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榜样激励我
人物生平
父母的榜样激励我
亚内兹· 雷凯利自述
那是1958年，我和妻子斯坦卡站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卡拉万克山上。这座山位于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边界，我们正要穿越边境逃往奥地利去。这样做十分危险，因为全副武装的南斯拉夫边境巡逻队严禁任何人越境。我们往前走，前面竟是陡峭的悬崖，我和斯坦卡从没到过奥地利这一边的卡拉万克山。于是我们又向东走，最后到了一处山石嶙峋的斜坡。我们用带来的帆布裹住身子，然后从山上滑下去。当时我们真不知道前路如何。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即使面对逆境，父母的忠信榜样又怎样激励我，使我仍能对耶和华保持忠贞？让我来说说吧。
我在斯洛文尼亚长大。现时，斯洛文尼亚是中欧的一个小国，地处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东面是匈牙利，南面是克罗地亚，西面是意大利，北面是奥地利。但我父母弗朗茨和罗扎利娅·雷凯利出生的时候，斯洛文尼亚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洛文尼亚跟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组成了一个新国家，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国家改名为南斯拉夫。同年1月9日，我在波德霍姆村附近出生，邻近风光如画的布莱德湖。
妈妈在一个严谨的天主教家庭长大，一个叔叔是教士，三个姑姑是修女。妈妈渴望拥有一本圣经，能够阅读和明白其中的内容。爸爸对宗教却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在1914至1918年大战期间，宗教所扮演的角色令他十分厌恶。
认识真理
战后不久，妈妈的堂兄弟亚内兹·布拉切和妻子安卡成了圣经研究者（现称耶和华见证人）。那时，他们住在奥地利。大约从1936年开始，安卡多次来探访妈妈，给了她一本圣经，还有斯洛文尼亚语的《守望台》和其他圣经书刊。妈妈很快就开始阅读圣经。1938年，由于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亚内兹和安卡不得不搬回斯洛文尼亚。我记得他们是一对很有学问的夫妇，明辨事理，对耶和华怀有真挚的爱。他们常常跟妈妈讨论圣经真理。妈妈受真理的知识打动，甘愿献身给耶和华，于1938年受了浸。
由于妈妈不再遵守有违圣经的习俗，例如不再庆祝圣诞节，不再吃血制的香肠，还烧掉了家里的所有偶像，这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没多久就来到了。妈妈那几个做修女的姑姑特地写信给妈妈，劝她重返教会，再次崇拜马利亚。但妈妈写信请她们回答某些圣经问题时，她们却没有回信。我的外公也极力反对妈妈，他不是个横蛮粗暴的人，但在亲戚朋友和公众的压力下，却多次销毁妈妈的圣经书刊，但从没毁去她的圣经。外公曾跪下哀求妈妈，甚至用刀威胁，要她重返教会。然而，爸爸却坚决地向外公表示，绝不能容忍他这种粗暴的行为。
爸爸认为妈妈有权阅读圣经和有选择信仰的自由，继续支持她。1946年，爸爸也受了浸。看到耶和华怎样扶持妈妈不顾反对，勇敢地持守真理，看到耶和华怎样因她的信心奖赏她，这大大激励了我，令我也希望跟上帝培养亲密的关系。妈妈经常为我大声朗读圣经和圣经书刊，也令我得益不浅。
妈妈也用了不少时间跟她的妹妹马丽亚·雷佩讨论圣经。结果，1942年7月中，我和马丽亚阿姨在同一天受浸。一个弟兄发表了简短的演讲，然后我们就在家里的一个大木盆里受浸。
二次大战期间的劳役生涯
1942年，正值二次大战，德国和意大利入侵斯洛文尼亚，与匈牙利一起瓜分了这块土地。我的父母拒绝加入一个纳粹党的组织，我在学校也拒绝说“救星希特勒万岁”。看来我的老师向当局报告了这件事。
我们被押上一辆火车，送往巴伐利亚的许滕巴赫村附近的一座城堡。当局用城堡作苦工营。爸爸让我住在营内的一个面包师傅家里，并跟他们一起工作。我在这段日子学会了做面包，这门手艺后来真的很有用。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其他亲人包括马丽亚阿姨一家，都给转解到贡岑豪森的劳工营去。
大战结束，我打算跟一群人到父母那里去。临行前一晚，爸爸突然出现了。那群人并不可信，要是我跟他们走，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我再一次感受到耶和华的关爱，他通过我的父母来保护和训练我。我和爸爸走了三天才跟家人团聚。1945年6月，我们全家都回到家乡。
战后，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所领导的共产党在南斯拉夫掌权。但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况依旧那么艰难。
1948年，有个来自奥地利的弟兄跟我们吃了一顿饭。不论这个弟兄到哪里去，警察都跟着他，并逮捕他探访过的弟兄。爸爸就因为款待过他，又没有向警察告发他而遭逮捕，结果被判监禁两年。对妈妈来说，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不但因为爸爸不在，也因为她知道我和弟弟将要面对中立的考验。
在马其顿身陷囹圄
1949年11月，我被征召入伍。报到时，我向当局解释由于良心的缘故，我拒绝服役。当局不听我的解释，就把我和所有新兵送上开往马其顿的火车，马其顿是在南斯拉夫的另一边。
有三年的时间，我跟家人和弟兄们断了音讯，得不到任何圣经书刊，甚至连圣经也没有。那时的情况真的很艰难。靠着沉思耶和华和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得以维持属灵的健康。父母的榜样也激励我。此外，我也不断祷告祈求上帝赐力量使我不致绝望。
后来，我被送到斯科普里附近的伊德里佐沃的一所监狱。在这所监狱里，犯人要做不同的工作和手艺。最初我负责清洁，并在各办公室之间往来送信。虽然我常被一个以前是秘密警察的囚犯欺负，但跟其余所有人，包括守卫、囚犯，甚至监狱工厂经理，都关系良好。
不久，我得知监狱的面包房需要一个面包师傅。几天后，经理来点名。他从队列前走过，在我面前停下来，问道：“你是面包师傅吗？”我回答：“是的，先生。”他于是说：“明早到面包房报到。”那个曾欺侮我的囚犯虽不时经过面包房，却不能把我怎么样。1950年2月至7月，我一直在那里工作。
后来，我被转到沃尔科代里兵营。这个兵营在马其顿南部，靠近普雷斯帕湖。我可以在附近的奥泰绍沃镇寄信给家人。虽然我跟一组囚犯一起修路，但大多数时候都在面包房工作。这样，我工作起来也不用那么吃力。1952年11月，我得到释放。
