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我們是好夥伴

梅爾巴·巴雷自述

1999年7月2日，我和丈夫出席耶和華見證人的一個大型聚會，情形跟我們婚後57年來所參加的無數大會沒有什麼分別。那個星期五，勞埃德在夏威夷的區務大會發表當天最後的演講。突然，他不支倒地。雖然用盡方法搶救，最後他還是死去。 *

夏威夷的弟兄姊妹陪伴著我，使我得以應付痛失夫婿的悲傷，他們的支持對我來說是多麼珍貴！像世界各地許多人一樣，他們當中許多人曾有機會跟勞埃德來往，而且深愛他。

勞埃德去世已差不多兩年了，在這兩年期間，我時常回首大家共度的寶貴歲月，包括多年在海外傳道地區的工作，以及在紐約布洛克林耶和華見證人世界總部的服務。我也回顧自己早年在澳大利亞悉尼的生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跟勞埃德為了結婚而面對的難題。不過，讓我先告訴你，我成為耶和華見證人和在1939年邂逅勞埃德的經過。

我成為見證人的經過

詹姆斯·瓊斯和妻子亨莉埃塔是我的雙親；他們是仁愛的父母，對子女關懷備至。1932年，我完成了學校的課程，當時我才14歲。那時世界正經歷經濟大蕭條。我還有兩個妹妹，於是我開始做工幫補家庭的開支。不到幾年，我已經有一份薪酬優厚 的工作，負責管理幾個年輕的女職員。

在這個時候（1935年），媽媽從耶和華見證人接受了一些聖經書籍，不久，她深信自己已經找到了真理。我們以為她快要瘋了。可是有一天，我看見一本題名為《死者在哪裡？》的冊子，它的題目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悄悄地讀這本冊子。冊子的內容把我的看法完全改變過來！我隨即跟媽媽一起參加週中一個稱為模範研究的聚會。聚會使用一本稱為《模範研究》的冊子，它合共三冊，其中含有問題、答案和支持答案的經文。

大約在這個時候（1938年4月），耶和華見證人世界總部的代表約瑟夫·盧述福探訪悉尼。我參加的第一個公眾聚會，就是他所發表的公眾演講。這個聚會本來打算在悉尼大會堂舉行，但反對者迫使當局撤銷承諾，不准我們使用會場，於是演講改在面積更大的悉尼運動場舉行。敵人的反對引起了廣泛的報導，結果約莫有一萬人出席這個聚會。這個數目實在令人驚訝，因為當時澳大利亞只有1,300個耶和華見證人。

不久之後，我開始參加外勤傳道工作，之前從沒有受過任何訓練。我們一組人抵達傳道地區時，帶隊的弟兄對我說：「你做那戶人家吧。」我緊張得不得了，女住戶應門時，我竟然問她：「請問現在是幾點鐘？」她走進房子裡，看了時間之後出來告訴我。我就告辭回到汽車裡去。

可是我沒有就此放棄，不久之後，我經常向人傳講王國信息。（馬太福音24:14）1939年3月，我在鄰居多蘿茜·哈欽斯的浴缸裡受浸，象徵自己把生命呈獻給耶和華。因為缺乏弟兄，我受浸不久就奉派照料一些通常由弟兄負起的會眾職責。

一般來說，我們在私人家裡舉行聚會，但不時也會租個禮堂來舉行公眾演講。一個年輕、英俊的弟兄從伯特利（分社）來我們的會眾發表演講。當時我不知道，原來他來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想結識我。我跟勞埃德就是這樣認識的了。

跟勞埃德的家人會面

不久，我渴望全時為耶和華服務。可是，我申請成為先驅（參加全時傳道工作）時，社方卻問我是否願意在伯特利服務。因此在1939年9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個月，我加入了當時位於悉尼郊區斯特拉斯菲爾德的伯特利之家，成為這個家庭的成員。

