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露丝·达纳自述

妈妈常常幽默地说，1933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希特勒上台，教皇宣告那年为圣年，我在那年出生了。

我父母住在法国洛林的尤斯，洛林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21年，妈妈嫁给了我爸爸，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爸爸则是基督新教徒。姐姐海伦在1922年出生，她还是婴孩时，爸妈抱她到天主教堂，让神父为她施洗。

1925年的一天，爸爸得到一本德语的《上帝的竖琴》。读过这本书后，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他写信给出版者，于是Bibelforscher（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在德国的名称）跟他联系。爸爸很快向人传讲学到的知识。妈妈很不高兴，操着动听的德国口音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跟圣经研究者混在一起！”但是，爸爸毫不动摇，1927年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之后，外祖母就开始向妈妈施压，要她跟爸爸离婚。一天，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神父警告信众：“达纳是假先知，不要跟他来往。”从教堂回到家里，外祖母把花盆从二楼掷向爸爸。这个重物砸在爸爸的肩膀，差点儿就砸到他的头上。这件事让妈妈看出：“一个宗教要是鼓动人去杀人害命，这个宗教就不可能是好的。”她开始阅读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很快看出见证人拥有真理。妈妈在1929年受浸。

我爸妈尽心竭力教导我和姐姐，要将耶和华看得真实。他们向我们诵读圣经故事，然后问我们圣经里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时候，爸爸拒绝上夜班，尽管这样做会令家庭收入大大减少。他想用晚上的时间参加基督徒聚会，传道和教导孩子学习圣经。

山雨欲来

爸妈很慷慨好客，经常接待那些探访会众的监督，以及来自瑞士和法国分部的伯特利成员，这些弟兄告诉我们，在离我们家仅几公里的德国，弟兄姊妹饱受迫害。纳粹政府将耶和华见证人关进集中营，又强行带走见证人的孩子，令他们骨肉被迫分离。

 爸妈已帮助我和姐姐做好准备，面对前头的考验。他们鼓励我们要谨记经文，需要时这些经文可以指引我们。例如，他们说：“如果你面对一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就要想想箴言3:5,6；如果在学校里遇到考验，感到害怕，就要紧记哥林多前书10:13的原则；如果你跟我们分开了，就要提醒自己箴言18:10的话。”我也熟记诗篇23篇和91篇，因此深信耶和华一定会保护我。

1940年，纳粹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新的政权要求所有成年人都要加入纳粹党。爸爸坚决拒绝，盖世太保就恐吓要逮捕他。妈妈不肯缝制军服，盖世太保也威吓她。

上学对我来说有如一场噩梦。每天上课前，全班学生要为希特勒祈祷，然后举起右臂高呼“救星希特勒万岁”，并且唱国歌。爸妈没有吩咐我不要向希特勒敬礼，却运用圣经熏陶我的良心。所以，我自己决定不向纳粹敬礼。老师扇我耳光，恐吓要把我开除。我七岁时，有一次要站在学校全体12个老师面前，他们试图强迫我向希特勒敬礼。尽管这样，我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得以保持坚定。

既然硬来不能使我就范，于是一个老师就来软的。她说非常喜欢我，我是个好学生，如果被学校开除，她会很难过。她也说：“你不用高举手臂，只要举起一点点。你也不用说：‘救星希特勒万岁’，只要动动嘴唇，装个样子就行了。”

我告诉妈妈老师说了什么，妈妈叫我想想圣经里那三个希伯来青年，他们站在巴比伦王设立的金像面前。她问：“国王吩咐他们要怎样做？”我回答：“要向金像下拜。”“如果所有人下拜的时候，他们弯下身子系鞋带，那样做对吗？你自己判断吧，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我决定要像沙得拉、米煞、亚伯尼哥那样，只会效忠于耶和华。（但以理书3:1,13-18）

老师有好几次把我逐出学校，还扬言要把我从父母身边带走。我很担忧，但爸爸妈妈不断鼓励我。我离家上学的时候，妈妈会和我一起祷告，求耶和华保护我。我知道耶和华会赐我力量，使我能够坚守真理。（哥林多后书4:7）爸爸告诉我如果压力太大，就应该回家。他说：“我们爱你，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你忠于耶和华，是你跟耶和华之间的事。”他这番话强化了我的信心，让我坚决要对耶和华保持忠贞。（约伯记27:5）

盖世太保经常来我们家搜查，要找见证人的刊物，并且盘问我爸妈。他们会带走妈妈几个小时，又到爸爸和姐姐工作的地方把他们带走。放学回家，我从不知道妈妈是否会在家。有时邻居告诉我：“他们把你妈妈带走了。”那时我就会躲在屋子里，心里想：“他们会不会折磨妈妈？我会再次见到她吗？”