我不在波德霍姆村的时候，当地成立了一群会众。最初，会众在斯波德涅戈尔赫的一个小型旅馆里聚会。后来，爸爸腾出家里的一个房间给会众聚会。我从马其顿回来以后，因可以跟他们一起聚集而十分高兴。我跟入狱前认识的斯坦卡也恢复了来往。1954年4月24日，我们结婚了。无奈好景不常。
在马里博尔监狱
1954年9月，我又被征召入伍。这一次，我被判在马里博尔的一所监狱服刑超过三年半。监狱位于斯洛文尼亚的东端。我尽快买了一些纸张和铅笔，开始把所能记得的一切，包括圣经经文、《守望台》引用过的资料，以及其他基督教书刊的内容都写下来。我一边读这些笔记，一边记下我想到的更多内容。最后，写满了一整本。这有助我把目光集中在真理之上，保持灵性健壮。祷告和沉思也大大增添了我的属灵力量，使我更有勇气跟别人分享真理。
服刑期间，我每个月可以收一封信，以及有一次长15分钟的探视。斯坦卡常常坐一整夜火车，以求早点到监狱来探视我，然后可以当天回家。她每次探视我，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设法想得到一本圣经。我和斯坦卡在桌旁面对面坐着时，有一个守卫会看着我们。趁守卫不注意，我把一封信悄悄放进斯坦卡的手提包，要她下次来的时候，在手提包里放一本圣经。
斯坦卡和我的父母觉得这样做太危险，所以他们把一本《希腊语经卷》拆开，放几页在餐包里。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了所需的圣经，以及斯坦卡手抄的《守望台》。当收到杂志时，我会马上再抄一遍，然后毁掉原件。这样，就算文章被发现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章是从哪里来的。
由于我持续不断地向人作见证，其他囚犯断言我会惹上麻烦。有一次，我正和一个囚犯兴致勃勃地讨论圣经，听到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一个守卫走了进来。我马上想到自己可能会被单独监禁，但守卫却没有这样的打算。他只是听见我们在讨论圣经，想加入而已。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后就离开，锁上了牢门。
在我服刑的最后一个月，负责监管劳改犯人的官员，称赞我持守真理，立场坚定。我觉得能够尽力显扬耶和华的名是个很大的奖赏。1958年5月，我再次获释。
逃到奥地利，再移居澳大利亚
1958年8月，病了多时的母亲去世了。同年9月，我第三次被征召入伍。在收到通知的那天晚上，我和斯坦卡做了个重大的决定，开始了上文提及的惊险越境之行。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收拾了两个背包，带了一块帆布，就越窗而去，向施托尔山西面的奥地利边境进发。耶和华好像知道我们需要舒解，为我们打开了出路。
抵达奥地利后，政府当局把我们送进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难民营。住在难民营的六个月里，我们经常跟当地的见证人一起，所以很少留在营里。营里的其他人见我们这么快就交到朋友，都很诧异。这段日子，我们首次能参加大会，也首次能自由地挨家逐户传道。当我们要跟这里的亲爱朋友离别时，实在很舍不得。
奥地利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移民去澳大利亚。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先坐火车到意大利的热那亚，然后登上开往澳大利亚的船，最后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伍伦贡城定居。1965年3月30日，我们的儿子菲利普就在这里出生。
住在澳大利亚为我们打开很多服务机会，包括能够向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移民传道。我们十分感谢耶和华所赐的厚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全家能够团结一致地事奉他。此外，菲利普和他的妻子祖西，也有在澳大利亚分部服务的殊荣，甚至有机会在斯洛文尼亚分部服务了两年。
虽然我和妻子已上了年纪，又要应付健康欠佳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很喜欢为耶和华服务。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他们的优良榜样，既能继续激励我，又有助我实践使徒保罗的话：“在希望中要欢喜，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坚持不懈。”（罗马书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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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合影，摄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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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右边）和帮她认识真理的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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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斯坦卡，摄于结婚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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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会众在我们家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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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的妻子，儿子菲利普和儿媳祖西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