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残障多病，前景却一片光明

康斯坦丁·莫罗佐夫自述

我在1936年7月20日出生，出生的时候，全身都是软绵绵的，除了头骨和脊椎之外，仿佛一根骨头也没有。我的骨骼全是柔软脆弱的，宛如成年人的耳朵一般。当时，我的体重还不到半公斤，只靠柔弱的心跳、微弱的呼吸和少许的动作，给人知道我是活着的。

我家有九个孩子，我排行第七。我们一家住在俄罗斯中部，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一条村庄萨拉。我出生后三个星期，爸妈带我到教堂领洗。教士急忙替我洒上圣水，然后叫爸妈赶快带我回家，他以为我活不上几个小时。

1937年1月，爸妈带我到俄罗斯鞑旦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市去见专科医生。那个时候，我已经晓得叫“妈妈”、“爸爸”和“巴布什卡”（意即祖母），也认得几个哥哥的名字。经医生详细检查之后，他们告诉爸妈，我的寿命不会超过一年。所以，他们提议，不如用人道方法终止我的生命，然后存放在实验室的玻璃瓶子里做展品，给医科学生做视觉教材。多亏爸妈坚决反对，我才得以死里逃生。

痛苦的童年

依我记忆所及，我从小就饱受身体残障所折磨。不过，尽管我年纪轻轻，我却尽力保持性情开朗，想念积极的事，经常面带笑容，且学会从生活寻得乐趣。随着时间过去，我的体格渐渐强健起来，我开始可以坐直，也可以慢慢爬行。可惜我却不能像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因为我的躯体严重畸形。不过，我的学习能力是完全正常的。我五岁的时候，已经懂得写读了。

1941年5月，妈妈第二次带我上教堂。那一天，教堂内座无虚席，人人都跪下来祈祷。后来，有一个女子走到妈妈跟前，问她为什么不跪下祷告。妈妈让她看看我。之后，她走到教士跟前，大家交头接耳。回来的时候，她把我们送出教堂，然后叫妈妈放我在门外，独个儿返回教堂去。她还口口声声说，因为爸妈犯了罪，一个“不洁的生物”把我送给他们。妈妈含泪回家。这个女子 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好一段日子。我想不通，这个“不洁的生物”到底是谁呢？

1948年，当时我12岁，妈妈带我到离家80公里以外的楚瓦什自治共和国的一条村庄梅连基去，因为那里有一些据称可以治病的矿泉。妈妈希望那儿的泉水可以医好我。但教士们指出，要是我想得到医治，必须先禁食三天，且要到教堂去领圣餐。虽然我不大信任教会，我还是照他们的吩咐去做。到梅连基的旅途不但遥远，也十分艰辛。但我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细意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借此令自己开心一点。

在梅连基，教堂内挤满了人。妈妈抱着我穿过人群的时候，一个老妇送我一粒糖果，我接过来放进口袋里。到我领圣餐的时候，这个老妇高声喊道：“神父，不要给他领圣餐，他刚吃过糖果呢！”我向教士解释，糖果还在我口袋里。教士很激动地说：“你这个无礼的家伙！你还敢撒谎吗？把他逐出教堂！”幸好，次日轮到另一个教士主持圣餐仪式，他愿意用“奇迹”水洗我。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我还是残废体弱。

才华渐露

尽管我身体有严重缺陷，却是身残志不残。我从十余岁开始，已经力求在学术和才干方面出人头地。1956年，我加入了共产青年联盟(Komsomol )，负责教授比我年轻的会员有关联盟的历史；我也是家庭及文化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设于伤残之家里。除此之外，我还在无线电台任职指导员和广播员。

还有，我是一所流动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负责向失明人士提供书籍录音带；我也被推举为反滥用酒精饮品仲裁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加入了业余艺术学会，学习唱歌和弹奏不同的乐器。

入住伤残之家

1957年，我当时21岁，由于残障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入住伤残之家。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变得意志消沉。1963年10月，我离开伤残之家，前往莫斯科矫形科学研究所接受治疗。为了使我的两腿可以伸直，我总共接受过18次手术。

首先，医生把我的两条腿拉直。八天之后开始动第一次手术；然后，为要固定腿骨的位置，在动另一次手术之前，医生先替我打上石膏。一个护士眼见我所受的苦楚，也禁不住哭起来。

在随后的四个月，我学习用拐杖走路。首先，我学会扶着拐杖慢慢地站起来，站起来时约有110厘米高。这时候，我的体重大约是25公斤。我熟习用拐杖走路之后，就在1964年返回伤残之家去。很可惜，由于我腿骨脆弱，很快就承托不了我的体重，我被迫再次在地上爬行，或借助轮椅走路。直至现在，轮椅就是助我四处走动的主要工具。

