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献出绵力，促进全球圣经教育工作

罗伯特·尼斯比特自述

斯威士兰王索布扎二世邀请我和弟弟乔治到他的府第见面。这是1936年的事了，但当时的谈话言犹在耳。我所以有幸跟国王详谈，全因参与了一项价值非凡的圣经教育工作。我已踏入人生第95个年头，回想过去的漫长岁月，自己到过五大洲推广圣经教育，其间一切经历，尽是美好回忆。

说起来，是1925年的事了。那时我还未到二十岁，是个见习药剂师，家住苏格兰爱丁堡。我虽然年纪轻轻，却十分关注世界大战（1914-1918）对家庭、对宗教的巨大影响。在这一年，有个名叫多布森的茶叶推销员开始探访我们一家。有一次，他留下一卷《上帝的历代计划》。这卷书指出，智慧超卓的造物主已为世人定下明确的“计划”。这个说法切合情理，我就是想崇拜这样的上帝。

不久，我和妈妈开始参加圣经研究者（现称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1926年9月，我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大会里以水浸礼表明我们献了身给耶和华。每个准备受浸的人除了要穿着游泳衣外，还要穿一件大会提供的全身长袍，长袍末端有带子系着脚踝， 让袍子保持下垂。那时候，出席这样重要的场合必须穿上长袍才合体统。

当时，圣经研究者对很多真理还未深入理解。会众大部分成员仍庆祝圣诞节，只有很少人参与传道工作。有些长老甚至反对在星期天分发圣经书刊，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可是，自1925年起，《守望台》的文章经常强调一些经文，例如马可福音13:10。这节经文说：“好消息必须先传遍万国万族。”

好消息怎样才能传遍全球呢？第一次参与逐户传道时，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住户，我是来售卖圣经书刊的，然后就给他一本《上帝的竖琴》。这本书把圣经里的十个重要道理比作竖琴的十条弦线，并加以解释。后来，每个传道员都得到一张见证卡，卡片上有一段简短的信息给住户阅读。我们也运用手提留声机，播放一些长4分半钟的演讲录音。早期的留声机比较笨重，后来的设计就轻便得多，有些甚至可以直立播放。

在1925年至20世纪30年代，我们觉得哪种方式最好，就用哪种方式作见证。踏入20世纪40年代，会众开始举行传道训练班。我们在班上学习怎样亲自发言，向愿意聆听的住户传讲上帝的王国。训练班也强调我们要教导表现兴趣的人学习圣经。相对今天的全球圣经教育工作，那时可说是“婴儿学步期”。

卢述福弟兄的鼓励

我渴望更积极投入圣经教育工作，于是在1931年加入先驱行列，成为全时传道员。我准备在参加过伦敦的大会后，就立即开始做先驱。意想不到的是，大会期间，一天午膳时，负责统筹传道工作的约瑟夫·卢述福弟兄走过来，说要跟我谈谈。原来他计划派一位先驱传道员到非洲服务。他问我说：“你愿意去吗？”虽然我有点诧异，但也能肯定地回答他，说：“好的，我愿意去。”

那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分发圣经书刊，所以我们经常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当时大部分负有监督职分的弟兄都受到鼓励要保持独身，我也不例外。我负责的地区，从非洲南端的开普敦伸延至东岸诸国，包括印度洋的沿岸岛屿。我到地区里最西面的地方传道时，要穿越灼热的卡拉哈里沙漠，并一直往北走，直到尼罗河的源头维多利亚湖。我和一位弟兄在这个辽阔的地区里服务，每次在一两个非洲国家逗留六个月。

二百箱属灵珍宝

我抵达开普敦后，看到二百箱准备运往东非的书刊，包括四种欧洲语言、四种亚洲语言的书刊，但没有一本是非洲语版本的。我询问为什么在我未抵达前已有这么多书刊在那里。原来这些书刊是给两个先驱传道员的，他们是弗兰克·格雷和弟弟史密斯。两人不久之前去了肯尼亚，可是一抵达就双双感染疟疾，弗兰克更不幸病逝。

这个消息不禁令我认真想想自己的处境，但我并没有就此却步。我和先驱同伴戴维·诺曼坐船离开开普敦，前往约5000公里外的坦桑尼亚。这是我们第一个奉派 探访的地区。肯尼亚蒙巴萨一个旅行社职员替我们保管那些书刊，每当收到我们的通知，就会把书刊寄往指定的地方。起初，我们到市内的商业区作见证，向商店和办公室里的人传道。我们把部分书刊一套一套地分发，每套有9本书和11本小册。由于每本的颜色都不相同，人们就把这些书刊称为“彩虹丛书”。

接着，我们探访距离非洲东岸30公里的桑给巴尔岛。曾有多个世纪，桑给巴尔是贩卖奴隶的中心。当地盛产丁香，阵阵花香，随处可闻。在岛上找路却很是要命。由于没有城市规划，岛上的街道三弯九转、杂乱无章，很容易迷失方向。我们住的旅馆可算舒适，但饰有钉子的门和厚厚的墙壁，令人有置身监狱的感觉。我们在桑给巴尔的传道工作得到美好的成果，当地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的人都很乐意接受我们的书刊。

火车、船和汽车

那些日子，在东非要出门远行一点不易。例如，我们乘火车从蒙巴萨前往肯尼亚高地途中遇上蝗灾，火车无法前进。数以百万计的蝗虫覆盖地面和路轨，使火车很容易脱轨。要继续前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火车头里沸腾的热水，把火车前面路轨上的蝗虫冲走。这样，我们才能慢慢前进，渐渐远离那大群蝗虫。火车开始上山，我们终于可以享受一下高地的凉快感觉了！

