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29年12月22日出生於諾維爾。這是一個由9個農場組成的小村莊，離比利時阿登地區的巴斯托涅（巴斯通）不遠。我的童年是在農場度過的，非常快樂。我和弟弟雷蒙每天一起擠牛奶，我們也幫忙收莊稼。村裏的人關係很緊密，大家經常互相幫忙。

我的父母埃米爾和艾麗斯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個星期天都去望彌撒。但大約在1939年的時候，從英國來的先驅來到我們的小村莊。他們請我的爸爸訂閲《安慰報》（現稱《警醒！》），爸爸很快看出自己讀到的就是真理，於是開始親自讀聖經。後來，他不再去望彌撒，原本很友善的鄰居就開始猛烈地反對他。他們向爸爸施壓，不准他改變信仰，為此爸爸經常跟他們激烈地爭論。

看見爸爸承受那麽大的壓力，我真的很難過。於是，我就像開頭説的那樣懇切地向上帝禱告。後來，鄰居們漸漸不再反對爸爸了，這令我感到非常開心。我看出耶和華真的是「聽禱告的主」。

1940年5月10日，納粹德國入侵比利時。很多人都因此被迫逃離家園，我們一家也逃往法國南部。這一路非常危險，因為我們有時會遇到正在交戰的德法兩軍，結果我們就被困在戰區。

 我們回到農場後，發現大部分財物都被搶走了，只有我們的狗波比在那裏迎接我們。經歷了這樣的事，我開始思考：「為甚麽會有戰爭和苦難？」

那段時期，伊彌爾·舒蘭茲 a弟兄來過好幾次，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他是一個忠心的長老，也是一個熱心的先驅。他根據聖經清楚地解釋為甚麽會有苦難，也回答了我關於人生的其他問題。我跟耶和華的友誼不斷加深，我也越來越相信他是充滿愛心的上帝。

在戰爭結束之前，我們一家已經有機會更經常跟耶和華見證人來往。1943年8月，何塞－尼古拉斯·米内特弟兄來我們農場發表了一個演講，之後他問：「誰想受浸？」爸爸舉手，我也舉手。後來我們就在農場附近的小河裏受浸了。

1944年12月，德軍在西部戰線發動了最後一次總攻擊，這就是著名的「突出部之役」。我們住的地方離戰場很近，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地窖裏躲了大約一個月。有一天，我從地窖出來去餵牲口。沒想到，農場被炮彈擊中，有個屋頂還被炸飛了。那時有個美國士兵就在離我不遠的牲口棚裏，他大聲對我説：「趴下！」於是我趕快跑到他身邊趴了下來，然後他把他的頭盔戴在我的頭上。

大戰之後，我們經常跟一群會衆來往，這群會衆位於列日，在我們的村莊以北大約90公里外的地方。不久之後，我們在巴斯托涅建立了一個小組。我開始從事跟税收有關的工作，也有機會學習法律，後來我還在公證處工作。1951年，我們在巴斯托涅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分區大會，出席人數大約有100。有一個非常熱心 的先驅姊妹叫埃麗·勒泰，為了參加大會，她騎了50公里的自行車。很快我和埃麗就相愛，並且訂了婚。當時埃麗已經收到基列學校的邀請，但她因為訂了婚，就打算拒絶這個邀請，於是她寫信向總部解釋原因。當時在總部帶頭的是諾爾弟兄，他的回信很温暖，信中説也許有一天，埃麗可以和丈夫一起參加基列學校。1953年2月，我們結婚了。

那一年，我和埃麗去美國紐約，參加在洋基體育場舉行的「新世界社會」大會。在那裏我遇見一個弟兄，他介紹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給我，還鼓勵我移民到美國。我跟埃麗為這件事好好向耶和華禱告之後，決定拒絶他的邀請，然後回到比利時的巴斯托涅繼續支持那裏只有10個傳道員的小組。第二年，我們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塞爾日，但沒想到塞爾日7個月大就因病夭折了。我們非常悲傷，於是在禱告中把所有傷痛都告訴了耶和華，這令我們的心受到撫慰。此外，復活的穩確希望也令我們獲得了安慰。

1961年10月，我找到了一份可以讓我做先驅的非全職工作。但就在找到工作的那一天，我接到比利時分部僕人的電話，他問我可不可以做環務僕人（現稱分區監督）。我問他：「我們可不可以先做先驅一段時間，再接受這個崗位呢？」分部同意了。我們做先驅8個月後，在1962年9月開始做分區探訪的工作。

我們做分區探訪工作兩年後，受邀加入布魯塞爾的伯特利家庭。從1964年10月開始，我們就在那裏服務，此後我們獲得了很多福分。1965年，諾爾弟兄探訪比利時分部，沒想到不久後我就被委任做分部僕人。後來，我和埃麗獲邀去上第41屆的基列學校。諾爾弟兄在13年前説的話成真了！畢業後我們被派回比利時分部。

