租约。可是，几百人已经来到，聚集在会堂旁边。会堂的经理很害怕，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和会堂会遭受破坏，恳求弟兄告诉众人不要闹事。弟兄告诉他没有人会伤害他人的，使他的心安定下来。与会者安静地拍了照片，作为纪念，然后离去。这使会场的经理深信耶和华见证人是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两周以后，大会在另一个会堂举行。反对者听到消息时已太迟了，大会节目将近结束他们才赶到，所以不能阻止大会进行。

“星光闪烁”的大会

2003年，俄罗斯举行了几个手语的区域大会，其中一个于8月22-24日在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市举行。 大会的代表来自俄罗斯70个城市。由于市政官员猛烈反对，大会险些被取消。大会前一天，会堂的经理取消了租约。但是在8月22日星期五，弟兄跟一个马戏团的经理达成协议，租用他们的场地来举行大会。

大会节目在下午3点开始。小休后不久，电力供应突然中断。与会者耐心地坐在座位里，大约一个小时后才再有电力供应。于是节目继续进行，大会在晚上9时30分结束。

第二天，大会于早上9时30分开始，那时已没有电力供应，一会儿水的供应也中断了。没有水又没有灯光，弟兄怎能继续举行大会呢？大会委员会的弟兄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在上午10时50分决定打开马戏场的所有门。既然外面阳光明媚，弟兄就在路旁摆放巨大的镜子，将阳光反射入场地内，照到里面的讲者。现在听众可以看见讲者了，但不一会儿，弟兄发现光线太强，讲者几乎看不到讲稿！所以弟兄利用其他的镜子，把射进来的阳光转射到吊在马戏场圆顶上的大球，这个大球上面铺满了许多小镜子。马戏场里面光辉闪烁。现在讲者和听众都能将精神集中在大会的节目了。这个大会真是很特别，在昏暗的马戏场内，闪烁着点点光芒，因此与会者称之为“星光闪烁”的大会。

不久市长和几个官员驱车来到马戏场。他们看到见证人继续举行大会，非常惊奇。他们大部分人都很欣赏与会者的好行为。没有人抗议或发怨言，全都专心致志 地“聆听”节目。警察局长原先对耶和华见证人粗暴无礼，看到眼前的一切很受感动，他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喜欢你们的，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喜欢你们的世界里。”

官员们离开后不久，马戏场恢复电力供应。虽然大会第一、二天的节目很晚才结束，但与会者都留在座位里，留心“聆听”，直到大会以祷告结束后才离开。尽管遭到反对，参加大会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多，星期五有494人出席，星期六535人，到星期天有611人！弟兄结束大会时，在祷告中特别感谢耶和华，帮助他们排除万难，顺利地举行一个这么美好的大会。与会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更加决心要事奉他们的天父，赞美他的圣名。

聋人赞美耶和华

1990年，波兰举行特别的大会，成千上万的苏联代表出席，其中有几个是聋人。他们受到大会鼓励，回家后决心在聋人地区开始撒种，努力传道。早在1992年，聋人地区的庄稼可说是已经成熟了，需要收割，而且“庄稼的确很多”。（马太福音9:37）1997年，第一群手语会众成立，还有很多手语小组遍布全国各地。2002年，一个手语分区成立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一个分区。2006年，全国聋人当中，见证人跟人口的比率是1:300；在健听人口当中的比率是1:1000。

为了帮助失聪人士，我们的书刊需要翻译成好懂 的手语。1997年俄罗斯分部办事处开始手语翻译。叶芙多基娅是一个失聪的姊妹，跟几个失聪姊妹一同在手语翻译小组服务，她说：“对我来说，能够在伯特利服务，把书刊翻译成手语，确实是莫大的殊荣。在这个世界，人们不信任失聪的人，看不起他们。可是，上帝的组织却不是这样看人。首先，我看出耶和华信任我们，让我们这些聋人用手语传达真理。其次，我们跟耶和华的子民一起时，都充满自信。能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我感到非常高兴。”

用各种语言宣扬好消息

虽然俄罗斯的商界和学校主要使用俄语，但也有人说其他大约150种语言。1991年，苏联瓦解为15个国家后，说这些语言的人也开始对真理感兴趣，特别在那些新独立的国家里，许多人想认识圣经。为要听从启示录14:6的话，弟兄在这个广大的地区竭力“向每个国族、部族、语言、民族的人”宣扬好消息。结果，《守望台》需要以14种新语言出版，在俄罗斯分部照管的地区里分发出去，好供应灵粮给成千上万的新门徒。在俄罗斯分部办事处的督导下，翻译工作以40多种语言进行，这样，传道员就能更有效地宣扬好消息，圣经真理也能更快、更深入地打动人心。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许多人都说这些不同的语语。例如：在别斯兰和弗拉季卡夫卡兹的街头，会听见人说奥塞梯语；在贝加尔湖地区，人说一种跟蒙古语相近 的布里亚特语；驯鹿牧人和苏联远东地区的其他居民则说雅库特语，是一种阿尔泰－突厥语；高加索的人说约莫三十种语言。在俄罗斯，超过五百万人说鞑靼语，人数仅次于说俄语的。在鞑旦斯坦地区，尤其多人说鞑靼语。

说鞑靼语的人往往喜欢读鞑靼语的刊物，但也有少数人接受俄语书刊。《王国消息》35号传单的分发运动进行期间，住在乡村地区的一个女子接受了一份传单，写信到分部索取一本鞑靼语的《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册子。一个姊妹寄了册子给她，并附上一封信，这个女子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长达八页。不久她就开始用鞑靼语的书刊学习圣经。另外，一个男子收到一本 鞑靼语的《上帝真的关心我们吗？》册子，说这本册子改变了他对世界情形的看法。如果没有鞑靼语的书刊，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了。

一个说芬兰－乌戈尔语的女子收到一份《王国消息》35号，读了以后想进一步了解圣经，但在她的村里没有见证人。有一次入市区的时候，她联系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拿到俄语的《带来永生的知识》和其他书刊。她自己研读这些书刊，之后开始向村民传道。不久，她跟一群感兴趣的人讨论圣经。后来，她得知伊热夫斯克将会举行一个特别大会，于是就去参加，希望可以在大会受浸。但是，在大会里，她获悉人必须仔细学习圣经，明白真理，才能受浸。弟兄作出安排，在灵性上帮助她。试想这个经历有这么好的结果，都是因为她读了用母语出版的《王国消息》。

在弗拉季卡夫卡兹，只有一群奥塞梯语会众，分区大会和区域大会的节目都没有奥塞梯语传译。可是，2002年，大会节目首次有了传译。说奥塞梯语的弟兄姊妹喜出望外！即使俄语说得很流利的人也说，能够以母语听见圣经的真理，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这促进了奥塞梯语会众的属灵增长，吸引了很多说奥塞梯语的人接受真理。2006年，一个分区在奥塞梯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的奥塞梯语分区大会。

有一次，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到阿尔泰偏远的阿克塔什村，探访那里一个小组，虽然小组只有几个传道员， 但约有三十人聚集在一个公寓里。人人都聆听公众演讲，但是在区域监督发表演讲期间，约有一半人离开。聚会结束后，区域监督问当地的弟兄为什么这么多人走了。一个年长的阿尔泰女子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回答：“你们做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听懂！”下次分区监督探访的时候，演讲有了传译，所有人都留下来聆听全部节目。

沃罗涅日市有许多外国留学生。2000年，一个说汉语的助理仆人私下安排了一些汉语课程，许多见证人学习汉语，并开始向中国留学生传道。汉语是非常难学的，但是弟兄没有放弃。2004年2月，那个城市成立了第一个汉语书籍研究班。同年4月，一个圣经学生受浸，这是首次有中国人在这个城市接受真理。两个月后，另一个也受浸。现在，经常有一群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参加书籍研究班，该市约有15个说汉语的圣经学生。当好消息传遍这个广大地区的每个角落时，俄罗斯分部办事处不断回应弟兄的请求，以更多不同语言印刷书刊。

先驱接受训练

在俄罗斯，先驱训练班已经举办了好几年。每一班都有二三十人，大部分是本地的先驱，他们不用长途跋涉到其他地方参加先驱训练班。但是，俄罗斯起初举办先驱训练班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的。罗曼·斯基巴回忆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96年在叶卡捷琳堡举办的先驱训练班，有40多个弟兄姊妹参加。为了 参加这个训练班，有的人要从几百公里甚至1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斯韦特兰娜从1997年起就在手语会众做正规先驱。2000年1月，她参加了手语的先驱训练班。课程结束后，她讲述了训练班怎样帮助她改善传道的技巧，使她明白身为基督徒，在家庭和会众里该怎样行事为人。她说：“我开始对人更有爱心。我也意识到跟弟兄姊妹合作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乐意接受劝告。我在教导时也开始运用比喻，结果看出圣经学生有了明显的进步。”

阿廖娜在远东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做先驱，帮助失聪的人学习真理。阿廖娜希望参加手语的先驱训练班，好使她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失聪人士。她要克服什么困难呢？阿廖娜说：“离我最近的手语先驱训练班是在莫斯科，距离哈巴罗夫斯克9000公里。为了参加先驱训练班，我来回都得乘坐八天的火车。”但是她一点也不后悔！

除了训练在手语地区传道的人以外，从1996至2006年间，俄罗斯举办了几百个先驱训练班。先驱受到训练，直接有助于传道工作大大发展，也使会众增长。马尔尚最近成为分区监督，说：“1995年，我受委任在莫斯科的昆采沃会众做特别先驱。我参加公众演讲聚会和《守望台》聚会，就好像出席大会一样！那时会众有300个传道员，但在聚会的地方却挤满了约400人。不到十年，从那群会众分出了十群新会众！

 “我在1996年至1997年担任分区监督，看到分区的惊人增长。我探访了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斯基的一群会众，六个月后再次探访，发觉在两次探访期间有了75个新传道员，就像有了一群新的会众似的！这些新传道员的热心精神真是难以形容。传道前讨论是在一幢大厦里的一个公寓举行，经常有80人参加。很多人要站在楼梯口和楼梯上，因为公寓里容不下这么多人。”

