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全心信赖耶和华的仁爱照顾

安娜·登茨·特平自述

有一次，妈妈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孩子真是爱问‘为什么’！”妈妈说得一点没错。小时候，我什么都爱问，问个不停。不过，爸爸妈妈不但没有责骂我，还不厌其烦地教我推理，教我按照受圣经熏陶的良心作决定。这种训练让我受益匪浅！我14岁那年的某一天，纳粹党员抓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们了。

我爸爸奥斯卡·登茨和妈妈安娜·玛丽亚住在瑞士边界附近一个叫勒拉赫的德国城市。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社区里的人都认识他们，也很尊敬他们。但是，我父母结婚后不久，他们对政治、对人生目标却完全改观了。1922年，妈妈开始和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字）学习圣经。妈妈知道上帝的王国会给地上带来和平时，可兴奋极了。不久，爸爸也开始学习，而且跟妈妈一起参加圣经研究者的聚会。那年，爸爸送给妈妈的圣诞礼物就是《上帝的竖琴》这本研经读物。我在1923年3月25日出生，是家里的独生女。

跟爸爸妈妈一起的日子多么温馨！在夏天，我们一家人总爱到宁静的黑林山远足。在家里，妈妈教我做 家务，指点我这个小厨师做饭。这些情景到现在依然历历在目。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教我学会爱戴耶和华，全心信赖他。

我们会众的成员大约40个，他们都是勤奋热心的王国传道员。我的父母最擅长制造机会跟人谈及王国的好消息。他们以前活跃于社区活动，所以很懂得怎样跟人攀谈，别人也愿意听。七岁那年，在我传道的第一天，我的同伴递给我一些书刊，指了指一所房子，简单地说了一句：“去吧，看看他们想不想读读这些书。”1931年，我们参加了圣经研究者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大会。我的父母就在那次大会受了浸。

动荡时代到暴政时期

那时候，德国境内局势混乱，不同的政治团体经常在街上发生激烈的冲突。一天夜里，邻居家传来的尖叫声将我惊醒。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因为与哥哥的政见不同，竟然拿一把干草叉，把哥哥杀了。此外，很多人对犹太人的敌意也明显增加。学校里，一个女孩子常常受冷落，孤独地站在角落里，只因为她是犹太人。我为她感到难过，一点没想到自己很快就要尝到被人排挤的滋味了。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两条街外，我们看见纳粹党员在市政厅耀武扬威地升起了卐字旗。学校的老师迫不及待地教我们，跟人打招呼要喊：“救星希特勒万岁！”那天下午，我把学校里的情况告诉了爸爸。爸爸显得很担心，说：“有点不对劲。如果说希特勒是救星，不就等于说拯救我们的是他，而不是耶和华吗？我认为这样说不对。不过，你自己决定该怎么做好了。”

我决定不作希特勒式的敬礼，结果同学都排斥我。有些男同学趁老师没注意，就动手打我。后来，他们没有骚扰我，但我的朋友都不再跟我一起了，因为他们的爸爸不许。我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纳粹党在德国当政两个月后，就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声称他们危害国家安全。突击队员关闭了马格德堡的分部，并禁止我们聚会。但因为我们住在边境附近，所以获发通行证，可以穿越边境去瑞士的巴塞尔参加星期天的聚会。爸爸常说，但愿在德国的弟兄也能吸收这些灵粮，使他们有勇气面对未来。

冒险的旅程

马格德堡的办事处关闭以后，前伯特利成员朱利叶斯·瑞弗回到故乡勒拉赫，组织地下传道工作。爸爸也主动帮忙。他让妈妈和我坐下，向我们解释他同意帮忙把圣经书刊从瑞士运到德国。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任务，随时有可能被逮捕。爸爸不希望妈妈和我因为迫不得已才支持他，因为这牵涉到我们的安危。可是妈妈一点没犹豫地说：“我支持你。”然后他们看着我，我说：“我也一样。”

妈妈钩了一个小包，跟《守望台》杂志的大小差不多。她把杂志放进小包的一边，然后用钩针把开口缝起来。她在爸爸的衣服上做了几个暗兜，还做了两条腰带，好把一些体积较小的圣经刊物藏在里面。每一次我们成功把这些“秘密宝藏”带回家，才能放下心头大石，并衷心感谢耶和华。我们把书刊都藏在阁楼上。

