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亞瑟·格斯特是個敬畏上帝的人，他年輕時原本想當一名循道會的牧師。然而，在讀了聖經研究者的書刊後，一切都改變了，父親開始與這些人來往。他在1914年，也就是17歲那年受浸。第一次世界大戰於同年爆發，父親接到軍隊的徵召，但他不願從軍，因此被判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敦監獄服刑十個月。父親一獲釋，就成為派書者（先驅），全時為上帝服務。

我的父母在1926年結婚，我的母親是海素爾·威爾金森。我的外婆在1908年學習真理。我於1931年4月24日出生，在家中排行第二。我們全家以崇拜耶和華為生活重心，父親對聖經的尊重深深影響了我，使我一生喜愛上帝的話語。除此之外，我們整家人經常挨家挨戶向人傳道。（使徒行傳20:2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隔年加拿大政府禁止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當時，學生要向國旗敬禮和唱國歌，舉行這些愛國儀式時，我和姐姐多蘿西就會離開教室。沒想到，有一次老師羞辱我，說我是膽小鬼。放學後，幾個同學罵我，還把我打倒在地。然而，這些 迫害加強了我的決心，「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使徒行傳5:29）

1942年7月，我在農場的水池受浸，當時我11歲。我很喜歡在學校放假時做假期先驅（現稱輔助先驅）。有一年，我和三位弟兄前往安大略省北部，向那裡的伐木工人傳道。

1949年5月1日，我開始做正規先驅。當時加拿大分部正在進行建築工程，我受邀協助這項工作，並於12月1日成為伯特利成員，受委派在印刷廠服務，學習操作平台印刷機。有好幾個星期我需要值夜班印刷傳單，內容跟耶和華見證人在加拿大受到的迫害有關。

後來，我到傳道部工作，曾與幾位來分部參觀的先驅面談，他們正要去魁北克服務，當時弟兄在那裡受到嚴重的迫害。瑪麗·札圖拉是當時來參觀的其中一位先驅，她來自艾伯塔省（亞伯達省）的埃德蒙頓。她和哥哥喬·札圖拉不願停止學習聖經，結果被信奉東正教的父母趕出家門。札圖拉兄妹於1951年6月受浸，六個月後開始做正規先驅。我跟瑪麗面談時，她的屬靈特質令我印象深刻，我告訴自己：「她就是我想要娶的女孩。」九個月後，也就是1954年1月30日，我們結婚了。婚後一週，我們開始學習如何從事分區探訪的工作。接著的兩年，我們在安大略省北部的一個分區服務。

當時，傳道工作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上帝的組織也開始呼籲人加入特派傳道員的工作。我和瑪麗心想，既然我們能忍受加拿大冰冷的冬天及夏天惱人的蚊子，任何惡劣的環境應該都難不倒我們。1956年7月，我和瑪麗畢業於第27屆基列學校。四個月後，我們到達委派的地區——巴西。

抵達巴西分部後，我們開始學習葡萄牙語。我們一學會一些基本的日常用語，把一個一分鐘的雜誌介紹詞背起來，就去傳道了。如果住戶有興趣，我們會讀出與樂園有關的經文。我們第一次去傳道那天，碰到一位對聖經感興趣的女士，於是我讀出啟示錄21:3,4給 她聽，沒想到我讀完經文就昏倒了！原來我還沒適應當地濕熱的氣候，這也是我日後的一大挑戰！

我們受委派在坎普斯服務，現在那裡已有15群會眾了，但當時整座城市只有一個小組，而惟一的特派傳道員之家則住著四個姊妹——埃絲特·特雷西、拉莫娜·鮑爾、路易莎·施瓦茨、洛琳·布魯克斯（現在是洛琳·沃倫）。我負責的家務是洗衣服和帶回煮飯用的木柴。某個星期一晚上，我們討論完《守望台》後，瑪麗躺在沙發上休息，和大家一起聊白天發生的事。當她起身時，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居然是一條蛇！屋裡頓時一片混亂，直到我把蛇殺了，才平靜下來。

學習葡萄牙語一年後，我受委任做分區監督。我們搬到鄉下，過著簡樸的日子，那裡沒有供電，也沒有床，只能睡在蓆子上，出門也只能騎馬或坐馬車。在沒有會眾照料的地區從事見證運動期間，我們搭乘火車到山上的小鎮，並在那裡租了一個房間。分部辦事處寄給我們800本雜誌供傳道之用，因此我們需要來回郵局好幾趟，才能把一箱箱的雜誌帶回住的地方。

1962年，弟兄及特派傳道員姊妹參加在巴西各地舉行的王國職務訓練班。有六個月的時間，我獨自到馬瑙斯、貝倫、福塔萊薩、累西腓（雷西費）和薩爾瓦多的訓練班做導師。在馬瑙斯，我也在當地一個著名的歌劇院籌辦區域大會。然而，滂沱大雨使飲用水變混濁，我們也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用餐。（當時的大會有供餐的安排。）我與當地的軍隊聯繫，結果一位友善的軍官不但樂意提供大會所需的飲用水，還派士兵搭建兩個大帳篷當作廚房及用餐區。