年轻人荣耀耶和华

不少年轻人不顾父母反对，对王国信息表现兴趣。一个20岁的姊妹说：“1995年我9岁时，耶和华见证人向我的父母传道，但是他们不接受真理。我却很想认识上帝。很高兴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开始学习圣经，我于是参加她的讨论。我的父母知道了以后，不许我跟见证人来往。有时候他们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以免我到同学的家学习圣经。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直至我达到成人的法定年龄。之后，我离家到另一个城市上学，在那里找到见证人。可以再次学习圣经，叫我多么欢喜雀跃！我学会全心爱戴耶和华，在2005年的区域大会受了浸。受浸后我立即开始做辅助先驱。我从孩提时候就珍惜圣经，现在我的父母也开始对我珍惜的事有好感。”

另外一个姊妹忆述：“1997年我15岁，见证人给了我一本《警醒！》。我非常喜欢杂志的名称，欣赏杂志的 内容，于是希望定期收到杂志。当我父母知道我读这本杂志以后，就不许见证人来我们的家。过了些时候，我的表亲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2002年年初，我开始跟她一起到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在聚会里，我听到有些耶和华见证人奉派做海外传道员，我就心里热切渴望帮助其他人认识上帝。但是我的表亲告诉我，我得先戒烟，使生活跟上帝的旨意一致，并要成为上帝的仆人。我听从她的建议，六个月后我受了浸，马上开始做辅助先驱。我非常开心找到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目标。”

 在萨哈寻找“珍宝”

阿穆尔州和整个萨哈地区组成一个分区。在2005工作年度，耶和华见证人在萨哈的首府雅库茨克首次举行分区大会和特别大会日。看到土著居民参加这些大会，特别令人高兴。

为了方便弟兄参加大会，分区细分为五个区，每区都举行自己的大会。从一个大会到另一个大会，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需要坐24小时的火车，再坐15个小时的汽车，然后搭乘飞机3小时。

这个地区的冬天非常寒冷，气温降至摄氏零下50度或以下。尽管这样，当地的传道员不仅在大厦里传道，也挨家逐户向人传道。

2005年年初，这个地区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在海厄尔村，距离北极圈以北的拉普捷夫海岸有80公里。这个村有500人口，其中四个是见证人。2004年，村里举行了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共有76人出席。分区监督要是探访这个小组，就得搭乘飞机飞行900公里，然后在积雪的路上驾驶汽车450公里，才能到达村庄。

另一个小组在偏远的乌斯季涅拉乡村，距离奥伊米亚康村100公里。这个地区的冬天气温有时低至摄氏零下60度。去年，为了参加分区大会，小组的传道员分别乘坐两部汽车。他们在摄氏零下50度的天气下，开车行驶2000公里，穿越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

一个分区监督报告一件发生在海拔4000米的上空 的趣事。“在分发《不断守望！》册子的期间，我们的分区同时举行了一系列大会。区域监督和我一起飞往下一个大会。令我们遗憾的是，我们的册子分发完了，我们唯有向机舱服务员分发《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册子。她说已经有人给了她一些圣经书刊，还给我们看她的《不断守望！》册子。我们想不到她竟然会有这本册子，但很高兴我们的弟兄热心传道。正当我们谈话，副机长经过，他对话题挺感兴趣，就加入我们的谈话，整个旅程我们几乎都在倾谈。他觉得跟我们交谈很有意思，还拿了几本杂志给座舱里的机组人员看。”

在萨哈林岛宣扬消息

萨哈林岛又叫库页岛，位于北海道（日本最北端的海岛）的上方。20世纪70年代，见证人首次到达那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负责督导传道工作的弟兄，鼓励谢尔盖厄·萨金扩大服务，搬到岛上去向岛民传道。谢尔盖厄在码头找到一份工作，开始向其他同事谈论真理。不久，他就跟几个人讨论圣经。虽然谢尔盖厄后来要离开萨哈林岛，但真理的种子最终都结出了果实。

1989年和1990年，波兰的区域大会激励了许多俄罗斯的见证人，他们决心扩大服务，搬到更需要传道员的地方去。1990年，谢尔盖厄·阿韦林和妻子加林娜从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搬到萨哈林岛的科尔萨科夫。几个月以后，两个先驱和几个传道员搬到南萨哈林斯克，那里只有一个见证人。

 前文的附栏提过帕维尔·西武尔斯克，他有一个儿子，也叫做帕维尔·西武尔斯克，是两个先驱中的一个，现时在伯特利服务。小帕维尔回忆说：“刚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时，因为还没有居住的地方，我和一个弟兄就在酒店住下来。我们在酒店旁边的房子开始挨家逐户传道，跟住户谈话时，也顺便打听谁有地方出租。有些人问我们，他们可以在哪里继续跟我们讨论圣经，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我们暂时住在酒店里，待我们找到地方，一定会邀请他们来讨论圣经的。我们热切向耶和华祷告，求他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耶和华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不久我们就找到工作，也找到公寓。一个住户邀请我们住在她的家里，不用交租，还为我们煮饭，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多时间来传道。耶和华表明他确实与我们同在。不久，我们就跟很多人讨论圣经，组织了几个书籍研究班。两个月后，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举行聚会。”

随着会众日益增长，许多新的传道员投入先驱服务。他们表现出先驱的精神，搬到岛上的其他地区，向岛民传讲真理。这里的一群会众增长得很快，他们又热心传道，得蒙耶和华大大赐福。三年后，到1993年，从原本的一群会众，就建立了八群新会众！

后来，很多传道员由于很难找工作，也为了扩大服务，就搬离这个海岛。跟先前一样，他们往别的地方努力传道，也带来了增长。今天在南萨哈林斯克的市中心 有一个美观的王国聚会所，岛上有九群会众和四个小组，组成一个分区。

虽然反对的人很多，门却打开了

在1世纪，使徒保罗说：“因为有大门为我开了，工作就多起来，不过敌对的人也多。”（哥林多前书16:9）二千年后，敌对的人数没有减少。从1995年至1998年，莫斯科的检察院四次对见证人提出刑事诉讼，指控耶和华见证人煽动人歧视其他宗教，破坏家庭，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还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由于控方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于是在1998年，控方就根据同样无理的指控，对耶和华见证人进行民事诉讼。

大约一年后，司法部再次注册了俄罗斯耶和华见证人行政中心，承认耶和华见证人和他们出版的书刊都没有煽动人仇恨其他宗教、破坏家庭或侵犯人权。尽管如此，检察院却再次提出同样的指控！

一些宗教教授看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全都以圣经为依据。戈尔季延科博士是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赫尔岑国立教育大学的宗教科教授，他说：“专家由于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而对见证人提出指控。可是，专家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对圣经提出控诉。”

尽管这样，莫斯科市法院作出裁决，取消了莫斯科的耶和华见证人所享有的合法权利。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弟兄执行圣经的命令，向人宣扬好消息。耶和华见证人相信莫斯科的居民在宗教方面必须自行选择。 剥夺他们这项权利就等于侵犯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所以，莫斯科的见证人会继续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向人传道，使人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20）目前欧洲人权法院正在审查莫斯科市法院的裁决。

早在1998年9月，法庭已开始审理有关取消莫斯科耶和华见证人的合法登记的案件。那时候，莫斯科有43群会众。8年已过去了，莫斯科现时有93群会众！耶和华应许他的子民：“凡为了攻击你而造的武器，都必失去功用。”（以赛亚书54:17）2007年，耶和华见证人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运动场举行区域大会，那里曾举办奥林匹克世运会。大会的参加人数高达2万9040，共有655人受浸。

上帝的名在俄罗斯受到彰显

玛拉基书1:11记述耶和华上帝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必在列国中彰显为大。”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每天太阳升起，一日开始了，见证人又有机会找多一个绵羊般的人。单在上个工作年度，俄罗斯有超过7000人受浸。无可否认，这证明了“沙皇中的沙皇”（俄语圣经这样称呼耶稣基督），与他的跟从者同在，支持他们做这项工作。（马太福音24:14；启示录19:16）

使徒彼得说：“耶和华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彼得后书3:10）所以在俄罗斯，耶和华的子民决心善用余下的时间，寻找各国族、部族、语言、民族当中秉性适宜得永生的人。

［脚注］

［第110页的精选语句］

“我们要是找到任何对你们不利的记录，哪怕是流过别人一滴血，都会把你们所有人枪毙”

［第128页的精选语句］

“如果我们释放你们，很多苏联公民就会加入你们的阵营。所以，我们认为你们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

［第219页的精选语句］

“你们的人就像飞鸟一样，一下子扑前来，很快把所有箱子搬走了”

 ［第69页的附栏或图片］

西伯利亚是个怎样的地方？

你觉得西伯利亚是个怎样的地方呢？是不是一片荒芜的原野，环境极其恶劣，冬天极其寒冷？还是一个前苏联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呢？你想的没错，不过这些并不是西伯利亚的全貌。

西伯利亚幅员辽阔，比世界第二大国家加拿大还要宽广。今天西伯利亚地区包括：西起乌拉尔山脉，东到太平洋，北自北冰洋，南抵中、蒙两国边境，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这个地方蕴藏丰富的天然资源，有木材、石油和天然气。连绵的山脉、广大的平原、大河、湖泊和沼泽，你都可以在西伯利亚观赏得到。

约有150年的时间，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到那里坐牢、服劳役。20世纪30和40年代，斯大林把无数的人投进那里的劳动营。1949和1951年，大约9000个来自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及乌克兰的耶和华见证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第72,73页的附栏或图片］

简介

地理

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东西距离长7700公里，南北宽3000公里，总面积达1707万5400平方公里。这个国家从东向西延伸了差不多半个北半球，包括11个时区，确实惊人。俄罗斯有欧洲最高的山和最长的河，也有世界上最深的湖。