起初，纳粹党员对我们一点都不怀疑。他们不查问我们，也没有搜查过我们的家。但我们还是跟弟兄定了一个暗号，一旦出事可以作为信号。我们用的暗号是4711，一个著名的香水品牌。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想办法用这个数字向他们示警。另外，爸爸还告诉弟兄，进我们家的楼房以前，要先看看起居室的窗户。如果左边的窗户是开的，就意味着出了问题，他们要尽快离开。

1936和1937年，盖世太保大举搜捕见证人。成千上万的见证人被送进监狱和集中营，在那里受到非人的残酷虐待。瑞士伯尔尼的分部办事处逐步把有关报告收集起来，包括从集中营里偷运出来的资料，辑集成书。《反基督教的十字军》这本书把纳粹政权的种种罪行揭露无遗。当时，把这些报告偷运到巴塞尔去的危险工作就是我们负责的。如果纳粹党员在我们身上发现 这些违禁品，我们就会马上被捕入狱了。当我读到弟兄们受尽折磨的报道时，就禁不住哭起来。但我不害怕，我相信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耶和华上帝和我的父母，一定会照顾我。

我14岁毕业以后，在一家五金店当文员。我们通常在星期六下午或者星期天做“信差”，因为那是爸爸不用上班的日子。平均来说，我们每两周去一次。我们看上去跟其他趁着周末去郊游的家庭没有分别。就这样过了四年，边防守卫从来没有拦住或者搜查我们。直到1938年2月的某一天，我们遇上了麻烦。

被人发现！

那天，我们到达巴塞尔附近拿圣经刊物的地点。爸爸看到一大堆等着我们拿走的书刊时，他脸上的表情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原来另一个做“信差”的家庭被捕了，所以我们要多拿一些书刊过境。过边境关卡时，一个官员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并下令搜查我们。他们搜出我们身上的书刊，就用枪指着我们，把我们押上警车。警官开车带走我们的时候，爸爸捏着我的手，悄声说：“不要背信弃义，不要出卖弟兄！”我语气坚定地说：“我不会的。”回到勒拉赫时，他们带走了我亲爱的爸爸。当狱门在他身后关上时，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四个盖世太保盘问了我四个小时，要我供出其他见证人的名字和地址。一个军官见我不肯就范，非常生气，恐吓我说：“我们有其他办法叫你开口！”结果我还是熬住了，什么都没说。他们把我和妈妈带回家去，第一次搜查了我们的家。接着他们拘禁了妈妈，把我送到姨妈家受她监管。他们不知道的是，姨妈也是见证人。虽然我获准出外工作，但每天在房子前面，都有四个盖世太保坐在车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另外还有一个警察在人行道上巡逻。

几天后午饭时，我刚走出房子，看到一个年轻的姊妹正骑着自行车向我走过来。她越骑越近，看来是要扔张纸条给我。我接住纸条，马上转身看看有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一刻他们刚好在仰头大笑，没看着我呢！

在纸条上，这个姊妹嘱咐我中午要到她父母家去。但我受着盖世太保严密监视，怎能去她父母家，让他们受牵连呢？我看看车里的四个盖世太保，再看看在街上来回巡视的警察，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我衷诚地向耶和华祈求帮助。突然，那个警察走到盖世太保的车旁跟他们说话，然后爬上了车。就这样，他们五个人把车开走了！

那时中午已经过了，姨妈刚好拐过街角向我走来。她读了纸条，觉得我们应该按指示去一趟，估计弟兄可能已安排好让我逃往瑞士。我到了姊妹的家，认识了辛里克·里夫。他说他很高兴我能安全脱身，还说他会带我逃往瑞士。我们相约半个小时后在一个树林会合。

离乡背井的生活

我见到里夫弟兄时泪流满面，一想到要远离父母就很难过。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们终于混在一个旅行团里，安全通过了瑞士的边境，总算有惊无险。

 我到达伯尔尼的分部办事处时，才知道这次出逃是那里的弟兄为我安排的。他们待我很好，给我住的地方，并安排我在厨房工作。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但离乡背井的滋味一点不好受！爸爸妈妈都被判了两年监禁，将来如何还是个未知数！有时，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担心，就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大哭一场。幸好我还能和爸爸妈妈经常通信，受到勉励要忠贞到底。