我不在瑪麗身邊的那段時間，她去商業地區傳道，那裡的葡萄牙人以賺錢為首要目標，不願意談論聖經。因此，瑪麗跟一些伯特利成員說：「世界上我最不想住的地方就是葡萄牙！」沒想到不久後我們就收到一封信，邀請我們去葡萄牙服務，瑪麗聽到時很驚訝。雖然當時傳道活動在葡萄牙被禁止，我們還是接受了這項委派。

1964年8月，我們抵達葡萄牙的里斯本，那裡的弟兄姊妹受到葡萄牙祕密警察（國防調查警察部）的迫害。考慮到這點，我們覺得最好不要有人前來迎接，我們也不跟當地的耶和華見證人聯繫。在等候居留證期間，我與瑪麗住在旅館。取得簽證後，我們租了一間公寓。1965年1月，我們終於可以聯繫分部辦事處。我們到葡萄牙五個月後，總算能參加聚會了，這讓我們覺得非常開心！

由於王國聚會所被迫關閉，所以聚會改在私人家中舉行。然而警察每天都會搜查弟兄姊妹的家，所以許多耶和華見證人被帶到警局盤問。警方極力虐待弟兄，想迫使他們透露主持聚會的弟兄的全名。因此，弟兄學會以名字而不是姓氏稱呼彼此，例如：若澤、保羅。所以我們也這樣做。

儘管如此，我們最關心的仍是提供弟兄姊妹所需的靈糧。瑪麗的工作是把《守望台》研讀文章和其他書刊的文字打在蠟紙印刷機上，這樣就能把這些資料印出來。

1966年6月，里斯本的法官正在審理一宗案件。費若會眾的49位成員以參與私人家中非法集會的罪名受審。在此之前，我和弟兄姊妹進行模擬演練，我扮演檢察官審訊及盤問他們。我們雖然知道打不贏這場官司，但也明白這是個作見證的大好機會。我們的律師在辯護結束前勇敢地引用1世紀律法導師迦瑪列的話。（使徒行傳5:33-39）這宗案件被大肆報導，而49位弟兄姊妹則被判處45天至5個半月不等的刑期。我們很高興這位勇敢的律師在過世前已經開始學習聖經，並參加聚會。

1966年12月，我被委任做分部監督，花不少時間處理法律事務。我們非常努力爭取崇拜的自由，結果在1974年12月18日，在葡萄牙的耶和華見證人終於獲得法律認可。（腓立比書1:7）總部的弟兄內森·諾爾和弗德烈克·法蘭茲為此前來葡萄牙，出席在波爾圖（奧波托）和里斯本舉行的歷史性盛會，與我們分享這份喜悅，共計有4萬6870人參加。

 耶和華開啟了傳道的大門，好消息得以傳遍許多說葡萄牙語的地區，包括亞速爾（亞述）群島、佛得角（維得角）、馬德拉以及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由於傳道員人數不斷增加，分部設施需要擴建。1988年4月23日，米爾頓·韓素爾弟兄主持了分部新設施的呈獻禮，共有4萬5522人出席。有20位曾在葡萄牙服務的特派傳道員，也回來參與這場盛事，讓我們非常感動。

多年來，與忠心的弟兄來往使我們的生活更多采多姿。在協助西奧多·傑拉斯弟兄從事海外特訪的期間，我學到寶貴的一課。當時我們探訪的分部正面臨嚴重的問題，分部委員會成員能做的都做了。傑拉斯弟兄想讓他們放鬆點，就說：「剩下的就交給耶和華，讓聖靈發揮作用吧！」另外，我和瑪麗在好幾十年前曾到布魯克林，有機會與法蘭茲弟兄和其他人聊聊。結束當晚的談話前，大家請法蘭茲弟兄說說他多年來為耶和華服務的感想，法蘭茲弟兄說：「我認為不論情況是否順利，都要緊緊跟隨耶和華的地上組織。因為只有這個組織正在執行耶穌吩咐門徒要做的工作，傳講上帝王國的好消息。」

跟隨上帝的組織使我和瑪麗深感喜樂。我們很珍惜探訪各分部的美好回憶。在探訪期間，我們看到弟兄姊妹不論老幼，都忠貞地為上帝服務。我們有機會在探訪時表達對他們的賞識，並鼓勵他們繼續事奉耶和華。

時光飛逝，我與瑪麗已80多歲了。瑪麗要與各種健康難題搏鬥。（哥林多後書12:9）雖然遭遇各種考驗，我們的信心卻因此受到鍛鍊，使我們決心保持忠義。回顧過往，我們確實在許多方面體驗到上帝的分外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