国民

百分之80的人口都是俄罗斯人，其他族群的数目却有70多个。这些族群的人数有的只是几千人，有的却是上百万的人口。

语言

俄罗斯语是官方语言，差不多所有居民都说这种语言。此外，当地居民还说一百多种语言，以其中一些语言为母语的族群，有些人数接近一百万。

经济

俄罗斯是世界上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之一。其他主要工业包括林业、采矿业和各种制造业。

粮食

俄罗斯菜肴主要以肉类、鱼类、卷心菜和干酪烹调，美味可口，再伴以黑麦面包、马铃薯和荞麦食品。俄罗斯菜肴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碳水化合物的成分也很高，可以提供足够能量让人抵御又长又冷的冬天。一般来说，肉馅饺子(pelmeni )是俄罗斯人很爱吃的食物，可以放在汤里或者伴着酸奶油来吃。另一种饺子(piroshki )也是他们所喜爱的，馅料有卷心菜、肉、干酪，或马铃薯泥。此外，罗宋汤（俄式甜菜汤）和卷心菜汤(shchi )都是人们喜欢喝的汤。

气候

夏天炎热，冬天寒冷、阴暗。一年里头，夏冬两季的时间比较长，春秋两季很快就过去了。

 （俄罗斯的地图在116和167页）

［图片］

克里姆林宫

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的厄尔布鲁士山

堪察加半岛的棕熊

 ［第92,93页的附栏］

攻心战术

苏联政府并不是要把见证人消灭净尽，而是想改变他们，要他们接受苏维埃社会主义。为了达到目的，政府软硬兼施，还请了国安会（负责国家安全的情报机关）对付见证人。以下是国安会用的一些手段。

突击搜查见证人的家随时会被突击搜查，包括在晚上。由于搜查次数频繁，有些见证人只好被迫搬家。

监视窃听除了窃听见证人的电话、截取他们的邮件，当局还在弟兄的家里秘密安装窃听器。

中断聚会，强征罚款全国的地区政府都竭力找出见证人在什么地方举行聚会。所有与会者都被罚款，款项往往是平均每月工资的一半或甚至更多。

行贿威吓国安会跟一些见证人说，要是他们愿意合作，就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给他们买房子和送汽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安会恐吓见证人，如果他们不合作，就会被判在劳动营里做多年苦工。

不利宣传电影、电视和报章把见证人描述为危害社会 的坏分子。当局在监狱和劳动营里发表演说，严斥弟兄打着传讲圣经的幌子来搞政治宣传。这些不利的宣传导致见证人被人歧视。学校老师给见证人的孩子很低的评分，雇主剥削弟兄应有的福利和不给他们假期。

渗入组织国安会的人假装有兴趣接受王国信息，跟见证人学习圣经，还受了浸。有些人后来甚至在组织里负有职责。他们在见证人当中制造猜疑和进行分化，目的就是要终止见证人的传道工作。

放逐到偏远地区见证人被放逐到偏远地区。他们挣扎求存，每天要做苦工12个小时。冬天他们要面对严寒的天气，夏天得忍受蚊子和牛蝇的叮咬。

财物充公，骨肉分离见证人的物业、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全被充公。有时候，他们的孩子被强行带走，骨肉被迫分离。

嘲讽毒打许多见证人，包括妇女都受尽侮辱和讥嘲。有些人甚至被狠狠地毒打。

关进牢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见证人放弃信仰，或者使见证人不能接触其他弟兄。

关进劳动营见证人在这些营里受尽劳役，筋疲力竭。他们的工作常常是挖树墩，而这些树墩都是又粗又大的。此外，弟兄开采煤矿，也修筑马路和铁路。他们被迫跟家人分离，所住的地方只是简陋的营舍。

 ［第96,97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曾两次被判死刑

彼得·克里沃库尔斯克

出生年份1922年

受浸年份1956年

简介认识真理之前，就读于神学院。曾在监狱和劳动营里被囚共22年，于1998年去世。

1940年，波兰的见证人开始在乌克兰传道，当时我住在那里。一个叫科尔涅厄的受膏弟兄探访我。我们谈了整个晚上，讨论关于上帝的真理，我深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确无误。

1942年，德军大举进侵，苏军被迫撤出我所居住的地区。当时政局一片混乱，乌克兰民族运动分子强迫我加入他们的战斗，对抗德军和苏军。我不答应，他们就狠狠地打我。我被打到昏了过去，然后被丢在路上。就在当晚，他们回来找我，将我带到一个很多人遭处决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再次问我会不会为乌克兰人民服务。我坚定而大声地回答：“我只会为耶和华上帝服务！”于是他们判我死刑。当一个士兵下令向我开枪时，另一个士兵把枪支抢了过来，大声喝道：“等一等！他还有利用价值。”其中一个士兵勃然大怒，狠狠地打我，并声言要在一星期内亲手枪杀我。但没过几天，这个人自己却被杀了。

 1944年3月，苏军卷土重来，把所有男子带走，包括我在内，这次是苏军需要男丁为他们打仗。苏军把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我在那里遇到以前帮我认识真理的科尔涅厄弟兄。那里还有70个见证人，我们都站在一起，互相鼓励。一个军官走来问我们为什么要跟其他人分开，科尔涅厄就解释我们是基督徒，不会参战。话一说完，军官马上命人将他带走，说要将他枪毙。之后，我们再没有看见他了。士兵开始恐吓我们，说我们全都会像科尔涅厄一样被枪毙，然后向我们一个一个地问，会不会加入他们的军队。我说不会，于是一个军官和三个士兵将我带到森林去。军官读出军事法庭的判词：“由于拒绝穿上军服和拿起武器，被判枪决。”我马上热切地向耶和华祷告。我在想耶和华会不会悦纳我，因为我还没有机会受浸。突然间，我听到军官喝令：“开火！”然而，士兵们只是向着天开枪。接着军官打了我一顿。我被判入狱10年，后来到俄罗斯中部戈尔基州的一个劳动营里服刑。

我在1956年获释，后来跟一个叫雷吉娜的忠贞姊妹结婚。没想到我们只能一起生活6个月，之后我再次被捕，并判监10年。

我刑满出狱的时候，一个官员跟我说：“苏联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他错了。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他才能决定谁会永远在地上生活。知道这一点实在叫人欣慰！（诗篇37:18）

 ［第104,105页的附栏或图片］

“你们当中有耶和华见证人吗？”

叶芙根妮娅·雷巴克

出生年份1928年

受浸年份1946年

简介在乌克兰出生，被掳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真理。后来住在俄罗斯，继续忠贞地事奉耶和华。

一个星期天，我听到窗外传来悦耳的歌声，是耶和华见证人在唱歌。不久之后，我开始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会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迫害其他的德国人。那些我在乌克兰已经相识，并跟我一起被带到德国来的人，他们因为我跟德国人来往而开始讨厌我。有一次，其中一个人大声骂我，还打了我一巴掌。我以前的女同伴不但没有同情我，反而笑了起来。

1945年，我重获自由后就返回乌克兰。我的外祖父说：“你妈疯了，把所有神像都扔掉，去拜其他的神！”当只有我和妈妈一起时，她拿出圣经，读出上帝恨恶偶像的经文，并告诉我她正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我随即搂着她的脖子，眼里充满泪水。我低声告诉她：“妈，我也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俩都高兴得哭了起来。

 妈妈非常热心传道。由于差不多所有弟兄都被当局囚禁，妈妈就被委任做小组仆人。她的热心也感染了我。

1950年，我因参与宗教活动被捕，法庭判我在劳动营监禁10年。我和四个姊妹被带到西伯利亚－乌索利耶这个市镇。1951年4月，我们开始筑铁路。我们要搬很重的枕木，两个人扛一条。我们还要徒手搬运和安装铁轨，这些铁轨每条长10米，重320公斤。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有一天，我们放工，大家都疲惫不堪，正要回家的时候，有一列满载囚犯的火车驶来，停在我们附近。一个男子从窗口探头问道：“你们当中有耶和华见证人吗？”我们一听，马上疲劳尽消，并大声回答：“我们这里有五个姊妹啊！”那些囚犯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乌克兰流放到这里来。见到我们，他们都很兴奋，并告诉我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以及他们是怎样流放到这里来的。然后，孩子们把弟兄写的诗念给我们听。士兵没有干涉我们，容许我们交谈和互相鼓励。

我们从西伯利亚－乌索利耶被转送到安加尔斯克附近一个很大的劳动营，那里有22个姊妹。她们已经组织好所有事情，包括安排传道地区，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在灵性上保持健康。

 ［第108,109页的附栏及图片］

我曾几次被单独监禁

尼古拉·卡利巴巴

出生年份1935年

受浸年份1957年

简介1949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库尔干州。

在苏联，看来每个见证人都被政府当局跟踪，生活过得很不容易，但耶和华却赐给我们所需的智慧。1959年4月，我因从事宗教活动而被捕。我决心不向当局透露任何资料，好保护我们的弟兄。负责盘问的官员指着一些照片，叫我说出那些弟兄的名字，我说我认不出他们来。他又给我看我亲弟弟的照片，说：“这个是不是你弟弟？”我说：“我不肯定，很难说。”后来他给我看一张我自己的照片，问道：“这是你吗？”我说：“看来很像我，但是不是我，很难说。”

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我被关在牢房里。每天早上起来，我都感激耶和华向我表现忠贞之爱。然后我会想想圣经的一节经文，再跟自己讨论这节经文。接着，我会唱一首王国诗歌，但不唱出声来，因为在牢房里是禁止唱歌的。唱完歌，我会温习一个圣经题目。

我被关进的劳动营已经有不少见证人。营里的情况 非常恶劣。我们不准跟别人谈话。弟兄被单独监禁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曾几次被单独监禁。囚犯每天只配给200克面包。我睡在木板上，但木板上却安装了很厚的铁板。牢房窗口的玻璃都破了，许多蚊子飞了进来。我的靴子就是我的枕头。

通常，每个弟兄都要找收藏书刊的地方。我把书刊藏在我用来扫地的扫帚里。每次搜查时，虽然警卫仔细地搜遍整个牢房，可是他从没想过书刊会藏在扫帚里。我们也把书刊藏在墙壁里。我学会信赖耶和华的组织。耶和华不但看见也知道一切，他会帮助每个忠贞的仆人。他也时常扶持和帮助我。