1939年12月，我前往新西蘭參加大會。新西蘭是勞埃德的家鄉，他也回去參加這個大會。我們坐同一艘船，所以大家有機會多點認識。在惠靈頓的大會，勞埃德安排我跟他爸爸媽媽和兩個妹妹見面，稍後大家又在克賴斯特徹奇他們的老家相聚。

工作受禁

1941年1月18日星期六，聯邦政府官員坐著大約六輛黑色轎式客車抵達分社辦事處，準備沒收我們的物業。當時我的工作地方就在伯特利入口的小衛房裡，所以最 先看見他們。不過，我們在大約十八個小時之前，已接獲見證人受禁的消息，因此，弟兄已把差不多全部書刊、檔案從分社運走。接著的星期，五個伯特利家庭成員，包括勞埃德在內，都被關進監裡。

我知道監裡弟兄最急需的是靈糧。為了鼓勵勞埃德，我寫「情書」給他。我給他的信是用一般情書的口吻開始，然後我把整本《守望台》的所有文章都抄下來，最後以他的心上人署名。四個半月之後，勞埃德獲得釋放。

結為夫婦，繼續服務

1940年，勞埃德的媽媽來澳大利亞，勞埃德告訴她我們打算結婚。她勸他不要結婚，因為事物制度的末日看來已十分迫近。（馬太福音24:3-14）他也把這個打算告訴幾個好朋友，但每一次他們都勸他打消結婚的念頭。最後，1942年2月，勞埃德帶著我和兩對答應嚴守秘密的見證人夫婦，悄悄來到婚姻註冊處，於是我們結了婚。當時耶和華見證人在澳大利亞還沒有獲准主持婚禮。

婚後社方不批准我們留在伯特利服務，但問我們是否願意做特別先驅。我們欣然接受了這個新工作崗位，到沃加沃加鎮服務。當時我們的傳道工作仍然受到禁制，我們又沒有任何經濟資助，所以確實要把重擔卸給耶和華。——詩篇55:22。

我們騎前後座的自行車到郊外，遇到一些態度不錯的人，跟他們談了很久。可是，願意接受聖經研究安排的人並不多。但有一個店主非常賞識我們的工作，每星期都免費供應我們水果和蔬菜。我們在 沃加沃加鎮六個月之後，社方邀請我們返回伯特利服務。

1942年5月，伯特利家庭撤出斯特拉斯菲爾德的辦事處，搬進私人的住宅裡。為了避免引起當局注意，每隔大約兩個星期，他們就從一家搬到另一家去。勞埃德和我在8月回到伯特利時，我們在其中一個地點跟分社的弟兄會合。白天，我們在一個地下印刷廠工作。1943年6月，我們的工作終於解禁。

為海外服務作妥準備

1947年4月，我們接到初步申請表，到美國紐約南蘭星的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受訓。其間，社方派我們在澳大利亞探訪各會眾，強化弟兄們的靈性。過了幾個月，我們接獲邀請到第11屆基列學校受訓。我們有三個星期可以打點各事，收拾行李。1947年12月，我們告別親友，跟其他15個來自澳大利亞的同學一起，啟程到紐約去。

在基列學校的幾個月轉瞬即逝，畢業之後，我們被派到日本做海外傳道員。我們等候辦理日本入境證件之際，勞埃德再次被任命作耶和華見證人的周遊監督。我們探訪的會眾範圍從洛杉磯直到墨西哥的邊境。我們沒有汽車，每週見證人都仁愛地把我們從一群會眾送到另一群會眾。這個面積廣大的環目前有三個英語和三個西班牙語的區，每個區大約由十個環組成！

意想不到地，我們在1949年10月登上一艘由軍艦改裝的輪船前往日本。船的一頭撥給男乘客，另一頭則用來安置婦孺。我們抵達橫濱的前一天遇著颱風。顯然，颱風把雲翳吹走了，所以第二天（10月31日）太陽出來時，我們清楚看見富士山的壯麗景色。對準備展開新工作任務的人來說，這是個多麼熱烈的歡迎！

