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人搬到南非的罗德波特镇几年后，我的父亲去世了。1947年，我16岁，为了帮补家计，我在政府设立的电话服务部门做全职工作。有一天我在家里的时候，一位老先生上门来推荐我和姐姐订阅《守望台》，我们不忍心拒绝他，就订阅了。

 很快，我们一家都对圣经真理产生了兴趣。我妈妈年轻时曾属于荷兰归正会，她看出圣经的教导跟教会的主张很不一样。于是妈妈、姐姐和我开始学习圣经，很快也开始参加聚会。1949年，我受浸了，是家里第一个受浸的人。接下来的几年，我继续工作赚钱，但我真的很想多为耶和华服务。

 1954年，我开始做正规先驱，我写信给南非分部询问哪里更需要传道员。分部建议我去比勒陀利亚市（普利托利亚市），并安排另一位先驱姊妹做我的同伴。我们的住处还算舒适。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当地有一种美味的麻花卷(koeksisters)，是由在枫叶糖浆里浸泡过的面团油炸而成的。

 后来我的先驱同伴结婚了，当时的分部仆人乔治·菲利普斯弟兄问我愿不愿意做特别先驱，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1955年，我开始做特别先驱，被派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哈里史密斯镇。我和新同伴发现要找到合适的住处很不容易。有一次，当地教会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后，就强迫房东让我们搬走。

 后来我被派去约翰内斯堡（约翰尼斯堡）的帕克赫斯特。两个特派传道员姊妹也被派到那里，后来其中一个结了婚，另一个被派往别处。一个名叫艾琳·波特的姊妹叫我搬到去她的家。虽然他们没有多余的房间，但还是慷慨地接待了我。我睡在用帘子隔开的一个小角落里。艾琳心地善良、言谈积极，我跟她在一起感到很自在。虽然她需要照顾家人，但还是热心传讲真理，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久后，我被派去东开普省的北阿利瓦尔镇，跟一个名叫默琳·劳伦斯的姊妹一起工作。当时我们俩都20多岁。有一个名叫多萝西的年长姊妹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都喜欢叫她西西阿姨。她以前在传道时曾被一群恶犬扑咬，但她的传道热情丝毫没有消减。

 1956年，默琳受邀成为第28届基列学校的学生。我多想跟她一起去啊！还好有西西阿姨陪着我，她很关心我。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大约50岁，还是成了好朋友。

 没想到后来我也跟默琳一样受邀去基列学校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在去学校之前，我在奈杰尔镇待了大约8个月，跟凯西·库克姊妹一起工作。凯西是个基列毕业生，她常常跟我谈起基列学校，让我对学校生活充满期待。1958年1月，我出发前往纽约。

 在基列学校，我跟一个来自萨摩亚的姊妹蒂娅·阿伦尼，以及一个毛利族姊妹艾薇·考亨同住一个房间。我在南非的时候，政府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要求白人和其他种族分开。所以对我来说，跟这两位姊妹做室友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我很快就喜欢上她们俩。我们班上的学生非常国际化，这让我觉得很新奇。

 我们有一个导师是马克斯韦尔·弗兰德弟兄，他的课有时让人挺紧张的。他在教室里放了三盏灯，分别标示着“音调”“语速”和“力度”。学生在演讲或示范的时候，如果弗兰德弟兄觉得有哪个方面需要改进，就会亮起其中一盏灯。我很害羞，因此常常遭受这种亮灯的待遇，有时候我难过得哭了，但我还是很喜欢弗兰德弟兄。有时我在课余时间忙着完成打扫的工作，他会亲切地递给我一杯咖啡。

 几个月过去了，我开始想自己会被派到哪里去。我之前的先驱同伴默琳从基列毕业后被派去了秘鲁，她的特派传道员同伴很快就要结婚了。默琳建议我问问在组织中带头的内森·诺尔弟兄，我可不可以替代她的同伴。诺尔弟兄每隔几周就会到基列学校看一看，所以很容易找到机会跟他交谈。我毕业以后，真的被派到了秘鲁！