1949年我家被放逐以前，父亲已经说过耶和华可以指引事态发展，让远在西伯利亚的人也能听见真理。那时我们在想：“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可能呢？”正如事情的发展显示，政府实施的政策，反而使很多诚恳的西伯利亚人认识了真理。

正当苏联国内经历巨大改变的时候，波兰在1989年举行国际大会，苏联的弟兄抓着这个大好机会，也到波兰出席大会。那个大会真是令人难忘。记得弟兄以祷告结束大会后，我们继续站了很长时间，掌声不绝，场面多么感人！过去很多年，虽然忍受了各种艰辛，面对各样难题，但我们都很少流泪。可是，当要跟亲爱的波兰弟兄告别时，大家都禁不住热泪潸潸。这时候，没有人能忍得住，也没有人想忍住泪水。

 ［第112,113页的附栏及图片］

为了好消息愿意做任何事

彼得·帕尔齐

出生年份1926年

受浸年份1946年

简介在1943年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曾在两个纳粹集中营和俄罗斯的一个劳动营里服刑。后来在受禁制期间，从事分区探访工作。

我在纳粹德国认识真理，学了圣经的基本道理后，就马上开始向相识的人谈及真理，很多人都跟我一起加入正确宗教。1943年，一个教士向盖世太保告发我，于是盖世太保逮捕了我，指控我煽动青少年反对政府。结果我被投进波兰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在营里，我们更加决心要向人传道。如果有机会跟营里的弟兄姊妹一起，就会尤其珍惜。很多人都对真理感兴趣，所以我们设法为耶和华的王国作见证。有一次，我被人用特别的皮鞭（两条皮鞭绑在一起）抽打了25下，之后我站起来，大声地用德语说：“谢谢。”一个德国人惊讶地说：“这个家伙真够硬，我们打他，他还多谢我们！”我的背给他们鞭得又青又肿。

营里的工作非常辛苦，叫我们筋疲力尽。死去的人会被扔进焚化炉里，而焚化炉日夜不停地运作。我想，很 快我也会在那里被烧成灰烬。看来，我不会活着离开这地方。后来我受了伤，这反而救了我一命。所有身体比较好的人都要被迫做苦工，其余的人则被送去其他地方服刑。两个星期后，他们把我送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战争将近结束时，我听说德军快会把我们所有人枪毙，后来却得知警卫全都跑了。当囚犯获悉自己重获自由时，大家都各奔东西，而我就去了奥地利。在那里，有人叫我参军，我马上拒绝并说明自己因信仰的缘故，曾被囚在集中营。最后，我获准返回乌克兰的家乡。那时候，乌克兰属于苏联。1949年，我跟叶卡婕琳娜姊妹结婚，她是我的忠贞伴侣。1958年，我又被逮捕，并囚在莫尔多维亚劳动营里。

获释之后，我参加印制圣经书刊的工作。有一次，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们通宵工作，印好的纸张有1200张之多。我们的床、地上，所有的地方都放满了印好的纸张。真没想到，就在那时一个国安会的人突然来到，说要跟我们“聊聊”。叶卡婕琳娜就问他想在什么地方倾谈。她没有想到自己这么问可能会让对方有机会进来。幸好，对方说在屋外煮食的地方谈就可以。如果他进来的话，我们全都会被逮捕。

今天，我们继续履行我们的献身誓言，而且为了好消息，愿意做任何事。我们的6个儿女、23个孙儿女和两个曾孙都忠贞地事奉耶和华。看到孩子们按着真理行事，我们都很感激耶和华。

 ［第122页的附栏］

单独监禁

在苏联的刑罚制度中，那些不自动交出宗教书刊的人通常会被单独监禁。犯人会被关在一个牢房里，穿的是破旧的棉衣。

牢房一般是这样的：面积细小，大约3平方米。牢房内阴暗潮湿，非常肮脏，而且冷得很厉害，尤其在冬天的日子。墙壁有1米厚，是水泥建的，表面凹凸粗糙。墙上开了一个小窗，窗口的玻璃是破的。墙上还有一个小洞，里面安装了一个电灯泡，外面盖了一块铁片，灯光可以透过铁片的小孔射出来，照明牢房。牢房内没有椅子，如果不坐在水泥地板上，就只好坐在墙脚凸出来的水泥墩。那部分很窄，人不能坐得太久，因为腿部和背部很快就会发酸，而凹凸粗糙的墙壁也会割伤你的背。

晚上，警卫会推来一个扁平的木箱，让你在上面睡觉。木箱上面的木板安装了金属板，使木箱更加坚实。可是，人躺在木箱上，金属板冰冷得令人难以入睡，但他们不给囚犯毛毯。被单独监禁的囚犯，通常每天的食物就只有300克面包，三天才喝一次很稀的汤。

牢房里如厕的地方就只有地上的一条管道，管道发出浓烈、难闻的气味。一些牢房设有风扇，开动后会把污水管道的臭气吹遍整个囚室。有时，警卫想惩罚犯人，削弱他的意志，就故意开着风扇。

 ［第124,125页的附栏或图片］

莫尔多维亚1号劳动营

1959至1966年期间，许多弟兄曾在1号劳动营里服劳役。事实上，有一次，450多个弟兄一同被囚在这里。这个营容纳了600个囚犯。莫尔多维亚地区设有19个劳动营，这是其中一个，营的四周有一道约莫3米高、通了电的有刺铁丝网。铁丝网外还有13道有刺的铁丝网团团围住。营里的土地不时都被翻松，任何逃跑的囚犯都会在土地上留下足迹。

政府当局孤立见证人，使他们跟外界断绝接触，并试图控制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他们的思想。然而，弟兄还是能够在营内安排各项属灵活动。

整个劳动营就是一个分区，有一个分区监督。这个分区有四群会众，共有28个书籍研究班。为了帮助营内的所有见证人保持灵性壮健，弟兄决定每周举行七次聚会。起初，他们当中只有一本圣经，弟兄于是编排了一个读经秩序，让每群会众轮流阅读圣经。弟兄一有机会，就会抄写圣经。他们把不同的经卷分别抄写在不同的笔记簿里，并小心翼翼地把原本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四群会众就能按照读经秩序来阅读圣经。弟兄也举行《守望台》研究班。姊妹到劳动营探望他们的丈夫时，会把小型的杂志一并带来。她们把杂志 放在口里或鞋跟里，又或者把薄薄的纸张藏在辫子里。不少弟兄由于抄写书刊而被判单独监禁，刑期是1天到15天。

用来单独监禁犯人的牢房很偏僻，犯人跟其他囚犯完全隔离。负责看守的警卫十分小心，不让见证人在监禁期间阅读任何刊物。虽然如此，其他弟兄仍然有办法给他们灵粮。一个弟兄爬上房顶，俯瞰牢房院子，单独监禁的人获准在那里散步。弟兄把预先写上经文的细小纸张，揉成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小球儿，放在一条长管子的末端，然后朝院子里的见证人吹过去。院子里的见证人会弯下身子，假装绑鞋带，然后趁没人发觉就捡起灵粮。

囚犯在劳动营吃的早餐和晚餐，是加了少量棉籽油的稀粥。午餐包括很稀的罗宋汤或其他汤水，以及一道简单的菜。囚犯吃的面包像是用来制靴子的毛毯！伊万·米基特科夫回忆说：“在劳动营的七年，我和其他弟兄经常受胃痛折磨。”

弟兄坚守忠义，屹立不移。即使单独监禁，也不能叫上帝的这些忠仆在灵性上倒下。他们持守信心，继续爱上帝和别人。（马太福音22:37-39）

 ［第131,132页的附栏或图片］

她问：“你为什么哭呀？”

波利娜·古特什米特

出生年份1922年

受浸年份1962年

简介在劳动营里，她留意到耶和华见证人待人十分仁慈。后来，她成了维克托·古特什米特的妻子。

我坚信并支持共产理念，但在1944年5月，却被共产党员逮捕，并送进沃尔库塔的劳动营去。三年来，我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起初，我以为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于是静心等候获释。谁知道他们竟判我在劳动营里监禁10年，因为他们认为我说了反苏维埃的话。

我曾经做过医疗工作，所以在服刑的头几年，就被派在劳动营的医院工作。1949年，我被转送到因塔的一个劳动营去，囚在那里的都是政治犯。这个营监管得很严密。营里的情况恶劣，许多囚犯满心怨恨、感到绝望，他们为人粗暴、待人冷漠，而且不道德的行为也十分普遍。有一次，谣言四起，说所有囚犯不是将被杀，就是会被判终身监禁。营里的局面本来已经很紧张，现在变得更糟。一些囚犯抵受不住压力， 结果精神崩溃。由于营内有不少告密的人，这令囚犯彼此敌视、互不信任。许多人为求自保都不惜孤立自己。自私和贪婪的行为比比皆是。

可是，有一群女囚犯，约四十人，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与其他囚犯很不一样。她们的容貌也不错，仪表整洁，待人又仁慈又友善。她们多半是年轻的女子，有些甚至是小女孩。我获悉她们信奉宗教，是耶和华见证人。其他囚犯待她们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对她们很不友善，心怀敌意；其他的人则欣赏她们的好行为，特别留意到她们彼此相爱。例如，当一个见证人生病时，别的见证人会轮流在床边照顾她。在劳动营里，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这群人虽然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却仍然友善相待。那时，我已服刑了一段时间，这令我感到人生毫无生趣。有一次，我情绪极为低落，就坐下并哭了起来。这群女子中有一个走过来问我：“波利娜，你为什么哭呀？”

我回答说：“我不想活了。”

这个叫利迪娅·尼库林娜的女子开始安慰我。她告诉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会怎样解决全人类的难题，还解释很多事。1954年7月，我终于获释。那时候，我已跟耶和华见证人学到不少东西。我很高兴后来能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第140,141页的附栏或图片］

