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证件，我是1924年出生的，出生的地点看来是位于俄罗斯最东边，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村子，叫什马科夫卡。

一天，我爸爸和哥哥们被土匪抓走了，此后妈妈再没有见过他们。家里剩下妈妈和一屋子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妈妈没办法养活那么多孩子，一个邻居就对妈妈说，他可以把我们几个最年幼的带到俄罗斯东正教的孤儿院去，并对孤儿院的人说我们是被母亲遗弃的。

妈妈同意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和其他比较小的孩子肯定会饿死。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回想起来，我很感激妈妈当时那样做，不然我们可能真的会死去。但另一方面，她的这个决定多年来一直令我很难过。

1941年，我搬到韩国，后来嫁给一个心肠很好的俄罗斯男子，他叫伊万。1942年，我们的女儿奥莉娅在韩国的首尔出生。1945年，儿子科利亚出生，而小儿子卓拉则在1948年出生。我们开了一家商店，丈夫负责看店，我就帮人家修补衣服。当时首尔受日本统治，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会说日语，但在家里我们还是说俄语。1950年之前，在首尔的苏联人、美国人和韩国人都和平相处，这些人都是我们店里的顾客。

1950年，情势忽然完全改变。北韩军队在那年占领了首尔。我们来不及逃走，结果跟其他外国人一样被他们抓了。在接着的三年半里，我们跟其他的战俘，当中有英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一起被押到北韩境内不同的地方。哪里稍微可以遮风挡雨，他们就让我们住在哪里，同时我们还常要躲避空袭。

偶尔，我们可以住进有供暖设备的房子里和得到足够的食物。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有小米吃，也要睡在寒冷的、已经没有人住的建筑物里。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和必需品而死去。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挨饿受冻，心里就会很担心。有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为了让孩子们暖和一点，我记得自己要整晚坐在火堆旁边，把石头烤热，然后放到他们的床铺下面。

天气转暖后，村子里的一些北韩人教我们怎样看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于是我们到处找野菜、山莓、葡萄和蘑菇。那些村民不但对我们一点敌意都没有，反而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我也学会抓青蛙来补充营养。由于长期吃不饱，孩子们经常嚷着要吃青蛙，这令我十分心酸。

 某一年的10月，军队命令我们徒步走到另一个地方，叫做晚浦，他们说会有牛车来载生病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去。奥莉娅和我丈夫跟着大队先走路去，我和两个小儿子则等牛车来再上路。我们焦急地等了好几天，牛车才来到。

生病的战俘像一袋袋的谷物一样，被人叠放在牛车上。那个情景真可怕！我背着年幼的卓拉，想把科利亚放在牛车的一个角落上，他却放声大哭，嚷着说：“妈妈，妈妈，不要把我放在这儿！我要跟你在一起！”

科利亚在我后面，用一只小手紧拽着我的裙子，要半走半跑才能跟得上。我们一连走了好几天。一路上，士兵射杀了许多战俘，大群的乌鸦跟在我们后面，吃丢弃在地上的尸体。后来，我终于又跟丈夫和女儿重聚了，我们一家人哭着紧紧抱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又醒着，整夜不断地烤石头和把石头放在孩子的床铺下。现在所有的孩子 都在我身边，我心里感到很塌实。

1953年，我们被安置在分隔南北韩的三八线附近，生活稍稍得到改善。我们分配到干净的制服、鞋子、面包，甚至还有糖果。不久，英国籍的战俘被释放了，接着是法国籍的。但我们一家没有国籍，所以当最后的一批战俘也被释放后，就只剩下我们。我们绝望地哭，什么都吃不下。就是这时候，一个北韩官员对我们说了文章开头引述的那些刻薄的话。

想不到，不久之后有人押送我们经过非军事区，到了南韩那边。美军的人员盘问过我们以后，同意让我们 移民到美国去。我们坐船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在那里得到一个慈善团体的帮助。后来，我们搬到弗吉尼亚州，那里有些朋友帮助我们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最后，我们搬到马里兰州，正式在这个国家开始新生活。