 能在秘鲁的利马跟默琳团聚，我太开心了！虽然我学习西班牙语没多久，但从一开始我就有进步稳定的圣经学生。后来默琳和我被派到高山上的阿亚库乔。不得不说，那里的生活相当艰苦。我学了一点西班牙语，但当地很多人只会说克丘亚语。那里海拔很高，空气稀薄，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才适应。

 我觉得自己在阿亚库乔的传道工作没有什么成果，我也常常想那里会有多少人接受真理。但今天在阿亚库乔市有700多个传道员，那里还有一个克丘亚语（阿亚库乔）远程翻译处。

 后来，默琳嫁给了一个名叫拉蒙·卡斯蒂略的分区监督。1964年，拉蒙到基列学校参加一个为期10个月的课程。我的一个基列同学也在他的班上，那个年轻人叫梁伏龙。 a伏龙当时在香港服务，他受邀回到基列学校接受额外的培训，好在分部担负起更多职责。伏龙向拉蒙问起我在秘鲁的情况，后来伏龙和我就开始互通书信。

 从一开始伏龙就清楚说明，我们彼此通信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谈恋爱。当时金海露在香港做特派传道员，他常常需要到邮局去，所以他答应帮伏龙寄信。他会在伏龙寄给我的信封上画一些小图画、写几句留言，例如：“我会让他勤快一点，多写几封信给你！”

 我和伏龙通信大约一年半后就结婚了。于是我结束了在秘鲁大约七年的服务。

 1965年11月17日，我们结婚了，婚后我们和另外两对夫妻住在分部。我很喜欢在香港的新生活。白天伏龙会在分部做翻译工作，我则会出去传道。广东话很难学，但我亲爱的丈夫和几个特派传道员姊妹都耐心地帮助我。我一边教地区里的小孩子学习圣经，一边学习新语言，就没那么大压力了。

 几年后，我们搬到位于香港观塘的特派传道员之家，这样伏龙就可以教新来的特派传道员广东话。 b我很喜欢在那个地区传道，很多时我甚至都不想回家！

 1968年，我很高兴收到主持圣经课程的新课本《导至永生的真理》。这比前一本课本《“以上帝为真实”》简单一些，特别适合用来帮助那些不熟悉圣经、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圣经学生。

 不过，我误以为只要学生能回答课本提出的问题，就表示他们接受了圣经的道理。我有一个圣经学生学完了整本《“以上帝为真实”》，竟然还不相信上帝存在，这让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学会多跟学生聊聊，了解他们对学到的内容有什么看法。

 我们在观塘服务了几年后搬回分部，伏龙开始担任香港分部委员会的成员，我在分部做打扫和接待的工作。偶尔伏龙需要到外地执行必须保密的任务，我不能陪他一起去，但对我来说，能够支持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大的殊荣。

 2008年，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耶稣牺牲纪念聚会之前不久，我亲爱的伏龙在外出旅游期间突然去世。我的心都碎了。弟兄姊妹纷纷前来安慰我。在聆听纪念聚会演讲的时候，我帮助一个对圣经感兴趣的女士查找经文，这样可以让自己忍住不哭出来。伏龙最喜欢的一节经文让我重拾力量，经文说：“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我正握着你的右手……我会帮助你。”（以赛亚书41:13）

 伏龙去世7年后，香港的弟兄们为了让我在身体上得到更好的照顾，建议我搬去一个比较大的分部。于是我在2015年搬到了南非分部，这里离我最初认识真理的地方不远。

 这些年来我为耶和华服务，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甘心乐意为耶和华付出，他就赐福给我。现在我仍然跟一些过去的圣经学生保持联系，她们都忠贞地敬奉耶和华。我也看到耶和华怎样赐福给我们在传道工作上看似微不足道的付出。例如在秘鲁，1958年传道员的人数有760左右，但到了2021年，人数增长到13万3000左右；在香港，1965年传道员人数大约是230，到了2021年，人数增长到5565。

 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做的没有以往那么多，但我仍有一颗乐意服务的心，而且热切期待在未来的新世界里也能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到时，会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我会热切地说：“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