昔日的军事工程师今天的王国传道员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斯基

出生年份1907年

受浸年份1955年

简介曾被转送到不同的劳动营和监狱里服刑，共有256次之多，在1999年去世。

我在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通讯工程学院。之后，我在莫斯科一家学院当工程师和总建筑师，直到1941年为止。我设计了一些特别的仪器，是用在军舰上的。战争期间，我被逮捕，后来被送到哈萨克斯坦中部肯吉尔村的劳动营。

劳动营里的一群见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跟其他囚犯很不一样。营内有三个营房，大约关押了1万4000个囚犯，当中约莫有80个见证人。1954年，肯吉尔的监狱爆发了一场动乱，结果让人清楚看出见证人跟其他囚犯截然不同。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参加这次的反抗行动，甚至拒绝参与动乱之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冷静的表现真叫人惊叹，他们还尽己所能向其他囚犯解释自己的立场。我深受这些人的行为所打动，于是问他们信奉什么。后来，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耶和华。在营里，见证人的信心时刻受到考验，特别当武装 军队开坦克车进营镇压动乱的时候，他们面对的考验更为严峻。

有一次，我获知有两个将军特意从莫斯科来见我。其中一个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不要再跟这些人一伙了。你是军事工程师，又是建筑师。你的国家需要你，我们也希望你回到以前的岗位。你怎么会喜欢跟这些没有见识的人一起呢？”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说：“每个人的才干都是上帝赋予的。顺服的人可以在基督王国的千年统治下生活。到时人会恢复完美，而且接受最佳的教育。”

我很高兴有机会跟那两个将军谈论真理。虽然他们屡次劝我恢复以前的工作，我却告诉他们我心意已定，无需再找我了，我宁愿留在劳动营里，跟我深爱的属灵弟兄在一起。

1955年，我的判刑被取消了。获释后，我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所做的工作跟军事无关。我很努力并热心地散播真理的种子，结果一个工程师和他的家人开始跟我学习圣经。不久，他们整家人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并热心向人传道。可是，国安会的人不断监视我。有一次，他们在我家搜到圣经书刊。后来法庭判我监禁25年，并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劳动营。之后，我曾多次被转送到不同的劳动营和监狱。有一次，我算了算，在我的一生里，总共被转送了256次。

 ［第147,148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们需要很大的箱子

娜杰日达·亚罗什

出生年份1926年

受浸年份1957年

简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认识真理。返回苏联以后，有很多年的时间为弟兄运送书刊和信件。现在住在高加索。

1943年，我被投进集中营。那时，我觉得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直至遇到耶和华见证人以后，我才改变我的想法。我怀着在地上乐园享永生的稳确希望，返回在乌克兰的家乡，当时心情非常雀跃！起先我跟一些见证人姊妹通信，来强化自己的灵性。可是，国安会截取了我的信，不久就判我在劳动营里监禁15年。

1947年11月，我被送到科雷马劳动营去。我在那里没有遇到见证人，但在传道工作上却有耶和华给我帮助。一个叫叶芙多基娅的囚犯对圣经表现了兴趣。我们成为好朋友，还在灵性上和感情上互相扶持。虽然我只有很少的圣经知识，可是这些知识足以帮助我对耶和华保持忠义。

1957年年初，那时我已获释一年了。我搬到伊尔库茨克州一个叫苏耶季哈的市镇。那里的弟兄热情慷慨 地接待我，帮我找工作，又帮我找房子。不过最令我高兴的是他们邀请我参加属灵活动。当时我还没受浸，于是弟兄安排我在一个大浴盆里受浸。之后，我就能够为耶和华的组织服务了。我的工作包括运送圣经书刊和信件。

书刊要被送往西伯利亚全境、苏联中部和乌克兰的西部。跟运送有关的一切安排都要事先仔细地计划好。要把书刊运到乌克兰西部，我们就需要很大的箱子。有一次，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上，其中一个箱子的锁坏了，箱子打开，里面的书散落一地。我尽量保持镇静，然后一边祷告，一边从容地把书刊收拾起来。好不容易，我总算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了箱子，然后就马上离开。幸好，当时没有人注意到我。

又有一次，我带着两箱子满满的刊物，从乌克兰经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在车厢内，我把一个箱子放在最低层的卧铺下。不久，有两个男子走进我的车厢，他们是国安会的特务。他们在谈话中提到见证人，说：“见证人到处分发刊物，煽动人民反对苏联。”当时，我尽量表现得泰然自若，以免引起他们的疑心。其实，那些“煽动人民”的刊物就在他们的座位底下呢！

无论是运送刊物还是履行别的工作委派，我都有心理准备，可能随时会被逮捕。我从很多经历中学会，凡事都信赖耶和华。

 ［第158,159页的附栏或图片］

“你的朋友跟我所想的截然不同”

季娜伊达·科济列瓦

出生年份1919年

受浸年份1958年

简介有很多年的时间被囚禁在不同的劳动营里，于2002年去世。

我从小就很渴望事奉上帝。1942年，一个很关心我的朋友，想我加入她所属的俄罗斯正教会，因为她说这样我就不会下地狱。可是，当教士知道我是奥塞梯人时，就拒绝替我施浸。后来我的朋友给了他一些钱，他才改变主意，帮我举行浸礼。我到处寻找真理，曾参加基督复临派、五旬节派和浸礼宗的聚会。由于我这样做，当局判我在劳动营服劳役。我在营里遇到见证人，很快看出他们所讲的是真理。1952年，我获释后回家，并开始传讲好消息。

1958年12月的一个清晨，我听见很响亮的敲门声。士兵冲进我家，到处搜索，而我就在房里一个角落，被两个士兵看守着。爸爸醒来看见了，感到十分害怕，因为他担心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会被牵连。爸妈共有五个儿子和我这个女儿。爸爸看见他们在房间和阁楼翻箱倒柜，就猜想到这一定是跟我的宗教有关。于是， 他拿起一枝来福枪，向我大吼：“美国特务！”他准备向我开枪，但士兵上前把枪支抢了过来。我真无法相信爸爸竟要向我开枪。搜索完毕后，士兵把我押上一辆篷车。虽然被他们带走，可是我很庆幸自己能活下来。我因从事宗教活动，被判监禁10年。

1965年12月，我提早获得释放。爸妈看见我都感到很高兴，但爸爸却不想我住在家里。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国安会的人却不准爸爸为我分开报户籍，硬要他收留我。国安会的人还帮我找工作。爸爸对我仍然跟以前一样凶。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了。他跟那些探访我的弟兄姊妹见过面。至于我的几个亲兄弟，他们脾气很暴躁，既不工作又酗酒。有一次，爸爸对我说：“我看出你的朋友跟我所想的截然不同。我想让你有自己的房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那里举行聚会。”真是难以置信！爸爸留了一个大房间给我，还说：“你尽管放心，你们聚会的时候，我会把风，没有人能进去。”的确没有人能进得去，因为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性格倔强。

就这样，在自己家的屋顶下，又在耶和华和爸爸的保护下，基督徒的聚会就在我家里举行。出席人数多达30，当时奥塞梯只有这么多见证人。望出窗外，看见爸妈坐在路旁为我们守望，这种情景真叫我深感欣慰。今天，奥塞梯共和国的传道员数目约有2600，他们都热心地宣扬耶和华的王国。（以赛亚书60:22）

 ［第162,163页的附栏或图片］

劳役营里只剩下我一个见证人

康斯坦丁·斯克里楚

出生年份1922年

受浸年份1956年

简介他于1953年在劳动营里认识真理，并在1956年在营里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之后，又在监牢里熬过了25个寒暑，于2003年去世。

1953年年初，我在监牢里遇到一个名叫瓦西里的弟兄。他说自己是为了坚守信仰而被判入狱的。人竟会由于信仰的缘故而成为阶下囚，这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由于这缘故，我心绪不宁，难以入睡。第二天，瓦西里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渐渐地，我开始相信，圣经是上帝给人类的书。

1956年，我受浸成为上帝的仆人。该年年底，警卫大肆搜查，发现我们收藏了许多圣经书刊。经过大约一年的审查后，在1958年，我由于从事宗教活动，被法庭判入狱二十三年。那时，我已经在劳动营里熬了五年零六个月。我一共服刑二十八年零六个月，在这段时期，我从未被释放过。

1962年4月，法官说我是“高度危险人物”，把我转送 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劳役营，关押了11年。由于多个原因，这是一个“特别”的劳役营。例如：每人每天只可以分到11戈比用来买粮食，那时候，这点钱就连一个面包也买不到！我身高192厘米，但体重只有59公斤。我的皮肤干枯皱裂，碎屑脱落。

我是个技术优良的建筑工人，经常被派到官员的寓所做维修工作。在工作的地方，没有人害怕我会伤害他们，也没有人需要把家里的财物收起来。有一个官员的妻子知道我会到她家做维修工作时，没有把六岁的儿子送去幼儿园。想想这个不寻常的情景：一个“高度危险人物”整天跟一个六岁大的小孩一起在寓所里！这清楚表明，没有人相信我是罪犯，更何况是“高度危险”的罪犯呢。

随着时间过去，劳役营里的所有弟兄都一一获得释放。1974年，劳役营里只剩下我一个见证人。我在营里再囚禁了七年，直至1981年8月重获自由。耶和华不断在灵性上支持我。上帝怎样支持我呢？在劳役营的七年里，我收到《守望台》的手抄本。有一个弟兄经常用端正的字体，把最新杂志的内容抄下来寄给我。每次劳役营的检查员把信交给我时，信件已经拆开了，我们两人都清楚知道信的内容。究竟什么推使检查员甘愿冒险这样做，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多么庆幸他在过去的七年一直在这里工作，但我最想衷心感激的，就是耶和华。在过去的年头，我学会全心信赖耶和华上帝，并从他那里得着力量。（彼得前书5:7）

 ［第168,169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在战后回到俄罗斯

阿列克谢·涅波恰托夫

出生年份1921年

受浸年份1956年

简介1943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认识真理，后来在俄罗斯被监禁了十九年。他做了三十多年正规先驱，大半时间都在禁制期间传道。

