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惧怕死亡

皮耶罗·加蒂自述

轰隆隆的响声越来越大，空袭警报器的呼啸声随之而来，警告人赶紧躲避。接着，轰炸、毁坏的巨响此起彼落，人们大起恐慌，嚎叫声震耳欲聋。

上面描述的是1943-1944年间意大利米兰的情景，当时我是个年轻士兵，奉命驻守那里。空袭过后，一些防空洞被炸毁了，躲在里面的人被炸得支离破碎，难以辨认。上级常常派我去那些防空洞收拾残骸。我不但目睹死亡的惨状，有时还险些丧命。那时我曾向上帝祷告求助，承诺要是能在这场杀戮中活下来，就会遵行他的旨意。

不再惧怕死亡

我小时候住的村子距离意大利的科莫城10公里（约6英里），靠近瑞士边界。我小小年纪就尝到悲伤的滋味，感受到死亡的可怕。我两个姐姐都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1930年，妈妈路易贾也死了，那时我才六岁。我们家信奉天主教，自小我就恪守宗教戒律，每星期都去望弥撒。不过，上教堂并没有消除我对死亡的恐惧，倒是多年后在理发店找到了驱除这种恐惧的良方。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厮杀正酣，伤亡惨重。数以万计的意大利士兵从战区逃到中立国瑞士去，我是逃兵之一。到了瑞士，我们被安置在不同的难民营。我被送到瑞士东北面施泰纳赫附近的难民营，享有若干程度的自由。在施泰纳赫，一个理发师的店子需要临时工，我就到那里打工，跟他住在一起。虽然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却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我认识了一个人。

理发店有个顾客叫阿道弗·泰利尼，是个意大利人，当时住在瑞士。他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宗教团体，但这并不出奇，因为当时全意大利的耶和华见证人还不足150个。阿道弗向我传讲圣经的奇妙真理，就是人有希望永享和平，得着“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启示录21:3,4）我听说将来不再有战争和死亡，不禁心驰神往。回到难民营后，我就把圣经这个希望转告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年轻人朱塞佩·图比尼，他也很感兴趣。此后，阿道弗和别的耶和华见证人不时来难民营探访我们。

在离施泰纳赫10公里（约6英里）的阿尔邦， 有一群人数不多的耶和华见证人用意大利语举行聚会，于是阿道弗带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很喜欢在聚会里听到的圣经真理，所以接着的那个星期，虽然没有交通工具，我也徒步去参加聚会。后来，我参加耶和华见证人在苏黎世举行的大会。大会放映了一套关于集中营的幻灯片，片中所见的一堆堆尸体令我十分震惊。我这才知道，原来在德国有很多耶和华见证人因坚守信仰而殉道。我在这次大会认识了玛丽亚·皮扎托姊妹。由于参与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她曾被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判处监禁11年。

二战结束后，我返回意大利，跟科莫一群人数不多的会众来往。虽然我当时还没跟人有系统地学习圣经，但已经了解一些基本的圣经真理。玛丽亚也属于这群会众。她向我指出，基督徒必须接受水浸礼，并鼓励我去见马尔切洛·马丁内利弟兄。马尔切洛是个忠心的受膏基督徒，住在松德里奥省的卡斯蒂奥内－安德文诺，曾被独裁政权判处11年监禁。他住的地方离我家80公里（50英里），于是我骑车去拜访他。

马尔切洛打开圣经向我解释受浸要符合的条件，我们向上帝祷告后就到阿达河去，我在河里受了浸。当时是1946年9月。对我来说，那是多么特别的一天啊！现在我能对未来有把握有希望了！能够受浸事奉耶和华令我十分兴奋，尽管那天我要骑车奔波160公里（100英里），但直到傍晚还不怎么觉得累。

1947年5月，战后意大利的第一个大会在米兰举行，大约有七百人出席，当中许多弟兄姊妹都熬过了法西斯政权的迫害。大会有一件事很不寻常。以往在难民营时，我曾向朱塞佩·图比尼传道。但他竟是大会浸礼演讲的讲者，而他自己也是在演讲后才受浸的！

在大会里，我有幸认识来自布鲁克林伯特利的内森·诺尔弟兄。他鼓励我和朱塞佩献出一生为上帝服务，于是我决定一个月内就开始全职为耶和华工作。回家后我把决定告诉家人，他们全都不赞成。不过我已经下定决心，所以一个月后就到米兰的伯特利服务。当时那里已经有四位海外传道员，他们是：朱塞佩·罗马诺和妻子安杰利娜；卡洛·贝南蒂和妻子科斯坦扎。朱塞佩·图比尼比我早一点加入，是伯特利的第五个成员，我则是第六个。

