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了信赖上帝

由爱拉·托姆自述

我家住在爱沙尼亚南部一个名叫奥泰佩的小镇附近，距离前苏联边境大约60公里。1944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那时，我高中毕业刚几个月，苏联军队一路击退德军，途经爱沙尼亚。我们一家和邻居大约20人，带着农场的牲畜躲在树林里。

那两个月，炸弹随处“开花”。四围战火纷飞，我们只好围在一处。我拿起圣经，开始阅读其中的章节，尤其是耶利米哀歌。那是我有生以来首次阅读圣经。一天，我登上了一座高山，跪下向上帝祷告，说：“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一定会每个星期天都上教堂。”

不久，战线西移了。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事结束。同时，我履行了承诺，每周都去教堂。可是出席礼拜的只是些老年妇女，我在那里有些局促不安。我有点害怕，如果有陌生人来我家，我就会把圣经藏在桌子底下。

不久，我在当地一所学校找到了一份当老师的差事。那时，共产政权使许多人成了无神论者。我拒绝加入共产党，而忙碌于参加其他活动，比如组织孩子们跳民族舞蹈。

遇到耶和华见证人

1945年4月，孩子们需要舞台服装，我就去找伊米莉·桑纳米埃斯。这位性情温和的中年妇人是个熟练裁缝。我并不知道她是耶和华见证人。她问我：“你对世界的局势有什么看法？”因为当时有一个和平会议正在美国三藩市召开，我就说：“现在的政府不久就会倒台吧，我相信这次召开和平会议就会促成这件事。”

伊米莉却说，三藩市的和平会议并不会带来什么长久益处，她还从圣经里找出理由来给我看。可是，我当时不大愿意接受这个态度温和的中年女子提出的解释。于是她留给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上帝希望亚当夏娃住在什么地方吗？”我答不上来，她就说了句：“问问你爸爸吧。”

回家后，我就问了爸爸这个问题，他也答不出来。爸爸说，我们只要相信就行了，不用费神学习圣经。我回去拿服装的时候，就告诉伊米莉， 爸爸也答不出她的问题。她和她姐姐就拿出圣经，读出上帝对亚当夏娃的指示——就是要他们照管美丽的家园，并永远快乐地生活。她们给我看圣经，帮我看出上帝的旨意是要亚当夏娃生养儿女，并将乐园扩展到整个地球。圣经显示的证据深深打动了我！（创世记1:28；2:8,9,15；诗篇37:29；以赛亚书45:18；启示录21:3,4）

第一次参加基督徒聚会

那年夏天，我在塔尔图要上三个月的师范课程，伊米莉就给了我当地一个见证人的地址。她也给了我《创造》书，书中阐述的圣经真理清晰明确，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8月4日，我找到了伊米莉给我的那个地址。

没有人应门，我就再次敲门，敲门的声音很大，惊动了邻居，邻居让我试试另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萨尔梅街56号。一到那里，我就向一个正在店子里削土豆的妇女打听：“这里是不是正在举行宗教聚会？”她气冲冲地叫我离开，说不欢迎我。我再三坚持，她才请我到楼上参加一个圣经学习小组。很快到了午饭休息时间，我正打算离开，但有人把我留了下来。

趁午间休息，我环顾四周，看见靠近窗户的地方坐着两个年轻男子。他们特别瘦，也特别苍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免遭人逮捕，有一年多时间躲藏在不同的地方。 *下午聚会的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尔珀雷在一个演讲中用了“哈米吉多顿”这个词，我不熟悉这个词，后来就去找他问问，他就从圣经里指出这个词给我看。（启示录16:16）他看见我样子惊讶，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竟然没见过这个词。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次聚会是为那些已经明白圣经、相信圣经的见证人安排的。后来我也得知，那是他们战后的首个聚会！从那时起，我就清楚知道要信赖耶和华。（箴言3:5,6）一年后，也就是1946年8月，我以水浸礼象征自己献身给真神耶和华，那时我20岁。

应付家人反对

政府强调学校要教授无神论，由于我的良心受过圣经熏陶，我的信心面临考验。我想更换职业，也向妈妈提及这件事，她却将我毒打了一顿，还揪掉了我一些头发。我决定离开家庭，可是爸爸鼓励我要继续忍耐，还说他会帮我。