阿列克谢20岁的时候被关进德国的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后来，他被转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认识真理。他获释前不久，两位受膏基督徒对他说：“阿列克谢，如果你能在战后回到俄罗斯就好了。俄罗斯幅员辽阔，特别需要收割工人。那里情势严峻，要作好准备去应付任何考验。我们会为你祷告，也会为那些愿意聆听的人祷告。”

1945年，英军释放了阿列克谢。他离开集中营回俄罗斯去。但由于他拒绝投票，又即时被判监禁十年。他说：“起初，我是集中营里唯一的见证人。我寻求耶和华的指引，让我找到渴求真理的绵羊。不久，我们就有13人了！这其间，我们没有圣经书刊，只好从监狱的图书馆借阅小说，再从小说里抄录经文。”

 阿列克谢坐牢十年后获释出狱。他去了一个有很多人都相信耶稣的地区传道。他说：“这里的人在灵性上如饥似渴。白天晚上都有人来找我，他们把孩子也一起带来。他们细心考查圣经，要对证所听见的每一件事。”

在接着的几年，阿列克谢帮助了七十多人受浸，其中一个是玛丽亚。后来，他俩结为夫妇。他回忆说：“国安会到处找我，结果我被逮捕，判刑监禁二十五年。他们也逮捕了玛丽亚，她被单独监禁了七个月之后才提审。盘问玛丽亚的人说，只要她放弃事奉耶和华就可以马上获释。玛丽亚不肯妥协。法庭判她入劳动营服刑七年，至于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则交由一个基督徒姊妹照顾。”

阿列克谢和玛丽亚的刑期未满就提前出狱。他们搬到特维尔州居住。当地的政府和居民强烈反对他们，一个邻居还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接着几年，虽然他们被迫多次搬家，但每迁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能帮助人做基督的门徒。

阿列克谢说：“坐牢期间的那么多年，我们不能阅读上帝的话语。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就立下目标，天天阅读圣经。现在，我和玛丽亚把圣经读了超过40遍。上帝的话语的确强化了我们，帮助我们热心传道。”

那么多年来，阿列克谢总共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熬了四年，还被关在俄罗斯的监狱和劳动营十九年。在他从事先驱工作的三十年里，他和妻子帮助了许多人认识和爱戴耶和华。

 ［第177,178页的附栏或图片］

那个士兵说得没错

雷吉娜·库库什基娜

出生年份1914年

受浸年份1947年

简介虽然她跟基督徒会众失去联络多年，却仍然忠贞地传讲王国的好消息。

1947年，一个见证人在市场向我传道。当天晚上，我就拜访这个见证人，我们一起谈了好几个小时。我立即决定要跟她一样，热心事奉耶和华！我告诉她：“你向人传道，他日我也会向人传道。”

1949年，我因传道而在乌克兰利维夫被捕，被迫跟丈夫和两个年幼女儿分开。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裁判团展开闭庭审讯，裁定要将我枪决。其中一个女法官读出判词时补充：“因为你有两个孩子，我们决定减轻刑罚，将死刑改为判监二十五年。”

我被关进牢房，这牢房只有男囚犯。他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获悉我被判监二十五年，都很惊诧，既然刑期这么长，我又怎能如此平静呢？当我被带出牢房时，一个年轻的士兵递给我一包食物，然后温和地说：“不要害怕，会苦尽甘来的。”

 直到1953年，我还是在俄罗斯北部的劳动营服刑。营里囚了许多姊妹，她们来自前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我们彼此相爱，亲如一家。

我们留意自己的品行，好向人作优良的见证，借此激励别人也事奉上帝。在营里，我们的工作很辛苦，时间又长。后来，虽然刑期未满，但我获准提前出狱。我重获自由之后，却因找不到弟兄姊妹而感到孤单。有五年时间，我跟会众失去联络，这比囚禁在劳动营里还要难受。尽管这样，我却常常感受到耶和华给我的扶持，向我表现忠贞之爱。我经常阅读圣经，沉思所学得的知识。这使我在灵性上受到强化。

耶和华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帮助我跟见证人取得接触。《苏维埃俄罗斯报》对俄罗斯西南部奥塞梯的弟兄作了负面的报道。报章说，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是反苏联社会的。文章还登载了弟兄姊妹的姓氏，注明他们的地址。这事却叫我的心里乐开了花！我写信给他们，说很想见他们。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弟兄给我很大的支持，并说耶和华容许报章刊载这篇文章，是要让我联络上他的子民呢。

现在我已经92岁了。那个心地良善的士兵说得没错，尽管我一生面对重重的困难，最后都能苦尽甘来。

 ［第188,189页附栏或图片］

尽力钉稳自己帐幕的钉子

德米特里·利维

出生年份1921年

受浸年份1943年

简介在俄罗斯的督导委员会工作了20多年，现在是西伯利亚一群会众的长老。

那是1944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6个月。我因严守基督徒中立，要在法庭面对军事法官的审讯。法官将我判处枪决，后来却将死刑减判为在劳动营监禁10年，接受改造。

1945年1月，我来到伯朝拉的劳动营，伯朝拉这个小镇位于俄罗斯北部的科米共和国。那里关押了几百个囚犯，其中10个是我们的弟兄。很不幸，我唯一的《守望台》杂志都被没收了，我们完全没有灵粮。当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我们洗澡的时候，一个弟兄说我看起来就像一副骷髅。我确实瘦得怪可怜的，于是被送往沃尔库塔的一个营去接受治疗。

我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不过，才稍微好点儿，就被送到采沙场工作。不到一个月，我又成为一副骷髅的模样。医生猜我是拿食物来换香烟，我告诉他我是耶和华见证人， 不会抽烟的。我在那个营待了两年多。那儿只有我一个见证人，可是我常常能找到一些愿意聆听真理的人，而他们有些人也响应了好消息。

有一次，我的亲戚寄给我一份《守望台》抄本。可是，营里的警卫检查每一份包裹都那么的仔细，我怎样收到这份抄本呢？原来亲戚把抄写好的纸张折叠起来，放在罐子的底层暗格里，再加上一层厚厚的脂膏。警卫刺穿罐子，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罐子交给我。这份抄本是我的“活水”，有一段时间，使我在灵性上得到滋养。（约翰福音4:10）

1949年10月，我在刑满之前已获释，并在11月回到家乡乌克兰。我们听说有几个弟兄为了使我们的活动得到认可，就前往莫斯科向政府申请注册。然而，当局看来还不想承认耶和华见证人是合法的宗教团体。

1951年4月8日的那个晚上，我们和其他耶和华见证人的家庭一起被赶上火车，送去西伯利亚。经过两个星期的路程，我们到达西伯利亚中部的伊尔库茨克州，一个叫哈赞的村子。

以赛亚书54:2的经文深深打动了我们，经文说：“要延长你帐幕的绳子，钉稳帐幕的钉子。”看来这个预言正应验在我们身上。试想想谁会愿意搬到西伯利亚呢？既然到了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力钉稳自己帐幕的钉子。所以，我在西伯利亚住了超过55年。

 ［第191,192页的附栏或图片］

长久以来我都没有自己的家

瓦莲京娜·加尔诺夫斯卡亚

出生年份1924年

受浸年份1967年

简介她在不同的监狱和劳动营服刑总共21年，这其间，有18年的时间，她还未受浸。瓦莲京娜一共帮了44个人认识真理，在2001年去世。

我和妈妈住在白俄罗斯的西部。1945年2月我遇到耶和华见证人。一个弟兄到过我们家三次，跟我们谈论圣经，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虽然如此，我却开始向邻居和相识的人传道。当局逮捕了我，判处我在劳动营服刑八年。他们将我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去。

在营里我细心观察其他囚犯，聆听他们谈话，希望找到耶和华见证人。有一次，那是1948年的时候，我无意中听见一个女囚犯谈到上帝的王国。她的名字叫阿丝娅。我真的很高兴能跟她谈论属灵的事。不久，有三个姊妹也被送进这个营里。我们很缺乏灵粮，于是，我们尽量走在一起，互相鼓励。

1953年，我获得释放。可是三年半以后，我因传道又被判刑坐牢10年。1957年，当局把我转送到克麦罗沃的劳动营。那里有180个姊妹，我们从没缺过圣经书刊。冬天，我们把书刊藏在雪里；夏天，就会藏在草丛中或 埋在地下。当他们搜查我们的时候，我会围上一条大披肩，双手抓着披肩的两端。这样，他们就看不出我手里藏着抄本。当我从一个营搬到另一个营的时候，我会戴上一顶自制的鸭嘴帽，帽里藏了几本《守望台》。

后来，我被送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那里有一本圣经，藏在很安全的地方。一个姊妹负责“保卫”这本圣经，只有她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阅读这本圣经。我还有另一次机会见过圣经，就是早在1945年的时候，最先跟我谈论真理的那个弟兄，手上就拿着一本圣经。我就只有这两次看见过圣经。

我在1967年获释后，搬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安格连。在当地的会众，我能够以水浸礼表明自己献身事奉耶和华。这也是我初次遇见其他的弟兄，因为我一直都被囚在女子劳动营，除了那最先探访我的弟兄，再也没见过其他弟兄了。会众的弟兄姊妹都很热心传道，我很快就喜爱他们了。1969年1月，会众的8个弟兄和5个姊妹因传道而被捕，我是其中一个。当局判我监禁3年，说我是“特别危险的犯人”。在营里，我多次因传道而被单独监禁。

我跟感兴趣的人躲在毛毯下，一起讨论圣经。边散步边谈话，是受到禁止的。如果有人违规，就会被单独监禁。我们只有一些书刊的抄本，并且会经常抄写这些抄本。

长久以来，我都没有自己的家，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虽然这样，我却心满意足，满怀喜乐地事奉耶和华。

