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29年12月22日出生于诺维尔。这是一个由9个农场组成的小村庄，离比利时阿登地区的巴斯托涅（巴斯通）不远。我的童年是在农场度过的，非常快乐。我和弟弟雷蒙每天一起挤牛奶，我们也帮忙收庄稼。村里的人关系很紧密，大家经常互相帮忙。

我的父母埃米尔和艾丽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都去望弥撒。但大约在1939年的时候，从英国来的先驱来到我们的小村庄。他们请我的爸爸订阅《安慰报》（现称《警醒！》），爸爸很快看出自己读到的就是真理，于是开始亲自读圣经。后来，他不再去望弥撒，原本很友善的邻居就开始猛烈地反对他。他们向爸爸施压，不准他改变信仰，为此爸爸经常跟他们激烈地争论。

看见爸爸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的很难过。于是，我就像开头说的那样恳切地向上帝祷告。后来，邻居们渐渐不再反对爸爸了，这令我感到非常开心。我看出耶和华真的是“听祷告的主”。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很多人都因此被迫逃离家园，我们一家也逃往法国南部。这一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有时会遇到正在交战的德法两军，结果我们就被困在战区。

 我们回到农场后，发现大部分财物都被抢走了，只有我们的狗波比在那里迎接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战争和苦难？”

那段时期，伊弥尔·舒兰兹 a弟兄来过好几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他是一个忠心的长老，也是一个热心的先驱。他根据圣经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也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其他问题。我跟耶和华的友谊不断加深，我也越来越相信他是充满爱心的上帝。

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一家已经有机会更经常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1943年8月，何塞－尼古拉斯·米内特弟兄来我们农场发表了一个演讲，之后他问：“谁想受浸？”爸爸举手，我也举手。后来我们就在农场附近的小河里受浸了。

1944年12月，德军在西部战线发动了最后一次总攻击，这就是著名的“突出部之役”。我们住的地方离战场很近，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地窖里躲了大约一个月。有一天，我从地窖出来去喂牲口。没想到，农场被炮弹击中，有个屋顶还被炸飞了。那时有个美国士兵就在离我不远的牲口棚里，他大声对我说：“趴下！”于是我赶快跑到他身边趴了下来，然后他把他的头盔戴在我的头上。

大战之后，我们经常跟一群会众来往，这群会众位于列日，在我们的村庄以北大约90公里外的地方。不久之后，我们在巴斯托涅建立了一个小组。我开始从事跟税收有关的工作，也有机会学习法律，后来我还在公证处工作。1951年，我们在巴斯托涅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分区大会，出席人数大约有100。有一个非常热心 的先驱姊妹叫埃丽·勒泰，为了参加大会，她骑了50公里的自行车。很快我和埃丽就相爱，并且订了婚。当时埃丽已经收到基列学校的邀请，但她因为订了婚，就打算拒绝这个邀请，于是她写信向总部解释原因。当时在总部带头的是诺尔弟兄，他的回信很温暖，信中说也许有一天，埃丽可以和丈夫一起参加基列学校。1953年2月，我们结婚了。

那一年，我和埃丽去美国纽约，参加在洋基体育场举行的“新世界社会”大会。在那里我遇见一个弟兄，他介绍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给我，还鼓励我移民到美国。我跟埃丽为这件事好好向耶和华祷告之后，决定拒绝他的邀请，然后回到比利时的巴斯托涅继续支持那里只有10个传道员的小组。第二年，我们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塞尔日，但没想到塞尔日7个月大就因病夭折了。我们非常悲伤，于是在祷告中把所有伤痛都告诉了耶和华，这令我们的心受到抚慰。此外，复活的稳确希望也令我们获得了安慰。

1961年10月，我找到了一份可以让我做先驱的非全职工作。但就在找到工作的那一天，我接到比利时分部仆人的电话，他问我可不可以做环务仆人（现称分区监督）。我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先做先驱一段时间，再接受这个岗位呢？”分部同意了。我们做先驱8个月后，在1962年9月开始做分区探访的工作。

我们做分区探访工作两年后，受邀加入布鲁塞尔的伯特利家庭。从1964年10月开始，我们就在那里服务，此后我们获得了很多福分。1965年，诺尔弟兄探访比利时分部，没想到不久后我就被委任做分部仆人。后来，我和埃丽获邀去上第41届的基列学校。诺尔弟兄在13年前说的话成真了！毕业后我们被派回比利时分部。