受到父母信心的榜样感动，我献身给耶和华，并于1938年7月25日受浸。在伯特利住了一年以后，我到瑞士分部购置的查内尔兹农场工作。这个农场为伯特利家庭提供食物，也收留了一些因迫害被逼逃亡的弟兄。

1940年，爸爸妈妈刑满之时，纳粹党员说只要他们放弃信仰就可以马上获释。他们不肯妥协，结果爸爸被解往达豪集中营，妈妈就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1941年冬天，妈妈和其他姊妹不肯为军队工作，被罚在寒风中站了三日三夜，然后被锁在黑暗的囚室里40天。在那里，她们天天挨饿，后来还遭殴打。妈妈受毒打后三个星期，在1942年1月31日去世了。

爸爸从达豪转到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在这个集中营里，纳粹党进行有系统的大屠杀，囚犯不是饿死，就是因苦工受尽折磨而死的。妈妈去世后不到六个月，纳粹党员用另一种方式杀害了我爸爸 —— 医学实验。营里的医生故意让一些囚犯染上肺结核，然后给他们打毒针。根据官方记录，爸爸是死于“心肌无力”。他死时只有43岁。爸爸妈妈惨遭杀害之后好几个月，我才听到他们的死讯。直到现在，每当想起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还是会热泪盈眶。然而，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知道有希望在天上生活的爸爸妈妈在耶和华的保护下很安全，我就大感安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有幸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11届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课程。在随后五个月里，能够专心钻研圣经，实在是赏心乐事！1948年，我一毕业就被派往瑞士做海外传道员。不久，我跟詹姆士·特平邂逅相遇。他是第5届基列学校毕业生，是一个忠信的弟兄。土耳其分部办事处设立时，他被委任做分部监督。我们 在1951年3月结婚，不久就有了孩子。于是，我们移居美国。同年12月，女儿玛琳就出生了。

这些年来，我和丈夫都从王国服务中得到莫大的喜乐。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华裔女子名叫佩妮，她很爱学习圣经。后来她受了浸，跟盖伊·皮尔斯结婚。皮尔斯弟兄现在是耶和华见证人中央长老团的成员。这些可珍可贵的朋友使我不再因为失去双亲而感到空虚孤寂。

2004年初，在我父母的故乡勒拉赫，弟兄们在施蒂克街盖了一幢新的王国聚会所。为了表彰耶和华见证人所作的贡献，市议会决定把这条街改名为登茨街，以纪念我的父母。当地一份报章《巴登报》在“街道改名，为纪念遇害的登茨夫妇”的大字标题下指出，我的父母“在第三帝国集中营里，因信仰遇害”。市议会的这项举动完全出乎意料，但的确暖人心房。

爸爸过去常说，要好好计划未来，就好像哈米吉多顿不会在自己的一生来到似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活好今天，仿佛哈米吉多顿明天就要到了。爸爸这番金玉良言，我一直记住，并努力付诸实行。既要耐心等候，又要热切期待，做起来并不容易，加上我年纪大，身体出了不少毛病，无法外出。然而，我从不怀疑耶和华对他忠仆所作的应许：“你要全心信赖耶和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留意他，他必修直你的路。”（箴言3:5,6）

［第29页的附栏或图片］

珍贵的信件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女子从另一个村庄到勒拉赫来逛逛。那些日子，镇上的居民把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谁找到用得着的东西，都可以拿走。这个女子看见一个针线盒，就带回家去了。后来，她在盒子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几张照片，还有用集中营里的信纸写的信件。这个女子对那些信件很感兴趣，也很想知道照片中留着辫子的小姑娘是谁。

2000年的一天，这个女子在报纸上读到在勒拉赫正举行一个历史展览。文章报道了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时代的历史，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上面有我十几岁时的照片。她觉得手里的照片跟我很像，就联络上记者，把信件的事告诉她，信件一共有42封！几周后，我拿到了这些信，看到了爸爸妈妈的笔迹。他们在集中营期间，不断向姨妈探询我的情况，对我的关爱一直没有改变。这些信能保存下来，还能在60多年后重现，简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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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上台后，我们幸福的家给弄得支离破碎

［鸣谢］

希特勒：U.S. Army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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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格德堡分部

2．盖世太保逮捕了成千上万的见证人

［第28页的图片］

我和丈夫都从王国服务中得到莫大的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