 ［第200,201页的附栏或图片］

虽受盘问反教我灵性坚强

帕维尔·西武尔斯克

出生年份1933年

受浸年份1948年

简介当局曾多次对他进行思想改造，现今在俄罗斯一群会众当长老。

1958年，我因从事宗教活动而被逮捕。一个押送我到火车的官员说：“看你妻子最后一面吧！你以后再没有机会看她了。”

在伊尔库茨克，我被关押在一间特别的囚室，面积大小只够一个人站立。之后，在我候审的6个月期间，我被单独监禁。他们总是在晚上盘问我，盘问的人挖空心思，为要削弱我对圣经的信心，破坏我对上帝组织的信任。他们指控我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非法活动。有时候，他们会用暴力来对付我，不过，他们主要的手段是不断向我施压，想逐渐改造我的思想。我恳求耶和华赐与力量，使我能保持忠贞，他确实应允我的祈求，常常支持我。

在一次盘问中，负责盘问的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并说：“我们现在给你看看你的组织在做什么，你就会知道是不是上帝支持你的组织了。”

 接着，他瞪着我说：“你们今年在纽约举行的大会，分别在两个场馆进行，出席人数一共有25万3000。你看看这大会的规模，就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根本不可能举办这么大规模的集会。这个大会举行了八天。与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有的乘轮船，有的则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去参加大会。没有政府机关的支援，这一切会成事吗？谁可以付得起两个这么大的场地八天的费用呢？”

盘问的人在桌上把照片摊开。其中一张是与会者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喜乐地拥抱。另一张是诺尔弟兄在发表演讲。我还从其他的照片看到受浸的情景，和看见诺尔弟兄把新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分发给受浸的人。我们当时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后来在《守望台》知道组织出版了这本书。那个审问的人直望着我，并说：“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就是讲北方王和他会有什么遭遇。耶和华见证人怎么可能独力组织这么大型的集会？我们知道美军也出席你们的大会，向你们学习，好知道怎样组织军事行动。我们还知道有个百万富翁捐出一大笔钱来举办这次大会，百万富翁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捐钱的！”

盘问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我当时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监狱里参加了大会。我感到非常振奋，重新得力。我太需要这支强心针了！耶和华确实很仁慈，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赐福给我。我下定决心，要坚忍下去。

 ［第214,215页的附栏或图片］

电影院里全是耶和华见证人

韦涅拉·格里戈里耶娃

出生年份1936年

受浸年份1994年

简介20世纪60年代从事演艺工作，曾为苏联拍摄宣传影片。从1995年开始，在圣彼得堡做正规先驱。

1960年，我刚开始了演员的生涯。那时候，我在一部叫《上帝的见证人》的影片里充当主角。这部影片在苏联的各个电影院播放，内容指出耶和华见证人是危险教派，他们害死了影片中的女主角丹娅。我扮演的就是“丹娅”这个角色。按照剧本，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夜色苍茫，丹娅身上没有大衣，从“耶和华教派”逃了出来。暴风雪漫天飞舞，丹娅最后被大雪掩埋了。然后，观众听见一句令人悲叹的旁白：“这就是丹娅·韦谢洛娃的下场！”我挺喜欢这个剧本，虽然我对耶和华见证人的认识只有剧本描述的那么多，可是，我为自己有份打击他们而感到光荣。

这部电影在苏联很多城市的电影院和俱乐部上映。每次电影在新地方首映，我都会到场，并在播映完毕后上台亮相。那时候，苏联的人民很相信他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事。当看见我出现在台上时，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说：“她还活着！”然后我会解释电影是怎么拍摄的，以及 导演和技术人员是怎么制作暴风雪的特别效果，使我看来好像被暴风吹倒，跌进山谷，最后埋在雪里。

有一次，我来到加里宁（现称特维尔）州上沃洛乔克的一个电影院，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不过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有点不一样。电影播放完结，一个老人家向我提问了好些事，都是跟宗教有关的，但我相信无神论，认为生命不是上帝创造的。关于这部电影，没有一个观众向我提问。我溜进后台去找主办宣传活动的人，问他：“刚才跟我说话的是谁？”

他说：“那个人是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头头儿，电影院里全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我在不知情下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之后，我想读读圣经，却一本也找不到。后来，我跟一个波兰人结婚，并搬到波兰去。1977年，两个见证人到我们家传道。不久，我就开始跟她们学习圣经，并渐渐喜欢了这本书。我和丈夫跟见证人还成了朋友。1985年，因为我父亲生病，所以我和丈夫就搬去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跟他一起住。我祈求耶和华帮助我在那里找到耶和华见证人。

后来，我也成为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现在，我已经做了正规先驱12年，我丈夫兹迪舍克是圣彼得堡一群会众的助理仆人。

从我个人的经历，我看出电影业通过“歪风邪说”可以误导很多人。（以弗所书4:14）当初，在我演出那部苏联宣传电影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30年后会成为一个耶和华见证人。

 ［第237页的附栏］

俄语《新世界译本》

一百多年来，耶和华见证人善用了不同的俄语圣经译本，其中一个译本是《圣会议译本》。虽然这译本是用古俄语译成，又很少使用上帝的名字；然而，这本译本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俄语读者认识上帝的旨意。另一个对俄语读者很有帮助的译本是马卡里奥斯的译本，耶和华的名字在这译本里出现了大约三千次。由于耶和华见证人的数目在俄罗斯持续增长，见证人看出需要出版一本好读好懂、准确表达原文意思的新译本。

中央长老团作出安排，把《新世界译本》译成俄语。这个重要的圣经翻译工作是由俄罗斯分部负责，一共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2001年，《希腊语经卷新世界译本》俄语版面世。2007年，俄语《圣经新世界译本》全书出版，全球的俄语读者都欢欣雀跃。中央长老团成员西奥多·杰拉斯和斯蒂芬·莱特分别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宣布发行这本新的圣经译本，在那两个大会，全场掌声雷动，人人都非常兴奋。一个姊妹在信中说：“这部圣经清楚易懂，用词优美！有了这本译本，阅读圣经更是乐事。”很多人都纷纷写信给上帝的组织，表示赏识这本圣经，比如说：“这是耶和华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我们衷心感谢你们。”毫无疑问，俄语《新世界译本》面世确实是一个属灵的里程碑，能造益世界各地说俄语，并喜爱上帝话语的人。

 ［第244,245页的附栏或图片］

在一天之内我们的困难全都解决了

伊万·斯拉瓦和妻子纳塔利娅

出生年份1966年；1969年

受浸年份1989年

简介他们俩都是先驱，搬到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地区服务。伊万现在是分部委员会的成员。

1990年年底，我和妻子纳塔利娅从乌克兰搬到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这个州的人口差不多有150万，传道员的人数却不到10个。这地方的庄稼确实很多，但“工人实在太少”。（马太福音9:37）

我们俩刚结婚。为了维持生活，我们需要找工作。可是俄罗斯的经济越来越差，很多人都失业。政府发粮票 给人民，好让人民得到基本的食物。粮票是在工作单位里派发的。我们没有工作，所以得不到粮票。因此我们得付很贵的价钱，才能在市场买到食物。住房也成问题，我们要住在酒店。我们交了20天的酒店房租，钱包的钱已所剩无几了。我们每天都恳求耶和华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和一个便宜的住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努力传道，寻找对圣经感兴趣的人。住在酒店的最后一天，我们用仅剩的钱买了一条小面包和一盒奶。那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再次恳切向耶和华祷告，求他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和住处，因为第二天上午我们就要退还房间了。

第二天早上，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们吵醒。酒店经理说，我的表亲在酒店大堂等着我，我和妻子都感到很意外。表亲给我送钱来，他说公司最近给他分了不少红利，他很想给我一些。这还不止，几分钟后，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们夫妻俩，说已经帮我们找到一个租金便宜的住处。还有，在同一天，一所幼儿园聘请我们料理校园。所以，在一天之内，我们的困难全都解决了。金钱、住处和工作，我们都有了。毫无疑问，耶和华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1991年，别尔哥罗德有55人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一年之后，出席人数是150。接着的那一年，参加人数是354。到2006年，别尔哥罗德州已有6群会众，并有超过2200个传道员。

 ［第250页的附栏］

争取法律认可的新进展

2007年1月，欧洲人权法院一致裁定耶和华见证人获得胜诉，确认了我们有权享有不受政府干涉的崇拜自由。法院宣判：“耶和华见证人作为一个宗教团体，聚集起来学习和讨论圣经，这是人所共知的，是他们的崇拜和传教方式。”

2004年，虽然政府禁制见证人在莫斯科的活动，可是我们的弟兄仍然在公众场所聚集起来崇拜上帝，并竭尽所能从事传道工作。2007年，莫斯科的弟兄都很高兴能够像俄罗斯大部分的弟兄一样，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举行了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和区域大会。

法律的诉讼仍是荆棘满途，弟兄却从没有气馁。每当遇到反对，他们会采取行动，好维护见证人的宗教自由。例如，2006年4月12日，莫斯科的见证人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期间，柳布利诺警察局的警察强行中断了这个聚会，拘捕了14个弟兄，还用刀指吓他们的律师。地方法院作出裁定，弟兄只获得部分胜诉。后来，弟兄提出上诉，地方法院的判决被推翻，见证人败诉。但见证人现已正式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诉讼，控告柳布利诺的警察局。另外，2007年7月，耶和华见证人向法庭提出申诉，指控几个政府官员对见证人在圣彼得堡的宗教活动，作了长时间及不应有的调查。

 ［第228-230页的附栏或图表］

属灵大事年表——俄罗斯

1890年

1891年 谢苗·科兹列斯基由于勇敢传道，被流放到俄罗斯帝国的东部。

1904年 德国分部收到来自俄罗斯的信，感激弟兄将圣经书刊寄给他们。

1910年

1913年 俄罗斯政府承认圣经研究者在芬兰的办事处，有权代表守望台圣经书社。芬兰当时是俄国的一部分。

1923年 守望台书社收到很多来信，要求弟兄把圣经书刊送到俄罗斯去。

1928年 在莫斯科，乔治·扬格请求当局批准圣经研究者在俄罗斯从事宗教活动。有关当局拒绝再给扬格发签证。

1929年 在爱沙尼亚，弟兄跟塔林的一个无线电台签了约，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都能通过电台广播，听到圣经演讲。