跟日本人一起工作

船開到碼頭附近時，我們看見數以百計黑髮的人。所有人都穿著木屐，在碼頭上走來走去，發出咯咯的響聲。我們不禁想道：「這群人真嘈吵！」我們在橫濱過了一晚，然後坐火車到神戶的海外傳道員之家。唐·哈斯利特已經在神戶租了一個地方作為海外傳道員之家。哈斯利特也是基列畢業生，比我們早幾個月抵達日本。海外傳道員之家是一座美觀、寬敞的兩層洋房，裡面什麼家具也沒有。

我們把院子裡長得高高的草割下，鋪在地上作為睡覺的軟墊。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海外傳道工作，當時我們除了自己的行李之外，什麼都沒有。我們買了幾個小炭爐（稱為日本火缽），用來取暖和燒飯。一個晚上，勞埃德發現兩個海外傳道員，珀西·伊斯洛和妻子伊瑪，不省人事。他趕緊打開窗戶，讓清新寒冷的空氣流入屋內，他們才甦醒過來。有一次我用炭爐煮飯時也昏了過去。有些事情要適應可不容易！

當務之急是學習語言。在一個月裡，我們每天用11小時學習日語。之後，我們把一兩句話寫下來，就出去傳道了。就在頭一天，我遇到一個親切和善的女子高木美代，她仁慈地接待我。我們回去探訪她時，要拿著日英詞典才能溝通，但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聖經研究。1999年，我出席日本分社擴建設施的呈獻禮時，再次跟美代和好些曾跟我研習聖經的親愛弟兄姊妹會面。 五十年過去了，他們仍然是熱心的王國傳道員，各人按著自己的環境盡力事奉耶和華。

1950年4月1日，我們在神戶舉行基督受難紀念聚會，約莫有180人出席。令我們大感驚訝的是，第二天早上竟有35個人參與外勤傳道。每個海外傳道員要帶三四個新人一起工作。住戶沒有跟我這個不懂他們語言的外國人交談，反而跟那些初次參加傳道的新人談話。他們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很高興這些新人當中有些在知識方面不斷增長，直至今天仍繼續努力傳道。

許多寶貴的服務機會

我們在神戶從事海外傳道工作直到1952年，那年社方把我們調到東京，勞埃德奉派做分社監督。過了一段日子，他的工作任務使他走遍全日本，也要到其他國家去。世界總部的諾爾弟兄有一次來到東京，他對我說：「你知道你丈夫下一次到哪裡作帶務探訪嗎？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他接著說：「如果你自付旅費，也可以跟他一起去。」我們感到多麼興奮！畢竟，我們已有九年沒有回家了。

我們很快就通知家人。媽媽資助我買機票。一直以來，勞埃德和我都忙於工作，況且我們也沒有錢回去探望家人。所以，這次耶和華的確垂聽了我的禱告。你可以想像，媽媽看見我的時候多麼開心。她說：「從今以後，我要努力儲錢，好讓你三年後可以再來。」我們告別時，的確有這個想法。但是很可惜，媽媽在接著的7月就去世了。我多麼渴望在新世界裡跟她重聚！

1960年之前，海外傳道工作是我的惟一工作任務，但到1960年，我收到社方的通知，說：「從這封信的日期起，你的工作任務是為整個伯特利家庭洗熨衣服。」當時我們的家庭只有大約12個人，因此我在從事海外傳道工作之餘，還能夠照料這個任務。

1962年，分社把原本的日式房子拆除。次年，社方在原址建成一座樓高六層的全新伯特利之家。社方派我協助年輕的新伯特利弟兄收拾房間，保持房間整潔。在一般日本家庭裡，父母從來不教男孩子做家務，因為他們認為男孩子最要緊的是努力讀書，其他各事都有媽媽代勞。可是不多久，這些年輕弟兄就知道我不是他們的媽媽了。過了一段時間，許多年輕人都繼續進步，能夠在組織裡負起較大的職責。