要探访沿岸城市，坐火车、坐船都很方便。但要到郊区传道，最佳的方法却是驾车。弟弟乔治到来跟我一起传道后，我们终于能够购买一辆活动房屋车，这令我兴奋不已。房屋车很宽敞，容得下床铺、厨房和储物间。窗户安装了防蚊窗纱，车顶还装有扩音器。有了这么一辆房屋车，我们就能够白天挨家逐户传道，并能邀请人晚上到市集广场聆听演讲录音。有一个演讲录音很受欢迎，题目是：“真有烈火熊熊的地狱吗？”有一次，我们从南非开着我们的“流动之家”到3000公里外的肯尼亚，这次我们带着各式各样的非洲语小册子，当地人收到时都很兴奋。

在传道的旅途上，能欣赏到这么多的非洲野生动植物，的确令人心旷神怡。当然，我们为安全着想，入夜后总会留在车 内。但能够看见耶和华创造的动物，在大自然里栖息，品种又如此众多，我们的信心都大受强化。

遭受反对

在野外，我们要防范野兽袭击，可是与应付迫害相比，这根本微不足道。一些政府官员和愤怒的宗教领袖开始公然反对我们宣扬王国。除此之外，我们也遇上一个很大的麻烦。有一个宗教狂自称是姆瓦纳·莱萨，意思是“上帝的儿子”。他隶属一个名为基塔瓦拉的组织，很不幸，基塔瓦拉的意思竟是“守望台”。我们来到以前，这个人曾借口替人施浸，把很多非洲人淹死。结果他被捕并处以绞刑。后来，我有机会跟那个行刑的人澄清，指出那个犯人绝对跟我们守望台社无关。

此外，很多欧洲人也不欢迎我们，认为我们的圣经教育工作危害他们的商业利益。一家大型商店的经理抱怨说：“我们白人要在这个国家立足，就一定不可让非洲人知道他们是廉价劳工，被雇主剥削。”我探访一家金矿公司时，负责人也由于同一理由，气愤愤地把我赶出他的办公室，直至把我赶到街上为止。

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政府可能因为看见宗教人士和商家极力反对我们，最后也下令我们出境。后来，我们由于上诉得直，可以留下来，但条件是不可向非洲人传道，一个官员解释原因，说我们的书刊“不适合非洲人”。然而，我们的圣经教育工作在其他非洲国家不但没有受阻，而且很受欢迎。其中一个国家就是斯威士兰。

获斯威士兰王盛情款待

斯威士兰是个面积只有1万7364平方公里的独立小国，位于南非境内。正如文章开头提过，我们在这里有幸跟一位非常有口才的国王，索布扎二世会面。他曾在英国一所大学留学，所以通晓英语。他穿着便服，热诚款待我们。

我们的话题环绕着地上的乐园。我们告诉他，上帝定意让秉性适宜得永生的人住在这个乐园里。他说自己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但他最关注的事，却跟这个话题息息相关。索布扎二世致力帮助国内贫困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渴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认为很多传教士似乎关心招揽信徒过于教导世人，令他反感。另一方面，他对我们一些先驱传道员的工作很熟悉， 更称赞我们的圣经教育工作。他特别赏识我们不收分文，义务教导别人。

圣经教育工作加速进行

1943年，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成立，训练海外传道员。课程强调我们要继续探访所有对圣经表现兴趣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圣经，而不要只顾分发书刊。1950年，我和乔治也获邀到基列受训，成为第16届的学生。我在那里结识了琴恩·海德。她来自澳大利亚，是个热心的传道员。毕业后，她奉派到日本从事海外传道工作。当时大部分海外传道员都保持独身，所以我跟琴恩只是保持朋友关系，没有发展下去。

我和乔治在基列的训练完结后，奉派到印度洋的海岛毛里求斯服务。我们跟当地人交往、学他们的语言、教导他们学习圣经。后来，弟弟威廉和妻子缪里尔也从基列毕业，奉派到我以往的传道地区肯尼亚服务。

八年匆匆过去了。1958年，我在纽约的国际大会上跟琴恩·海德重遇。我们恢复来往，情愫渐增，后来更订了婚。组织把我从毛里求斯调派到日本服务。1959年，我和琴恩在日本结为夫妇。婚后在广岛市传道，日子过得非常愉快。当年的广岛市只有一群小会众，现在当地已有36群会众了。

向日本道别

岁月不饶人，我们夫妇俩的身体越来越不济，做起传道来分外吃力。最后，我们不得不离开日本，回去琴恩的老家澳大利亚定居。离开广岛市那天，实在是个伤感的日子。火车月台上站满了送别的好朋友，我们一再用日语对他们说：再见。

现在，我俩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定居。虽然身体不好，我们仍竭力跟阿米代尔会众一起为耶和华服务。在过去几乎八十年里，能够向那么多人传讲圣经的宝贵真理，着实是人生快事！我亲眼看到圣经教育计划不断扩展，也见证过许多富于属灵意义的大事。这一切成就，并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能够促成的。诗篇执笔者说得很好，“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眼中实在奇妙”。（诗篇1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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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乔治在活动房屋车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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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维多利亚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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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士兰的高中学生出席公众演讲聚会，摄于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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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与琴恩结婚当天，以及我们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