我不愿再上教堂，因为当天那个女子说，我是由一个“不洁的生物”所生的，这件事至今还伤透了我的心。我深爱爸妈，我不想把自己的缺陷归咎于父母和上帝。我要积极面对人生，尽力多向人行善，证明我是残而不废的。

自力更生

1970年，我跟莉迪亚结为夫妇，她从小就半身瘫痪。我们买了一所小房子，在那里住上了15个年头。自结婚以来，我们一直自力更生。我学会了修理钟表和其他小巧的电器用品。

 有一段时间，我利用一只受过训练的狗替我做一些重要的差事。后来，练狗师和我更发明了一种实用的系狗带。我养过两只狗，一只叫布卡，一只叫帕玛。帕玛是我多年的忠贞友伴。每逢我到商店买食物，它就助我把物品一一放进购物袋里。它惟一不喜欢做的，就是跟我一起排队付帐。我每次购物，它都用牙咬着我的钱包。我就在它脖子上系上一个小钩子，然后挂上购物袋。

1973年，妈妈病重。由于我平日常常留在家里，所以我和莉迪亚决定接妈妈到家里居住。那时候，爸爸和五个兄长已经去世，另外三个兄弟就住在俄罗斯的另一处地方。妈妈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一直悉心照顾她，直到她去世为止。她享年85岁。

1978年，我决定自制一辆汽车。经过多番试验和改良之后，终于制成了一辆最适合我们自用的汽车。国家汽车检查局容许我接受驾驶测试，并且让我的汽车正式注册。我把这辆汽车命名奥沙（意即黄蜂）。我跟莉迪亚也做了一辆小型活动房屋车，可以运载300公斤重量的物品。自此之后，我们就利用这辆汽车，载着需用的东西前往不同的地方去。这辆汽车一直是我俩的主要代步工具，直至1985年为止。

大约这个时候，我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的视力也逐渐衰退；莉迪亚的心脏也出现问题。由于体力已大不如前，所以到1985年5月，我们不得不入住季米特洛夫格勒城的伤残之家。

为什么现在活得这么快乐

1990年夏天，耶和华见证人到访伤残之家。我很喜欢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打开约翰福音给我看，其中有一段记载，是关于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男子的。当时，耶稣论及这个男子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约翰福音9:1-3）所以，见证人向我指出，由于始祖亚当把罪遗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才会生病。——罗马书5:12。

不过，叫我最雀跃的是，见证人指出，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王国里执掌王权，乐园在地上恢复过来的时候，所有得生命的人都可以获得医治。（诗篇37:11,29；路加福音23:43；启示录21:3,4）我简直高兴得流下泪来，我低声对自己说：“我找到真理了！这的确是真理、真理啊！”于是我同意跟耶和华见证人研读圣经。一年之后，即1991年，我以水浸礼象征自己献身给耶和华上帝。

 我渴望为耶和华服务，向人传讲他伟大的旨意，可惜我却面对不少障碍。以前，我不用四处走动，但现在我须要经常出外向人传讲自己的信仰。我的第一个传道地区就是我们的伤残之家，那里有超过300人居住。我尝试尽量跟更多人攀谈，我甚至请求院方把我调到处理家务事宜的房间里工作。

每天早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用心工作。其间，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并且跟他们展开了不少有意义的圣经话题。当中有些人也接受了圣经书刊和杂志，这些刊物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圣经。有些访客也习惯了让我向他们读出经文，或圣经刊物的内容。中午用膳的时候，我和妻子所住的房间经常挤满了人，有时甚至多到无法再容纳更多人。

耶和华见证人会众里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传道工作上给我很大帮助。他们也经常把书刊带给我，抽时间陪伴我和莉迪亚，并协助我到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一个见证人更为了接载我，特意买了一辆附有边车的摩托车；其他拥有汽车的同工也很乐意在冬季的月份接载我到王国聚会所。

由于弟兄们对我关怀备至，我得以出席超过12个耶和华见证人所举行的大会，这是一些富于教育的盛会。我所参加的第一个大会，就是199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大会，当时出席大会的最高人数是2万3743人，来自30多个不同的国家。当时，我要远赴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才能出席这次的盛会。自此之后，我就从没错过任何一个耶和华子民所举行的大会了。

叫我十分欣慰的是，伤残之家的管理人员都很尊重我。跟我同甘共苦了30年的爱妻莉迪亚虽然不接受真理，却全力支持和帮助我。而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不断用他大能的手扶持我、祝福我。不久之前，即1997年9月1日，我被任命成为先驱传道员，即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服事者。

自我出生以来，我曾多次因为心脏差不多停顿而几乎死去。我多么庆幸自己至今仍然活着，并且得以认识和爱戴生命之源耶和华上帝！我渴望继续跟环球各地的属灵弟兄姊妹一起事奉他，直至我心跳停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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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妻子莉迪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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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残之家教人认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