一個十分炎熱的夏天，一個聖經學生參觀分社，看見我在洗擦浴室。她說：「請你告訴你們的負責人，我願付錢請一個女傭來代你做這種工作。」我告訴她，我很感激她的好意，但我很樂意做耶和華組織委派給我的任何工作。

 大約這個時候，勞埃德和我接獲社方邀請，參加第39屆基列學校！那是1964年，我已46歲，竟仍然有機會返回學校進修。這實在是莫大的榮幸！課程是特別為那些在分社工作的弟兄而設的，目的是幫助他們好好照料自己的職責。這個長達十個月的課程結束之後，我們被派回日本。這個時候，國內已有三千多個王國宣揚者。

增長十分迅速，到1972年，日本已經有1萬4000多個見證人。我們在東京以南的沼津興建了一座樓高五層的分社辦事處。從我們的建築物望去，富士山的壯麗景色盡入眼簾。工廠置有巨型的新輪轉式印刷機，每個月能夠印製一百多萬本雜誌。但不久之後，還有另一個重大轉變臨到我們。

1974年尾，勞埃德接到布洛克林耶和華見證人總部的來信，邀請他在治理機構服務。起初我想：「這大概是我們分道揚鑣的時候了。既然勞埃德懷有屬天希望，我的希望則在地上，遲早我們也要分開的。或者勞埃德應該自己去布洛克林，讓我留下在日本好了。」可是我不久就調整了自己的觀點，願意跟勞埃德在1975年3月一同搬到布洛克林去。

在總部所享的福分

即使身在布洛克林，勞埃德的心仍掛念著日本的弟兄姊妹，他老是談及我們在日本的經歷。可是現在我們有機會擴大自己的服務。在他一生最後的24年裡，社方時常任用他到世界各地從事帶務探訪，我曾好幾次跟隨他到環球各地探訪。

有機會探訪其他國家的基督徒弟兄，幫助我充分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我永不會忘記在北非遇到的一個十歲女孩，她的名字叫恩泰莉。她非常喜愛上帝的名字，不惜每次步行一個半小時去參加基督徒的聚會。儘管家人猛烈反對，恩泰莉卻毅然把自己呈獻給耶和華。我們探訪她的會眾時，聚會地方只有一個暗暗的燈泡照著講者的講稿，其他地方都是黑乎乎的。在一片漆黑中聽到弟兄姊妹的美妙歌聲，真教人陶醉。

1998年12月，勞埃德和我有幸能夠出席古巴「上帝的生命之道」區務大會。這次大會可說是我們一生中的重大時刻。古巴的弟兄姊妹對布洛克林總部弟兄的探訪所表現的感激和喜樂，令我們感動極了！我有機會結識許多熱心讚美耶和華的親愛弟兄姊妹，這段寶貴的回憶是我永誌難忘的。

跟上帝的子民水乳交融

雖然我的家鄉是澳大利亞，無論耶和華的組織派我到哪裡，我就喜愛哪裡的人。在日本是這樣，在美國也是一樣。現在我住在美國已超過25年，我也很愛這裡的弟兄姊妹。我痛失夫婿時，我的想法不是要回到澳大利亞去，而是要留在布洛克林的伯特利，因為這是耶和華委派給我的工作崗位。

現在我已80多歲了。從事了61年的全時服務之後，我仍然樂意在耶和華認為適合的地方為他服務。他的確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我很珍惜跟一個深愛耶和華的良伴共度了超過57年的寶貴時光。我深信耶和華會繼續祝福我們，也確知他絕不會忘記我們所做的善工和我們為他的名所顯的愛心。——希伯來書6:10。

［腳注］

［第25頁的圖片］

1956年跟母親合攝

［第26頁的圖片］

在50年代初期跟勞埃德和一群日本傳道員合攝

［第26頁的圖片］

與我在日本的第一個聖經研究高木美代合照，在50年代初期及在1999年

［第28頁的圖片］

跟勞埃德一起在日本分發雜誌