关进集中营

1943年1月28日，盖世太保在凌晨3点半叫醒我们。他们说如果我们全家都加入纳粹党，就不会被关进集中营。不然的话，我们只有三个小时收拾东西。妈妈知道我们迟早都会被逮捕，所以已经为每个人打包好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部圣经。那三个 小时，我们恒切祷告，彼此鼓励。爸爸提醒我们任何事“都不能隔断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8:35-39）

盖世太保真的回来了，把我们押去集中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一个年长姊妹安格拉德含着泪向我们挥手道别。盖世太保把我们送到梅斯火车站。火车走了三天，我们到达科克洛维采，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辖的一个集中营。两个月后，我们被转送到格利维采，这是一间由女修道院改成的劳动营。纳粹军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签署一份放弃信仰的声明，就会释放我们，还会把财物还给我们，但爸爸和妈妈都拒绝了。士兵说：“你们永远都别想回家。”

同年6月，我们被转送到圣赫洛维采，在那里我开始有头痛，直到今天仍然受着头痛所苦。我的手指也受到感染，医生没有用止痛药就拔掉我的几个指甲。从好的一面说，我的工作是为守卫跑跑腿，经常要到面包房去。那里的一个女子会给我一些东西吃。

直到那时，我们一家人都被关在一起，不跟其他囚犯同住。可是1943年10月，我们被送到宗布科维采劳动营后，就要跟大约60个人，有男有女，还有小孩，一起住在一个阁楼里，睡在双层床上。党卫军只会给我们那些发了馊又难以入口的食物。

尽管受尽苦楚，我们却从没有放弃希望。我们在《守望台》里读到，战后会有很多传道工作要做。我们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而且知道很快就会苦尽甘来。

我们听到报告说盟军节节胜利，就知道纳粹大势已去。1945年初，我们的集中营的党卫军决定撤退。2月19日，我们被迫踏上一段240公里的路程。四个星期后，我们到达德国的斯泰因费尔斯。士兵把囚犯赶进一个矿井里，许多人以为我们会被杀死。但是就在那一天，盟军到达，于是党卫军慌忙逃命，我们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实现人生目标

1945年5月5日，离开家乡将近两年半以后，我们回到尤斯，大家都很肮脏，满身跳蚤，自2月以来就没有换过衣服，于是决定烧掉那些旧衣服。我记得妈妈说：“愿这一天是你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们一无所有，连身上的衣服也是别人的。但是，我们四人毕竟都回到自己的家，而且一直对上帝坚守忠义，绝没有妥协。”

我在瑞士休养了三个月，之后就返回学校上课，再也不用担心学籍会被取消。现在我们可以跟属灵的弟兄姊妹公开见面和传道。几年前我已向耶和华许下献身的誓愿，所以在1947年8月28日，我接受水浸礼，公开表明自己献身事奉上帝，那时我13岁，爸爸在摩泽尔河为我施浸。我想立即开始做先驱，但是爸爸坚持要我学会一门手艺，于是我学做裁缝。1951年，我17岁时获委任做先驱，在蒂永维尔附近服务。

同年我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一个大会，报名做海外传道员。虽然我年龄不足，但是内森·诺尔弟兄说会保留我的申请表，“日后再作考虑”。1952年6月我获邀到美国纽约州的南兰星，参加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21届训练班。

基列学校及毕业后的生活

基列学校的经验多么难忘！我就算用母语跟别人谈话也不容易，更何况现在得用英语呢。但是导师都很有爱心，帮助我、鼓励我。一个弟兄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王国微笑”，因为我一害羞就笑了。

1953年7月19日，我们的毕业典礼在纽约的杨基运动场举行。我和伊达·坎杜索（结婚后姓塞尼奥博斯）被派到巴黎服务。我很害怕向有钱的巴黎人传道，但我在地区中找到不少谦卑的人，教导他们学习圣经。伊达于1956年结婚，去了非洲服务，我则继续留在巴黎。

1960年，我跟分部一个弟兄结婚，婚后我们在肖蒙和维希做特别先驱。五年后，我患了结核病而不得不停止先驱工作。我难过得很，因为我从小就立下目标要终生全时为上帝服务。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离开我，跟另一个女人走了。靠着属灵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扶持，我得以熬过那段黑暗的日子。耶和华一如既往为我背负重担。（诗篇68:19）

我现在住在卢维耶，离诺曼底的法国分部办事处不远。尽管健康不佳，但令我欣慰的是，在人生路上，耶和华一直指引我、扶持我。从小受到的教导使我受用一生，直到今天我也能保持正确的态度。父母教导我耶和华是真实的，我能够爱他，向他倾心吐意，他也会回应我的祷告。真的，“耶和华赐给我的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报答他呢？”（诗篇116:12）

［第6页的精选语句］

“令我欣慰的是，在人生路上，耶和华一直指引我、扶持我”

［第5页的图片］

摄于六岁时，手拿防毒面具

［第5页的图片］

16岁时跟海外传道员和先驱在卢森堡参加特别传道运动

［第5页的图片］

1953年，跟爸爸妈妈参加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