一些在当地人眼中很平常的事物，比如说吸尘机，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就像所有新移民一样，我们要辛苦地干活，工作的时间也很长。让我很难过的是，我看见一些生活已经过得不错的移民，竟然占那些新来的人的便宜。我们到了美国不久，就遇到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父，他对我们说：“你们已经来到一个被上帝赐福的国家。不过你们想要成功，就别再跟你们的老乡混在一起。”他的话令我很震惊，也很困惑。我们不是应该跟同胞互相帮助的吗？

1970年，一个叫伯尼·巴特尔曼的耶和华见证人来我们家传道。他是个身材高大、性格直率的人，跟我们俄罗斯人差不多。我们跟他谈了几个小时。我自小在东正教的孤儿院长大，所以很熟悉教会的道理和仪式。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拥有一本圣经。后来，伯尼带了一本圣经来，并说：“这本圣经是送给你们的，因为我爱你们。”他也介绍我们认识一个从白俄罗斯来的耶和华见证人，名叫本尼，他会说俄语。

我向本尼和他的妻子提出不少问题，他们总是温和地用圣经回答我。可是，那时我认为耶和华见证人肯定是曲解了圣经的话。令我特别生气的是，他们的书刊说马利亚除了耶稣，还生了其他孩子，这跟教会说的不一样。

我打电话给一个波兰裔的朋友，请她打开她的波兰语圣经，看看马太福音13:55,56节怎么说。她把经文读出来时，我很惊讶，原来耶稣真的有弟弟！这个朋友又打电话到首都华盛顿，请一个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朋友翻查那里所有的圣经译本。然后她告诉我，所有译本的那一节经文都说耶稣是有弟弟妹妹的。

 我还有许多其他的疑问，比如：为什么上帝要容许孩子死去？为什么人们要发动战争？为什么连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也不能互相了解？我很高兴能够在圣经里一一找到答案。我知道上帝没有定意要人受苦。另外，当我知道将来可以跟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亲友重聚，我高兴极了。我知道越多的真理，就越看出耶和华是真实的。

我儿子从越南打仗回来后，情绪大受战时的经历所困扰。有一天，我站在家里的圣画像前，祈求上帝帮助我的儿子，却突然意识到我应该直接向永活的上帝耶和华祷告，而不是向画像祷告。我把画像撕掉，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一些五颜六色的锡纸。那些画像是我在教堂买的，但当天晚上我就把它们全都扔掉。

要脱离自小信奉的宗教，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我看出听从圣经的教导比什么都重要。一年后，我带着女儿和丈夫去见一个东正教的神父。我带了一个本子，上面写了许多圣经问题，问题下面则写了相关的经文。我把经文读出来时，神父摇着头说：“你没救了！”他还叫我们永远不要再去找他。

这一幕对我那个既有主见，求知欲又强的女儿奥莉娅有很大的影响。她也开始仔细研究圣经，不久就跟我一起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我在1972年受浸，奥莉娅则在次年受浸。

我们家的座右铭是“忘掉过去，专注目前”。因此，我们一旦看出什么是对的，尽管那是从来没做过的事，也会毫不犹豫地马上去做。我和女儿跟上帝建立了友谊后，就渴望上门探访别人，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告诉他们。我的性格一向都直言直语，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传道时常常须要别人来帮我打圆场。但后来，我慢慢学会怎样跟许多不同国籍和背景的人攀谈，尤其是向那些像我一样，希望找到美好人生的人传讲圣经的信息。

我和女儿受浸后，常常谈到要是有一天苏联的铁幕政权倒台，我们就回俄罗斯帮助那些想寻求真理的人认识上帝。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政权真的倒台了，于是奥莉娅回到俄罗斯，实现我们两人的梦想。她在那里全时为上帝服务了14年，帮助过许多人学习圣经，也在耶和华见证人的俄罗斯分部帮忙把圣经书刊从英语翻成俄语。

现在我须要长期躺在床上。我的儿女们努力照顾我，希望我能过得舒服一点。我早年经历了许多痛苦，但后来终于找到真正美好的人生，为此我很感激上帝。我亲身体验到牧人大卫在圣经的诗篇上所写的这些话：“［上帝］带我到水源充足的地方安歇。他使我重新得力，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2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