1930年

1939-1940年 苏联占据了乌克兰西部、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结果许多耶和华见证人住在苏联境内。

1944年 数以百计的见证人被关进俄罗斯各地的监狱和劳动营里。

 1949年 耶和华见证人从摩尔多瓦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去。

1950年

1951年 超过8500个见证人从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1956-1957年 全球199个区域大会的代表通过一个决议，请求苏联政府给予见证人宗教自由。

20世纪年代末 六百多个见证人被关在莫尔多维亚的一个特别劳动营里，受到严密监管，不能与其他囚犯接触。

1965年 苏联政府颁布特别命令，取消对流放的人的限制。结果，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见证人散居全国各地。

1970年

1989-1990年 中央长老团的成员首次到访俄罗斯，跟弟兄见面。苏联的见证人到波兰参加特别大会。

1990年

 1991年 3月27日，耶和华见证人在俄罗斯获得法律认可。

1992-1993年 见证人分别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国际大会。

1997年 俄罗斯分部举行呈献礼，分部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索尔涅奇诺耶村。

1999年 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第一所大会堂，举行呈献礼。

2000年

2003年 分部的扩建工程完成。

2007年 俄罗斯共有2100多群会众和一些偏远地区的小组，弟兄热心向人传道。

［图表］

（见出版物）

传道员总数

先驱总数

传道员总数

先驱总数

前苏联15个国家的传道员总数

36万人

30万人

24万人

18万人

12万人

6万人

4万人

2万人

1890年1910年1930年1950年1970年1990年1990年2000年

［第218页的图解或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其他分部办事处协助运送书刊到全国各地

德国 芬兰

↓ ↓

索尔涅奇诺耶

↓ ↓ ↓ ↓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莫斯科 俄罗斯

日本

↓

符拉迪沃斯托克

↓

堪察加

 ［第116,117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北极圈

北冰洋

北极

巴伦支海

喀拉海

拉普捷夫海

东西伯利亚海

楚科奇海

白令海峡

瑞典

挪威

丹麦

哥本哈根

德国

波兰

罗兹

华沙

波罗的海

芬兰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白俄罗斯

布列斯特

乌克兰

利维夫

摩尔多瓦

里海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肯吉尔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安格连

中国

蒙古

乌兰巴托

中国

日本海

日本

东京

北海道

鄂霍次克海

白令海

俄罗斯

彼得罗扎沃茨克

圣彼得堡

索尔涅奇诺耶

加里宁格勒

诺夫哥罗德

上沃洛乔克

莫斯科

图拉

奥列尔

库尔斯克

沃罗涅日

乌达尔内

弗拉基米尔

伊万诺沃

下诺夫哥罗德（戈尔基）

瑟克特夫卡尔

乌赫塔

伯朝拉

因塔

新地岛

沃尔库塔

乌拉尔山脉

西伯利亚

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卡马河畔切尔内

伊热夫斯克

萨拉托夫

伏尔加斯基

斯塔夫罗波尔

皮亚季戈尔斯克

厄尔布鲁士山

纳尔奇克

纳尔特卡拉

别斯兰

弗拉季卡夫兹

高加索山脉

阿斯特拉罕

伏尔加河

托本斯克

新西伯利亚

克麦罗沃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新库兹涅茨克

乌斯季坎

阿克塔什

比留辛斯克

十月镇

布拉茨克

维霍列夫卡

图伦

中哈赞

济马

扎拉里

西伯利亚-乌索利耶

基托伊

安加尔斯克

伊尔库茨克

贝加尔湖

基廉斯克

哈巴罗夫斯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科尔萨科夫

南萨哈林斯克

萨哈林岛（库页岛）

雅库茨克

奥伊米亚康

乌斯季涅拉

堪察加

楚科奇半岛

科雷马河

海厄尔

诺里尔斯克

 ［第167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里海

波罗的海

巴伦支海

喀拉海

北冰洋

北极

拉普捷夫海

东西伯利亚海

楚科奇海

白令海峡

鄂霍次克海

日本海

哈萨克斯坦

中国

蒙古

摩尔曼斯克

普斯科夫

特维尔（加里宁）

莫斯科

别尔哥罗德

沃罗涅日

罗斯托夫

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

阿兰伊阿

伊万诺沃

尼热哥罗德

莫尔多维亚

乌里扬诺夫斯克

伏尔加格勒

鞑旦斯坦

彼尔姆

科米共和国

乌拉尔山脉

西伯利亚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车里雅宾斯克

库尔干

秋明

鄂木斯克

托木斯克

新西伯利亚

阿尔泰

阿尔泰共和国

克麦罗沃

哈卡斯伊阿共和国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图瓦共和国

伊尔库茨克

布里亚特亚

赤塔

萨哈共和国

阿穆尔

哈巴罗夫斯克

滨海边区

萨哈林岛（库页岛）

堪察加

 ［第66页的图片］

楚科奇半岛的日出

［第68页的图片］

路标以哈萨克语和俄语写成，指向西伯利亚的布赫塔尔马村庄谢苗·科兹列斯基就是被流放到这里

［第71页的图片］

赫肯德尔夫妇在俄罗斯一边度蜜月，一边帮助说德语的人

［第74页的图片］

罗素弟兄给卡洛·哈特瓦（右）的授权书俄罗斯帝国驻纽约的领事在其上盖了政府的官印

［第80页的图片］

1925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卡内基举行的俄语大会共有250人出席，29人受浸

［第81页的图片］

这本杂志声称：“在沃罗涅日州，教派林立”

［第82页的图片］

乔治·扬格

［第84页的图片］

约有十年的时间，亚历山大·福斯特曼把传单、册子和书籍翻译成俄语

［第90页的图片］

彼得·克里沃库尔斯克和妻子雷吉娜，摄于1997年

［第95页的图片］

彼得扔出营外的“石子信”，间接帮助了奥尔加·谢夫留吉娜成了耶和华的仆人

［第100页的图片］

伊万·克雷洛夫

［第101页的图片］

被流放的见证人在西伯利亚建造家园

［第102页的图片］

玛格达林娜·别洛希茨凯亚和家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第110页的图片］

维克托·古特什米特

［第115页的图片］

安拉，摄于1964年

［第118页的图片］

今天的谢苗·科斯特列夫

［第120页的图片］

弗拉季斯拉夫·阿潘丘因受圣经的教导，能够克服信心的考验

［第121页的图片］

警察在娜杰日达·维什尼亚克的家，找到《渡过哈米吉多顿，进入上帝的新世界》这本册子

［第126页的图片］

鲍里斯·克雷利佐夫

［第129页的图片］

1957年，在被捕前约一个月，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和他的妹妹（上）、女儿及妻子波利娜合照

［第134页的图片］

伊万·帕什科夫斯克

［第136页的图片］

1959年，《鳄鱼》杂志刊登了一幅照片，展示在草堆里找到的刊物

［第139页的图片］

1959年，国安会在这所房子找到了地下印刷室

［第142页的图片］

阿列克谢·加布尔基亚协助那些分散在苏联各地的人跟组织再次团结起来

 ［第150页的图片］

自制的印刷设备

轮转式印刷机

压纸机

切纸机

订书机

［第151页的图片］

斯捷潘·列维茨基是个电车司机，曾勇敢地跟一个印刷技师接洽

［第153页的图片］

格里戈雷·加季洛夫曾向牢房里的其他囚犯传道

［第157页的图片］

躲在花丛研读和讨论圣经，不易为人察觉

［第161页的图片］

《守望台》印制成小型的册子（实际大小）

［第164页的图片］

苏联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许可令”

［第170页的图片］

弟兄把“珍宝”藏在手提箱的暗格里或靴子的底部

［第173页的图片］

伊万·克利姆科

［第175页的图片］

用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抄写《守望台》，一个火柴盒可收藏五六份

 ［第184,185页的图片］

 在莫尔多维亚一个劳动营的所有弟兄，被囚在这个营里时都没有错过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第194页的图片］

尼古拉·古楚利亚克曾向劳动营指挥官的妻子作非正式见证

 ［第199页的图片］

国际大会

1989年，俄罗斯的代表出席了在波兰举行的三个国际大会

华沙

霍茹夫

波兹南

［第202页的图片］

摄于正式注册后，从左到右：西奥多·杰拉斯、迈克尔·达塞维奇、德米特里·利维、米尔顿·韩素尔、一个司法部的职员、阿纳尼·格罗古尔、阿列克谢·韦尔日比茨基、维利·波勒

［第205页的图片］

1992年，米尔顿·韩素尔在圣彼得堡基洛夫运动场举行的“散布亮光者”国际大会上发表演讲

［第206页的图片］

购买了在俄罗斯索尔涅奇诺耶的土地

［第207页的图片］

奥利斯·贝里达尔和妻子埃娃·莉萨合照，他们和其他弟兄姊妹是第一批抵达索尔涅奇诺耶的志愿人员

［第208页的图片］

汉努·坦尼宁和妻子埃亚被派往圣彼得堡

［第210页的图片］

罗曼·斯基巴和妻子柳德米拉长途跋涉，从事区域探访工作

［第220页的图片］

弟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码头搬运书刊

［第224页的图片］

阿尔诺·廷勒和妻子索尼娅奉派到俄罗斯工作，享有许多服务机会

［第226,227页的图片］

1989年，一群会众在圣彼得堡附近的森林里举行聚会

［第238页的图片］

俄罗斯分部办事处督导40多种语言的翻译工作

［第243页的图片］

1996年6月，圣彼得堡举行第一个先驱训练班

 ［第246页的图片］

在俄罗斯传道

在彼尔姆州纳尔特卡拉的田野

在圣彼得堡的街头

在雅库茨克挨家逐户传道

在萨拉托夫的市场

 ［第252,253页的图片］

 俄罗斯分部

鸟瞰宿舍和周边的景色

 ［第254页的图片］

2006年，2万3537个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区域大会

［第254页的图片］

卢日尼基运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