多年來，我有榮幸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維護上帝的子民在歐洲和另一些地區的崇拜自由。（腓立比書1:7）因此，我有機會接觸到超過55個國家的官員，在這些國家，我們的傳道工作是受到限制或禁止的。在向這些官員自我介紹時，我不會强調自己在法律方面的經驗，而會説我是「上帝的僕人」，因為我知道「君王［或法官］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 流水，流向何處都隨上帝的意思」。（箴言21:1）

有一次我跟歐洲議會的一個議員見面，那次經歷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前我多次請求跟他見面都不成功，但這次他終於答應了。他説：「我只給你5分鐘，多1分鐘都不行。」於是，我低下頭開始禱告。他很緊張，問我在做什麽。我抬起頭來説：「我感謝上帝，因為你是他的一個僕人。」他問：「甚麽意思？」然後，我就給他看了羅馬書13:4的經文。他是基督新教徒，所以這節經文引發了他的思考。結果呢？他跟我聊了半個小時。這次面談非常成功，他甚至説他很欣賞我們的工作。

多年來，在税務、孩子的監護權、基督徒的中立立場以及其他方面，耶和華的子民在歐洲打了很多官司，其中許多官司我都有榮幸參與，並且親眼看見耶和華怎樣幫助我們取得勝利。令人鼓舞的是，耶和華見證人在歐洲人權法院取得勝訴的案件已經超過140宗了！

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傳道活動在古巴受到限制。為了幫助古巴的弟兄姊妹爭取更多宗教自由，我跟兩個弟兄一起工作，他們是來自世界總部的菲利普·布倫利弟兄和來自意大利的瓦爾特·法爾内蒂弟兄。古巴政府由於一些誤會限制了我們的傳道工作，我們很想消除這些誤會。我寫信給比利時的古巴大使館，然後有機會跟一個官員見面。但在起初的幾次會談中，我們沒有取得甚麽進展。

我們禱告向耶和華尋求指引後，就請求古巴政府批准我們把500本聖經運進古巴。結果，這些聖經都安全運進了古巴，並且分發到弟兄姊妹手中。我們看出自己的努力得到耶和華賜福，於是又申請把2萬7500本聖經運進古巴。這個申請也獲得了批准。能够幫助親愛的古巴弟兄姊妹擁有自己的聖經，我感到非常快樂。

 為了幫助古巴的弟兄姊妹爭取更多的合法權益，我去了古巴很多次。這期間，我跟很多政府官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1994年盧旺達爆發了針對圖西族的屠殺，有超過100萬人喪生，一些弟兄姊妹也不幸遇難。很快，一群弟兄就受到委派，負責安排那裏的救援工作。

我和幾個弟兄到達首都基加利（吉佳利）後，看見翻譯事務處和存放書刊的倉庫都布滿子彈孔。我們聽到很多弟兄姊妹被人用大刀活活砍死，這令我們非常痛心。不過，我們也聽到很多弟兄姊妹用行動顯出愛心的感人事跡。比如，有一個圖西族的弟兄告訴我們，他受到胡圖族一個耶和華見證人家庭的保護，在地洞裏躲了28天。在基加利，我們有一次跟900多個弟兄姊妹見面，那時我們盡力鼓勵和安慰他們。

在扎伊爾（又叫薩伊，現稱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戈馬市附近有一些難民營，我們聽説很多盧旺達的弟兄姊妹都逃到那裏，於是我們越過邊境去了扎伊爾。我們找不到弟兄姊妹，就向耶和華禱告尋求指引。然後，我們看見有個人向我們走過來，就問他有沒有見過耶和華見證人，他説：「我就是耶和華見證人。」他還説：「我可以帶你們去見救災委員會的弟兄。」我們跟救災委員會的弟兄見面後，感到非常振奮。之後，我們跟大約1600個逃難的弟兄姊妹見面，並且盡力鼓勵和安慰他們。我們也向他們讀出來自中央長老團的一封信，信上説：「我們常常為你們禱告，我們深信耶和華一定不會拋棄你們。」弟兄姊妹聽到這些話，都非常感動。耶和華確實沒有拋棄他們！今天，盧旺達有超過3萬個弟兄姊妹正在喜樂地為耶和華服務！

結婚差不多58年後，我在2011年失去了愛妻。我在禱告中向耶和華訴説我的痛苦後，得到了他的安慰。此外，我繼續跟人分享王國的好消息，這也給我很大的力量。

雖然我現在已經90多歲，我還是每週都參與傳道工作。我也很高興能協助比利時分部的法律部，跟别人分享我的經驗，並且牧養伯特利家庭裏年輕的弟兄姊妹。

大約84年前，我第一次向耶和華禱告。在那之後，我不斷親近耶和華，一生過得精彩又滿足。在我這一生中，耶和華一直留心聽我的禱告，我為此深深感激他。（詩篇66:19）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