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被判劳改25年

耶夫列姆·普拉东口述

1951年年底，我第二次被判劳改25年。这一次，我被关进沃尔库塔恶名昭著的苏维埃集中营，营地位于北极圈内。为什么我会在那里？后来我怎样死里逃生？请听我慢慢道来！

1920年7月16日我出生于比萨拉比亚一个贫寒的家庭。比萨拉比亚现在属于摩尔多瓦共和国。父亲在我出生前不久，就离开人世了，而母亲也在我四岁那年去世了，留下我们六个孤儿。哥哥们既当爹又当娘，把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养大，我对他们满怀感激。

我年少时就对宗教颇感兴趣，还参加了当地东正教的不少活动。可是后来，我对教会感到失望，尤其是对牧师失望，因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他们竟然为参战国祝福。

20世纪40年代初，罗马尼亚和苏联之间爆发了战争，比萨拉比亚是冲突的焦点。当时的罗马尼亚统治者扬·安东内斯库夺回了比萨拉比亚，并要求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参加军事训练。我也在其中。军训在博罗塞夫进行，离我和妻子奥尔加住的村子不远。

学习圣经真理

训练期间，一天，正吃午饭的时候，我留意到一群男子兴致勃勃地讨论一些事情。我很快知道他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也加入了谈话，而且越谈越起劲。后来，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圣经的真理，这令我欢欣不已，就将真理告诉了奥尔加和她的父母。

当天引起我兴趣的是关于中立的话题。那些见证人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必须采取中立的立场。他们作出决定，参加这次的军训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作效忠国家的宣誓，而这是征召入伍必不可少的步骤。

我告诉奥尔加和她的父母，我也想拒绝宣誓，他们都支持我的决定。1943年1月24日，征兵入伍的那一天，宣誓的时刻到了。我们当中有八个人走到征募士兵的牧师跟前，我们不是宣誓，而是告诉他，我们要保持中立，所以不能参军。

后来我们被捕了，被带到博罗塞夫的警察局。我们遭到毒打，甚至连我的妻子几乎都认不出我来。之后，我们被转移到国内的一个大城市基希讷乌（以前叫作基什尼奥夫），准备面对军事法庭。

 我们必须步行大约140公里，由于气候严寒，这段路途我们走了21天。我们八个人被链子锁在一起，由武装士兵押送。他们既不给我们吃，也不给我们喝。每次我们抵达一个新的警察局，都要挨打，一路上，我们停留过的警察局有13个！在警察局过夜的时候，多亏住在那里的居民给我们吃喝，我们才能活下来。他们的善行让我们看出耶和华的确正在照顾我们。

虽有挫折，仍然坚持

在基希讷乌等待开庭的拘留期间，我们八个人再次受到极端虐待。为了削弱我们的信念，当局对我们说，从摩尔多瓦北部一个村庄扎伊坎尼来的见证人已经放弃信仰，获释回家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只是被遣送回家，各自等待审讯而已。一个警官还引用一篇报章说，乌克兰的一个军事法庭已经将80个见证人判了死刑。

我们八人中有些开始沮丧，担心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当局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放弃信仰，就可以获释。他们将我们送回家，让我们和家人在一起一个星期，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后来，八人中只有三个决心严守中立。

1943年2月20日，我被带到博罗塞夫，第一次被毒打的那个警察局。在那里，我见到了两个见证人同伴，他们也决心严守中立。能够再次见面，我们多么激动！后来，我们被一辆马车运到了博尔齐。途中，我病得很厉害。幸好，我们是坐汽车走完往基希讷乌余下的路程。

我们到了，守卫认出我们就是那三个“死不悔改”的人，便送上一顿毒打作为“见面礼”。一个月后，我们被判在罗马尼亚的劳改营服刑25年。

在炮弹坑里受浸

最后，我们被送到罗马尼亚的库吉尔，被派在森林里伐木。如果我们完成特定的工作指标，就会得到多一点食物。我们这一组十个见证人都辛勤工作，所以我们的伙食比过去在监狱的时候有所改善。

1944年，美军开始炮轰我们附近的营地。一天，一个炮弹在小溪旁炸出了一个好大的弹坑。坑里不断有水流进来，不久就成了一个大池子。1944年9月，我就在这个池子里，以水浸礼公开表示献身给耶和华。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我就已经向耶和华作了献身的誓愿了。

终获自由！

几周后，苏联军队释放了当地几百个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也可以回家了。我第一次见到了儿子瓦西里，他是在1943年，我还在劳改营的时候出生的。

1945年5月，二次大战在欧洲结束的时候，比萨拉比亚是苏联的附属国，叫作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还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反对我们的基督徒活动。但是，他们留意到我们不参与选举，就视为对苏维埃政权的严重侵犯。