多年来，我有荣幸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维护上帝的子民在欧洲和另一些地区的崇拜自由。（腓立比书1:7）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超过55个国家的官员，在这些国家，我们的传道工作是受到限制或禁止的。在向这些官员自我介绍时，我不会强调自己在法律方面的经验，而会说我是“上帝的仆人”，因为我知道“君王［或法官］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 流水，流向何处都随上帝的意思”。（箴言21:1）

有一次我跟欧洲议会的一个议员见面，那次经历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前我多次请求跟他见面都不成功，但这次他终于答应了。他说：“我只给你5分钟，多1分钟都不行。”于是，我低下头开始祷告。他很紧张，问我在做什么。我抬起头来说：“我感谢上帝，因为你是他的一个仆人。”他问：“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给他看了罗马书13:4的经文。他是基督新教徒，所以这节经文引发了他的思考。结果呢？他跟我聊了半个小时。这次面谈非常成功，他甚至说他很欣赏我们的工作。

多年来，在税务、孩子的监护权、基督徒的中立立场以及其他方面，耶和华的子民在欧洲打了很多官司，其中许多官司我都有荣幸参与，并且亲眼看见耶和华怎样帮助我们取得胜利。令人鼓舞的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欧洲人权法院取得胜诉的案件已经超过140宗了！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传道活动在古巴受到限制。为了帮助古巴的弟兄姊妹争取更多宗教自由，我跟两个弟兄一起工作，他们是来自世界总部的菲利普·布伦利弟兄和来自意大利的瓦尔特·法尔内蒂弟兄。古巴政府由于一些误会限制了我们的传道工作，我们很想消除这些误会。我写信给比利时的古巴大使馆，然后有机会跟一个官员见面。但在起初的几次会谈中，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我们祷告向耶和华寻求指引后，就请求古巴政府批准我们把500本圣经运进古巴。结果，这些圣经都安全运进了古巴，并且分发到弟兄姊妹手中。我们看出自己的努力得到耶和华赐福，于是又申请把2万7500本圣经运进古巴。这个申请也获得了批准。能够帮助亲爱的古巴弟兄姊妹拥有自己的圣经，我感到非常快乐。

 为了帮助古巴的弟兄姊妹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我去了古巴很多次。这期间，我跟很多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94年卢旺达爆发了针对图西族的屠杀，有超过100万人丧生，一些弟兄姊妹也不幸遇难。很快，一群弟兄就受到委派，负责安排那里的救援工作。

我和几个弟兄到达首都基加利（吉佳利）后，看见翻译事务处和存放书刊的仓库都布满子弹孔。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被人用大刀活活砍死，这令我们非常痛心。不过，我们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用行动显出爱心的感人事迹。比如，有一个图西族的弟兄告诉我们，他受到胡图族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家庭的保护，在地洞里躲了28天。在基加利，我们有一次跟900多个弟兄姊妹见面，那时我们尽力鼓励和安慰他们。

在扎伊尔（又叫萨伊，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市附近有一些难民营，我们听说很多卢旺达的弟兄姊妹都逃到那里，于是我们越过边境去了扎伊尔。我们找不到弟兄姊妹，就向耶和华祷告寻求指引。然后，我们看见有个人向我们走过来，就问他有没有见过耶和华见证人，他说：“我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还说：“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救灾委员会的弟兄。”我们跟救灾委员会的弟兄见面后，感到非常振奋。之后，我们跟大约1600个逃难的弟兄姊妹见面，并且尽力鼓励和安慰他们。我们也向他们读出来自中央长老团的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深信耶和华一定不会抛弃你们。”弟兄姊妹听到这些话，都非常感动。耶和华确实没有抛弃他们！今天，卢旺达有超过3万个弟兄姊妹正在喜乐地为耶和华服务！

结婚差不多58年后，我在2011年失去了爱妻。我在祷告中向耶和华诉说我的痛苦后，得到了他的安慰。此外，我继续跟人分享王国的好消息，这也给我很大的力量。

虽然我现在已经90多岁，我还是每周都参与传道工作。我也很高兴能协助比利时分部的法律部，跟别人分享我的经验，并且牧养伯特利家庭里年轻的弟兄姊妹。

大约84年前，我第一次向耶和华祷告。在那之后，我不断亲近耶和华，一生过得精彩又满足。在我这一生中，耶和华一直留心听我的祷告，我为此深深感激他。（诗篇66:19）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