弟弟安泽和妈妈联手反对我。后来有一天，他向我要些圣经书刊，而且对这些书刊爱不释手。妈妈简直是发了疯似的。安泽甚至开始在学校里谈论上帝，但当他遭遇迫害时，就停止跟见证人来往。他在一次跳水事故中弄伤了头部。他躺在担架上，瘫痪了，头脑却十分清醒。他问：“耶和华会原谅我吗？”我说：“会的。”几天后，安泽死了，他才17岁。

1947年9月，我辞退教书的工作。妈妈对我仍然满怀敌意。她将我的所有衣物扔出家门，我就离开了家，桑纳米埃斯姐妹俩收留了我。她们提醒我，耶和华决不会离弃他的子民，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在战后的爱沙尼亚遭受考验

桑纳米埃斯姐妹俩让我和她们一起，为住在农场的家庭作裁缝。我们常常有机会跟这些人谈论圣经真理。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不但学会了裁缝，而且传道经验也日益增长。除了做裁缝，我也找到了一份 当数学家教的工作。1948年，当局开始逮捕见证人。

次年10月，我正在农场工作，恰巧得知当权者去了桑纳米埃斯的家，要逮捕我。我就逃到乌戈·萨西弟兄的农场，没想到，他也刚刚被捕。有一个妇女曾经是我的裁缝顾客，她邀请我到她家里去。后来，我辗转于农场之间，一面做裁缝，一面继续传道。

冬天的时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人最终还是在塔尔图市琳达·米泰的家找到了我。琳达·米泰比我大几岁，是个热心的年轻姊妹。我被带到警察局问话。他们强迫我脱光衣服，让年轻的警员“一饱眼福”。我觉得羞耻极了，于是向耶和华祷告，内心才感到平静。

后来，我被关进了一个小牢房，那里小得连躺都躺不下。我只能在审讯的时候才可以离开那里。军官们会说：“我们不是要你否认上帝存在，只是要你不再这么愚蠢地传道，那么你的前途就光明了。”他们还会威胁说：“你想活下去，还是想和你的上帝一起死在西伯利亚旷野？”

一连三天的审讯，他们都不让我睡觉。我借着沉思圣经原则忍耐下去。最后，一个审讯官要我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表明我不会继续传道。我说：“我已经考虑得清清楚楚，与其让我获得自由而失去上帝的嘉许，不如让我留在监狱里，这样，我还能和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审讯官吼叫说：“你这个笨蛋！你们所有人统统要被逮捕，统统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出乎意料地获得自由

出乎我的意料，在将近午夜时分，审讯官叫我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我知道自己会被跟踪，所以没有去基督徒同工的家，以免暴露他们的行藏。我沿着马路走，的确有三个男子在后头跟踪我。我一面祷告求耶和华指引方向，一面拐到一条黑暗的街道上，然后迅速跑进一个花园里。我躺在地上，抄起叶子就往身上盖。我能听见那些男子的脚步声，还能看见从他们手电筒里发出的一道道光束。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的骨头冻得失去了知觉。最后，我拿起鞋子沿着鹅卵石路走，以免弄出声音来。我在高速公路旁边的壕沟里走着，离开那座城市。汽车驶近时，我就躺下来。凌晨5点，我到了离塔尔图不远的贾理和米塔·图梅尔的家。

米塔赶紧让我洗了个桑拿浴，好使我暖和起来。第二天，她就去塔尔图联系琳达·米泰。琳达催促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传道吧，将好消息传遍整个爱沙尼亚！”于是，我弄了个新发型，化了点妆，戴了副眼镜，好让自己看起来有些不同，然后我们就出发去传道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骑着单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还把握机会鼓励沿途那些住在农场里的基督徒同工。

耶和华见证人计划在1950年7月24日召开大会，地点就设在奥泰佩附近，一个圣经学生家的巨型谷仓里。当我们得知聚会的安排被国安会发现之后，就立即通知正在赶路参加大会的大部分见证人。大会延期一天，在另一个地方举行，大约有115人出席。人人回去 的时候都满怀喜乐，更决心在面对考验时紧守忠贞。 *

后来，我和琳达继续传道和鼓励基督徒同工。那年年底，我们一同参与收获马铃薯，并且有机会和一起工作的工人谈论王国的好消息。一个农场主人还放下工作，听我们讲了一个小时。他评论：“这个消息真不寻常！”

我和琳达回到塔尔图后，才知道有更多见证人被逮捕了，其中包括琳达的妈妈。我们的大多数朋友都被捕了，包括桑纳米埃斯两姐妹。我们知道国安会的人正在找我们，就骑了两辆自行车继续到塔尔图城外传道。一天晚上，国安会的人在一个刚受浸的见证人艾尔玛·瓦杰的家里找到了我们，其中一个人查看了我的护照后大声叫道：“爱拉！我们正到处找你！”那天是1950年12月27日。