1946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帕维尔，1947年，我们的女儿马丽亚出生了。举家团圆，其乐融融！可是，大约两年以后，小女儿马丽亚生病，不幸夭折。1949年7月5日，我们埋葬了她。但是，这仅是悲痛的开始。

放逐西伯利亚

我们埋葬了马丽亚之后才几小时，就在次日黎明时分，被三个士兵叫醒。他们说，由于 我们“反对苏维埃的行为”，政府要把我们放逐。他们容许我们带上一些食物和衣服。就这样，1949年7月6日，我们被送到哈萨克的北部、大约4000公里外西伯利亚的库尔干。

途中经过了18天。我们好像牲口一样用火车的货车厢运走。一路上，他们只给我们两次食物。我们要小心安排每次的食量，才不致断粮。这个货厢的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借着每天举行多次圣经讨论来保持灵性的活跃。我们最宝贵的财物就是一本圣经。

我们总算抵达了库而干。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住在劳改营，却还有一定的活动自由。我在一个铁匠铺工作，并且能够和一起工作的人谈论我们的圣经希望。两年过去了，1951年9月27日，我又被逮捕，再次被带到军事法庭。有18个人一同指控我预言国家要灭亡。其实，我是引用但以理书2:44的预言，说明上帝的王国将要取代所有的人为政府。

另外，当权者还从我们的住处搜出了从摩尔多瓦偷偷带来的一本《守望台》杂志。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发现杂志的手抄本或在当地制作的复制品，可是这次被找到的却是从苏联外面来的原版刊物，于是，我第二次被判劳改25年。这次，我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煤矿工作，这个地方在北极圈内，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北端，是个恶名昭著的劳改营。

从沃尔库塔死里逃生

沃尔库塔是个大型的综合监狱，由60个劳改营组成。光是我们的营地，就有超过6000个犯人。这里的气温不到零度，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加上地下的煤矿环境，许多人都丧生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尸体被掩埋。我的健康也极度恶化，无法从事粗重的劳动工作，于是便被派去从事所谓轻松的工作，就是把煤铲到小路轨车上。

沃尔库塔的条件简直太恶劣了，于是矿工们发起了一次罢工，可是后来罢工竟演变成了武装反抗。矿工们甚至成立了自己的中央管理机构，组织了大约150人的武装力量，好抵抗可能来到的军队。他们要我和其他约30个见证人也参加他们的“部队”，但我们拒绝了。

武装反抗持续了两周，军队来了，枪毙了所有反叛者。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反叛的人居然还计划把我们吊死在工地上呢！还好他们的计划失败。想想苏联政府怎样不择手段，一心要破坏我们的信心，而我们居然还能幸存下来，这怎能不归功于我们伟大的上帝，耶和华呢？

善用自由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我们的情势有所改善。1955年，我从沃尔库塔获释，与仍在 库而干林区劳改营的家人重聚。我们在那里继续告诉当地人我们的奇妙希望。

1961年，我们很想搬到一个新的传道地区去。于是我们写了一封信给国家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请求搬家，因为当地没有学校，我的四个孩子无法上学，这也是事实。我们获准搬到一个叫作马库希诺的小镇，那里也有个劳改营。在那里，我们帮助了四个大家庭的人成为耶和华的敬拜者，这令我们多么开心！

最后，1965年，我从劳改营获释。尽管当局还不允许我们搬回摩尔多瓦，却允许我们搬到苏联的任何地方。接下来的一年，我们搬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坦奈（原来叫作库斯塔内伊），那里已经有两群见证人会众了。既然这个地区的见证工作已经开展得很好，三年后，我们就又搬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尔奇克。在那里，儿子瓦西里和帕维尔都结婚了。所以，我们集中精力照顾另外两个儿子的属灵情况，一个是十岁的杜米特鲁，另一个是七岁的柳芭。

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住了十年。这期间，我们有幸帮助其他人认识耶和华。1979年，我们西迁约1600公里，来到黑海附近，南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市。我和奥尔加在那里作了两年先驱，帮助人成为见证人。

回到摩尔多瓦

终于，在1989年夏天，也就是我们被放逐四十年之后，我们决定搬回摩尔多瓦。不久，我们又再继续从事先驱工作，直到1993年。在那里，我们帮助了超过30人成为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2004年5月，我亲爱妻子离开了人世，这令我悲痛不已，可是，每当想到在这个大家庭里，耶和华给了我们那么丰盛的祝福，我就感到心花怒放！

而今，我老有所慰：4个孩子、14个孙子、孙女，还有18个曾孙都是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不错，我的一生历尽坎坷，但是面对不同的考验时，能够体验耶和华是如何帮助我们保持忠贞，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

虽然我已年老力衰，传道相当吃力，但是，我仍尽力而为。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挑战，耶和华总会在那里，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和鼓励。 *

［脚注］

［第14,15页的图片］

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耶和华见证人

［第15页的图片］

2002年，我和奥尔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