在伯特利服务一个月之后，我获委任为分区监督，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责的意大利裔弟兄。当时培训我的是分区监督乔治·弗雷迪亚内利弟兄。他是第一个从美国来的海外传道员，于1946年抵达意大利。我受他培训几个星期之后，就要独自执行这个充满挑战的任务了。我特别记得当年探访的第一群会众——法恩扎会众。试想想，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在任何会众发表过演讲！虽然如此，我还是鼓励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当中的许多年轻人，考虑参与全时的传道工作。后来，这群会众的一些年轻人在意大利语地区被委以重任。

分区监督的生活确实多姿多彩，许多事叫人意想不到。我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尽管困难不少，却十分喜乐，从中我体验到弟兄姊妹的温情厚爱。

 战后意大利的宗教状况

那个年头，意大利的宗教状况是怎么样的？当时天主教会拥有无上权威。尽管新宪法已经在1948年生效，但从前法西斯政权禁止耶和华见证人自由传道的法律，却直到1956年才被废除。在这种情况下，教士常常横施压力，妨碍分区大会进行，但有时教士枉作小人。1948年，在意大利中部小镇苏尔莫纳发生的事就是一个例子。

耶和华见证人在镇上一个剧院里举行大会。星期日早上，我担任大会的主席，朱塞佩·罗马诺弟兄发表公众演讲。当时全国的传道员还不到500人，但剧院里却有2000个听众，在那时候，人数可算非常多了。演讲结束时，一个青年受听众席里两个教士的唆使，突然跳到台上大喊大叫，试图制造混乱。我立即对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要说，就请自己租个礼堂，那你想说什么都行。”在场的听众很不认同这个青年的所作所为，台下发出一片嘘声，掩盖了他的话。那青年看势头不对，跳下讲台撒腿就逃。

那段日子，出远门很不容易。从一群会众到另一群，我有时步行，有时骑车，有时搭又旧又挤的公车，有时坐火车，有时只能在马厩或工具棚里留宿。大战刚刚结束，意大利人多半很穷。会众里弟兄的数目很少，生活都很贫困。虽然如此，为耶和华服务仍旧是快乐的。

到基列学校受训

1950年，我和朱塞佩·图比尼获邀参加基列学校的第16届海外传道员训练班。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学习英语相当困难。我尽力去学，但确实不容易。我们必须把整本英语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为了达到目标，有时我不吃午餐，好腾出时间练习朗读经文。轮到我在课堂上发表演讲了。导师的评语至今言犹在耳，就像昨天才听到的一样。他说：“你的手势非常出色，讲话也充满热诚，但你说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尽管如此，我还是毕了业。之后，我和朱塞佩·图比尼被派回意大利服务。经过基列学校的培训，我们俩为弟兄服务的能力都提升了。

 1955年，我跟利迪娅结婚。她七年前受浸时，发表浸礼演讲的人正是我呢！利迪娅的爸爸多梅尼科是个好弟兄，虽然受法西斯政权迫害，被判流放异地三年，还能帮助七个孩子全都接受圣经真理。利迪娅也勇敢地捍卫真理。意大利还没认可耶和华见证人有权逐户传道之前，利迪娅曾三次因传道被控告。我们结婚六年后，长子贝尼亚米诺出生，1972年又生了马尔科。现在，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儿都热心事奉耶和华，令我十分欣慰。

继续努力为耶和华服务

多年来我为弟兄姊妹服务十分快乐，经历毕生难忘。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岳父曾写信给当时的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期间，他们俩曾一起被流放到文托泰内岛，所有被当局视为眼中钉的人都囚禁在这个岛上。岳父想向总统作见证，所以在信中请求总统接见他。岳父获准谒见总统，我陪他前去。我们受到热情款待，这是我们从没经历过的。总统亲切地欢迎岳父，跟他拥抱。之后，我们向他讲解我们的信仰，并送给他一些圣经书刊。

我做了44年分区监督，探访过意大利全国各地的会众。1991年，我被派到新的岗位服务。此后四年我担任大会堂监督，但由于身患重病，不得不减少工作量。不过，感谢耶和华的分外恩典，让我能继续全职为他工作。我尽己所能向人传道，教导人明白王国的好消息，目前主持几个圣经研究。直到今天弟兄姊妹还在说，我的演讲热情澎湃。我虽然上了年纪，热心始终不减，真的要感谢耶和华。

年轻时我惧怕死亡，而且怕得不得了，但确切地认识圣经真理以后，就满怀信心地盼望得着永生，即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我热切企盼在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环境里得着丰盛的生命，享有耶和华所赐的厚福。愿一切尊荣都归于仁爱的创造主。我们的名称能包含至高者的圣名，实在是无上光荣！（诗篇83:18）

［第22,23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瑞士

伯尔尼

苏黎世

阿尔邦

施泰纳赫

意大利

罗马

科莫

米兰

阿达河

卡斯蒂奥内－安德文诺

法恩扎

苏尔莫纳

文托泰内

［第22页的图片］

前往基列受训

［第22页的图片］

跟朱塞佩摄于基列

［第23页的图片］

摄于结婚当日

［第23页的图片］

爱妻与我并肩事奉上帝超过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