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我和艾尔玛一声不响地收拾了一些物品，然后坐下来吃一点东西。国安会的人很吃惊：“你们居然没哭，还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回答：“我们有新的委派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下顿饭吃。”我带了一条毛毯，后来用它做了厚袜子和手套。被关押了几个月后，1951年8月，我和爱沙尼亚的其他见证人一同被放逐了。 *

我们给送上火车，从爱沙尼亚前往苏联的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再从那里被送到北极圈内，到了科米、沃尔库塔的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在我们这一批人当中，只有三个耶和华见证人。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俄语，被捕以后就用得上了。我们抵达营地的时候，我的俄语已经可以说得相当流利了。

在沃尔库塔，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女子，她是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成为见证人的。1945年，德国人让她和14个其他的见证人上了一艘船，并打算让船在波罗的海沉没。然而，船却安全地抵达了丹麦。后来，她回到苏联，因为传道而被捕，并被送到沃尔库塔。在那里，她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我们还遇到两个女子，她们用乌克兰语问道：“这里谁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立刻认出她们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姊妹！她们鼓励我们并照顾我们的需要。其他的犯人说，好像在这里还有家人在等着我们到来似的。

转到莫尔多维亚营

1951年12月，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得了甲状腺紊乱症，就被转到西南方向差不多1500公里的莫尔多维亚大型综合监狱。这个监狱位于莫斯科东南约400公里的地方。此后的几年里，我在被关押的女子营地里遇到了德国、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的见证人。我也遇到了一个从爱沙尼亚来的政治犯，名叫梅芒。

 梅芒在爱沙尼亚坐牢的时候生了个女儿，一个好心的守卫将孩子交给了梅芒的母亲。在莫尔多维亚的监狱里，我们和梅芒一起学习圣经，她接受了所学的真理，还写信给她母亲，她母亲也接受了圣经真理，并将真理教导梅芒的女儿——卡琳。六年后，梅芒获释和孩子重聚。卡琳长大后，跟一位见证人弟兄结了婚。后来夫妇俩在耶和华见证人的爱沙尼亚塔林分部办事处工作了11年。

规模庞大的莫尔多维亚综合营有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囚犯营，称为“囚笼”。这些小营房守卫森严，我和另外六个耶和华见证人因为基督徒活动而被关进那里。即使是在那里，我们也能制作微缩《守望台》文章的手抄副本，并偷偷带给在附近营地的其他人。我们用的一个方法是将肥皂挖出一个洞，将抄好的文章放在里面，再将洞封好，好像没挖过的一样。

在莫尔多维亚的那段日子，我有幸帮助超过十个犯人采取立场事奉耶和华。最后，在1956年5月4日，当局通知我：“你自由了，去吧，去信仰你的上帝耶和华吧。”当月，我就回到了爱沙尼亚。

回到家乡约五十年

我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家。到了家乡之后几天，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对真理表现兴趣。她让我和她夫妇俩一同住在公寓里一段时间。我借钱买了一些毛线，织成毛衣到市场上去卖。后来，我在塔尔图癌病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七年里，我在这家医院换了多种不同的工作。同时，连比特·托姆也结束了西伯利亚的放逐生活回来。1957年11月我们结了婚。

传道工作还是受禁止的，国安会也一直监视我们，时常让我们感到厌烦。但是我们还是尽己所能与人谈论好消息。你可以在1999年2月22日刊的《警醒！》读到连比特对我们这一段生活的描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和70年代，被放逐的见证人陆续回来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爱沙尼亚有超过700个见证人。1991年，我们基督徒的活动得到了法律认可。自此之后，爱沙尼亚见证人的数目不断增加，如今已有超过4100人了。

自从我参加爱沙尼亚见证人举行的第一次秘密聚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从那时以来，我所作的决定总是留意圣经的劝告，“你要信赖耶和华，也要行善”。我也亲身体验到，这样做的确会得到“你心里所求的”。（诗篇37:3,4）

［脚注］

［第23页的精选语句］

“我们现在就开始传道吧，将好消息传遍整个爱沙尼亚！”——琳达·米泰

［第24页的图片］

跟其他九个见证人在莫尔多维亚的监狱合照

［第24页的图片］

我和丈夫连比特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